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云南连心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向荣 陆德泉
十多年前，当我们看到昆明流动人口社区的困境人群、云南农村的贫困人群所面对的处境时，我们在思考如何探索连心的社会工作模式时，一直有几个问题困扰着我们。首先，虽然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正在学习港台较为系统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模式，但是云南的困境人群处境，以及公共政策的干预力度和资源等能比得上北、上、广和港台吗？进一步看，港台以及北、上、广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社工模式？还有哪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模式可以供我们选择借鉴？连心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在云南的探索，探索出更合适的社会工作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受港台地区和欧美国家等社会工作模式的影响，推动以补救型为主导的城市个人服务和社会福利模式。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既有的政治经济脉络中，愿意提供一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弱势群体出现的问题提供救助和补救型的服务，并逐步制度化。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在上海、广东和北京发展较快，民办社工机构同时得到迅猛发展。在深圳、广州及其他沿海发达地区，在传统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急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带来的城市居民婚姻家庭关系的变迁、城市社区关系的转变、青少年偏差行为，以及大量流动人口进城衍生的就业、贫困、社会适应、亲子关系等城市化普遍性问题大量涌现。发达地区政府大力推动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传统社会工作的个人、家庭及社区服务模式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对策上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补救型社会工作的局限也逐步显现。
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原来就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工作的互动。有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济贫活动、个别化的个案救助工作，以亚当斯（Jane Adams）为代表推动的睦邻运动以及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衰退罗斯福新政的积极社会政策则开拓了社会工作的新局面。面对大规模欧洲移民形成的城市贫困和贫民窟问题，亚当斯在芝加哥的贫民窟推动睦邻运动，通过民间睦邻社区组织提供的教育、娱乐和青少年活动，逐步动员社区居民改善所在社区的状况。面对经济大衰退，美国政府通过积极公共政策建立普惠性和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共社会服务，以及在政府机构中雇用大量社会工作者推行积极的贫困家庭和儿童的救助政策。
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引进社会工作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为了应对日渐增多的城市社会问题，譬如青少年犯罪、儿童忽视、乞讨和流浪等，主要引进的是补救型的社会工作模式。究竟这种以补救型为主的社会工作模式是否合适，是否可以应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面对的贫困、失业以及种种社会服务不足问题，即是梅志利称为“专业殖民主义”的问题。后来新成立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有些国家甚至把社会福利计划指责为“非生产性”活动，认为其损害了经济成长的目标。
同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各种整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策略的社区发展工作。比较著名的有印度甘地和泰戈尔推动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社区发展模式。在西非，有些社会福利部门通过社区发展项目以满足不同社区需要；就是补救型社会工作也可以通过社区介入来扩展社区服务，譬如扫盲，道路、桥梁和灌溉系统建设，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开发小手工艺和乡村工业，建设社区卫生及教育设施等。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尝试逐步影响英国殖民事务署正式在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部门中确立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后来逐渐成为英国海外发展援助的主要工作方法。
也许，英国等发达国家以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海外援助形式逐步影响到联合国等多边发展合作组织，这些组织提供技术咨询和资金用来协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施社会发展计划。1969年联合国举行会员国社会福利部长级会议强调了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补救型、收入保障和发展性介入项目间的适当平衡，尤其是社会福利服务应当为国家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的观点。
