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范式和发展的高潮

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通过积累而呈线性不断发展进步的，但实际上技术创新是随机的，而非连续的。这正如库恩所言，科学的历史是由那些极具洞察力的新思想推动的，而不是连续积累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态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技术创新也往往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重大的技术创新要么难以出现，要么会积聚出现而形成技术革命。而人们一旦意识到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重点就会转向那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变迁上，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就会产生。这样的发展巨潮是通过巨大的跨越或持续约五六十年的高潮而实现的升级过程，每次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这里将“发展巨潮”（great surge of development）定义为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会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导致结构变化，而且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然后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

因此，每次巨潮都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更深入人民的生活，在地球上也将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张。每次技术革命都将更多层面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纳入市场机制；每次巨潮都扩大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进步相一致的国家集团，使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渗透并延及世界的更多角落，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

此外，技术革命通过随后形成的范式为平均生产率和质量设定了新的更高的标准，且这一标准是普遍都能达到的。发展的巨潮产生于对这一潜力充分的社会吸收，并最终将所有核心国家的经济提高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上。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技术革命都需要大量地转移投资，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使每个新范式结出硕果，就需要在投资模式上、在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模式上、在所有社会角色的思维地图和那些对经济及社会进程起调节和驱动作用的制度上，进行大量配套的变革。同时，这也意味着，进步可能还需要在方向上随时做出重要调整：已经积累起来的，可能不时需要进行“解除”；已经导入的，可能又需要被“卸载”。沿着既定的路径推进可能会陷入死胡同，而别人却可能趁机踏上新的轨道而实现超越。学习新事物也许需要忘记许多旧事物。

一次范式的转变为追赶和赶超打开了必要的机遇之窗，技术方向发生变化时也正是新来者难得的学习时期。因此，朝着最有利的方向进行结构性变革的能力，对于实现发展来说，对于在条件和机遇发生变化时维持和增加收益来说，是一项宝贵的社会技能。

当然，一种范式的潜力，无论如何强大，最终都将被耗尽。技术革命和范式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或多或少地服从任何创新都具有的那类曲线。第一阶段是新产业的爆炸性增长和迅速创新的时期。新产品接踵而至，并揭示了界定其未来轨道的法则。这样，范式就形成了，它的“常识”能够指引技术革命的扩散。第二阶段是一个高速扩散的阶段，它见证新产业、新技术体系和新基础设施伴随强劲的市场投资增长走向繁荣。第三阶段随新范式在生产结构中的充分展开，经济高速增长得以继续。在第四阶段，技术和范式的成熟性受到侵蚀，并在某一时点上技术革命的潜力开始遭到限制。尽管仍然有新产品引进，有新产业诞生，甚至波及整个经济系统，但这些创新的数量锐减而且不再重要。曾经作为增长引擎的核心产业开始遭遇市场饱和、技术创新收益递减的困境。这宣告这些产业接近成熟，整个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

当一种范式的潜力达到极限，它所开拓的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生产率、增长和利润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一来，新的解决方案和重大创新的必要性及有效需求就出现了。人们希望从熟悉的路径中走出来。然而，在几十年现有范式成功发展之后，此时环境已经变得过度适应了。不光是企业，连居民甚至整个社会都已全盘接受并采用了现有范式的逻辑，将它作为“常识”的标准。迫近耗竭的范式开始阻碍人们沿着既定的路径向前行进。

在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核心产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它们在获得规模经济最后一些好处的同时，很可能已被巨额的固定投资所束缚。它们很可能已占据了强大的有利的市场地位（寡头垄断或几乎完全垄断）。这使得这些产业可以找到逃出陷阱的有效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很可能包括产业合并、人口迁移和某些与金融资本有关的非正规行动。然而，相比眼前的利益，重要的是如何开启下一次技术革命的进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愿，即愿意在尝试中发现真正重大的创新。这些创新作为改良可以拓展已有技术的生命周期，或是减少外围活动的成本。

一些重大创新在扩大市场上已有技术的使用范围方面，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提高纺织机的生产率，多种粗陋的高压引擎在19世纪早期得到尝试性开发；20世纪初，科学管理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展了作为大规模生产之核心的对劳动组织的“科学管理”，提高了钢铁厂中运送钢产品的生产率；由于具有便携性，音频产品中的晶体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辟了巨大的新市场；而20世纪60年代早期，自动化在汽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控机器工具则在六七十年代应用于制鞋业和航空业。这一切表明，引入一些真正的新技术可以使处于困境中的成熟工业重获生机。

部门与企业成熟和饱和的情况越严重，多种多样的试错活动就越强烈。正如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型那样，既有范式的限制和危机，将会促进和推动人们去打破原有的趋势，寻找新的方向。当每次技术-经济范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它所遭遇的特殊障碍将会为寻找一套新的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指南。为了技术革命的出现，必须开辟崭新的道路，做出关键性的突破。

尽管重大技术创新的酝酿期可以很长，但它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由于科学和技术生产的相对自主性，总有不同领域的潜在创新在幕后等待。因此在任何科学时点上，科学上可以构想的技术上可行的空间，总是比经济上使用、社会上认可的空间大得多。因此，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许多种重要技术可能已经存在于经济之中了，只是它们的用途很少或很窄。某些技术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场革命后，其潜力才会完全显现（其他的技术可能要再等数十年，或是永远不会得到充分开发）。所以，在压力和需求给定的条件下，一组新的重大技术可以在现有的技术开发中一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