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创新篇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创新驱动，构建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

王珺 李源

摘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一个创新要素集聚、内生创新能力强、可媲美世界著名湾区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初具国际一流湾区特征，但仍存在短板。实现大湾区内的协同创新是成功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粤港澳三地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制约瓶颈，构建起跨区域、跨制度的开放协同创新体系，使湾区内创新资源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实现大湾区城市群共同推进创新、共享创新成果。

关键词：大湾区 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 协同创新体系 制度创新

一 引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演进

当前世界一流湾区正在发生“双转型”，即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单一大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

根据澳大利亚创新研究机构2ThinkNow发布的《全球创新城市指数》，2010年创新指数前100名城市中，有30个关键纽带型城市，65个枢纽型城市和5个节点型城市; 2016～2017年度，关键纽带型城市和枢纽型城市大幅增长，分别有53个和125个，在前100名城市中已经没有节点型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布一方面变得更为广泛，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城市进入榜单。2010年，中国只有香港和上海两个关键纽带型城市，北京1个枢纽型城市；2016～2017年度，北京上升为关键纽带型城市，深圳、广州和台北上升为枢纽型城市。2010年，前100名城市中没有一家印度城市，2016～2017年度，孟买排在了第90位。同时创新型城市在美国和欧洲的分布变得更为均匀。另一方面，创新空间变得更为集中，在创新指数前100城市中，欧洲和北美国家中只有美国城市的占比越来越高，其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2010年在65家枢纽型城市中，欧洲和北美城市的占比为50.77%，而在2016～2017年度的125个枢纽型城市中，欧洲和北美城市占比上升到75.2%。

这种演进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紧密相关。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就“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达成共识，一致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破解持续低迷增长难题背景下，G20首次提出以创新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提升中长期增长潜力。事实上，创新正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新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迁移也与科技革命的发生密切相关。重大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会激发新市场、新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在“新轨道”上转型增长。当一个地区抓住了重大科技革命及相应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那么就会形成新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伦敦，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德国柏林和美国波士顿地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硅谷。

但是，无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怎样演进，一些重要的湾区地带始终处于全球中心位置，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些湾区目前均已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和城市功能转型升级。旧金山湾区实现了从淘金胜地到科技硅谷的涅槃，纽约湾区转型成为“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创意文化中心”，东京湾区则转型为“先进制造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这些湾区成为世界500强、创新公司、研发资源和专利密集区，成为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代表，成为引领科技革命的领头羊。这些世界著名湾区之所以能够不断成功转型，始终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无不得益于湾区开放的经济结构。先天的汇集新信息和人才资源的优势使其拥有了创新的基因，而创新又增强了湾区发展动力，使湾区在不同阶段都保持了领先地位。

无论是从湾区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还是从《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来看，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都是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以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全球格局中的重要使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将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二 愿景与对标

（一）愿景

打造创新要素集聚、内生创新能力强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区域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侧重点来看，科技创新中心可分为科学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一个地方可能同时拥有2个或3个侧重点，那些涵盖基础科学、技术开发以及产业化应用三大层面的通常被称为综合科技创新中心。但是从全球来看，完全符合条件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创新中心极其稀少。从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条件看，这里是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新兴成长中的高技术产业、高端生产服务业集聚区和金融创新区域，最有可能对标旧金山湾区，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集群，建设融合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原创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策源地、全球科技成果的重要转化地、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

（二）现状

1．珠三角形成“1+1+7”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已获批复的17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占据两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在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的区域。2014年，深圳成为第四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全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5年，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仲恺、东莞松山湖、中山火炬、江门、肇庆等8个国家高新区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称珠三角国家示范区），这是全国第二个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至此，广东珠三角地区形成以深圳、广州为龙头，连同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7个地级市共同创建的“1+1+7”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格局。

2．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为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