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也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特别强调由下而上的参与形式和草根社区的参与。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巴西平民教育家傅莱雷推动的意识提升的充权策略。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方法、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后来在1995年联合国的社会发展十年间逐步成为联合国、双边与多边发展合作机构的主流理念和介入模式。从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实践看，南非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建立的政府，是世界上首个根据发展型社会工作设计，从宏观社会发展政策、中观社区发展和微观社会个案工作整合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制度。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型社会工作包括了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广泛由民间社会组织推动的，以及发达国家和社会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资助的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计划。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再分工的影响下，欧美等福利国家出现大量失业及贫困问题，国际移民大量流动，公共财政危机严重，新自由主义和公共管理的新管理主义出现，社会福利制度面临重大调整。高度依赖政府资源的传统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偏重于微观社会工作服务层面上的开展，无法应对政策及制度的挑战，被批评为偏离了社会工作最初的使命。在欧美国家，传统补救型的社会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批判、反压迫、后现代等新型社会工作的范式不断涌现，对全球化脉络中的社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虽然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在应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部分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政府所重视并大力推动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困，贫困流动人口以及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政府正着力逐步建立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城乡居民的平等经济社会权利。这些领域的拓展对社会工作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些社会发展问题和公共服务的缺失在中国西部地区尤其突出。以云南省为例，其地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农村贫困面较大，城市失业及流动人口就业、子女教育及医疗保障问题突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不足。在应对这些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及社会服务需求时，社会工作应如何定位？传统补救型的社会工作模式是否为有效的响应方式？什么样的社会工作模式，什么样的社会工作者，以及哪些能力和技巧才能应对中国西部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
基于这些问题，从2007年开始，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的社工专业教师发起成立的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城市流动人口为关注对象，在流动人口聚集社区尝试探索一套结合西部地区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并逐步开拓少数民族贫困农村社区和灾后社区重建工作。本文尝试对云南连心十年来的经验进行梳理，以推进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发展福祉和权益为目标，探索整合个人、小组及社区工作方法，推动社区服务和经济的策略，促进社会工作生态发展、社会福利政策改变，以及注重社会工作者成长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
一 发展型社会工作范式
与欧美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源起于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建设。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深受香港地区和欧美高等教育的补救模式（remedial model）和社会福利模式（social welfare model）影响。我们先不评论补救和社会福利模式社会工作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社工模式是在欧美发达福利国家高度发达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分工下形成的，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脉络大相径庭。
