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General Report

走进新时代的粤港澳大湾区

袁俊 邓江年

摘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国家面向21世纪发展大趋势，面向世界发展大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落实“一国两制”，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境界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广东省实现“四个走在前列”、建设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地的重大机遇。对比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应该在构建与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适应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与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与改革开放窗口地位相对应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一国两制”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做文章，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一带一路”的巨型门户和世界级经济平台。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新时代“一国两制”现代化“一带一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并列为区域发展三大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粤港澳三方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这篇大文章”。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面向21世纪发展大趋势，面向世界发展大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落实“一国两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境界的重大战略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成为“四个走在前列”的先行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区域坐标，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杆。

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与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由来与动态

“湾区”指三面成陆、一面内凹通海的沿海地理区域，如区域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其产生的经济活动则被称为“湾区经济”。湾区由于其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居住生活条件，往往较容易集聚人口和产业。目前，如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执牛耳者。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指由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有望建成全球第四大湾区。

2012年初，中央选择山东省、浙江省和广东省作为国家海洋经济试点省，与山东的半岛经济特色、浙江的群岛经济特色不同，广东省海洋经济的特色是湾区经济，为此，广东提出发展湾区经济，并把全省沿海地区划分为六大湾区，并绘制了海洋经济地图。其中，珠江口湾区，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5年3月，在国家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6年3月，在国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强调要“携手粤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团全体会议上，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系统论述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六大方向。4月，李克强总理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7年6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在广州正式成立，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大湾区研究的高端智库机构，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汇聚了各地近百位专家，通过“政府+媒体+金融+智库”的方式深化粤港澳合作，为大湾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助推广东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7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同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论坛上演讲，首次向外界正式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六项重点工作。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2017年12月，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要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与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并列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2018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要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近年全国人大广东团审议时要求“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粤港澳三方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这篇大文章”。

与2017年相比，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凸显国家战略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湾区发展规划呼之欲出，很快将步入实施阶段。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是“研究制定大湾区发展规划”，2018年则表述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从“研究制定”到“出台实施”意味着大湾区发展规划由构想进入议事日程，再经过一年多的调研日益成熟成型，很快将步入出台实施的阶段。

二是将“深化合作”改为“全面合作”。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是“推动内地与港澳的深化合作”，而2018年报告则表述为“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互利合作”，体现了推进内地同港澳各个领域的通力合作由点到面，从强调深度到重视广度，是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更深程度的合作。

三是表述位置改变。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湾区的有关内容置于“一国两制”阐述的整体段落里，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湾区的有关内容置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段落里，与协同发展京津冀、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共同作为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点领域。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一国两制”段落的结语部分还首次提出了“港澳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而不是以往的“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意味着中央不仅要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而且要推动内地与港澳全面合作，让港澳同胞共享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价值

大湾区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我国，也是世界开放程度最高、创新活力最强、经济要素流动最快的区域之一，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基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处于世界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关键节点上，文明变革的重大契机将赋予大湾区难得的历史机遇。占领文明变革的制高点，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引领世界湾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知识创新与新技术市场应用的重要发源地。

1．大湾区重大战略部署提供了发展新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战略的提出，是对包括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版，是应对世界技术变革，主动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引领区域经济优化发展和助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长远战略。大湾区战略为我国特别是粤港澳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方向、新动力和新空间，赋予粤港澳城市群新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全球经济版图中，向海发展是普遍性特征，60%以上的经济总量集中布局在沿海地区，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与三大世界一流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GDP增长潜力最大。且拥有“一国两制”特殊制度优势，具有建设全球第四大湾区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支撑点。