2017年1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规划》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为全球科技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承载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规划指标数据统计范围为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全域。广州要发挥高校、科研院所集聚的优势，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深圳要发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先行区；东莞要发挥制造企业和工业园区集聚的优势，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国家级粤港澳台创新创业基地、华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不仅将串联起珠三角城市群内的创新要素，而且将进一步延伸与香港对接形成湾区的创新轴，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提供空间载体。

3．珠三角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迅猛

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一。《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7）》显示，广东创新能力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一，打破了过去9年江苏保持首位的格局。《报告》认为广东创新能力突出，具体表现为创新的开放度高、外贸经济发达，且市场活力较好、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跃，具备宽松的创业环境。

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长。2016年珠三角地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为2.85%（图1），比2015年的2.47%增加0.38个百分点。深圳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32%，与美国加州相当。

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增加。企业创新能力决定了区域创新能力。一个地方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了当地企业的素质。2016年珠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幅增加，达到18873家，比2015年增加8313家，增幅达到78.72%。其中深圳有8037家，占珠三角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42.58%；广州有4740家，占珠三角高新技术企业的25.12%；东莞有2028家，占10.75%。

4．深圳—香港地区创新能力居世界前列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深圳-香港地区表现尤为突出。2017年6月1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并首次根据“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库”（2011～2015）对全球“创新集群”进行排名。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该地区“数据通信专利数”占地区总专利数的41%。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地区的创新则呈现多样化特征，“电子机械”、“仪器”和“能源”仅占专利数的6.3%。排名第三的是圣荷西-旧金山地区（硅谷地区），创新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占总专利18.3%）领域。事实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增长迅猛。2012～2016年，发明专利总量从61764件上升到193712件，增幅达213.6%，其中2014年和2015年的增幅最大，接近50%。而旧金山湾区发明专利数量从2014年起不增反降，开始呈现负增长，2015年增长率为-17.96%，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数量超越旧金山湾区13.82万件。

深港的创新崛起得益于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中兴、腾讯等创新巨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16年全球企业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兴通讯（ZTE）以4123项的PCT申请量排名第一，华为紧随其后，以3692项专利申请排名第二。深港的创新崛起也得益于香港对科技创新的日益重视。2016年，香港研发开支为19713百万港元，比2010年增长48%，特别是自2014年开始，香港研发开支增长较快（图2），使得研发投入强度有了明显提高，达到0.79%（图3）；研发人员数量也有明显增长，由2010年的24060人增加到2016年的29047人。香港的科技创新主要由高等教育机构和工商机构承担（图4），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无论是研发开支还是研究人员占比均超过50%，这一点与珠三角地区研发投入主要依靠企业不同，这也正是香港与珠三角可以互补的地方。此外，香港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主要资助资讯、电气及电子、制造、纳米以及生物科技等领域，其中资讯科技是获得资助最多的领域，占比接近30%。

由于香港与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互补性，深港的创新崛起还得益于深港的创新互动。无人机超级独角兽大疆是深圳、香港两地创新互动的典型样本。早在2007年，深港签署《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两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逐渐形成创新资源集中、创新活动活跃的区域。2017年5月，一项由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吕坚教授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刊登在Nature杂志封面上。这是近年来中国研究单位在物理、材料科学等领域的成果首次被选为该权威期刊的封面文章。该团队研究成员均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及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这是深港科技合作的一个案例。

（三）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初具国际一流湾区的特征。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潜力在国家经济中地位突出。地理位置优势明显，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创新驱动特征明显，开放型经济特征明显。此外，大湾区内人文交流成效较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相比较世界发达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优势、空间优势和制造业优势更为突出。