梅志利（Midgley）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大力批判欧美社会工作的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提出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关联性不足（social relevance）。面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的缺乏，社会服务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严重不足，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必须反思欧美补救和福利社会工作模式的局限。他推动建立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范式，把社会工作重新定位在弥补和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和制度的缺位。梅志利（Midgley, 1996）认为传统社会工作模式通过辅导个人、群体或社区适应社会变迁的方法，无法应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市失业或就业不足，农村贫困、饥饿、无家可归、文盲及疾病等问题。他提出必须建立发展型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以开发社会工作在推动社会发展目标的外延功能，来弥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足。比如以社会工作方法发展生产或就业机会，协助提供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以及推动发展性社会政策。
梅志利对发展型社会工作的主张显然并不局限于发达国家。随着全球经济转移，欧美经济衰退转型，公共财政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盛行，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大幅削减，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发展权益受到威胁。传统社会福利领域进行改革，逐步强调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社会投资，开发社会企业，协助个人或群体创造就业。发展型社会工作甚至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运用到欧美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中，比如小额信贷（micro-credit）对刺激微型企业（micro-enterprise）在减贫中发挥作用，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与企业性运作相结合的效用。在社会政策层面，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投资于人力资本，投资于就业和创业计划，投资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投资于资产发展（asset building），消除经济参与的障碍，投资于效益高的社会计划（王思斌，2007；方巍，2009）。
国内在争论欧美社会工作范式与中国的社会关连性时，亦出现了中国社会工作应该走个人社会服务的补救型模式，还是需要为本的发展型的社会工作的争论（王思斌，2007；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彭华民，2010）。方巍（2009）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具备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譬如提倡开发式扶贫，从“输血”到“造血”，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投入，对创业和创造就业的重视。可是，这种强调中国社会政策的理念接近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观点，忽视了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强调政策落实到具体计划，以及具体干预项目的社会工作方法。譬如如何提高计划的瞄准度，但有可以减低项目的标签效应；如何提高建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资产建设（asset building），从而避免小群体的竞争、排斥和贫困悬殊等；如何化解社会企业的管理方法与员工的赋权和组织，以及社会动员的矛盾。这些都是发展型社会工作的探讨工作策略、方法和重点所在。
同时，国内有关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讨论过于强调发展型的社会投资和政策，忽视了发展型社会工作在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层面对传统欧美社会工作实务的重构（re-constitution）。Estes（1998）认为发展型社会工作不是完全否定欧美社会工作发展的个人服务模式（personal social service model）和社会福利模式（social welfare model），而是通过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重组个人或群体发展问题的个人服务与社会福利的干预方法。在维护个人或群体发展权利的过程中，服务的重点是补救、预防以及保护个人或群体免于剥削、歧视或生存的恶化。在维护个人或群体发展权利的过程中，社会福利模式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协助与推进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发展机会与权利。