创新驱动为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动力源泉。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品质，也是推动大湾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持续动力。打造全球创新发展高地，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也是大湾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建设世界级湾区，必须变追赶思维为领先思维，由追赶者变为“领头羊”，在影响世界文明变革和历史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知识创新领域占有主导权，在引爆产业革命和推动经济形态发生变迁的核心技术应用与新技术的系统集成使用上拥有话语权，在决定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抢抓最新技术应用“机会窗口”的顶层制度设计供给上具备明显优势。创新是领先思维的核心，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所在。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改革红利逐渐减弱，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亟须探索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培育新经济动能。粤港澳地区不但拥有众多亚洲一流学府、国家级实验室和企业实验室，高端人才聚集，创新资源丰富，而且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航运物流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大湾区拥有充足的创新潜能和相对完备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因此，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大湾区的创新动能与庞大的市场需求将为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重要的知识创新高地与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开放引领拓展了大湾区发展的战略空间。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也为推动大湾区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湾区建设，将会进一步廓清大湾区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形成湾区内城市间的有序竞争与错位、互补发展新格局，全面提升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因此，作为大湾区内的城市，必须抢抓新一轮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深度把握多层次、多类型、多维度的发展空间，以前瞻性的眼光和战略性的思维谋划全局，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和勇气抢占先机，赢得机会。

2．文明大变革契机展示了大湾区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金融危机和科技革命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格局正重新分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为应对全球新一轮竞争，世界各国着力寻找产业新动力、更新增长“发动机”，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要素转向主要依靠智力要素驱动转变；为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世界各国正寻找创新的新业态、整合创新链条上的不同功能、提升创新培育与孵化能力，世界创新呈现出由泛创性走向精准性、由点状的碎片化创新向网状的系统集成创新转变的黎明前曙光。

世界经济社会格局正处于大变革的转折关键期。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综合来看，世界经济社会格局的变革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风险剧增。虽然创新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旧的发展结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正在走向衰落，但创新的有效实现仍存较多未知空间，世界各国在不平衡发展雁阵中的位置进入新的调整期。二是世界科技产业大变革将引发国际发展大洗牌。当今世界科技呈现多点突破、交叉会聚的态势，世界正在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些重要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显现。科技革命必将引发产业革命，进而重塑新的国际发展大格局，世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三是城市文明演化步入新阶段。以智慧化、生态化、人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市文明形态初见端倪，21世纪人类文明进入新的大飞跃，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引领的新型城市功能设计，必然引发城市产业的大发展。

大湾区建设与文明大变革的有机融合蕴含无限生机。世界文明大变革必将引发重大的产业革命，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处于这个历史机遇期，只有敏锐把握住科技产业革命的大势，适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重点，才能抓住技术国际转移、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实现大湾区的跨越式发展。一是颠覆式技术变革给大湾区发展带来新机遇。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生命科学、云计算、工业4.0、大数据浪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等重大技术突破，将催生新的产业，引发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二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了大湾区抢占产业制高点的新机会。从目前技术革命端倪和世界产业变革总态势看，支撑第六长波周期新繁荣的动力主要是以智能化、智慧化为主要特征的IT技术革命的深化，以及基于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大会流、大综合形成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在全球产业结构呈现高科技化、高级化以及国际分工深化的大趋势下，以创新为动能的大湾区建设，迎来了抢抓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抢占产业制高点的历史机遇。三是新型城市建设与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带来城市产业大发展。从城市的发展规律看，生态化、人文化、智慧化是城市演变的重要趋势，技术革命和价值革命推动着现代城市的发展，世界城市化正在出现一系列新趋势和新特征，即传统工业文明城市向生态化可持续城市的转型，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城市的嬗变，以智能技术开发利用为标志的智慧城市的兴起等。这既是大湾区城市建设的未来目标，也将带来规模巨大的新型城市产业项目，并将成为引导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标杆。

二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特征与阶段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

1．区位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条件优越，“三面环山，三江汇聚”，具有漫长海岸线、良好港口群、广阔海域面。经济腹地广阔，泛珠三角区域拥有全国约1/5的国土面积、1/3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南海，是距离南海最近的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经略南海的桥头堡。粤港澳大湾区临近全球第一黄金航道，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要冲，是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点，是我国与海丝沿线国家海上往来距离最近的经济发达区域。

