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互联网的新属性

我曾经说过，在葡萄牙写明信片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数字化已经悄然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说法有失妥当，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灵光乍现其实早就已经发生过。那是在新千禧年年初的都柏林，我和大学同学挑了一个工作日的晚上，陪着导师一同进城游玩。一帮性格迥异、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与他们敬仰的导师一起玩乐，那样尽欢的夜晚怎么看都不可能早早结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对于当时那个20出头、涉世未深的我来说，那个夜晚似乎让我体验到了人生所有可能的光鲜，浮华一梦，不忍猝醒。

从基欧酒馆出来的我们依旧觉得不够尽兴，于是决定转战马路对面另一家名为“地穴”的酒吧，我曾听闻导师经常在这家营业至深夜的酒吧里招待自己的朋友。酒吧狭窄的楼梯通向地下，服务生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不大的地下室里。酒红色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片，照片上方是一排排书架，摆满了书刊。在酒吧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巨大的香槟酒杯、几盏昏暗的落地灯和几个花瓶，每个花瓶里都插满了怒放的花朵。稍显局促的内堂映照在酒吧里那面巨大的镶金镜子里。酒吧书架上躺着一本《凯尔斯书》（Book of Kells），整个酒吧犹如一幅来自其中的精致插画。酒吧里的桌布洁白如雪，酒客们在精心布置的卡座里开怀畅饮，空气里弥漫着欢声笑语。

我们一行人把酒吧当中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导师慷慨地为我们点了一瓶香槟。只要不是极度迟钝的人，都难免会在面对这样的殊荣和待遇时觉得飘飘然。作为一行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处于彼时彼地的现实感。地穴酒吧以及酒吧里所有的服务生，无疑都在当下的空间中。但是眼前的现实却被一阵从腿部传来的震动打破了。我心虚地伸手摸进裤袋里，偷偷摸摸地瞄向桌底下的手机。发来信息的是一位南非晶石经理，他正在我头顶这座城市中的某处晃悠，偶然想起了我。这个经理是我到都柏林之后第一个交换号码的陌生人，我在爱尔兰展开新生活的另一个维度，轻易穿透了地穴酒吧装饰华丽的墙壁，把我从氤氲的同窗情谊中拽到都柏林夜晚的街头。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香槟，每个人的杯中都斟上了酒，但我的思绪却依旧游荡在黑暗的街头，盘算着自己的心事。

心有它所欲，眼前留不住。很难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一部手机以及手机另一端那个向我推销晶石的南非经理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让我在千禧年初一个美好的都柏林之夜厚颜无耻地当着同学、老师的面，止不住地发短信。我没有发现慷慨请客的导师起身向我靠过来，想和我碰杯，我膝盖上不体面的小伎俩在他面前暴露无遗。等到后知后觉的我抬眼瞥见，却为时已晚，导师收回了酒杯，缓缓地坐了回去。祝酒碰杯可以说是社交场合调动气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由此，很少有什么比失败的祝酒更让人难堪的了。一个同学毫不掩饰他对我沉迷手机的嘲弄之情，坐在他身旁的导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劳伦斯，别偷偷摸摸的。”就像儿时父亲严厉的说教一样，这声训斥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以至于那次风波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与他人共处的场合被抓到发短信都会让我觉得十分不体面。

在地穴酒吧被导师指责偷偷摸摸，让我对多维生活从一开始就留下了梦魇。新千禧年的头几年，我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新旧习惯交替，新纪元的降临伴随着日常生活里纷繁复杂的琐事。时光变迁，地穴酒吧里那部在桌底下躲躲藏藏的手机和桌上百态的我们都未曾料到，当年酒桌上的尴尬会在不远的将来跨越酒吧的围墙，数字设备会登堂入室，成为社交生活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但是在当时，我的心不在焉让周遭的人感受到了冒犯，我的貌合神离破坏了相聚的氛围。同学和老师抓到了同时“身处两地”的我，我一面端坐在盖着白布的酒桌边，一面又身处另一个维度中——一片可以感知却又没有实体的不毛之地。在那里，常识中用来衡量空间的广度、深度和宽度都没有了意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电影《4度空间大师》（4D Man），无论是片名为《邪恶力量》（The Evil Force）的英国版本，还是叫《恐怖大师》（Master of Terror）的美国版本，说的都是这部于1959年上映的科幻电影。电影的主角是一名醉心研究的科学家，他试图让自己的手能够穿越金属，最终却获得了随意穿越墙壁的异能。失了心智的科学家利用新获得的本事到处引发骚乱，但如果你觉得是能够随意进出银行金库的能力让他患上了失心疯，却也不尽然。