1．人口众多驱动创新

创新离不开人口。根据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吸收世界其他地方的先进技术，并且拥有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市场机制时，人口越多，科技创新越快，经济发展越快，人口优势可以转换为经济增长优势。由于人才的难以识别性，当人口基数大时，人才总量也会多。而且，一地的创新能力和当地的年轻人口比例密切相关。目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当人口老龄化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能力也会下降，因为年轻人在老龄化的社会和企业中缺少历练的机会和人脉关系。那么，即使在老龄化程度相同时，人口基数越大的地区，年轻人绝对数量也就越多。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人口绝对优势，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为6800万人，位居世界四大湾区之首。而且，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也远比东京湾区人口结构年轻。2015年，广东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省人口总量的8.48%，虽然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衡量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该比例仍远低于日本。2015年日本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达到26.7%。

2．空间广阔承载创新

发展空间广阔是壮大经济体量的重要支撑，也是发展创新型经济、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条件。知识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才能称之为实现创新。而生产新产品、发展新产业需要广阔的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拥有5.65万平方公里土地，高于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规划、合作发展可以为港澳的科研优势提供产业转化腹地和生活腹地。交通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也为粤港澳充分利用发展空间奠定了良好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已拥有5个国际机场，拥有香港、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南沙等优良港群。区域内铁路网、公路网密布，城际交通发达，特别是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更使珠江口东西两岸形成完整的交通闭环，真正形成环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带，为大湾区各地协同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3．制造发达集聚创新

科研成果最终要转化为产品。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基础之强劲，高科技产业链之完善是其他湾区少有的。这里已构筑起庞大的产业体系，从零部件到整机可以串起整条产品链，可以让发明创新迅速实现产业化。从产业结构看，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均在80%以上，第一产业接近于零。其中纽约湾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达89.4%。粤港澳湾区则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广东珠三角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整个湾区第三产业占比为62.2%，呈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相比较而言，粤港澳湾区与旧金山湾区更具有相似性。两个湾区核心城市旧金山和深圳在产业结构、城市定位方面都具备可比性。深圳与旧金山均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以金融服务业为侧重点，并且多元发展新兴产业。与硅谷相比，深圳拥有更为完整的高科技产业链，更为强劲的制造业基础，更为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在诸多新兴产业领域，已跨入了全球科技创新领头羊阵营。旧金山湾区因为土地匮乏，生产成本高，几乎没有制造业，广东珠三角基地成为硅谷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

（四）短板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有很好的基础，也有诸多优势，但是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仍有明显短板。

1．人均GDP低

人均GDP与创新能力通常具有正相关关系。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经济总量不低，但是人均GDP与三大湾区存在较大差距。如图7所示，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 20084美元，位列第四，只有旧金山湾区的约1/5。即使在大湾区内部，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见图8）。2016年香港人均GDP为43743美元，是肇庆的5.7倍，是内地珠三角的2.5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珠三角地区产业附加值仍不高。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着“大而不强”的挑战，如何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等核心问题有待解决。

2．独角兽企业少

独角兽企业往往能够引领新行业、新模式、新技术的发展。一个地方独角兽企业的多寡通常反映了当地创新创业生态的优劣。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20家独角兽企业，估值均超过10亿美元，估值总额达到7630亿美元。这些企业分布在全球22个国家，美国（107家）和中国（59家）在数量上占据前两位。尽管中国在亚洲范围内遥遥领先，但是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广东只有8家企业入选，分别为大疆科技、柔宇科技、碳云智能、魅族、赫基国际集团、团贷网、越海全球供应链、优必选科技。在科技部火炬中心《2016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所遴选出的131家独角兽企业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有16家，其中深圳有12家，广州有2家，香港和珠海各有1家，合计占全国的12.21%。这一数量与北京（65家）和上海（26家）相比亦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榜单中，旧金山湾区有6家，东京湾区有5家，纽约湾区有2家，而粤港澳大湾区只有华为1家，排在第46位。

3．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对于建设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创新活动是跨区域、跨国界的，外部主体和关系常常在系统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特点是“一国两制”，具体表现为“一国”之下的多元性，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三种货币。大湾区内的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迥异、法律体系不同、发展阶段与核心能力等多个方面呈现差异性，这为大湾区内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造成了障碍。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破除区域内的制度性障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成为其中重要的关键点，都必须提升区域的开放度，形成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三 协同与路径

