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民族政策的评价

1．城乡受访者对生育政策的态度：对既有政策总体满意，同时也希望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完善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三十多年，总体上为“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及“双独二孩”政策，但为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中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不同省份、自治区具体规定虽有差别，但总体来看，对少数民族的规定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居民可以至少生两个孩子（除了个别地区规定城市居民无论是否少数民族都只能生一个孩子），人口较少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或不限制生育数，因此，少数民族享受到了比汉族居民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

从受访者对少数民族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来看，受访者对这项政策总体来说非常满意，其中认为很好和好的比例为70.8%，认为一般的占15.9%，认为不好的仅为5.6%，有7.8%的受访者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优劣表示不清楚。从各民族之间的比较来看，藏族受访者、景颇族受访者、哈萨克族受访者、土族受访者、裕固族受访者、侗族受访者、白族受访者、彝族受访者的好评率较高。维吾尔族受访者、佤族受访者、蒙古族受访者、鄂温克族受访者、苗族和达斡尔族受访者对于该项政策的好评率较低，具体好评比例分别是：达斡尔族受访者（69.4%）、苗族受访者（69.2%）、鄂温克族受访者（67.2%）、蒙古族受访者（66.7%）、佤族受访者（61%）、维吾尔族受访者（55.1%）。不同于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汉族受访者对于该项政策的满意度为63.3%，也低于总体水平。

从不同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生育政策的评价看，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生育政策的好评率为66.8%，而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为74.7%，西北被调查地区好评率低于西南被调查地区。虽然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整体好评比例较低，但具体到各省来看，甘肃和青海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好评的比例在6省区中最高，新疆和内蒙古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好评比例最低，具体的好评比例分别是：甘肃调查地区（89%）、青海调查地区（77.3%）、云南调查地区（76.9%）、贵州调查地区（72.4%）、新疆调查地区（65.5%）、内蒙古调查地区（52.8%）（见表2-68）。

受访者城乡差别不明显，但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好评有明显差异。学历越高，对该项政策好评率越低。不同学历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好评的比例分别是：未上学（74.2%）、小学（72.5%）、初中（71.9%）、高中（71.7%）、大学（62.4%）。未上学受访者与大学学历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好评率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原因可能是高学历受访者大多在城市生活，而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比农村严格，高学历受访者受到限制，生育意愿无法实现，因此对这一政策不太满意（见表2-68）。

认为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好的受访者中，有50.2%的比例认为应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有29.1%的受访者认为应“废除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限制政策，由家庭自主决定”；此外，还有12.8%的受访者认为“全国城市地区生育子女数量统一”。

从民族之间的比较看，选择应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的比例较高的不同民族受访者包括：布依族（90.2%）、水族、（76.5%）、纳西族（75%）、白族（69.6%）、傣族（67.5%）、汉族（57.8%）；选择应该“废除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限制政策，由家庭自主决定”比例较高的不同民族受访者包括：景颇族（78.3%）、维吾尔族（73.3%）、达斡尔族（53.6%）、蒙古族（51.4%）。不同民族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进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立场可能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生育是人们的基本权利之一；第二，可能与不同民族受访者所在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实际执行状况有关，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严格的地区，受访者可能更希望本地区计划生育政策与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宽松）；汉族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源自现有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倾斜；第三，可能与各少数民族传统中的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和宗教信仰有关，维吾尔族的生育观念即受到宗教传统的深刻影响，对生育有积极的态度。

非农户口受访者选择“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的比例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不同省份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意见不相同。各省被调查地区受访者选择应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贵州（63.7%）、云南（54.2%）、青海（53.8%）、新疆（42.5%）和内蒙古（26.8%）；而内蒙古和新疆被调查地区选择应该“废除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限制政策，由家庭自主决定”的比例较高，分别是53.7%和38.4%。不同学历受访者认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的比例差异不太明显，但高学历受访者认为“废除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限制政策，由家庭自主决定比例”和“全国城市地区生育子女数量统一”的比例更高，不同学历受访者持“废除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限制政策，由家庭自主决定比例”观点的比例分别是：未上学（26.4%）、小学（37.1%）、初中（28.7%）、高中（23%）、大学（31.1%）；不同学历居民持“全国城市地区生育子女数量统一”观点的比例分别是：未上学（9.6%）、小学（8.6%）、初中（10.2%）、高中（15.9%）、大学（15.9%）（见表2-69）。