从发展型社会工作重构各种社会工作实务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型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工作充实发展工作（development work）的粗放型工作方法的策略，而发展成为结合个人与社会层面的扶贫发展、建立社会服务与保障体系，以及社会政策研究与倡导的工作方法。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而言，也逐渐从传统的个人服务与社会福利模式，向发展型社会工作和国际社会工作（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或全球性社会工作（global social work）转变。
南非社会福利学者帕特（Patel）提出南非的发展性社会福利模式基于以下5个支柱。
（1）社会权益为本，特别是基本社会服务的权益（比如房屋、教育、医疗卫生）和平等获得社会福利的权益。
（2）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特别强调大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获益，减少贫困与经济不平等。策略包括一系列教育与技术培训和社会投资，比如微型企业和小基建。
（3）民主和参与的理念和价值。社会发展项目的受益者应该享有积极参与规划、执行和评价的权利。
（4）社会发展的多元治理和整合。社会发展是通过政府、民间、非正式群体（家庭、朋友、族群等）和商业部门的合作提供。
（5）社会发展需要整合从微观到宏观的介入策略，以采取个人、家庭、社群、社区或社会的介入策略协助服务对象获得最合适的服务。
演绎到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原则，根据梅志利的看法，可以大概阐述如下。
（1）改变。促进人在环境中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改变环境，那些实际的环境因素，比如就业机会、医疗照顾、识字、社会经济地位等。
（2）抗逆力。不同有关抗逆力的理论和介入策略强调个体能动性对克服逆境和重建能力的重要性。相关理论有能力视角（strengths perspective）、资产为本的社会发展视角（ABCD: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欣赏性探究（Appreciative Inquiry）等动员个人、群体与社区能动性的介入策略和方法。
（3）社会投资：通过各种社会投资办法，提高个人经济自主的能力，包括创收活动、职业技术发展、小额信贷等。经济自主是个人和社区充权及公民权利的基础。
（4）发展型社会工作强调自主和社区为本的自给自足。社区为本的社工实务是培养社区的能力去提供照顾与服务。
从具体的社会工作技巧而言，胡曼总结了几个层面的工作技巧。
（1）个人层面发展型社会工作技巧。工作对象是个人、家庭与小群体。培养个人努力的文化与实践，以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幸福的个人能力。具体包括成立小额信贷、社区为本的小商业和其他草根小企业，促进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如健康卫生、教育与其他个人福利的小机构。具体的工作技巧包括倡导、培力充权、小群体工作、组织与行政、能力建设与社区教育、草根研究与规划。
（2）社区层面。社区层面的介入主要是推动社区、片区、机构如学校、医院等的变化。具体技巧包括在这些层面开展倡导、培力充权、小群体工作、组织与行政、能力建设与社区教育、草根研究与规划的工作。激活（animation）、意识提升（conscientization）及社区动员的概念和策略也很重要。梅志利认识到社区构成的复杂性，所以他早期的研究也强调社区内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
（3）政府工作层面。在政府层面的工作包括社会规划、政策与研究等宏观社会工作策略。虽然这方面社会工作实务不一定是直接服务对象，但与前面两个层面的直接服务也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因此，发展型社会工作范式吸收了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发展型社会工作的思考，更利于协助中国社会工作进行理论和实务探讨，以响应中国急速社会转型的要求。发展型社会工作同时具备开发不同层次社会管理创新的潜力，践行科学发展观。此外，发展型社会工作范式具备重新整合个人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专业价值和工作策略，以应对开发扶贫、充实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农村建设、服务流动人口与特殊群体等社会管理创新的挑战。
二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与云南连心在探索发展型社会工作范式的实践经验
自2014年我们参加发展型社会工作研讨会以后，国家实施的积极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政策，以及社会问题形态的演变，都使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以下简称社工研究所）和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云南连心）在探索发展型社会工作方面，面临着较多的机遇和挑战。
社工研究所在推动成立云南连心之初，主要以城市流动人口为服务对象。2007年开始组建专业社会工作队伍，长期扎根流动人口聚集社区，逐步拓展到少数民族贫困村寨的扶贫发展、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机构培育以及云南社会工作生态和社会工作者的培育工作。为了应对组织层级化带来的对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和开拓性的束缚，社工研究所和连心从2014年开始逐步培育一些较为成熟的团队成为独立社工机构，分别有儿童少年服务的益心、反家暴服务的明心等。同时为了应对这些新社工机构面对社工专业化、机构管理和财务的挑战，连心与这些新成立的机构成立协助网络，为这些机构建立专业化管理和财务管理的规范和培训，为共同推动云南社会工作发展而努力。发展型社会工作是云大社工研究所和云南连心及培育孵化机构的共同策略和方法，我们在下文尝试总结一下对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经验和思考。
（一）在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展型社会工作需要探索小群体和社区充权与社会服务提供的结合策略