实现大湾区内的协同创新是成功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粤港澳三地有实现协同创新发展的潜力，构建跨区域、跨制度的开放协同创新体系，可使湾区内创新资源相互补充、相互支撑，最终实现大湾区城市群共同推进创新、共享创新成果。

（一）协同创新发展的潜力

1．深厚的合作基础

粤港澳三地不仅文化同源，而且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自1978年以来，粤港澳的合作发展是在全球化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正是合作成就了粤港澳成为世界瞩目的地区。

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香港回归，粤港澳合作集中于生产和贸易领域，以“前店后厂”为特征，使得珠三角快速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基地。而香港经济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转型，成为珠三角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管理中心、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这个时期，粤港澳三地经济合作主要由包括港澳企业家和三地普通居民在内的民间力量推动、珠三角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合作过程。

1997年香港回归后，粤港在合作机制、合作方式以及合作领域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合作从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转为市场引领、政府协调指导下的自觉的全方位合作。政府之间的联系加强，并逐渐迈向制度化合作。1998年3月建立了粤港高层合作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6月，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合作领域从加工走向贸易、从货物贸易走向服务贸易，在进出口（含转口）贸易、投资、口岸通关、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环保、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推进，在重大领域关键技术方面进行联合攻关，资本和生产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流动。从签订CEPA之后，政府开始对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发展进行更高层次的战略谋划。2008年，国家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粤港澳三地开始围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展开积极探索。2009年，粤港澳三地编制《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提出粤港澳应合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镇群。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随着2014年12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获得正式批准，粤港澳合作上升到制度性合作。广东自贸区立足推动与港澳经济的融合，打造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重点是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增强辐射带动功能。紧接着，2015年3月，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正式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国家发布《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再次提出“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同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2017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2017年7月21日，国家发改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在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广深港创新共生的诉求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量级相近的超大城市，香港、广州和深圳。在大湾区建设中龙头之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三地都有很多创新资源，但又各具特色。这三个城市对创新驱动发展既有共同诉求，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为其实现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1）香港谋求提升创新竞争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由于香港过早“去工业化”，经济发展越来越固化在金融、贸易、地产及其相关行业，随着内地的持续、深入开放，香港在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弱化，而由于香港政府始终奉行古典自由主义，使得投入大、风险高的高科技产业缺乏足够的成长空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虽然香港整体竞争力居于世界前列，但“创新能力”和“科技人员和工程师供应充裕度”两个指标成绩明显较低。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尝试开拓新产业，如中医药产业、六大新兴产业等，陆续建立应用研究发展基金、实施“自动化计划”、科技工业中心等一些发展科技的项目，香港科学园三期已投入使用，并且成立了香港创新及科技局，但目前看香港仍未摆脱传统产业动力减弱、新兴产业尚未成熟的窘境。

然而，香港拥有较为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16～2017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排名前100的高校中有3所分布在旧金山湾区，5所位于纽约湾区，排名均在前50位，日本湾区仅东京大学1所入围。粤港澳大湾区共有3所大学上榜，均位于香港，这里聚集了一批全球高端的科研人员。香港本地大学在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数家本地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数学系及电子工程学系的排名均在世界的前三十名以内，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此外，世界顶级科技创新机构相继落户香港，例如2015年瑞典的卡罗琳学院在香港设立了海外研究分支，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设立创新中心。

由于香港人口有限、土地面积不足，香港需要充分利用其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在科研创新教育方面的合作，从“前店后厂”模式转成“前台后室”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协同创新。