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应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样”，也有受访者希望“全国城市地区生育子女数量统一”；这两种意见说明，被调查地区有些受访者认为针对汉族居民、人口较少的民族，以及城乡和区域等各种情况下的差别生育政策，应被普遍平等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取代。本次调查中，将近三成受访者希望取消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限制政策，由家庭自主决定。当前，学界对人口政策调整的呼声此起彼伏。近些年生育率变动趋势的数据说明，当前我国已经迈入低生育率时代；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降到2010年的3.10人，年轻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未富先老”对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存在严重威胁。因此人口学者纷纷呼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以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在2013年底出台了“单独二胎”的政策。有关部门在调整完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时，应考虑民族地区居民的需求。

2．受访者对高考加分政策的态度：满意度较高，并希望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显著影响人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和收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教育文化资源相对较为匮乏，客观上在高考升学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就业市场上较为缺乏竞争力。为了对此进行弥补，国家相关部门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实行高考加分政策，使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考生能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政策自实行以来，提高了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水平，深受民族地区居民的欢迎。

调查显示，被调查民族地区受访者对民族地区的高考加分政策和针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都表现出极大程度的满意（详见表2-70），对两项政策的总体满意比例均超过78%。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少数民族受访者对这两项政策的满意度都高于汉族受访者的满意度，汉族受访者对两项政策的满意度只有63.1%和62.8%。这可能是因为高考加分政策将汉族受访者排斥在外，他们虽然生活在民族地区，享受的教育资源与少数民族一样贫乏，但在高考时却没有得到特殊照顾；仍需要在教育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下，与其他省份拥有较多教育资源的考生竞争，他们可能对此感到不太公平，因此满意度较低。汉族受访者的态度提醒我们注意：高等教育的倾斜对象可能需要考虑民族地区全体居民或是教育文化资源覆盖较少地区的全体居民，而不一定是特定民族身份的居民。

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于“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是否应该加分”的看法有较大差异。强烈支持“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应该加分”的少数民族受访者包括：哈萨克族（93.2%）、裕固族（92.6%）、藏族（85.8%）、塔吉克族（85.6%）、维吾尔族（85.4%）等民族；而相比之下，以下少数民族受访者对这一做法支持比例较低：纳西族（55.5%）、佤族（53.4%）、傣族（52.9%）、彝族（51.7%）、汉族（48.6%）。其中，汉族受访者支持比例最低，不到一半的汉族受访者支持这一做法。

不同民族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原因是什么呢？由于缺乏进一步数据，在此仅做一猜测：态度的分化极有可能与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是否流动有关。强烈支持“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应该加分”做法的少数民族居民，可能更多在城市居住，支持这一做法对自己更有裨益。而不太支持“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应该加分”做法的少数民族居民，可能流动性较低，更多是在农村地区工作、生活，“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应该加分”的做法可能反而会影响自己子女在高考时面临的竞争，因此对这一做法不太认可。

不同户口受访者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态度没有太大区别。非农户口受访者更认同“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应该加分”的做法。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民族地区高考加分政策相比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更为满意。而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比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更认同“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应该加分”的做法。

相比学历较低的受访者，学历较高受访者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都更为满意，也更为同意“如果是少数民族且长期在城市居住，子女高考是否应该加分”的看法。学历较高受访者更可能拥有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为丰富，更可能在城市居住；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如果他们本身是少数民族，而子女在高考时又能获得加分照顾，则如虎添翼，高考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