2．产业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航运业发达，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和机场群，客货运量都位居全球前列，是国家开放格局中的重要门户。大湾区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现代服务业占主导，金融、医疗、旅游、贸易、物流、法律、会计、商业管理、餐饮、博彩等行业发达。内地9市产业体系比较完备，制造业基础雄厚，是“世界工厂”，且正在向先进制造业升级，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金融、信息、物流、商务、科技等高端服务业发展较快，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其中的深圳正在向创新经济转型，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目前，广州已经赶超新加坡，深圳已经赶超香港，珠海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相当，佛山直追欧洲名城阿姆斯特丹，东莞已超越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山已超过日内瓦，惠州已经超过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不莱梅，江门与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爱丁堡并驾齐驱，肇庆与英国的利物浦等量齐观。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人口储备；具有产业链较高覆盖率和制造快速反应能力，且总部众多。根据投资总部理论，大区域合作，尤其是远距离合作，必须依托社会基础设施完善的总部，这些总部所会聚的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在全球拔河博弈中所向披靡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总部又总是聚集在离覆盖市场最近的城市，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在国际高端产业中竞争的基础。

3．制度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是“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多元制度格局。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一方面，香港是“一国”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香港受到国家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支持，让香港搭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快车，充分地享有“一国”之利；另一方面，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优势，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港元与美元挂钩，金融市场开放，出入境相对开放和简易，采用普通法制度，以中英双语为法定语言，与国际商业市场完全接轨，同时也有“两制”之便。因此，“一国”和“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双重优势，只要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适度调整，双重优势便可极大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特征

1．全球经济的第一方阵

湾区经济是以海港为依托、以湾区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发展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形态。发达国家凭借各种有利的海湾资源条件，打造出很多著名的湾区，如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等，具有经济集聚功能强大、服务业高度发达、全球重要金融中心、创新能力领先、交通枢纽位置凸显的显著特征。东京湾区以33%的人口比重和2.6%的土地创造了占日本2/3的经济总量和3/4的工业产值，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国际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纽约湾区以10%的人口比重和0.3%的土地创造了占美国1/3的制造业产值，拥有世界500强企业超过60家。湾区经济以大体量、高密度和高产出的特征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最有发展潜力的湾区

在我国，粤港澳大湾区最为成熟，具备建成世界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我国大陆海岸线约1.8万公里，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湾、胶州湾、杭州湾、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等湾区。其中，渤海湾区的范围太大，且湾区内联系不够紧密；胶州湾区的覆盖范围太小，仅覆盖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很小一部分；杭州湾区属于长三角城市群；北部湾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有条件建设“湾区经济”的先行区，其外向型程度最高，内部联系也日益密切，拥有密集的产业集群和香港这样的世界级城市，有望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竞争，成为国家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9个城市、香港和澳门组成，地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以及香港、澳门两大对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区域。并且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国家、沿线国家海上往来密切，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明显。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49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旧金山湾区，未来发展势头强劲，有望超过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占全国土地面积不足1%，人口数量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却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是全国经济举足轻重的重要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发展空间大、经济密度小、发展速度快的特征。与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等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GDP规模上都已可等量齐观。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已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水平，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粤港澳大湾区陆地面积5.65万平方公里，分别是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的2.6倍、4.15倍和3.1倍，但人均GDP只有它们的32%、41%和18%，经济密度只有它们的约46%。近年来，纽约、旧金山湾区经济增速基本稳定在低速水平。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总体经济增速略有回调，但依然在7%以上，是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平均发展速度的2倍以上。

（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阶段

1．经济：迈向创新经济

从全球湾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湾区经济的发展一般呈现由港口经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演化的过程。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总体上仍处于港口经济和工业经济阶段，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是其他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只有62.2%，远低于其他三大湾区（80%以上）的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格局初步形成。凭借着城际轨道交通、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的贯通，珠三角基础设施密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小时经济圈”已经形成；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宝安机场三个国际化机场，配套澳门机场、惠州机场和莲溪机场，形成“三核三辅”的空港群，再加上以广州港、深圳港、维多利亚港为龙头，珠海港、惠州港为支撑，形成世界级港口群，拓展了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合作空间；未来随着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和深中通道的建成通车，“A”字形的跨海交通群将更加促进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大整合的核心动脉系统，强力推动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必将极大促进沿线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规模和集聚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差异化发展态势。香港是中国连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物流中心，具有较强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人文交流的优势；深圳在金融领域、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超强竞争实力；广州作为国际产业服务中心和全球性物流枢纽中心，也是岭南文化中心及华南重工中心，具有科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通过大湾区建设，将各方的优势资源进行区域整合和优化配置，形成“1+1+1”远大于“3”的放大效应，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2．区域：全面深化合作