中国的城乡不均衡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家庭分隔、农村凋敝和城市流动人口社区贫困化。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带来农村空洞化、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形成社会关注的儿童、妇女和老人的“三留守”碎片化家庭和社区关系。进城务工人口依然受到城乡二元政策的影响，造就不得已的家庭分离和城乡交叉断续的人生命运。
在昆明的城乡结合部，大量进城务工人口主要居住于城市城中村社区，虽然现有城中村社区大部分实现了村转居的转变，但原有街道办及居委会在资源及人力紧缺的情况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原有社区服务范围无法覆盖大量流动人口家庭的广泛需要。在云南，社会工作者根本无法转介服务使用者到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只能逐步开办各种社会服务。在贫困农村，社区服务的匮乏更为突出。原来的村庄集体经济瓦解后，加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无论是村级财政还是人力均严重短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大量农村劳动力到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工作，形成突出的村寨空洞化和凋敝，留下大量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碰上天灾人祸，更突出了凋敝村寨应对灾害的脆弱性。
针对流动儿童缺乏安全活动空间和文娱活动的情况，连心通过社区活动中心提供功课辅导，乒乓球活动，图书、玩具借阅，提供基本的安全活动空间。同时，儿童中心组织儿童兴趣小组，前后组织了摄影小组、手工小组、游戏小组等。此外，连心也积极建构儿童友好的成长空间，让进入青春期的流动少年学习与人相处、心理健康及性健康教育知识。同时，连心与王家桥的民办学校建立学校社会工作站，建立教师小组与学生小组，培养教师能力提升，协助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育学生成长，辅导进行青春期教育。应对贫困农村和灾后农村更为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连心也在昆明团结乡、中缅边界的沧源县和鲁甸灾后重建地区，开设社工站提供留守儿童服务。
针对流动妇女，连心举办了流动妇女之家，提供亲子教育课堂、健康及法律讲座、组织舞蹈、开展社区文艺晚会及运动会等。针对反家暴，开展了热线咨询和法律援助，并与省妇联建立社工干预与法律援助无缝衔接机制。
针对王家桥流动人口社区多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零散工，连心建立了农民工维权站，提供劳动法咨询和援助，平常提供满足打工兄弟适应进城打工的劳动法学习、计算机和手机技能学习等学习班。最近还获得区总工会的支持，在普及街道成立农民工联合工会。利用布依族妇女喜爱舞蹈的特点，协助流动少数民族重建她们的社会和聚居网络，提高她们改善自身居住环境和互帮互助的能力。
连心不同团队在原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困惑和新认识。首先，原来团队感觉流动人口群体的需求很多，连心工作人员的能力和资源有限，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不同的服务。其次，流动人口中的流动性大，担心骨干成长后会返乡或流动到其他地方造成“浪费”。但是从服务过程中，连心同事逐步看到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和服务他人的精神。
这些优点尤其在流动儿童身上更为突出，很多孩子不像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他们从小就要帮父母料理家务和照顾弟妹。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充当儿童之家的儿童志愿者，逐步负责管理中心日常的读书和玩具借还服务。他们甚至可以自己申请和组织集体活动，担任天才表演或节日活动的组织者。流动儿童服务的模式由连心的社会工作者组织负责逐步改变为培育流动儿童骨干的能力，负责管理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参与社区中心的管理和提供外展服务到附近的楼栋。
连心也学习连接社区外部资源应对流动人口社区内部资源不足的问题。连心在儿童服务过程中开始接触到为数不少，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家庭照顾的困境儿童。这些困境儿童需要更多人力，提供不同形式的陪伴和照顾。所以连心发起了专业志愿者的家庭陪伴计划，通过深入的培训，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工作和辅导技巧的水平，以应对一般的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
在经历了为流动少数民族服务提供直接服务而挫伤少数民族主体性和脱离她们生活习惯的挫折后，连心社工主要是巩固和发挥流动少数民族妇女舞蹈小组的主体性，并逐步把妇女网络从舞蹈组织转化到关注自身的居住环境和日常的需求上来。后来这个妇女舞蹈网络进一步发展成为孩子互助小饭桌，保障孩子午餐营养和卫生的互助活动。
在过去十年间，连心的同事们逐步掌握了应对城乡社区欠缺社会服务状况下的发展型社会工作原则。
（1）社会工作者需要做好为社区不同群体建立基本服务策略的思考和实践准备，而不能简单地以社会工作不是提供服务、没有资源、工作已经很繁重为借口而否定提供服务的重要性和社会工作的意义。
（2）发展型社会工作不是简单为提供服务而提供服务，为连接资源而连接资源。社会工作可以把提供社会服务转化成为一个平台和载体，从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角度以培育小群体互动和信任的社会资本策略、从增能赋权的策略促进服务使用者的个人和小群体意识、信心、能力和合作方面的成长。
（3）发展型社会工作需整合需求为本的视角、资产为本视角再回到需求为本的辩证策略，或以资产为本视角的迂回策略，以个人、小群体或社区资产发挥服务使用者的能动性，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以响应小群体或社区关注的服务议题。