3．受访者对所在地区扶贫政策和优惠政策的看法：对公共服务类扶贫政策实施情况的知晓度高于扶贫发展类政策，对扶贫政策和优惠政策满意度较高

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帮助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了各种扶贫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教育等方面，形式上包括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旨在对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进行扶持，并培养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本次调查询问了民族地区居民对各种扶贫政策的知晓情况和满意程度。

本次调查询问了总计十六项扶贫政策。从城乡居民对当地扶贫政策实施情况的判断来看（如表2-71所示），被调查地区受访者主观判断以下几项扶贫政策实施率较高：两免一补政策（69.8%）、村村通工程（广播电视\道路\ 通信网络）（61.3%）、道路修建和改扩工程（59.8%）、电力设施建设工程（54.6%）、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工程（51.3%）和人畜饮水工程（50.8%），此外，只有不到三成受访者指出当地实施的扶贫政策中有扶贫培训工程（27.8%）和牧区扶贫工程（21.5%）。数据说明，民族地区受访者实施较多的扶贫项目主要是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项目，而对于那些旨在培养贫困地区人们自我造血功能、自我发展功能和能力的一些项目，例如种植业/林业/养殖业扶贫金、技术推广及培训工程、扶贫培训工程、牧区扶贫工程等项目，在民族地区受访者中的实施程度较低。未来应该进一步扩大这些扶贫项目的覆盖面，加强宣传，提高民族地区居民对这些项目的了解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参与这些项目。

这些扶贫政策在不同民族受访者中的实施情况存在差别，“两免一补”政策实施情况高于总体水平的少数民族受访者有：普米族（100%）、纳西族（97.2%）、傣族（89.8%）、景颇族（87%）、裕固族（86.8%）、藏族（86.7%）、白族（86.5%）、水族（85.3%）、佤族（84.7%）、布依族（83%）、土族（81%）、达斡尔族（78.7%）、彝族（70%）。实施情况较低的少数民族受访者有：苗族（67.5%）、维吾尔族（66.8%）、鄂温克族（65.4%）、塔吉克族（56.1%）、蒙古族（48.4%）、哈萨克族（39.6%）、侗族（39.5%）。扶贫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受访者中实施情况的差异表明，需进一步研究现实中各种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居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自然禀赋的差异、居民的主观期望和当地客观条件等各种因素，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估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并加以改进，以更好促进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

在几乎所有的扶贫项目上，非农户口受访者意识到的实施程度都低于农业户口受访者。这是因为扶贫项目几乎都是针对农村地区受访者的，跟城市受访者没有太多关系。但高学历受访者对实施情况的判断一般都高于低学历的居民，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居民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多，更容易知晓国家有关政策，更关注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扶贫政策。

受访者对扶贫政策实施情况的总体满意度不太高，为68.3%，总体满意程度高于80%的少数民族受访者是景颇族（95.7%）和侗族（81.6%）。总体满意度低于60%的少数民族受访者是普米族（57.6%）、鄂温克族（56.3%）、裕固族（52%）和达斡尔族（51.1%），这四个少数民族受访者对当地实行的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较低。西北和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没有明显差别，但具体到不同省份，差异较为明显，六省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扶贫政策总体满意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甘肃（80.7%）、贵州（74.5%）、新疆（72.2%）、青海（63.8%）、云南（62.0%）、内蒙古（55.3%）。云南和内蒙古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较低。非农户口受访者满意度低于农业户口受访者。

要指出的是，虽然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扶贫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较低，但在具体的扶贫政策上，受访者对其中五项扶贫政策的满意比例均超过80%，这些政策分别是：两免一补政策（88.3%）、村村通工程（广播电视 \ 道路\ 通信网络）（83.8%）、电力设施建设工程（83.4%）、教育扶贫工程（83.1%）、资助儿童入学和扫盲教育项目（81.3%）。受访者满意比例较低的两项扶贫政策分别是移民搬迁工程（65.7%）和牧区扶贫工程（63.9%），此外对技术推广及培训工程和扶贫培训工程的满意度也较低。不同户口受访者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源自扶贫政策帮扶对象的差异，非农户口受访者能够享受到的扶贫政策较少，对扶贫政策的认识和了解没有农业户口受访者全面。不同民族受访者对具体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差异较大（详见表2-72、表2-73）。高学历受访者对发展类扶贫项目的满意度高于低学历居民，其他扶贫项目的满意度学历差异不大。

