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气候传播与六大应用传播的关系

气候传播与环境传播、风险传播、健康传播和政治经济等议题的传播有何不同？这些方面积累的经验能不能直接应用到气候传播中？是否有必要再对气候传播进行特殊的学术观照？

针对这些现实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美国气候传播研究者Susanne Moser梳理了源自气候变化问题自身的根本原因，包括气候变化缺乏可见性和即时性、气候系统的延迟性导致采取行动缺乏成就感、认知局限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较量、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做出改变的信号不足够及人类的利己主义等。“这些原因及人类和气候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气候传播比传播环境、风险或健康问题更具挑战性”（Susanne Moser, 2010）。

除了Moser强调的原因外，本节通过文献综述，对环境传播、发展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风险传播、政治传播等相关应用传播研究方向及其与气候传播的关系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气候传播的界定。

1．环境传播与气候传播

环境传播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研究集中在美国。罗伯特·考克斯（Cox, 2006）将环境传播界定为一种用于理解环境、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对环境问题进行建构，并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沟通的可能性。

气候变化在西方学者们的早期认知中被界定为环境问题。相应地，对气候变化信息的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成为环境传播的研究内容之一。最近几年，随着气候变化人为因素的确认及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升温，气候变化超越单纯环境领域的跨学科属性逐渐被确认，对气候传播的专门研究也越来越多。不过，气候传播研究脱胎于环境传播，西方很多研究气候传播的学者和机构也是环境传播出身，如耶鲁气候传播中心即从属于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直到今天，气候传播研究还从环境传播中汲取着养分。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环境话语与修辞、媒介与环境新闻、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社会营销与环境倡议运动、环境合作与矛盾解决、风险传播、大众文化与绿色市场中的自然表征等多个方面”（徐迎春，2013:60-87）。气候传播研究者受环境传播研究最新进展的启发，或借鉴环境传播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推进气候传播研究的发展。

2．发展传播与气候传播

20世纪50年代，发展传播理论在美国兴起。发展传播通过媒介来教育和影响公众，促进公众通过参与和对话来策略性地推动社会发展。发展传播重在借助知识传播来系统性地干预社会进程。

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发展传播中的一些理论在环境传播和气候传播等领域中也得以应用，最典型的是参与传播理论。参与传播理论聚焦大众传播中的个人作用，人人都有被倾听的权利，也都有权利自我表达。公众被鼓励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讨论。近几年，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过程成为舆论热点，气候传播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发展传播的娱乐教育理论在气候传播中同样有借鉴价值。娱乐教育理论重视传播方式的娱乐化，通过娱乐元素的融入，激发公众对传播内容的兴趣。近年来，娱乐教育理论在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等相关领域得以应用。比如美国人口媒体中心（Population Media Center）的宗旨是通过娱乐教育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提升人类健康和福祉，这家中心的口号是“肥皂剧也能改变世界”。

3．健康传播与气候传播

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认为健康传播是将医学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大众，从而提升大众对健康的认知，进而带来行为的改变。大众态度和行为改变，可以降低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处在传播内容碎片化、人人都是传播者、社交媒体主流化等现实困境中。中国学者胡百精（2012）指出，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具有单向、线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还不是特别突出。但新媒体出现后，这种局限性被放大。传统的以灌输为特点的传播机制失灵，健康传播需要适应多点交错的线上传播新特点。胡百精强调，不只是健康传播，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公共传播都面临这样的挑战。

气候传播和健康传播都是以促进行动以解决相关问题为终极目标，也都面临着对传统传播模式创新的现实挑战，在现实中摸索出的方法可以互相借鉴。此外，健康传播以创新扩散、社会营销和社会学习为主要框架的研究模式及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值得气候传播研究者学习和借鉴。

此外，气候传播的障碍之一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遥不可及”，不过，研究逐渐发现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会产生各种影响，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已有学者指出，“在气候传播中采用健康框架，可以更好地激发公众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Victoria, 2014）。