在电影中，穿越障碍物的本领对身体损害非常大——会加速这位科学家的衰老，最终让他的肉体不堪重负。然而，主人公悲剧的源头却不是在四维空间穿梭的能力，使其精神堕落的打击与其说来自肉体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他发现心仪的姑娘爱上了自己的哥哥而由此引发的深深妒意。电影表面上讲了一个有关超级能力与堕落的道德寓言，实则不过是一出发生在二维世界里的三角恋。对于我在书里要讨论的问题来说，这部电影的主题并不重要。穿岩走壁的四维人为我们审视数字时代的自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类比对象。

四维人的肉体获得了在四维空间里穿行的能力，他得到的实惠不啻于开门撬锁。异化的身躯不受物理障碍的限制，如同一把血肉钥匙，能够打开任何物质。由此，四维人的身体不再受到三维世界物质存在法则的束缚。数字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与四维人类似，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故事比一部B级电影还要复杂精彩得多。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人类在时间中的存在需要有身体作为物质基础。而在互联网世界里，身体存在的界限可以被忽略，我们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譬如平日里我们坐在某个人身边，却能透过屏幕向另一个不在场的人微笑，我们的思绪、形象，以及当下的所感所想都可以在某个人的口袋中化为具象。

在已经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对如何界定人类的身体和是否在某处出席的标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带来的“无处不在”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属性之一，这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意义上不合群、孤僻和离群索居的定义造成了冲击。我们可以身在一处，却神游四方，完全脱离于周遭他人的存在，犹如电影里进入四维空间的四维人。不过，那个爱吃醋的疯子科学家与我们不同，他只能穿过墙壁，而我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面墙的两边。

人们已经习惯于探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犹如讨论赏心悦目、惊世骇俗的特技表演一般。我在最近出席的一场午餐会上和别人谈论过数字时代生活中一些怪异的现象，还没等我说完，一位穿着得体的老先生就听出了我言语中对数字化时代的隐隐质疑，他放下自己手中端着的意大利宽面试图反驳我。“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说，“我每周都要和我16个月大的孙女FaceTime，她吃完晚餐之后，会边跟我道别边抱抱iPad。”显而易见，在更多人有机会奔向世界各地的今天，FaceTime成了新的家人相聚时刻。对于这位祖父而言，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到孙女的生活中，享受天伦，又何必太在乎孙女抱的是他还是iPad呢？

人们需要的是相聚的感受，相比之下，相聚的形式倒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位老先生有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事，他们已然接受了这种“无界家庭”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尽管如此，他们对于数字时代的拥护反而为我描述这种生活方式的怪异之处提供了素材：一个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孩子把怀里的iPad当成远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爷爷。冷冰冰的机器成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身体的替代品。我很好奇当老先生和他的孙女视频聊天时，他的孙女如何能够在看见爷爷熟悉的面庞，听到熟悉的声音之后抱着爷爷的头像，同时内心不甚欢喜：她怀里抱着的不过是一块冰冷的板子而已。小孙女也许还太小，还分不清iPad里的影像与真人的区别，这不打紧。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是：声情并茂的iPad算是爷爷身体的一部分吗？如果算，那么那块架在婴儿高脚椅上的长方形方块，应当算是爷爷身体的额外延伸，还是爷爷本人？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的身体来自何处，又终于哪里？我们一面继续着三维空间里的生活，沿着人行道穿过老旧的街区，看着身边的汽车川流不息，头顶长云当空，有时又雨后天晴，砖墙湿滑，路灯昏暗。另外一面，我们都在涉足另一块奇异的土地，一片无始无终之地。我们需要怎样的体格才能同时适应两种不同世界的生活？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有谁又能说明白人在数字世界穿行时究竟是何感受？

我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想要从中找出一些能够用于比拟数字世界里空间特征的物象，挠痒痒先生立刻就跳了出来。我非常害怕看挠痒痒先生，尤其有一幕，挠痒痒先生浅棕色的手臂松垮垮地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里伸进来，着实把我吓得不轻。“没准他那长长的手臂已经搭在你房间的门把手上喽。”罗杰·哈格里维斯（Roger Hargreaves）曾经令许多小孩对夜晚的到来如临大敌。如今，各式各样的数码产品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升级版的挠痒痒先生，我们挠痒的手指能够轻易穿过厚实的墙壁，仿佛每个人都成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四维人。对于我们来说，墙壁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坚实了。

看不见又摸不着的Wi-Fi和蜂窝网络正在重新雕琢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过去人际关系之间竖起的“柏林墙”已然千疮百孔，墙的两边到处都是地下通道。我们钻进这些地道，可以轻易到达墙后的某处。而远在天边的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这些通道，立刻来到我们的面前与我们相聚。就算现代人很少能在现实生活中碰面，他们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也是全副武装，并且个个箭无虚发。四维空间在你来我往的交火中杀声震天，对社交的需求化作一支支精准的箭，射向他人的裤袋、膝盖或手掌。挠痒痒先生这次不开门了，而我们都成了圣塞巴斯蒂安，身上插满了来自社交生活的乱箭。