除了人畜饮水工程项目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低于西南被调查地区（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3.4%，西南为79.8%），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其他大部分扶贫项目满意比例都高于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其中，与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差别超过5%的扶贫项目分别为：资助儿童入学和扫盲教育项目（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88.2%、西南为78.2%）、教育扶贫工程（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87.1%、西南为80.3%）、扶贫工程生产项目（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9.0%、西南为72.5%）、卫生设施建设项目（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8.3%、西南为70.5%）、牧区扶贫工程（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8.2%、西南为49.9%）、种植业/林业/养殖业扶贫金（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6.4%、西南为70.7%）、技术推广及培训工程（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5.3%、西南为70.1%）、移民搬迁工程（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为70.8%、西南为62.9%）。各省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具体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和上文所述的对扶贫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较为一致。对各项具体扶贫政策均较为满意的省份有甘肃、云南、新疆和青海。贵州和内蒙古居民对多项扶贫政策不太满意。甘肃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除了移民搬迁工程（满意比例为75.5%）之外对其他扶贫政策的满意比例都超过了90%。云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除了牧区扶贫工程满意比例为53.9%）、新疆被调查地区受访者（除了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工程满意比例为50.8%）和青海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几乎所有扶贫政策满意比例都超过60%。贵州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低于60%的几项扶贫政策分别是：移民搬迁工程（57.7%）、扶贫培训工程（49.2%）和牧区扶贫工程（30.8%）。内蒙古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各项具体扶贫政策的满意度都低于其他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其中，内蒙古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比例低于60%的扶贫政策分别是：牧区扶贫工程（59.9%）、卫生设施建设项目（59.1%）、移民搬迁工程（57.8%）、道路修建和改扩工程（56.4%）、扶贫工程生产项目（53.0%）、种植业/林业/养殖业扶贫金（49.7%）、人畜饮水工程（49.4%）、技术推广及培训工程（48.9%）、基本农田建设工程（47.5%）和扶贫培训工程（35.2%）。

各类扶贫政策在不同区域不同省份以及不同民族的受访者中得到了不一样的好评，原因可能不一而足。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被调查居民实际享受到的扶贫政策并不一样；另外由于各个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均存在各种差别，即使同一种扶贫政策在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执行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效果。本次调查的发现说明，未来应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科学、客观、全面地评估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目标对象、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二是继续深入了解各民族、各地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第三是继续完善原有的扶贫政策。

为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还制定了相关的民族特殊优惠政策，本次调查询问了民族地区居民对这些政策的满意程度。调查发现，78.6%的受访者对当前政府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表示满意，不满意的比例仅有6.9%，另外还有14.5%表示对这些民族特殊优惠政策不清楚。城乡受访者对民族优惠政策的满意度没有明显差别，西北和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民族特殊优惠政策的满意度也没有明显差别。受教育程度方面，相比其他学历层次的受访者，未上过学的受访者对民族优惠政策的满意度最低，原因可能是这部分受访者对民族优惠政策不清楚，如表2-74所示，未上过学的受访者对民族优惠政策表示不清楚的比例最高。

