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化”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他们为当时的思想争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实质意义上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思想的萌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人，李大钊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解释和宣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释，是他对近代中国如何应对现代化问题做出的新的诠释，对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走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在当时与胡适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表达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对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如何实行社会主义以及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李大钊认为：“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当然，这次革命也必然具有中国特点。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他得出判断：社会主义不是死板划一的僵死模式，而是共性与特性、普遍规律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社会主义应该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第二，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这些思想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认识。

他还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关系。“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保护个人自由。“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在纵向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因此，社会主义的精神，“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

张闻天也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思路。根据程中原的考证，张闻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比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早发表半个多月，比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早发表半年多。在很多青年人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多关注的时候，张闻天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1919年7月11日，张闻天在总结五四爱国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废除军阀统治，建设“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随后，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认为社会问题经历了四大变动，并紧扣中国革命这个根本问题来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然后大家要干涉政治：“第一，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第二，遇到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他还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认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方法，各国不同”，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张闻天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考虑，对劳工问题、农村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恋爱婚姻问题等进行了具体研究，同时，张闻天还十分重视思想革命和精神运动。他认为，精神运动和思想革命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十分重要：“凡纷乱而不能破坏这纷乱社会中的人民所抱的旧有‘思想系统’（Idea System），那么尽管纷乱，尽管今天提出科学，明天提倡民主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由这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他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张闻天在当时就能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路，非常可贵。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状况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的重要理论成果，就是当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思想。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思想和口号：“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动”，“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们身体力行，在信仰支持下“走向民间”，逐步实现了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结合。张闻天认为：“知识阶级，世界最无力之阶级也。乃能说而不能行者也，能行而行之无力者也。”“知识阶级而与民众合作时，则知识阶级乃世界上最有力之阶级也。”“徒有民众势力而无知识阶级，犹之徒有蒸汽而无蒸汽机关，其不能发生有用之功……民众之势力，犹之蒸汽，必得引导之，利用之，然后方能由潜势力而发为有用之功。彼引导之，利用之者，即知识阶级也。”他认为：“故无民众势力为后盾，则知识阶级之行动无力；而无知识阶级之引导，则民众势力无从发泄。此二者犹之肉体与灵魂，缺一不可者也。”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一认识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要部分，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凸显了重要价值。

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点”。

第一，学理性。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即使“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自己在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有关著作的时候，非常注意收集、翻译、整理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并把它们介绍给更多的读者。1919年底，张闻天在给张东荪的信件中谈道：“真理在那里亮光光地照着，可惜障碍物太多，吾们去了一层，又是一层。所以吾现在对于学问一方面，尽力预备。”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有的这种“学理性”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的重要历史传统。

第二，实用性。李大钊在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学理性进行探究的同时，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实用性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进行讨论时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对于一个社会主义者而言，“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包含了进行实际活动、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我们也应该本着主义进行“实际的运动”，防止“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以至于变成空的“主义”。李大钊呼吁：“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用性特点，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定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凝固不变的“经典”。他指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现。”他在《史观》一文中也曾经指出：“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李大钊提出的“时代环境”的问题，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特点以及结合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性。张闻天也有类似的思想。1922年，张闻天在和李汉俊的交流中指出：“汉俊先生一定要马克斯（思）怎样才怎样，我觉得太受拘束了。”“因为马克斯是死人，他底学说虽可随人家解释，到底太呆板了。社会主义却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余地的。”这些认识对于当时的思想界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照用，而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第三，凸显了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科学、自由的时代精神。张闻天是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较多的一位中共领导人。他不仅早年有过赴资本主义国家考察的阅历，而且阅读了大量西方读物，这对于他深入理解并践行五四爱国运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提供了直接依据。张闻天指出：“科学本身是进化的，今天所发现的在明天不一定还是真理，今年发现的在明年也不一定是真理。所以我们拥护科学如其单单拥护这些向来以为是真理的真理，结果，科学上的定律会变成宗教上的信条；那么，这种拥护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我们所拥护的是科学态度，不是从科学的态度所产生的效（结）果”，何谓科学的态度？“着重个人的理知和经验，就是科学的态度”，“拥护科学的态度正是主张个人的思想自由。科学的真精神就是个人的思想自由！”同时，张闻天对于中国固有传统并不是盲目否定。他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曾提出整理国故的人员要具备三个条件：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科学的见解。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张闻天认为，一定要“切切实实有系统的介绍”，而不能简单地跟风，从而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他在对外国文艺思想的翻译介绍中，发现柏格森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差别很大，而张闻天敬重托尔斯泰，又不排斥柏格森，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拥有的自由开放、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态度。这种科学态度的养成对于青年张闻天来说十分重要，对于早期的中共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在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的这些思想萌芽，体现了当时文化界和政治界开展的热烈的理论争鸣，这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拥有的学术传统，它理应成为后来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宝贵的思想铺垫和理论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思想体系的形成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在当时，党内存在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主要是教条主义，其次是经验主义。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表达的同教条主义作战的基本思想，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带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此时，这一问题的性质也已经超出了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些“中国化”思想，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也在实践中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对立。正如有学者总结道：“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正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提出的强有力的挑战。”

