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欧洲新安全结构与欧亚大陆格局

冷战后欧洲新安全结构的出现，使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将欧亚大陆作为整体来观察。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包围欧亚大陆的遏制战略受两极体系的影响而未能如愿的话，冷战结束则给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它要实现在欧亚“大棋盘”上由海向陆的合围，特别是通过防御性联盟、合作安全网络、经济一体化相结合的方式，多管齐下，自西向东从陆上完成对欧亚大陆的控制。

欧洲新安全结构的形成与扩展，对结构外围国家或非结构内国家将产生三种压力：力量压力、制度压力和文化压力。

力量压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威慑力。冷战结束后，美国之所以费尽心机调整北约，使之占据欧洲安全结构的中心，并在没有大规模入侵威胁的情况下坚持“第五条款”的集体防御，就是要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纵观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欧亚大陆是重中之重，安全战略的部署以“造势”和“准备”为主。这不仅是因为，“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是“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还因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威胁划分为甲、乙、丙三类。对美国生存构成的“苏联式”的威胁，是“甲类”威胁，冷战结束后已经不复存在，只存在对美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和间接威胁的“乙类”和“丙类”威胁，前者主要在波斯湾和朝鲜半岛，后者如发生在科索沃、波黑、索马里的危机。在“甲类”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就是要做好预防性部署和安排，以防止五种危险演变成为“甲类”威胁。为此，确保北约联盟的主导地位，发展北约维和与危机处理能力，推动北约东扩，并以北约为核心建构合作安全体系，都是美国在欧洲的一种“造势”和准备。目的是通过维护美国的联盟体系，以联盟的强大力量威慑和遏制挑战者，以军事合作网络发展融合伙伴国，并通过盟国和伙伴国分担责任与费用，通过前沿存在和经常性的军事演习保持机动灵活的强大力量，从而确保威慑发挥作用，最终实现美国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全世界的目标。

力量压力还表现为一种经济主导力量。到20世纪末，美国与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它们共享经济繁荣，利益高度契合。美国之所以把欧洲地区看成是“生死攸关”的地区，是因为它从“这个繁荣和充满活力地区的合作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欧洲作为“稳定区”的扩展可以使美国利益免受威胁，并进一步扩大贸易和投资机遇。这一点对欧盟来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合作，还表现在对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在经济、技术、援助等方面的控制和主导。

制度压力是一种软性压力，既表现为核心国家的制度扩张，也表现为结构扩张过程中的制度化建设。核心国家制度扩张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周边国家强烈要求进入核心，而核心对它们的接纳是有条件的。如前所述，欧盟和北约在东扩过程中，对申请国都有规范性要求。如申请国必须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体、尊重人权、国防建设与国防预算必须具有透明度等，所有这些要求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是一种约束性规范（regulatory norms）。申请国要想早日加入联盟，必须按照这些约束性规范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适应性改造，从而使这一改造过程具有一种战略性的建构作用。对于核心国家来说，它们提出的约束性规范不仅为国家关系互动提供指导，而且可以使结构按照核心国家的目标低成本地有序建设。对于非核心国家，战略性建构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外在要求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应新的规则。这样的“转轨过程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过程：目标的确定是由外部或者说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强加的，目标的实现是由外部提供的顾问和培训计划支持的”。并不是每个国家在寻求被西方接纳的同时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的附加条件，如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坚持按照自己的步骤进行改革和转轨。但是斯洛伐克在1998年大选后，克罗地亚在1999年图季曼总统去世后，都不得不承认结构的压力，接受了西方的附加条件。

欧盟与北约东扩除了导致外围国家被战略性建构之外，东扩过程也导致地区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安排。欧盟东扩过程，包括欧盟扩前战略的实施，欧盟与申请国之间一整套磋商谈判机制随之建立起来。北约从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NACC）建立，到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还有北约地中海政策、北约东南欧计划、北约高加索工作小组等，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围绕着北约建立起来。这些制度化磋商与决策的安排，形成一种区域化的制度网络。这种制度网络对集体认同的培育至关重要，它将造成网络内外国家的信任差距，从而建构或敌或友的关系。

文化压力准确地说是结构表现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压力。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大张其道，在欧美表现得尤其明显。从“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文明冲突论”到“霸权仁慈论”、“民主和平论”、“主权过时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这些思潮一方面为美国霸权和西方的统治地位寻求合法性，另一方面追求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以西方价值观为主体的所谓“普世主义”新规范。欧盟与北约东扩，在实力与制度扩张的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扩张。北约和欧盟向申请国提出的规范要求，背后输出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体系，特别是以自由主义尺度判断一国对外政策的属性。这种尺度认定，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程度不仅是决定一个国家人权状态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和平取向的关键。冷战后这种自由主义甚至被美国发展到了极端地步，出现了一国政治自由程度是决定其接受还是抗衡美国霸权领导根本原因的说法。这种说法提出，“全球主张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同其他自由国家的利益相对一致。他们逐渐觉得美国是一个不坏的国家，因此不会下很大的本钱去抗衡美国。同样的，统治美国的自由派也逐渐比较友好地对待其他自由国家。但是，反对自由的上层人士觉得美国越来越邪恶，倾向于投入更多资本去抗衡美国；这样一来，美国就不那么友好地对待这种人统治下的国家或他们支持的机构”。根据这一逻辑，甚至得出所谓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必然是不尊重人权的专制集权国家的荒谬结论。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人的安全高于国家主权，人道主义干预合理等思想正在逐渐占据上风。伴随北约、欧盟东扩而出现的这种意识形态扩张，是结构所表现出的文化压力。

随着欧洲新安全结构由西向东的扩张，这三重压力将对欧亚大陆主要国家俄罗斯甚至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冷战结束后完全被排挤到欧洲安全结构建设进程的边缘。尽管中间俄罗斯几次试图通过加强欧安组织的作用，争取在欧洲安全事务决策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欧安组织的职能被北约、欧盟所蚕食，俄罗斯在欧洲安全结构中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俄罗斯作为欧洲地区大国历来对欧洲安全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冷战期间苏联更与美国分得半壁江山，但冷战后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施加影响可资利用的组织主要是联合国和欧安组织。这两个组织在欧洲地区发生的两次危机中作用有限，联合国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干脆被北约甩开。欧安组织也只能从事早期预警和善后处理工作，重大决策完全掌握在北约手中。欧洲新安全结构形成后，俄罗斯面临全面压力。如何在这种结构的力量、制度和文化压力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对俄罗斯领导人政治领导水平的严峻考验。俄罗斯认识到，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改革与复兴，因而与西方对抗不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只有寻求进入西方构筑的制度化网络，与西方联盟进行有规则的互动，才是俄罗斯的出路所在。因此，普京总统利用“9 ·11”事件提供的机缘迅速调整政策，做出各种让步，拉近与美国和西方距离，并最终争取到了实质性改善俄罗斯地位的“20机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在“9·11”后的选择，是结构压力的产物，是普京总统对结构压力的反应。

欧洲新安全结构的扩张，特别是当俄罗斯接近融入结构之后，结构张力将不断通过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向东传递，从而前所未有地影响亚洲国家。为此，亚洲国家应当尽早采取对应措施，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妥善处理好发展与欧盟及与北约的关系这两大课题，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