（2）广州谋求创新转型，着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中国历史上资格最老且2000多年来唯一不衰的对外贸易城市。改革开放后，广州充分利用国家所赋予的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建立起以电气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等为代表的轻纺工业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州又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在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上走在了全国大城市的前列，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以及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广州又开启了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之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广州拥有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目前已跻身全球重要的创新型城市，成为中国少数几个能够对全球关键的经济和社会创新领域起到重要影响的枢纽型城市之一。在2016年GaWC全球城市排行榜中，广州因其在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继香港、北京、上海、台北之后中国第五个全球一线城市。广州市在2016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实施“枢纽+”战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成为其三大国际战略枢纽之一，力求成为科技创新资源的吸附器和辐射源。

（3）深圳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率先建成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保持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深圳作为我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从电子产品组装、服装加工生产起步，经过不断的主动转型，目前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诸多领域开始具备全球市场的话语权，从一个来料加工生产基地逐步转型为创新之都，诞生了一大批如华为、中兴通讯、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科技、光启研究院等行业领先企业，PCT专利申请量连续13年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使深圳在全球经济依旧低迷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经济增速，经济总量从追赶香港发展到比肩香港。但是随着几十年快速发展，深圳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高房价使得深圳对人才吸引力下滑，为节省企业成本，一些高科技企业准备将总部搬出深圳，或者将重要业务部门迁出，原始创新基础仍较薄弱。深圳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必须拓宽发展空间，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在深圳集聚，而大湾区的整体规划建设给深圳带来了重大机遇。

总体来看，追求创新发展是香港、广州、深圳的共同诉求，香港包括澳门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金融科技及大数据方面具备领先研究能力，能够较好地弥补广州和深圳一流高校与科研机构不足的问题，同时广州和深圳所具备的产业优势也为港澳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了合作空间。

（二）构建湾区协同创新体系

1．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是一个对内打破行政壁垒、开展协同创新的有力举措。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具有基础产业链完备、市场孵化能力强、创新生态氛围浓厚等特点。这里可以集中广、深、莞创新资源，形成一个产业联动、空间联结、功能贯穿的创新经济带，围绕大的产业链形成城市间分工协作格局。三市之间需要强化规划引领，突出各自产业优势，明确发展定位和功能布局，寻求共赢的发展模式；需要加快构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降低人员出行和物流转运成本，促进三市之间的创新资源流动。

2．建设重大协同创新基地

打造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2017年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在占地87公顷的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吸引海内外顶尖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进驻。河套地区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适用香港法律，但地理位置上紧邻深圳。这里可以发挥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高等教育、海外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深圳的供应链、产业化优势，在创新的全链条上，河套地区有望形成开放式的研发创新体系，把海外源头创新技术和中国需求端进行有效的连接，进而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局面。

打造横琴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粤澳在横琴建立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可以积极吸纳香港加入。整合三地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营销等优势，将区内打造成集中医治疗、养生保健、药物专利等于一体的国际中医药产业中心。

3．创建一流协同创新平台

加快国家级研发中心进驻粤港澳大湾区，使得科技资源更好地向这个地区聚集。中科院已经与香港6所大学共建了22个联合实验室。粤港澳可在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一批联合大学、共享实验室、共同研究中心、协同创新基金等创新平台，有效承载国际一流科技人才，共同开展科技创新。发挥香港一流国际营商环境和技术支撑、珠三角强大的现代化制造网络优势，面向引领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共同组建一批产业化和工程化平台，打造引领型的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不断向大湾区输出产业发展动能。要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把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开放创新的核心“通道”和“端口”，打造一批高等级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与组织，加速融入和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成为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载体。