珠三角地区能够站在改革开放潮头，并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港澳因素功不可没。自改革开放伊始，粤港澳之间往来日益紧密，三者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关系。

第一阶段（1978～2003年）：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垂直分工

197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面临着地租攀升、人工成本上涨、竞争力下降压力，正好遇上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港澳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适时北移进珠三角地区，自己仅留下了交易环节。珠三角地区也凭借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地理临近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土地的低成本优势，大量承接港澳转出的制造业。这样粤港澳之间就形成了“前店后厂”制造业跨境分工体系，形成了“世界工厂”。1984年香港制造业占比为24.3%，1989年下降为19.3%，1994年继续下降为9.2%，到2000年已减少至5.9%。香港完成功能置换，成功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转变成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

第二阶段（2003～2016年）：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产业横向整合

以我国加入WTO为标志，内地市场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2003年签署的CEPA开创了内地与港澳在“一国两制”下，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开展制度性合作的新篇章。广东紧紧抓住CEPA和服务业开放先行先试契机，加快建设重大合作平台、跨境基建项目等，粤港服务贸易年均增长20%以上。2017年，粤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已突破千亿美元。2008年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中，国家批准了对港澳服务业开放的13个领域25项政策措施在广东先行先试，开启了率先探索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尝试，为粤港澳深度合作和扩大开放注入了新动力。

第三阶段（2017～）：大湾区共同参与国际高端竞争

以2017年3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标志，粤港澳合作进入湾区共建时代。经济层面，打造大湾区“经济共同体”，建立统一、开放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经贸壁垒，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社会层面，大湾区各市在社会、教育、文化、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逐步相互融合，融为一体，使湾区内全体居民都能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最高、文明程度最高、公共服务最完善的区域。在对外层面，港澳在“一国两制”下带领珠三角9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湾区成为我国走向世界、世界观察我国的窗口。

三 对标国际一流湾区

（一）国际三大湾区经验

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作为世界一流的城市群，在跨区域管理、城市定位、创新创业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跨区域管理模式。湾区实际上是依托港口而形成的城市群，城市群的管理通常有以下两种模式。一是邦联制。纽约和旧金山湾区通过建立跨区域的专项事务非政府组织，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冲突，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分项治理。例如旧金山湾区建立海湾区保护和开发委员会负责专项建设管理。二是联邦制。东京湾区地方政府让渡部分公共权力，建立城市群区域管理机构，其职能仅限于协调大区域公共事务，例如东京湾地方政府共同组建运输省，协商管理港口群规划协调问题。

城市协调发展。核心城市引领带动，圈层（带状）扩张辐射，是湾区发展的典型特征。纽约湾区是“一核三港”格局。纽约作为湾区核心城市，是世界金融中心及全球知名公司总部所在地，重点发展金融、专业技术服务、集装箱运输等第三产业；波士顿高科技产业发达，是仅次于硅谷的微电子处理中心，也是以转运地方产品为主的商港及渔港；费城和巴尔的摩分别以近海货运和粮矿等大宗商品为主，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发达。旧金山湾区是“三核一谷”格局。旧金山市是重要的海军基地和贸易港，是湾区商业文化中心；圣荷西市是硅谷的“首都”，高科技产业集聚；奥克兰是美国第四大集装箱港口和工业中心，其电动设备、玻璃、化学等制造产业发达。东京湾区是以六大港口为支撑的“一核两带”格局。东京是湾区核心城市，为政治、经济、金融、消费中心。千叶和横滨两个特大型港口，分别作为京叶和京滨两大重工业带的龙头城市，为区内重工业提供能源、原材料进口及制成品的出口服务。