对民族特殊优惠政策满意度存在明显的民族和省份差异。其中，对民族特殊优惠政策满意比例在90%以上的少数民族受访者分别是：裕固族（97.5%）、景颇族（97.2%）、普米族（94.3%）、藏族（93.3%）、塔吉克族（93.1%）、土族（92.1%）。对民族地区特殊优惠政策满意比例低于平均水平的少数民族受访者有7个：布依族（78.3%）、苗族（76.2%）、佤族（72.2%）、鄂温克族（71.9%）、水族（71.9%）、达斡尔族（68.6%）、彝族（66.7%）。值得一提的是，汉族受访者（65.5%）满意比例最低，可能是因为这些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居民，汉族受访者享受不到。不同省份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度存在明显差别，满意度从高到低的调查地区分别是：甘肃（91.5%）、青海（84.2%）、新疆（83.4%）、云南（81.6%）、贵州（75.6%）、内蒙古（59%）。甘肃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度最高，而内蒙古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程度较低，云南和贵州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满意度也较低，满意度较低的7个民族受访者如布依族、苗族、鄂温克、达斡尔乃至彝族主要来自满意度较低的3个省区（云南、贵州和内蒙古）。

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受访者对国家民族特殊优惠政策的满意度可能与这些政策在各个民族中实行的效果有关，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优惠政策的实际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从主客观角度评估民族特殊优惠政策的利弊。对此，未来需要具体研究各地区受访者实际享受到的民族优惠政策具体情况、实施细节和实施效果，评估这些政策是否真的惠及当地百姓。

4．受访者对政府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评价：对当地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评价较好，对政府自身工作方式、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方面好评比例较低

国家在民族地区相关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主要依靠民族地区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的工作态度、工作重点、办事效率、工作方式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最终效果。本次调查通过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在14个方面工作的满意度为指标，以评价其在落实民族政策方面的工作效果（参见表2-75、表2-76）。

总体而言，被调查民族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以下方面工作的好评比例较高：提供义务教育（84.3%），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77.2%），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76.3%），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态度（71.4%），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71%）。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工作好评比例较低的方面有：依法办事，执法公平（59.5%），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干部和官员（56.5%），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56.2%），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52.3%），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52.2%）和廉洁奉公、惩治腐败（50.3%）。数据说明，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在一般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治安方面所做的工作评价较好，但对政府自身的工作方式如依法和执法方面、干部选拔方面、信息公开和反腐倡廉等方面，以及政府在扩大就业和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房方面评价较低。反腐倡廉一直是我国政府的重要目标，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入新阶段，本次调查开展时，八项规定执行刚过半年，民族地区居民的感受如何呢？本次调查说明，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的工作还不太满意。

从各民族受访者的差异来看，被调查地区苗族受访者几乎在所有方面对当地政府好评比例都较低，尤其对当地政府在以下方面工作的好评比例低于被调查地区受访者总体水平：保护环境，治理污染（49.4%），政府办事效率（47.9%），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47.5%），依法办事，执法公平（43.5%），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41.5%），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干部和官员（39.8%），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36.0%），廉洁奉公，惩治腐败（35.4%），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34.8%）。被调查地区的藏族、傣族、景颇族、裕固族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好评比例都较高，彝族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大部分工作好评比例都较高。布依族、侗族、水族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的好评比例都较低。佤族、土族、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大部分工作好评比例也都较低。被调查地区不同民族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面好评比例较低的5个民族受访者是：普米族（34.3%）、布依族（31.3%）、达斡尔族（28.2%）、土族（25.6%）、鄂温克族（20.7%）。

从地区差异来看，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的好评比例较高。其中，西北和西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好评差别超过5%的工作方面包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好评比例为74.1%、西南为68.7%），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好评比例为76.4%、西南为65.7%），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好评比例为67.3%、西南为60.2%），依法办事，执法公平（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好评比例为62.1%、西南为57.0%），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西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好评比例为57.2%、西南为47.4%）。西北和西南被调查地区的差异反映了两个区域政府工作重点的不同和工作效果的差异，同时也可能反映了两个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甘肃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好评比例都高于其他省份被调查地区，其次是新疆和云南被调查地区受访者，贵州、青海和内蒙古被调查地区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工作的好评比例都较低。

被调查地区非农户口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好评比例都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学历越高，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的好评比例也越高。不同学历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工作的好评差异与户口差异较为一致，非农户口受访者和学历较高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工作好评比例都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和学历较低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