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发展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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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

(一)经典作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

从广义上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一套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构思。从狭义层面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而其中又着重探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在经典作家的表述中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其中的精髓可以被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而唯物史观的首要观点,便是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页。这种观点实际上在《资本论》手稿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提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235~236页。这就意味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最高产物,但人类社会仍然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自然因素始终渗透于、包含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像自然界那样遵循着客观规律,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变换都是一种继承性、创造性和兼容性的发展。正如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进行解释时所指出的:“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388页。

2.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理解社会形态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如何解释社会形态的历史更迭,是每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所必须阐释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着手分析的。生产力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中,人类社会先后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这一分析框架以及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是经典作家创造性地应用唯物史观,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3.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决定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是单向线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毫不回避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物质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发展的相对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该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发达程度。

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也纳入社会发展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由于资本具有逐利的本质,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摄取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漠视。

4.经济发展需要遵循协调和平衡原则

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为强调“协调”和“平衡”原则,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宏观上的协调和平衡,《资本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社会总资产再生产中务必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价值量平衡同时又是实物量平衡。第二是中观层面上的协调与平衡。这主要是指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也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两者之间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将无法顺利进行。第三是微观层面上企业生产的协调与均衡。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要恰当,要把生产资本按一定的比例分配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类,同时保证三者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

(二)经典作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继承了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大量有益成果,但是,与同样继承古典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同的是,经典作家对发展问题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而是提升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哲学高度。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到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阿玛蒂亚·森就明确地将“功能的可行能力”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正如森所说:“经济增长不能感性地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发展必须更加关注我们所过生活的水平与所享自由的提高。”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p.14.

从内涵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两个层面的界定。丁学良曾在《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尽管发表年代久远,但该文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析,取得了一些现在看来仍然具有新意的结论。第一层含义是,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唤醒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使之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第二层含义是,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求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第二个层面的两个规定同样立足于“人的一切潜能最充分的发展”,着眼于人的外显活动,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这既是人的一切潜能发展的途径,也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正是在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界定基础上,马克思通过高度的抽象方法,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基本上不存在社会分工或发达的社会分工,原始人群只有在集体的庇佑下才可能生存,仅有的社会分工也只是建立在性别等生理特点上的自然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本身的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但这种“全面”同时又是极为有限的。为此,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页。

在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完整个体的生命活动被分割开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科学和艺术、劳动和享受这些本是个性整体活动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现在就开始由不同的阶级分担,从而造成“人的细分”。也正是由于分工的深入发展,人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商品交易来满足,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个阶段也被马克思称为“物的相互依赖”阶段。

分工造就了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以人类个体的片面化为代价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关系。当然,矛盾的运行过程就是矛盾的解决条件的孕育过程,矛盾发展到顶点时,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分工培养起来的片面的个人能力,织成了人类的全面能力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源于分工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成为消灭分工的有力工具,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为劳动者提供了巨大的剩余劳动时间。争取劳动时间缩短的斗争,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开始就没有停息过。1886年5月1日,美国和加拿大的8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8小时工作制。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每周5天、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工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正是在这些空闲时间中,劳动者可以充分发展各方面的能力,这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人类社会进入“自由个性”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打下了基础。

(三)经典作家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经典作家所做的经济学分析,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正如同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28~529页。

经典作家研究后发经济体问题,使用的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尺度,更多的是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适用性,重点是研究欠发达区域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发展。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后发国家实现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没有先例。日耳曼部落侵入衰败的西罗马帝国之后,使得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封建社会形态。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在几百年的漫长时期内发展缓慢,一直处在同时具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征的“黑暗时代”,但是,进入17世纪之后,西方世界通过航海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进一步通过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西方社会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我国在1953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也使得社会经济形态从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加以讨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便是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土地集体占有制为基础的,与它同时并存的却是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利用当时现成的物质条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造从而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过,马克思提出,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经典作家甚至还设想,俄国发生革命后,将会波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后,会将自身的发展成果向俄国输出,从而为俄国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一课。

遗憾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不代表着经典作家的预想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忙于争夺殖民地并进行分赃,因此,在其全球统治国际链条的薄弱环节和焦点地区,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农业国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并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最典型的就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现实。许建康:《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