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1949～1978

（一）《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6年初，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议程。而当时的背景是，中国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因此，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最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两份文献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的问题，但核心命题是讨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也就是如何“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问题。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献，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不仅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征程，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中的重要里程碑。

《论十大关系》开宗明义地提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那么，如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这就提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发展是矛盾对立面的对立统一运动，要推动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矛盾。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取得了理论逻辑上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十大关系》以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作为叙述起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作为叙述终点，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如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广泛运用的方法是全局地、长远地、辩证地分析发展问题；鲜明凸显的精髓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进行有机结合，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二）陈云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陈云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陈云的经济思想体现在多个领域。其中，陈云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这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少见的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探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上的生产方式（一般）问题，“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虽然仍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为辅，却改变了过去对商品经济的全盘否定，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突破了苏联模式的限制。因此，这也成为陈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具体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陈云最为突出的理论阐述在于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发展环境，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能够顾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局，同时又能辩证地思考农轻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并将其付诸实践。总的来看，陈云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陈云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综合平衡和长短期平衡相结合的思想。所谓综合平衡，陈云又将其称为“紧张平衡”，这是一种由重工业带头发展，其他部门紧密配合的综合平衡。1954年6月陈云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另一方面，陈云认为，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长期平衡和短线平衡要结合起来考虑，长期平衡是指制定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民经济计划，但是，仅有长期平衡是不够的，仅有长期平衡就会出现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从而造成严重浪费。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只有把长期平衡和短线平衡结合，才能有效地推动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第二，陈云较早地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工业基础差，在对外贸易中必须发挥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机器设备，从而提高工业装备水平。陈云指出：“因为我们才搞工业化，短时期不可能有工业品出口，矿产品出口有一些，主要是农产品出口，如果农产品不出口，就换不回机器来。谁反对农产品出口，主张吃掉，实质上就是反对工业建设。这个情况要多久才可能改变呢？恐怕要十五年的时间，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我们自己制造的机器、自己制造的工业品多了，这种情况也许能改变。想少于十五年，是很困难的。”这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基本思路。

（三）张闻天对生产关系二重性的探讨

张闻天同志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60年，党中央分配张闻天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张闻天开展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其中，写于1963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是张闻天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代表作。在这篇论文中，张闻天提出了与传统认识不同的“生产关系双重性质论”，对唯物史观分析范式进行了重新解读。

张闻天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脱离生产力而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在研究生产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张闻天提出了两种含义上的生产关系，第一种含义的生产关系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这种含义上的生产关系，根据我们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指生产方式（一般）。第二种含义上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当然，这里的“所有关系”是包摄所有这些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的形式。根据我们的理解，第二种含义上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指生产方式（特殊），与生产方式（一般）不同的是，生产方式（特殊）需要以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作为前置项。

之所以将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二重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探索之一，在于张闻天突破了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而且正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是联系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是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这也说明，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是十分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意的一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