（二）发展型社会工作在开发社区经济、提供个人或社区就业上发挥的作用
从昆明王家桥社区的流动人口看，大部分来到昆明打工的云贵农民，是由于农村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完全依靠农业无法获得持续的生计保障。王家桥是少数靠近市中心的城乡结合部，房屋质量较差，房租相对便宜。在这里居住的进城务工者首要面临的就是就业和生计问题。少数民族由于不谙汉语及相关技术，社会资源较少，生计问题更为突出。
原来连心在就业培训和提供社区就业方面还是比较犹豫。由于社区妇女骨干的反复要求，而且流动妇女骨干往往由于生计需要而流失，促使我们在这方面做尝试和努力。当然如果真的要提供就业的社会企业或合作社，连心的工作人员和社工需要做好意识、策略和技能的准备去应对社会企业或合作社带来一系列的挑战。无论如何，连心觉得还是值得走出第一步，尝试应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改善生计途径，以及探索这一策略的效能。
连心在过去八年间探索以绿领平台为切入点，通过开设社区互助店、绿色手工坊产品研发及销售，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班，提供社区就业及创收机会。互助店通过社会及企业捐赠二手衣物，以低廉的价格销售衣物、家居用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一方面可以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提供社区就业，打造妇女骨干与社区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绿领平台通过对未能就业的妇女进行技能培训，开发旧物改造以及少数民族流动妇女手工艺特色产品，进行市场销售，一方面改善妇女生计，另一方面则通过绿领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妇女自助及互助的意识和能力。
在沧源社工站，乡村干部也把贫困和开发作为社会工作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乡村干部的反复要求下，连心社工协助乡村干部和村民成立了养鸡合作社。以沧源县旅游发展的机遇，善用村寨所在的生态资源，发展林下养鸡，加之政府资源支持，取得显著的成效。
当然，与其他地区的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所经历的微妙关系一样，连心在处理其中的复杂关系时也是战战兢兢。首先，在社会企业中，工作员与妇女骨干的关系正在改变，容易变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连心努力尝试加强民主和参与式管理，逐步把社会企业往合作经济发展。社会工作者和妇女骨干无论是处理外部的销售和成本控制关系涉及的生存问题，还是建立内部管理和包容性团队的增能赋权策略，或处理两者的相互矛盾，这些从意识、策略和技能都是传统社会工作所没有的相关技能。
所以在这八年间，连心的社会工作者需要懂得以开拓市场和成本控制的形式去达到回收成本甚至带来盈余的管理形式，需要学习跨领域合作，设计和商业伙伴沟通合作，连心和流动妇女骨干增收的特点和规律。同时，社会工作者又不能完全照搬工商业管理系统中威权的管理模式，他们需要借用或发明与社会工作价值和策略相近的管理及团队建立方法。
社工研究所和连心对社会工作介入生计问题的思考有：
（1）发展型社会工作需要处理好社区就业与社区经济的社区基础。从连心经验看，扎实的社区基础对辨认社会经济需要、居民骨干的参与、社会资本或社区互信，以及发挥社会经济在社群或社区发展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2）发展型社会工作需要做好意识、策略和技能的准备，应对社会企业或合作经济带来新的关系，应对传统社会工作与服务使用者关系带来的冲击。
（3）由于主流社会的层级雇佣与管理关系根深蒂固，无论社会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雇员-伙伴无法摆脱主流社会习惯的束缚。特别是当前主流的社会企业思潮受美式商业管理影响较深，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容易觉得只有主流社会的商业管理体系才是有效的，很容易把社会工作机构变成商业企业，把社会工作者变成为雇员，造成新的劳资关系矛盾，并带来服务使用者的去权、边缘化甚至剥削。
（4）社会经济其实包括一系列经济-充权增能（培力）的社会经济模式：有主要借鉴商业营运模式的社会企业、强调参与式管理的社会企业、合作经济以及团结经济等不同的模式，发展型社会工作需要采取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目标、策略，为预期出现的张力矛盾做好准备，筹划应对的小组和个案工作策略。
（5）社区就业和社区经济所提供的平台，能够加强服务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和提供增能赋权的机会。增能赋权的范围包括职业技能、人际沟通合作技能与精神、社群与社区互助合作能力和精神。服务使用伙伴在参与社区经济的过程中，可以逐步提高他（她）们的参与权利。
（6）在社区就业和社区经济个人、群体和社区的互动和支持中，有助于推动改变服务使用者和社区的现状，改变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被忽视和歧视的处境。
（7）主流社会企业论者对在社会企业或社区经济中迭加增能赋权目标的异议是比较大的。他们认为这些目标可能与商业性营运产生矛盾，增加社会企业的成本负担。这些异议有一定的道理，从发展型社会工作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搞清楚原来创办这些社会企业或社会经济的目标，增加的成本通过什么去消化，是追求极大化盈余还是优化商业和社工两个目标。
（三）发展型社会工作需要应对当前中国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应具备深入辨认社会问题和需求，整合、开发社会服务的能力