4．营造高效协同创新生态

建立协调发展的创新共享体系，通过驱动湾区内相关方资源互补产生协同效应，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成功孵化，并将其社会整体福利效益最大化。大湾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具备可进入的市场、资金、人力资本、导师顾问支持系统、制度政策建设、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科技和资讯、文化支持等诸多要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天使/风险投资人、科研人员、研究机构、企业、政府、孵化平台、创业导师等参与方缺一不可。尤其要发挥广州、深圳和香港金融优势，特别是港交所和深交所两大证券交易所资源，吸引更多风险投资，对接湾区创新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强大的金融支持。加强三地官、产、学、研合作，通过发展大数据、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智慧城市群。柔性借鉴粤港澳三地成功制度，在知识产权、科技数据、科技金融、科技交流、检测认证、专利服务、创业孵化等领域，携手打造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和网络，建设和完善国际化的综合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支撑大湾区形成“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的全链条创新。

四 瓶颈与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四个主要城市”的特征在全世界主要湾区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导致创新要素在湾区内流通不畅，集聚不足。要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找准制约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的瓶颈因素，通过推动内地和港澳科技创新及科技创业的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促进高端创新要素在大湾区内的集聚和流动。

（一）创新要素集聚的制约

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开放的经济体系和包容的移民文化为旧金山湾区集聚了丰富的要素资源。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全球人才排名（2017）》中，排名前10位的均为欧洲国家，其中瑞士、丹麦、比利时位居前3。香港排名12，为亚洲第一，中国内地排名40。粤港澳大湾区要集聚全球人才，仍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障碍。例如海外归国人才的国籍问题，香港允许双国籍，大陆则不允许。再如，城市要吸引和留住人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能否在湾区之内实现土地建设指标上的相互调剂以及在湾区之外的地区，通过市场化的购买进行补贴，需要制度创新。此外，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都是高风险，湾区内能否建立容错机制，给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的暂时失败者提供公司解散、银行欠款、租税负担、员工遣散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也是能否集聚人才的重要因素。在世界各国都积极争抢顶尖人才的情况下，相比较提供优质的生活、工作环境，大湾区的发展愿景更为重要。对于全球顶尖人才，大湾区的发展前景既要看得到又要摸得着。设立明确的短、中、长期方向和目标，让创新创业人才看到政府部门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智慧、勇气和实效，也是吸引人才能够长期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的重要因素。

（二）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

只有人才、资金、商品、服务、信息在城市间实现双向自由流动，城市之间才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才会形成城市群有机体，才有可能共建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创新要素流动不畅是阻碍其实现宏伟愿景的最关键因素。

（1）港澳与内地不同的行政、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理念认知差异，是影响各方深度合作的重要原因。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迥异、法律体系不同、发展阶段与核心能力等多个方面呈现差异性。例如港澳与珠三角在税收、劳动保障方面存在差异。香港薪俸税较低，仅有4个级别，最低税额2%，最高仅为17%，并有众多免税项目，例如已婚人士免税额、子女免税额、单亲免税额等。但内地的税率就高很多，并且按累进税率计算，最高可以达到45%。在香港家庭中，如果一个人需要赡养4～5人，有相应的免税额，大陆则一视同仁。香港居民在内地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需按内地税制缴税。年收入越高，税额差距就越大，这就导致很多高端人才不愿到内地。社保方面，在内地需要交满15年方可领取社保，中途换地方、断交等再续交，手续比较麻烦。再如，香港企业家在广东设厂，总部在香港，到年底，需要双重审计，费用要多出几百万元。通关流程过于繁杂也是问题。做实验或测试的结果如果通关时间过长，不利于两边科研机构或企业之间的合作。科研经费的出入境受到内地外管局的管制，手续繁杂，不利于香港科技人员到内地来做科技成果转移。

（2）大湾区内行政分割，各城市的本位主义是导致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障碍。港澳本身是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干预少，市场化程度高，而内地市场化程度尚未达到港澳那么高。目前珠三角各市都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发展战略，但是行政分割造成的壁垒阻挡了大湾区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珠三角九市之间各自为政，城市政府之间竞争激烈，每个城市都守着自己行政区划范围内的资源来推动本市的创新驱动发展，很多资源无法恰当地配置，创新合作和分工层次相对较低。珠三角九市与港澳间的合作更多聚焦于吸收投资，进行生产项目合作，而人才、金融、信息、知识的整合就非常困难。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省级乃至中央政府做顶层设计。

