导论

第一节 国内外有关中国村落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细胞和政治单元就是村落。早在晋朝陈寿撰的《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郑浑传》中就有“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的话语。有关“村落”这段话记载郑浑任魏郡太守时治理有方，朝廷下诏，布告天下，予以褒扬。这是我们查到的中国最早记述“村落”的文献。众所周知，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能深入地解读中国社会。只有对这些千差万别的村落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关于村落的记载国内的历史文献鲜见，而在中国开展系统的专门的村落研究大多是从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后逐渐兴起的。

一 1949年以前中国村落研究

（一）西方学者对中国村落的研究

20世纪初“西学东渐”思潮日盛，在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之际，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同样也吸引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关注。较早系统对中国村落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H. Kulp），他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葛学溥利用在沪任教的便利，组织人员对中国广东省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出版了代表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1925）。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布尔（Sidney H. Gamble）在1909～1932年作为来华的志愿者，曾任职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后担任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而后又在燕京大学基金会任职，他在中国河北、山西、河南及山东等省的十多个村落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和拍摄记录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风貌及人物，陆续出版了《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北平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华北村落：1933年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等著作，其中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1963年出版的《华北村落：1933年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是一部研究中国村落的重要著作。

1949年以前，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农户和村落调查却与日本侵华密切相关。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以南路权，并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满铁”作为在中国最大的垄断企业从1906年到1945年经营40年之久，其除了经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外，还兼有调查中国情况，为日本的侵华提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的特殊使命。20世纪40年代早期，由日本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学术部委员会的法律方面学者和“满铁”的“南满洲铁道调查部”属下的“北支经济调查所”（以下简称“满铁”调查部）的调查员共同对华北农村村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本次调查由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学者末弘严太郎编制了详尽的调查项目，包括土地关系调查法、商事金融调查法、村落家族习惯法三大类，数百个调查细目，“满铁”调查部也制定了一份关于农村经济方面的社会习俗调查项目，涉及土地占用、土地买卖、租佃关系、水利灌溉、地契地权、土地赋税、农村金融、家族关系、村庄关系九大类数百个细目。“满铁”这项庞大的调查，原计划调查第一期为10年，调查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江苏、浙江等地，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局势急剧变化未能如期完成。1940年11月至1944年8月仅在河北昌黎、顺义、良乡、栾城和山东的恩县、历城等六县实施了调查，历时3年9个月的调查成果汇集成《北支农村惯行调查资料》，总共123册出版发行。后来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年）六卷本累计3200余页（以上统称为“满铁”调查资料）。“满铁”调查资料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以村庄为对象的农村社会经济资料。时至今日，“虽然学者们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但在此基础上积累的丰富调查资料，有其珍贵的历史学术价值，为此后人们对华北村落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awley Myers）依据“满铁”调查资料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黄宗智用10年的时间研究“满铁”调查资料，并补充调查，完成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杜赞奇同样用“满铁”调查资料，完成了《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直至今天，部分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仍然在利用“满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跟踪研究并有许多的新成果涌现。

（二）中国学者的本土化研究、探索与实践

村落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了解中国农民、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也是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学者对村落的研究处于起步开创阶段，一部分学者如费孝通等受西方功能学派的启发和影响，注重用功能主义的观点来阐释村落的种种社会现象，力求全面、整体地反映村落社会现实，另一部分学者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则将村庄研究与乡村建设、社会改良的实践紧密结合。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较早运用严格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研究。《江村经济》以中国村落社区为研究视角，反映了费孝通所关注的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变迁问题，以生动的事实体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社区生活所折射的中国社会整体的问题。他的社区功能研究通过结合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体现乡村社会形态变化、经济生活的维持和变迁受到种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同时经济生活及其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布·马林诺夫斯基在1938年10月就预言：“《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在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费孝通还出版了《乡土重建》，与吴晗、袁方合作出版了《皇权与绅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云南大学费孝通（1945年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等一批社会学学者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魁阁学派。魁阁学派抱着“认识中国社会”“建设新国家的抱负”，通过实地考察，发扬“席明纳”等优良学风，从“人文区位法”的社区研究方式向“类型比较法”的方式转变，取得了许多成果：费孝通的《云南三村》《生育制度》，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经典著作。魁阁学派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界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典范。

李景汉在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调查，为研究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耀华的《金翼》以文学形式进行社会学研究，表现了中国南方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描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台头村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生活水平、婚姻家庭、村庄组织等内容。费孝通、许烺光、林耀华等以上这些著作都是中国村落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梁漱溟早年深受泰州学派的影响，1931年初在中国山东邹平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影响巨大。梁漱溟提出中国农村社会改造三大战略：第一，必须从农村入手；第二，必须以教育为手段；第三，必须走合作化道路。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改造运动，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可以用四个字予以高度概括：“政、教、养、卫。”政，是指县政改革，将乡村建设与县政改革实验合二为一；教，是指乡学和村学，它们既是教育机关，也是地方行政机关；养，是指发展农村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卫，是指组织乡村自卫，以整顿地方治安和对付日本入侵为目的。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经验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可惜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历时七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于1937年12月因日本占领邹平而被迫停止。如果说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为传统村治派推行的乡村改良运动，那么，晏阳初、陶孟和则可以称为维新派，他们在河北定县乡村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也影响颇大。但薛暮桥对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批判是：第一，他们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第二，他们不能阻止地主豪绅们剥削农民，因此他们解决不了中国农村问题。