社区服务面对社区多元化的群体和大量多元化的需求，加上人力有限，很容易囿于传统的社会服务模式。虽然看到了很多新涌现的弱势和困境群体，新涌现的需求，但是不敢应对，不敢大胆创新。云大社工研究所与连心沿用云大的服务学习模式进行及时总结和创新。在社区就业方面，社工研究所推动云大设计系利用设计创意协助流动妇女实现社区内就业，改善生计。面对昆明流动儿童在小学升初中的障碍，连心和研究中心通过行动研究为流动儿童在小升初过程提供升学辅导，并记录相关的问题和障碍。同时也尝试对进入初中的学生进行跟踪和辅导，深入了解流动儿童在初中的适应、被歧视、辍学等问题并探讨相应的干预模式。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对乡-城循环流动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了解乡-城流动人口的流动状况、家庭散聚形态，从而对流动人口社会服务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设计。
我们也鼓励各部门进行社会服务创新，开拓新的资源建立和推广新服务。以布依族公益小饭桌的项目开发为例，我们鼓励负责少数民族的社工以布依族妇女的跳舞小组网络为基础，鼓励逐步参与院落环境的改善、社群互助金的管理，再到应对布依族孩子的午饭和午间成长活动。通过连心链接相关资源，最后形成了由布依族家长参与管理和营运的公益小饭桌。
以困境儿童家庭陪伴的专业社工+专业义工服务开发为例，原来儿童团队接触了不少由于贫困、单亲或父母不在身旁的流动儿童，儿童团队初步找了一些志愿者进行小规模的家庭陪伴，发现效果不错，但是缺乏持续的资源跟进。社工所和连心刚好看到民政部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爱之行项目正在启动，于是鼓励儿童团队申请，并获得了云南省青基会的配套基金，让这个专业社工+专业义工的困境儿童家庭陪伴计划得以进一步深入发展、规范化和专业化。在困境儿童家庭陪伴项目的基础上，逐步开发更深入的困境儿童辨识框架、儿童社区饭堂，以及其他针对困境儿童需要更为精细的服务策略等。
（四）促进和维护服务使用者的发展权益也是发展型社会工作一大工作目标
在当前中国政府推动建立积极的社会政策背景下，发展型社会工作可协助政府建立普惠性的社会服务和针对弱势和困境群体的特惠性服务模式。
云南连心从2006年开始服务流动人口社区，当时流动人口的社会政策比较模糊，使得相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人士对连心的态度比较谨慎。即便如此，连心也已协助弱势群体参与社区，通过政策研究把弱势群体与公共政策制定联系起来，协助政府完善社会发展政策，维护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和需要。如通过与省妇联合作开展针对城市社区妇女基本生存现状的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及政策咨询报告，直接影响到政府制定相关妇女政策的决策过程；此外，通过省政协提案的方式，将流动人口居住保障、流动儿童生存安全、城乡结合部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以及社区就业等议题形成提案，引起政府对问题的重视并推动制度的改变。
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更为明确地提出要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模式要从社会管理创新向社会治理创新转变，为流动人口社区提供社区服务，开发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模式，关注困境儿童和反对家庭暴力等。连心和省妇联合作，举办了流动儿童摄影展，反映流动儿童的心声。在妇联开办流动妇女之家的基础上，连心把社区服务模式总结到流动妇女之家的手册中去。
民政部门希望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工组织培育，连心通过自身组织的成长经验和开发社会服务的经验，整合其他类似的经验，协助地方民政部门建立了昆明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培养模式。
在云南灾害社会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时，社工研究所和连心在鲁甸县6.5级地震安置和重建工作中，结合原来儿童和社区工作的经验和其他地方的灾害社会工作经验，配合民政部进行灾害社会工作政策的探索。
自从国家承诺在2020年消除贫困后，各个部门就把扶贫开发看为头等大事，民政部也把社会工作的工作目标和范围放在协助扶贫开发上。社工研究所和连心在沧源农村养殖合作社和王家桥绿工坊社区就业的探索成为了重要的模式。
近年来内地发生严重的家暴案件，农村的留守儿童、妇女、孤寡老人、孤儿缺乏照顾的问题凸显，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加强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社工研究所和连心抓住这些机遇，把连心在城乡保障弱势群体的经验推广成为相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可以参考的服务模式。
（五）发展型社会工作在营造发展型社会工作生态中的策略和意义
自社工研究所和连心开始探索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始，我们探索了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工作策略，应用在培训社会工作者、社区骨干的培训上。比如我们通过云南省民政厅的福彩基金支持农村社会工作培训，连心参与的流动人口社区服务培训中一直把不同社区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思路与其他地方的经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
在促进云南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开发发展型社会工作方面，社工研究所和连心也在推进社会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通过协助英国领事馆举办社会企业培训项目、与辅仁大学社会企业研究所建立的策略合作关系、筹办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学会等，推进以社会经济和社区经济等与社会工作增能充权可以相互结合的生计模式。
（六）发展型社会工作超越了传统社会工作方法，需要加强对相关工作模式的研究、总结和整合
当前社会工作教育建基于传统个人服务和福利性服务模式，传授个案及小组工作方法，而忽视社区工作、社区组织发育、社会经济以及提供不同服务的模式。很多社工毕业生在狭隘的专业训练下无法应对社区和群体的需求多样化和社会服务严重缺乏的现实需求。“专业社工知识”无法应对现实需求，在应对现实需求中无法结合专业价值和知识，容易陷入迷茫和困顿。