因此，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达了一种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他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面对共产国际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它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正如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闻天具体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组织工作，包含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和培元、杨松、张如心等也撰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内涵、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实现途径与方法、伟大成果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李维汉强调，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成教条。艾思奇先后撰写了若干篇文章，如《哲学的现状和任务》（1938年）、《论中国的特殊性》（1940年）、《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1940年）、《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年）等文章，相对全面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本身早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自己的基础，在内部有根源，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这一前提条件的作用。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问题。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有一般性的指导作用，但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式，因此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时必须注意中国的特殊性。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为基础，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另有所“化”。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并以此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不仅要实践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创造马克思主义。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途径。“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开展的学术活动。例如，何干之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王学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郭沫若、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分期的观点，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经过党的七大的讨论，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从党的文献来看，“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曾被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的确，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视域来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后来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在这一阶段，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层面不仅反映在具有主动性特征上，还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真性的追求上。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来看，具体表现为：一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以及对本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不拘泥于具体的词句和苏俄化马克思主义。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本质进行了自觉的理性思考。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主张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三是提出了立足于抗战实际，在两者相互融合中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构想。这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色彩。也就是说，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解释和运用都紧密地围绕“革命”展开，取得“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思想体系的转换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1949年到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期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要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为此开展了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影响，并且缺乏现代化长过程的历史视野，对中国的发展阶段没有正确估计，从而导致“中国化”定位出现偏差。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多数情况下是沿着“正名”或者寻求“正统”的传统思路前进的，这样的方法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学说神圣化，也就很难再以实践第一的态度来对待其具体的理论内容了。“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悲剧在于，“不但个性而且人性也遭到摧残扭曲”，而且“这种摧残扭曲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理性控制主宰下”发生的。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思想体系逐渐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新的时代挑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代内涵的丰富来自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得到彻底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转折过程也和党内思想解放以及党倡导的理论争鸣的宽松环境有着极大关系。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是一种有效的路线纠错机制，在中国共产党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理论和路线的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革命”思想体系到“建设”思想体系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确定实行全面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决策。

思想解放是中国全部改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历史证明，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重要助推器。

可以说，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再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邓小平理论因此被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对于思想解放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曾做出过精辟的论述。江泽民指出：“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命题，强调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指出：“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然面临新的时代境遇，如前所述，党内或者学术界的理论争鸣必然有着重要价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其理论内容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它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开放的理论争鸣，更呼应于那个危亡的时代要求，尤其是抗日战争带来民族精神空前振奋的背景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互作用的推动。它虽具有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双重内涵，但更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一种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及其深远的影响。而且，由于强调其对革命和建设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更注重突出“宏观”层面形成的理论特点，而掩盖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很鲜活的理论争鸣，对这些理论的争鸣，对于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将具有重要意义。其途径一是党内理论家的研究，另外就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学术视域进行的多层面的还原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