四维人令人恐惧的原因是没有东西可以束缚住他的躯体。超然的肉体自由让他不同于任何人，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同样的情形也由于互联网和四维空间的存在而日益凸显。就在不久之前，社交生活的部分定义还曾经根植于束缚之中：社交多多少少都意味着与其他人纠缠在一起。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想要找乐子的人通常会去酒吧，因为酒吧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身在其中的人除了互相攀谈和互动之外，鲜有其他心思。对那些想要寻求暧昧的人来说，有着高速翻台率的酒吧是寻求新鲜感的最佳场所，他们可以主动出击，最差也可以守株待兔。那些善于在夜店猎艳的人，对那层让年轻情侣如入无人之境的力场敏感至极。只要你是一个钟情于参加各种轰趴的人，就不会讨厌看到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的耳朵大喊的场景，尤其是对方为了听清而竭力张开的下巴，这些都是临场者能够感受到的力场以及快乐的源泉。

然而，某些手机交友应用，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附近潜在的猎艳对象的名单，当然名单上的每个人也同样在关注着猎艳的人本身，从前酒吧里那种独特的气氛力场变得飘忽不定，酒吧设定的界限则荡然无存。一些酒吧已经沦落为一夜情的专属地，不再像从前那样鱼龙混杂，多姿多彩。陌生人随时可以带着毫不掩饰的意图，循着网络进入你的生活。来自两条街外某个人的短信可能像鸽子一样突然飞到你的窗前，但充满期待的关系往往稍有不慎，就会让人在结尾时落得灰头土脸。

在面对竞赛项目时，如今的人总是想尽办法利用互联网。我们超脱自身肉体束缚的能力惊人，以至《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Millionaire?）这档节目不得不取消电话场外求助的环节。2010年，该节目的美国版率先移除了这个求助选项，因为多年以来，场外求助的对象与其说是参赛者的亲友，不如说就是搜索引擎。主持人梅勒迪斯·维埃拉（Meredith Vieira）对此无奈地解释说，几乎每个参赛选手所谓的求助对象其实都是“互联网先生”。英国版中这个求助方式被保留了更长一段时间。在后来的某期节目中，当一名英国参赛选手遭遇危机并提出求助场外亲友时，主持人克里斯·塔兰特（Chris Tarrant）不得不向观众证明，选手求助的对象处于绝对孤立的环境中，既不能使用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换作这档节目刚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额外的要求和证明显得多余且怪异。那些我们足不出户就会与世界脱节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

这种例子并不少见。还有一档名为《无的放矢》（Pointless）的智力问答节目，主持人理查德·奥斯曼（Richard Osman）总会在这档午后竞猜节目里端坐在他的假电脑后面。这个节目依靠双人主持，奥斯曼负责在问题的答案公布之后为观众提供与之相关的统计数字或趣闻逸事。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无的放矢》的现场录制。现场观众里有人问暖完场的谐星为什么要在桌上放一台假电脑。“嗯，如果没有电脑，”那个演员耸耸肩说，“谁会知道奥斯曼是谁呢？”奥斯曼也曾经表示，“假电脑让我散发出一种权威的气息”。节目录制接近尾声，我们准备离开摄影棚走入仲夏的夜晚，在经过奥斯曼空荡荡的座位和他的道具电脑时，我感到心中涌起一股悲伤的暗流。

虽然可能是我太过敏感，但暖场演员的话不禁让我回想起《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翡翠城颁布的禁令：不要去看坐在幕布后面的骗子。在《绿野仙踪》里，幕布掀开的时候那个内布拉斯加江湖骗子还在着急忙慌地想要掩藏自己骗人的小道具，好在观众面前继续装大尾巴狼。而《无的放矢》摄制组玩的小把戏则正好相反。它仿佛是在大吼：“快看啊，我有一台电脑！”在桌子上放一台假电脑的目的是迎合观众脑海中对现代生活的预期，相较于一颗活生生、全知全能的脑子，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时代随处可见的电脑才是解答万般疑难的正途。如果你想要显示自己的权威，就必须仰仗这种技术产品。换句话说，虽然电脑是假，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多维世界的迷信却是货真价实的。

各色视频聊天平台——其中上线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应当算是Skype，构成了互联网生活中最生动形象的部分。就像那位神魂颠倒的宾夕法尼亚老先生，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沉迷在这些软件为我们带来的欢乐中，我们欢喜地用胳肢窝夹着家里人的脑袋，把他们从外面带到家里，或者让他们围着自己的房子参观，家人在我们手机里就像婴儿一样随着我们的步子上下晃动，恍如海上行舟。Skype是全球化势头正猛背景下，为了满足人类的社交需要而出现的一个优秀产品，但即便如此，Skype通话开始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总是自己。