连心在以往安排云大和香港的实习生到流动人口社区时，有些同学认为“专业社工”就是服务对象上门到“专业化设备完善的访谈室和小组工作”求助，然后按照课本及老师讲授的方法进行接案、评估、干预及结案。而现实的状况是需要同学们深入社区，与个人和家庭建立广泛的关系，发现个人和群体的需要和能力，再和服务对象磨合服务方式和内容，通过简单和朴素的空间开展各种服务，还要结合社工价值和工作方法。连心从进入社区与社区建立关系，了解服务受众的需求，设计各种服务项目，结合社工方法逐步建立了流动人口的发展社会工作模式。
当前基于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和梳理的社会工作模式是高校社会工作教育所缺乏的模式。发展型社会工作者呼吁实务者与研究者的整合，以社会工作研究总结经验，开发培训教材及设计培训计划，以弥补当下高校社会工作研究特别是实务研究和训练的不足。
三 总结与思考
中国社会工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一样，在应对社会发展问题和社会服务严重不足的困境中，需要探索社会工作在促进和维护国民的社会发展权益的角色和策略。发展型社会工作范式及发展型社会工作者培训实践探索，是中国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课题，在理论研究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也对社会工作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第一，发展型社会工作强调微观服务与中观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以及宏观社会政策倡导的整合，协助服务受众取得自我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机会和权利。如何在多元领域和多层次中整合发展权利和社会工作价值是一种充满挑战性的尝试。比如在社区经济中如何整合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的培力/增能/赋权等方法，个案辅导中结合反压迫与发声方法，小组活动中整合经济利益分配和制约“搭便车”行为等，需要根据国情进行发声和倡导适宜的工作方法。
第二，发展型社会工作强调研究、服务开发、培训反思与实务反思的四结合。其中强调的行动研究、行动学习、服务学习和培养反映了实践者对开拓发展型社会工作的重要性。要推动研究者、行动者和实习生的有效合作，突破各自的制度性局限和惯性，对社会现实建立共同的分析框架，以及对认识和干预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建立共同的社会工作伦理和认识论，建立对行动研究的共识，以便建立反思性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和促进实践者的成长。
参考文献
方巍，2009，《社会福利发展策略的创新与偏颇——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评论》，《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马凤芝，2014，《社会发展视野下的社会工作》，《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彭华民，2010，《需要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Schon, D. , 2004，《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台北：远流出版社。
王思斌，2007，《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学研究》第2期。
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吴骏，2016，《发展性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析》，《社会工作与管理》第1期。
徐选国、戚玉、周小燕，2014，《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经验反思——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分析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Estes, Richard J.1998.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A New Paradigm For A New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IUCISD），Cairo, Egypt.
Midgley, James.1996. “Social 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39: pp.5-12.
Midgley, James.2010. “Community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in James Midgley and Amy Conley eds.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Skill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l, Leila, Tessa Hochfeld.2012.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in South Africa: Translating Policy into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June 11.
Van Breda, Adrian.2015. “Developmental Social Case Work: A Process Model,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December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