（三）制度创新

克服上述制约和障碍，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凝聚共识来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打破行政阻隔和跨境分隔，完成制度对接和创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共享，使制度差异导致的成本最小化，制度互补带来的收益最大化。

1．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既有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驱动形成的，以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为代表；也有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规划建设”模式形成的，如日本东京地区。事实上，无论哪种模式，政府与市场都要发挥作用，只是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其“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四个核心城市”的独特特征，政府应该在顶层设计和组织层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国家层面研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协调机制，统筹研究解决大湾区创新发展重大问题，大湾区发展规划应着重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机制设计，突出各地特色，避免恶性竞争。制定统一的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给新的经济形态以充足的成长空间。实施全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促进湾区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建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协调科技创新资源，共同研究科技创新的规划，以及每个创新城市如何协同，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成立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基金，支持大湾区内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2．创新人才制度，促进人才集聚和流动

在人才培育和人才供应方面，香港有着天然的优势，同时香港对全球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让港澳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更加轻松便利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得港澳的人才优势成为整个大湾区的优势，需要较大力度的制度创新。应打破户口制度对人的束缚，居民信息互联互通、公共交通互联互通、电信互联互通、居民医保养老等互联互通，港澳人士所持有的会计、律师、医生、建筑、咨询等服务业专业资质能够在珠三角地区获得认可，逐渐剥离挂靠在户口上的各种福利，使大湾区内居民能够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居民在三地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就业。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让在大湾区工作的人士只要缴交原居住地的税即可。广东省政府已提出推行“人才优粤卡”服务，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凭卡在社会保障、购房购车、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工作所在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此外，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四市将率先探索放开对港澳台和外籍人士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的限制，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相信这些创新举措将会畅通粤港澳三地人才的集聚与自由流动。

3．创新金融制度，促进资本集聚和流动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市场将助推创新型企业成长。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资源具有重要优势，特别是香港拥有与国际金融服务紧密互动的规则体系和丰富经验。要让香港的金融优势与广州和深圳的金融资源形成互动，强化大湾区“金融+创新”的优势。探索建立稳定的人民币、港币、澳币汇率合作机制，这是大湾区经贸往来与投资合作的基础。探索金融业大监管模式，降低金融运行的交易成本，鼓励资本的跨区域和跨国界流动。探索建立以信用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资金融通保障机制，实现粤港澳三地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数据共享。不断完善深港通制度建设，加强跨境监管合作，推动深港两地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探索港交所创新板与内地新三板、创业板的协同机制。推动香港创业投资市场覆盖大湾区。完善大湾区产权交易市场，开展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让风险投资通过出让其所占产权或股权兑现报酬，确保风险资本的顺利投资和依法获得相应的回报。

4．创新通关制度，推动科研器材和科研资金通关便利化

在推动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推动粤港澳试验设备及材料跨境通关便利化。发挥香港在研发设备、研发材料、中间产品等环节的物流功能。在特定区域，内地海关对来自于香港（包括从海外进入香港）、湾区创新科技所需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和中间产品均不视为进口，而免除入口关税。争取国家海关在湾区设立研发“小物流”进出口报关机构，争取研发“小物流”进出口的税收减免。推动科研资金跨境便利化。放宽科研资金跨境使用限制，强调项目负责人责任和事后审计。

5．创新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促进信息要素集聚和流动

破除信息孤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政府数据开放，实现所辖人员、企业、产业、物流、贸易、交通等信息的共享。推动数字湾区建设，提升信息空间连接度，实现各种信息流的一体化融合，推动“创新科技大数据联盟”建设。整合湾区相关信息行业协会、科技社团联盟、互联网专业协会等机构资源，推进粤港澳大数据共享和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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