有多少次在我们按下通话开始之后的最初几秒里，都会忍不住谨慎地斜着看几眼摄像头里的自己？撩一撩自己散乱的头发，或者缩一缩下巴，在看见对方之前，首先要确保自己光彩照人。另外，虽然视频通话能让我们见到一张久违而熟悉的面庞，但是无法进行眼神交流却让这种会面的社交意义大打折扣。你当然可以抬起头，让通话的对象感受到你和善温暖的目光，只是那样的话你就只能和冰冷的摄像头三目相对了。

无处不在的本事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活计，互联网不仅让我们的生活不堪重负，而且一旦我们对于社交生活的期待在数字时代落空，它带来的空虚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用电脑，并且沉迷Skype为你精心设计的功能不可自拔，那么你肯定会发现，自己每天的生活会时不时被社交圈里别人晒的新状态打断。Skype可不是什么善茬。有时候，你想要在家里安心工作，互联网却总是会不合时宜地闯进来：就像小时候妈妈教训我们的那样，现在的人总是在该睡觉的时候却不愿意关上手头正精彩的在线节目。在某些时候，接收这些短小烦琐的外来信息就像目睹夕阳西下天边渐行渐远的船帆，可远观却不可及，很容易让人心生抑郁。

而多数时候，社交圈里的人与我们徒有互动而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这同样是郁闷的来源。短信或者视频聊天软件的通讯录通常采用亮起或灰暗的头像系统区分在线和离线，面对一整列可以联系的人，我们却总是感到空虚和无聊。不仅如此，只要想想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在一块屏幕面前摆着各种姿势就多少让人觉得别扭，就像已经停播的节目《这是你的生活？》（This Is Your Life?）里在屏幕上助阵的亲友一样。在多数情况下，世故、腼腆或者忙碌促使我们维持着互联网里虚假的亲密关系。更现实的情况是，我每天总会看到一些曾经十分亲密的朋友在社交软件里的头像亮起，这些多年没有联系的名字占据了我的工具栏里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又在某个时候悄无声息地暗下去。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去猜测，头像的主人现在身在何处，又在做些什么。

出生于1936年的小说家拜厄特（A. S. Byatt）曾经写过，虽然她无法理解街头那些沉迷手机的人，但她也不得不承认，街上的陌生人总体看起来比以前的行人要高兴得多。如果你读过尤金·麦凯布（Eugene McCabe）的短篇故事《阿那郝连安家的音乐》（Music at Annahullion），可能就会对Skype的成功发自内心地怀有感激之情。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一座偏远的农场里，在那儿苟延残踹的三个中年人是同一家的三个孩子，无穷无尽、无孔不入的寂寥压倒了二姐，她在某一天发出感慨说：“真希望我们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个世上。”Skype和寂寥一样让人不堪重负，虽然很多人在读完尤金的故事之后，仍旧会觉得Wi-Fi路由器才是拯救阿那郝连安农场三兄妹的利器。

很难说互联网为什么如此消耗人的精力，对于我自己而言，视频聊天的问题在于它让人无休无止不得停歇。以往在通电话的时候，虽然没人喜欢在电话里和别人陷入尴尬的沉默，但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下被电话线牵住的两人也许正好能够体验什么叫无声胜有声。电话里的沉默就像一条结实的麻绳，牢牢地把两个人绑在他们共同的世界里。诚然，通话难以为继的情况不会让人高兴，也是所有人极力避免的，只是它并不总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如洪水猛兽一般。但一旦事情发生在Skype上，情况就不同了。我总是能够感觉到在Skype上闲聊的时候陷入沉默是一项百口莫辩的罪过。沉默的心意能够顺着弯弯曲曲的电话线传达给话筒那头的人，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同样的心意却很难穿透电脑的显示屏。

细想之下，也许有人会发现，相较于传统的电话，视频通话其实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会面，也因此它需要投入比打电话更多的精力。如果不是Skype，可能我们也不会发现原来交流中友好的停顿意味着与他人感受同一种气氛，共情需要的仅仅是与他人在同一个地方面对面，比如同处一室，共同看见屋内的摆设，感受到穿透窗户的温暖阳光，共同体会这些就可以为两个人的谈话平添几分别样的味道。人们无疑能够更充分地利用Skype，而不仅是用它来聊几句天而已。Skype的视频功能够使你在读书、做饭，抑或是收叠衣服的同时，时不时地登进系统然后对显示屏里的朋友打上几声招呼。许多人忽略的正是这种会面方式的迷惑性。与朋友的视频会面到底发生在哪里？你是否身居此间，对方又身在何方？我们是在显示屏发生的这头，还是那头？对于这种“不算是面对面”的会面方式，一直存在一个不受关注、也极少被讨论的问题：别人视频里的人真的是你吗？分身术可不是谁都会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