立体式交通网络。世界三大湾区都是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发达完善，湾区内高速公路、高铁、轨道、水路及空中航道等密织，城市间几乎可以无障碍通勤。纽约地铁系统共有468个车站，是世界上车站数最多的地铁系统之一；东京都23区内轨道交通线网密度高达1.31公里/平方公里，被认为是世界上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城市。对外国际航线发达，纽约湾有4大港口，东京湾有6大港口。纽约市三大机场每年飞往各地的旅客超过7500万。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湾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尤以旧金山湾区为最典型。硅谷地区有超过200家的风险投资公司为创业者提供资金保证，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风险投资退出提供了渠道。湾区内的科学工程、实验基地、高等学府为创新提供了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交易、法律、财务、猎头服务等专业性服务完善。硅谷宽容失败、激励草根、包容异端的文化氛围，凝聚了无数甘冒风险、勇于创新的创业者，60%的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50%以上的专利来自移民和外籍研究人员，这使硅谷成为经久不衰的创新源地。

（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不同体制下的融合发展。粤港澳分属不同关税区，拥有不同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要实现大湾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互联互通，则必须在制度上进一步创新，建立整体利益和各成员方利益兼顾、区域福利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共同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最大程度上打破现有行政地域壁垒，实现更为便利的要素流动、更为开放的经济模式、更为理想的产业分工、更为优美的人居环境。

城市竞争与互补发展。大湾区“二区九市”必然存在各地利益与大区域总体协调相妥协的问题，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和机制，去平衡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兼顾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大湾区可能会流于形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广州是华南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深圳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之都，各城市在金融、物流、国际贸易、会展、航运等领域各有所长。要建设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强的开放型一体化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就必须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激发湾区创新活力。要建设创新型湾区，就要解决湾区内要素自由流动问题，在构建湾区内快捷顺畅的交通体系、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能力、突破跨境居住和工作的相关政策、实现金融合作与共监共管等方面继续努力。

四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方向与重大问题

（一）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维护港澳繁荣稳定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是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是中国开放力度和政策的提升，也是解决当今国际社会发展困惑的创新之举；既可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为促进国家统一准备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从中长期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更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法治和文化政治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全湾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湾区内的各个城市之间可以制定一系列经济合作和整合协议，甚至包括市场规则和法律适用。内地的专业劳动力市场、服务业等可以向香港和澳门开放，如同欧盟内部那样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香港和澳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在湾区就业，解决年轻人的事业问题。湾区的各个城市在住房政策上也可以相互协调，使那些在香港和澳门买不起房子的年轻群体可以在湾区的任何一个城市购房。考虑到香港方面开始阶段可能有所顾虑，香港向内地开放可以一步步来，内地向香港的开放则可以一步到位，吸引有创新精神的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工作，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

在中央政府牵头下探索在粤港澳之间设立更高效便捷的协调机制，并推动国家和地方立法，充分保障湾区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充分协调经济、法治与社会建设，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地区的整合和融合，探讨湾区各城市之间社会治理制度的对接和整合，可以从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开始，逐步扩展到湾区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服务业的自由流动、政府所提供服务的自由流动，到最后居住空间的自由流动。社会制度安排向香港开放，把经济整合和社会整合关联起来，把经济整合的优势充分扩展到社会整合。

（二）“一带一路”的巨型门户枢纽和“一国”内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要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积极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导入更多的国家发展功能，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巨型门户枢纽，联手助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构建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平台，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一国两制”和三个独立关税区为对接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扩大了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选择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与国际规则的同轨、专业服务能力强、全球性通道和平台、国际认同度高的优势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内地经济联系和作用不仅不会被削弱，而且会进一步提升。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要“2”与“9”之间加强要素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更要“2+9”组团“走出去”，一起开拓新市场，一起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

粤港澳大湾区要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拼图，搭建与沿线国家的超级网络，做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任何一种全球流动都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对应的实体自由贸易区。大湾区总部辐射半径要延展至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海上丝路沿线区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布点，共同联合搞投资项目，在大型项目上下游、产业集群、生产服务、项目分包、监理上觅得商机。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航运中心和资讯中心。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2016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已经连续22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往来，引领海外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家门，进军国际市场。所以，香港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香港可以利用对国际法律和会计准则的承诺、国际融资平台、离岸货币中转建设覆盖“一带一路”的金融中心；利用在全球化的品牌推广和战略投资方面优势打造“一带一路”创投平台；利用紧密联接全球的交通、信息与人才通道建设“一带一路”网络节点；利用法律、会计、商务等专业服务、资源整合、结算、会议协商、项目谈判等优势全面跟进服务“一带一路”大项目；澳门则可致力于经贸论坛、业务节点、产业多元化和文化交流的耕耘，打造多元交流平台。