二 1949～1978年中国村落研究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学等学科被取消。这个时期中国国内关于村落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滞，而西方对中国村落的研究兴趣却丝毫未减。介于当时政治因素的约束，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香港和从内地等流出的资料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如杨庆堃（旅美华人）对广东鹭江村的调查、柯鲁克（Isabel Crook and David Crook）对河北十里店村的调查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1949年前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村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而进行的。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M．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就质疑吴文藻和费孝通所用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他认为通过小村落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显然忽视“村落社会的历史”以及“村落以外”更大区域社会变迁的因素来审视研究中国这样如此复杂的文明社会，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深度上都是难以让人信服的。M．弗里德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本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中，“充分利用了村落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把村落社会置于区域社会（福建和广东）中去审视，以此克服村落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并试图建构‘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村落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新趋向，一是重视村落社会之上的“集市”或者“集镇”的调查研究；二是进行多村落的调查研究。这两种超越村落的“集市”或者“集镇”和多村落的调查研究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观察村落社会，也为村落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和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香港对来自广东60多个村庄的村民进行调查，两人合作出版了《当代中国的乡村与家庭》。美国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于1964～1965年在《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上连载发表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改既往的村落研究仅关注“村落社会”内部，而把分析单元放在村落之上的“集市”，从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区域中国。

三 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以后）中国村落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批西方学者涌进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用西方一些前沿理论，如象征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来解释和解构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文化。其中，黄宗智对中国乡村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中国影响较大。黄宗智开创了一种新的乡村研究范式：市场-阶级分析方法，他从小农经济的商品化和阶级分化入手，把握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目前，西方学术界在中国乡村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注重采取由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趋向于连接经验与理论，注重从实践出发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乡村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潮源于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三农”问题的强烈关注，具有明显的现实问题导向性。从研究的问题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陆学艺组织的“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贺雪峰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徐勇对农村政治问题的研究等。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所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贺雪峰认为，中国乡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是“体”，西方的理论资源是“用”，中国农村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指向理解与认识中国农村，而不是与西方学术对话。借用西方的乃至任何的理论，来深刻认识中国农村，从而为建设中国、改造中国提供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任务。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徐勇主要从农民-民主-国家角度研究中国基层农村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基层民主进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启动功能、动员功能、引导功能、推进功能、规范功能。在民主化进程中，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会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这个条件，就是政府行为必须与民众的诉求相契合。

从研究的学科来看，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公共性，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也加入了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队伍，其中以历史人类学为典型代表。吴家虎认为，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这一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历史人类学抑或田野历史学作为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向，一方面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相互融合与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着两大分支学科的发展。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注重对乡村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度理解，能够实现当代中国乡村研究的新突破。林聚任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各研究专题的历时性变化与农村发展政策、制度变革、现实问题呈现极大的关联性。

四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1998年以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百县市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郡县制，郡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因而有“郡县治，天下安”之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百县市的调查研究仅是中观层面的研究，研究的视角多是从国家和市县政府的角度，从宏观、中观政策层面展开，少有微观层面的村落社会的观察和研究。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已经出版20余部专著。陆学义主编《内发的村庄：行仁村》是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开山之作，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型，认识村落社会结构的目的，在于揭示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陆学艺强调行仁庄的内发发展的性质，分析了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三者作为行动主体的关系。孙兆霞教授等对明代卫所屯田制度（600多年前）实施以来，由中原进入贵州高原的军队在屯田戍边、由军转农而形成的特殊的屯堡村寨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乡民社会”的概念。“乡民社会”与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存在不同。屯堡村寨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单纯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地缘关系与后来族群内通婚形成的准血缘关系二者结合的产物”。王开玉等人利用安徽省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优势，同时，他们利用就近观察的便利，先后出版了《大别山口的美丽家园》（落儿岭村）、《魅力盐铺》、《发现钱庙》三部曲，“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传统的自然村落正在被行政村取代”。林聚任、解玉喜、杨善民等在挖掘“满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该书认为：“村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村落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林聚任等人的研究为“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充分利用历史资料，大时间跨度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开了风气之先。另外，关于中国村落的研究成果还有苏浩的《融入草原的村落》、郑孟煊的《城市化中的石牌村》、胡顺延的《古泽云梦的城边村》、郑凡的《沧桑小镇黑井村》、同春芬等的《和谐渔村》、赵瑞政等的《北大荒的小康村》、李友清和水延凯主编的《神州第一组》、郁贝红的《侨村蒜岭的变迁》、沈强的《关东红果第一村》、曹晓峰的《辽河岸畔锡伯村》、李美峰和康惠的《绿树成荫工业村》等。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可以看出，研究者既有对贫困村落的研究，也有对富裕村落的研究；既有对纯农业村落的研究，也有对工业化发达村落的研究；既有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也有对消失的城中村落的研究；既有对村庄组织的研究，也有对宗族结构和源流的研究。已有对村落的研究可谓是对中国农村多视角、宽领域、全景式的再认识，虽然要研究的对象是村落，但是终极的目标旨趣往往是超越村落的，多少带有寻求认识当代中国、改造当代中国的宏大的价值取向。大多数的研究者对传统村落与现代转型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更为关注。

纵览文献，不难发现研究者们的学术兴趣点多集中在当前农村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领域，例如农村改革、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基层组织变革、城乡关系、农民工流动、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问题性虽强，但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与形势性较强的经济社会变革相关联，时变性大，而现有研究缺乏对更基本的农村社会结构性或更深层次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