4．科学传播与气候传播

英国物理学家J.D．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科学传播，认为科技传播涉及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三个方面，其目的是把科学知识从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中国学者刘华杰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传播有一阶传播和二阶传播，以二阶传播为重。一阶传播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其隐含的假设是科技总是无条件地对社会有益。传统意义上的科普就属于一阶传播。二阶传播弱化对知识的关注，强调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刘华杰还指出科学传播是多行为主体参与的动态的网状反馈系统。

与科学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类似，气候传播也经历了从传统科普到多元传播的过程，气候传播多主体的动态反馈系统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可以说，气候传播与科学传播有一定的交叉。但从科学传播的内容和机制来看，其关注的重心是科学知识的分享与普及。气候变化虽然属于科学知识，但气候传播是通过提高认知来促进行动解决问题，通过传播贡献于治理。由此，气候传播和科学传播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5．风险传播与气候传播

风险传播起源于社会学，尤其受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尔·贝克的影响。1986年，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时期人类身处的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较之前的发展阶段更为丰富，但也给人类带来包括生态环境、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的风险。最早引起社会关注的是生态环境风险。

“风险”和“危险”并不是等同的。“危险是真实的，但风险却是一种社会建构”（Slovic, 1997:277）。Covello、Zimmermann、Kasperson、Palmlund等学者（1986）指出，一个良好的风险传播应该具备启蒙、知情权、态度改变、合法性、降低风险、行为改变、公共涉入、参与等功能。通过风险传播，能进一步促进彼此了解，对风险有更清晰的界定。认知了风险的存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积极的接纳态度。通过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可以寻求降低风险的策略并采取保护性的行动。

Grabill和Simmons等（1998）总结了风险传播模式的三种范式，即科技主义取向、协商取向和批判取向。批判取向是在认识了前两种范式的限制后提出的，把风险传播放在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情景中，强调风险的建构特性。

谢耘耕（2012）梳理了国内外风险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认为风险传播主要提供一种实践规范，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帮助不同领域解决风险带来的后果。最初风险沟通是为单一学科领域提供支持，现在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应用工具。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风险传播理论也得到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风险，所以风险沟通也是气候传播可选的话语框架。将风险沟通用于气候传播，可以帮助公众更准确地了解气候变化风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关应对原则及主动应对的效果。认知是行动的前提，在认知风险的基础上，带动参与和行动。当然，气候变化并不只有风险沟通一种话语框架，健康、政治、环境、发展、科学都是气候传播可以选用的框架。

6．政治传播与气候传播

布赖恩·麦克奈尔的《政治传播学引论》对政治传播做了定义，即所有有关政治的传播就是政治传播。布赖恩认为，政治传播是有目的的。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信息、新闻媒体、公共舆论和新媒体等，其基本理论有政治修辞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劝服理论等。气候变化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国际关系是考量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视角。但是完全把气候变化理解为政治学范畴，容易限于“阴谋论”的泥淖，而忽视了气候变化本身的科学性。

通过回顾并比较上述应用传播方向的研究（见表2-1），主要有如下发现。

首先，相比六类研究方向，气候传播研究起步晚，在定位上与六类传播方向既相关又有区别，在发展过程中吸收相关应用传播方向的养分。正如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不能简单地把气候变化理解为单一学科问题一样，不同的传播方向有其各自的特点，对气候传播进行特殊的学术观照还是有必要的，简单建立从属关系容易抹杀各自方向的发展潜力。

其次，上述传播方向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概念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方向的理论框架还处于搭建中，方法论还待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只是不同研究方向的应用传播。现阶段，各方向的研究重点应是实证研究的积累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不必急于建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来束缚自己。气候传播同样需要注意。

再次，上述传播方向在界定时都面临跨学科尴尬，以政治传播为例，有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两种界定趋势，两者之间缺少视界融合，也缺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气候传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领域，如果想做深入研究，应在注意气候科学和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基础上，加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借鉴，以互相验证。

最后，气候传播和上述传播方向均发源于欧美，其中以美国居多，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其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情”。国内学者跟进这些研究方向时需要在学习、吸收的同时，注意国情差异，贡献更多本土视角，使这些领域真正在本土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