这其中，香港和澳门分别为“一带一路”建设引出英联邦国家和葡语系国家两条便捷路径。香港与总人口20亿的英联邦国家，如英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有传统紧密关系；而澳门与占总人口2亿多的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也有紧密的关系，其成为“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两条便捷路线。辐射范围可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并可延展至欧洲和南美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

（三）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广深港科技走廊

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科技创新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粤港澳大湾区要依托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内地和港澳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交流，支持共建国际化创新平台、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支持粤港澳在创业孵化、科技金融、国际成果转让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造成世界级科技产业创新基地。重点是以在粤大科学装置集群、省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主体，联合香港、澳门的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平台，支持广东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颠覆性技术，开展重大科技专项研究，全面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在量子技术、新一代网络与通信、新一代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新型显示技术、智能制造、精准医疗等方面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载体是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其范围为沿广深轴线区域，具体为北起广佛交界处，经广州主城区、东莞松山湖、深圳主城区，直至香港维多利亚湾，沿广深高速、广深沿江高速、珠三环高速东段、广九铁路等复合型交通要道所形成的创新要素集聚区域，长度约200公里。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总定位是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的重要载体，建设成为全球科技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承载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一流创新型湾区，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强大支撑。

（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要围绕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国家创新中心的目标，大力发展航运物流、科研与设计、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等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机构和业态，促进产业集聚。

围绕“世界工厂”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粤港澳大湾区应依托前海、横琴、南沙三大自贸区，重点发展商贸服务、通信服务、工程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等服务贸易，构建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大力推动高端服务业集聚，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在CEPA及其补充协议总体框架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打造深化粤港澳合作新载体。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标准体系，鼓励产业技术联盟、龙头企业等制定发布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的服务贸易标准。

围绕数字湾区建设，重点发展信息服务业。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期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所面临的技术环境，数字湾区建设将是大湾区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应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车联网等领域，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在生产制造和生活消费各个环节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NGN），推进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互联网数据中心和支撑系统的升级改造。加快发展物联网、智能电网等新兴业态，培育建设物联网产业基地。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实施工业云及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试点，积极争取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布点建设“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创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交易中心、国家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等。

围绕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建设，重点发展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已经突破2万美元，跨入中等偏上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对宜居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优质生活圈的构建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对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应结合湾区风情特色，重点发展滨海、乡村、体育、工业、商务会展、老年健康等现代旅游，大力培育旅游新业态。加快建立供给充分、服务便捷、管理规范、惠及城乡的家政服务体系。提升家政服务智能化、网络化水平，支持社区商业拓展O2O、精细化定制、“微生活”、“云社区”等新兴服务模式。

（五）重构粤港澳空间秩序，从城镇体系走向湾区集合

珠三角地区“条块经济”与“空间破碎化”共存，城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缺失。在放权与分税制改革的激励下，在城市群发展初期，珠三角地区将发展的单位落到最基层——以镇和村作为单位。这样的行政治理结构有利于调动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曾经起到过很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治理结构的弊端开始凸显：一是“条块经济”问题突出。在分税制改革的刺激下，珠三角各地市竞争大于合作，地方保护主义横行，导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要素流动成本过高。举例来说，一些地市为阻碍外资企业到周边地市投资，故意在过境公路建设上设置障碍或者不予配合，导致大量“断头路”出现。二是“空间破碎化”现象明显。由于发展主体下落到村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导致村村像城镇，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犬牙交错，城市空间形态混杂。“空间破碎化”的结果是城市发展效率不高，难以整合，这也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土地二次开发成本较高、“三旧”改造难度大的重要原因。

“条块经济”与“空间破碎化”现象反映了粤港澳城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的缺失。协同治理机制是影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城市群往往横跨多个行政区，由此导致的市场分割与过度竞争，必须依靠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来统筹协调。协同治理机制由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安排构成，以欧盟为例，除了针对不同领域的委员会，还有各种基金会和民间组织参与协调与治理，并针对不同领域出台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国内，长三角城市群在协同治理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如于1992年成立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影响力和辐射力与日俱增，其会员城市已经从最初的15个扩容至30个。与之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虽分别建立起主要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但其常设协调机制仅限于临近地级市之间，协调范围和力度较小。粤港、粤澳联席会议虽然建立多年，但由于制度落差的存在，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总体而言，粤港澳城市群着眼于世界级城市群的协同治理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经济地理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空间秩序的重构，从过去的强中心格局走向网络型枢纽格局。环顾国际上的大湾区，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行政边界模糊化、区域发展协同化。以旧金山湾区为例，除了旧金山与圣荷西两个中等城市外，湾区还有很多连成串的小城市，如果放到中国就只能叫作乡镇了，但这些乡镇的基础设施水平与旧金山相差不大，大公司聚集度和房价甚至还超过旧金山。在旧金山湾区，人们不会刻意区分行政概念上的城市，而是把所有的地方统称为湾区。在这一点上，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巨大差距，广州与佛山、中山，深圳与东莞、惠州仍然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秩序，会逐渐从目前的强中心格局走向网络型的枢纽格局，从传统的三角洲经济走向更均衡、更开放、更新锐的湾区经济。

（六）推动大湾区公共产品跨境跨城供给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创新区域合作机制，以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为定位，以互助出互利、共建出共赢为理念，以提供覆盖全区域的公共产品为重点，进一步改善区域的软硬发展环境，实现粤港澳的共同繁荣。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目标，就是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互联互通”的理念建立合作机制，以“通”为基准点和定盘器，推动粤港澳合作走向深化，实现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改革口岸管理体制、户籍管理体制，放宽湾区内人员出入境政策、港澳居民在粤就业就学养老政策等，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加快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及贸易、关税政策的调整步伐，把自由港政策适度扩展到整个大湾区，实现商品自由流动；改革湾区金融体制，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前提下，设立“金融特区”实验区，实现资金自由流动；打破信息壁垒，填补信息鸿沟，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构筑自主自立、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实现信息自由安全流动。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加快提升湾区内的硬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以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为目标，充分发挥湾区内港口、机场的各自特点和优势，将大湾区打造为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货物和资本集散、市场拓展的空间载体和管理中枢。以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为契机，打造立体交通联通网络，推进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隧道、大洋航线、网络电缆和电网、道路网络、机场、港口等的互联，不断提升连接效能；同时，积极推进医疗、教育、环保等具体领域的互联互通。

以创新三方合作机制为突破口，提高湾区内的软公共物品供给能力。按照现代治理而非传统管制的理念，寻找、设计促进各方共赢的制度供给体系，积极争取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更大的改革权限，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积极争取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具有更高权限的协调机构——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协调小组，由中央领导担任组长，成员由国家相关部委和粤港澳各方组成，统筹研究大湾区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大湾区建设。深化完善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小组，实现粤港澳三方决策机制相协同、三个自贸区片功能相协同、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协同。要积极推动CEPA升级，加大内地服务业对港澳的开放力度，扩大大湾区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拓展“一试三证”试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合作机制，积极争取中央批准在大湾区范围内实行“飞地经济”试点。比如，由内地提供特定区域作为港澳的“飞地”，“飞地”未来的收益按照协商比例分成，“飞地”规划、产业发展等由港澳负责，按照内地的法规进行管理。

以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建立覆盖多元制度区域的公共服务体系。携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把实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三地当作一个利益共同体来看待。要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学理上来讲，就要提供一个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公共服务体系，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问题。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规划和建立，粤港澳三方应按照利益共同体的目标，在社会管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达成共识，并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同理，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产品中的作用，一些服务功能让渡给民间机构去做，比如支持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委员会，以取代三地政府的一些职能。总之，建立有效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有效公共治理，需要有新思路、新办法，在政府有效管治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广开渠道，让民众共同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去。

五 2018年工作重点和进展

2017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元年，主要工作是树立概念、理清议题、调查诉求、凝聚共识、确定方向。2018年将进入建设年。

（一）完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已经成稿，并上交给国务院待批，预计2018年上半年将得到批复。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快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发展、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专项规划，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过程中重要平台载体的规划设计要进行全覆盖，这项工作也将在2018年全面展开。

（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获得突破

基础设施建设将是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目的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建设，便捷城际交通，共同推进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区域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便捷区域内交通圈。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其中，在2018年要完成珠港澳大桥的通车和广深港高铁的通车。

（三）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开放试验区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金融发展的流动性大、系统性强，大湾区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重大金融政策调整，一定会对中国整个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为了防止大湾区金融改革给中国内地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需要通过设立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方式，在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内地金融体系之间通过不同方式和手段建立起一种无形的隔离措施，进行压力测试。这既为大湾区大胆进行金融开放、大胆进行金融改革、大胆进行金融政策调整创造环境，为香港金融中心扩大市场腹地，又可防止大湾区的金融改革和政策调整对中国内地金融系统带来难以控制的风险，并可为全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和示范。在试验区范围内，可以逐步推进国家现行重大金融体制和政策的重大改革，实现大湾区金融体制和香港及全球金融体制的接轨，包括取消外汇管制制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行三种货币自由流动，国际多种货币自由兑换，全面放开香港乃至国外的金融机构、国际资本的市场准入，各种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互联互通并融为一体。

（四）建设庆盛粤港澳协同创新特别合作区

充分发挥庆盛高铁站与香港及广深科技走廊沿线重点区域互联互通优势，建设国际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打造AI场景试验基地。支持香港科技大学在南沙独立办学，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并推动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设立创新科技投资基金，支持香港科技大学——MIT中心在南沙落户，与广州市在南沙合作建设价值创新园区。推广物联网技术在社区、产业、医疗、交通等领域运用，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新城。加强科技服务、科技金融、科技研发等领域合作，大力推进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等新材料研发应用、智能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等领域创新，构建以粤港联合创新为特色的国际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科院广东创新园、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南海生态环境创新研究院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积极推进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探与试采等重大工程建设。建设创新创业人才公寓，支持南沙推进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粤港澳青少年融合发展创新园区、港澳青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等建设。

（五）推进粤港澳青年协同创新创业计划

推行粤港澳青年协同创新创业计划，双向整合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创新和产业资源，推动优势互补，构建包括科技研发、国际合作、科技金融、企业孵化、人才培养、创业投资、产业并购、产业运营等在内的运营服务体系，通过创新引领、产融结合、深度孵化、产业聚合，加快港澳青年融入内地的步伐和事业发展的步伐。“粤港澳青年协同创新创业计划”可采用企业化运作方式和开放式的合作发展模式，整合珠三角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与港澳产业和创新资源无缝对接，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一批产业化项目孵化落地和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粤港澳大学和大学生合作，通过平台的资源整合与专业化运作，形成强大的“人才链-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的四链驱动模式，以项目孵化和产业整合为核心，创新高端引领、产融深度融合，形成“前孵化-孵化-加速-产业深度整合”的创新产业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把粤港澳青年协同创新创业计划纳入粤港澳合作重点工作。针对港澳青年在内地创业存在的“落户难”“招聘难”“融资难”问题，通过粤港澳青年协同创新创业的方式提供全方位服务，有效解决香港澳门青年的创业难题。

（六）培育湾区意识

目前，港澳对“一带一路”的宣传比较多，但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宣传不够。实际上，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对港澳来说更为贴近。放眼未来，港澳一定会更加深入地回归。所以港澳的青年人，包括往后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地考虑如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来共享利益、共享未来。因此要大力培育湾区意识。谱写“我是湾区人”主题曲，拍摄粤港澳大湾区宣传片。构建粤港澳智库联盟，举办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并形成定制，定期轮流举办，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论坛。启动粤港澳大湾区足球联赛，组建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联盟，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音乐节和城市巡演以及微电影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