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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他们安全健康

开始是这样的

在对人生各阶段的研究中，有关童年期的研究最为丰富。在任何一家像样的书店，养育类书籍都占据了相当大的书架面积。任何留心养育问题的父母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这是起码的责任，是生物本能。

在记录我儿子索耶成长历程的相册里，有一张他7个月大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看着镜头，神情紧张。相机只捕捉到了躺在滑梯顶部斜面处的小婴儿，可我记得当时我用双手支撑着他，只不过摄影师没有把我收入镜头。

那是索耶第一次去公园，也是他第一次坐滑梯。当时，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反复对他说：“宝贝儿，没事儿的，爸爸妈妈在这儿呢。”如今再看照片，这些话仍在耳畔回响。不过，从我儿子的表情来看，他并不相信我们。

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儿子躺在小滑梯的顶部，我担心不已。滑梯离地不过1米高，我和丈夫分别站在两侧，可我还是不放心。这个小高度会不会让索耶感到害怕？他会不会“扑通”一声掉到橡胶地上，撞伤脑袋？我们是否应该避免让他遭遇不愉快的体验？

多年来，每当和索耶一起依偎在沙发上，翻看他婴儿时期的照片，我都会把他眼中流露出的害怕视为他的情绪反应。然而这么多年以后，我在想，其实孩子的表情不过是反映了我和他爸爸的紧张心情。父母如何能从单纯希望保护婴儿，发展到放手让他们进入等候着他们的世界？

预防事故的发生

在这个富裕的高科技世界，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保证孩子免受任何伤害，也相信自己施加控制的能力。为此，我们把世界变得对孩子更安全、更可预测、更为友好。这一切从他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开始了。怀孕期间，母亲的方方面面都在监控之下。孩子一旦出生，家里便做好了保护他们安全的准备。

我们也尽量保证外部世界的安全。1978—1985年间，美国的每个州都制定了法律，要求在汽车上给儿童使用婴儿安全座椅，随后又制定了有关安全带的强制性法规。1这些法律法规敲响了珍贵自由的丧钟，但无所谓，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孩子在进行轮滑、滑冰和滑板运动时，被要求大量使用头盔和护具。不过不可否认，这些法律和措施的确保住了很多孩子的生命。

爸妈们更进一步地挡在孩子和世界之间，亲自充当保险杠和护栏，好像只要我们在场，孩子的安全就有十足的保障。那天，我看见一位家长和孩子一起过马路时，心里闪过这个念头。那个情形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看得到，母亲昂首阔步走在前面，8岁左右的儿子落后她一步。孩子戴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妈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再往左看看，然后带着孩子通过了十字路口。那孩子的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手机屏幕。我还读到过一种叫作微型刹车器的产品介绍，这个产品用于儿童自行车，父母可以通过遥控器刹住自行车的后轮。

上学是孩子智力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机会，但是，往返学校本身就引发了对安全的忧思。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亲自接送他们上下学。

孩子小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很多父母护送他们上学，还常常帮他们拿东西，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最近我看见一位虎背熊腰的爸爸斜挎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不禁哑然失笑。他家距附近的小学只有3个街区。他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七八岁的女儿身后。他的行为值得钦佩，但在那个下午，以及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个下午，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孩子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背书包？什么样的独立程度才适合小学生？目睹我所在城市的家长天天往小学跑，我想调查一下这股趋势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身为母亲的洛拉家住俄亥俄州郊区。她告诉我，有位母亲每天都送她三年级的孩子上学，尽管那孩子身体健康，体魄强健；还有位父亲骑自行车尾随女儿上学，然而他家距学校还不到两公里。这位父亲与我看到的那位背粉红色背包的父亲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孩子都上六年级了。即便从家到学校只有几步路，虽然人们对碳排放的担忧日益高涨，很多人还是天天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且我们往往并不只是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就罢了。

埃伦·诺德尔曼（Ellen Nodelman）是我家的世交。1969年以来，她的照片就一直挂在洛克兰德中学（Rockland Country Day School）的大厅里。这所学校位于纽约州康格斯镇哈得孙河边，对岸是曼哈顿，开办的年级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初到该校时，诺德尔曼是一名英语老师，后来她一边教学，一边兼任教务长和升学指导顾问。在这些职位间辗转40余年，她亲眼见证了校园内外“父母现象”的兴起。

洛克兰德中学一半的学生搭乘校车上下学，诺德尔曼说：“另外一多半本可以乘坐校车的孩子却由父母开车接送。”低年级学生的家长不是把孩子送到就走，他们有时候还陪孩子进入学校，有些家长甚至会把孩子送进教室。“我们把他们拦在大厅外。如果学校允许的话，他们会跟孩子一起上课的。真有家长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诺德尔曼补充说。

其次是手机。在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中，这个东西出现的时间不长，本意是为了避免直升机式养育，结果因为直升机式养育趋势的存在，反倒加强了父母的掌控能力，有研究者称，手机是“世界上最长的脐带”。2

举几个例子吧。一位家住贝弗利山庄的高中生和朋友去海边玩儿，他妈妈坚持要他在往返途中每小时给她发一次短信。她不担心孩子在太平洋里冲浪，却担心驾驶途中不安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家长致电学校，说女儿失踪了，因为他一整天都没收到女儿的消息。有位美国大学生参加了一个去新西兰的海外学习项目，有一天他妈妈致电项目主管，说自己焦急不堪，因为她儿子自登山回来以后，一直不接电话，而她是通过GPS定位得知儿子已经回到校园的。

父母的警惕和技术共同在孩子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但是，我们不可能片刻不离地守着他们。把孩子培养成独立的成人既是我们的生物性要求，也因为环境中的自我意识对孩子来说很重要，是他们必须养成的生活技能。当我们忍不住希望自己的存在就是他们的保护伞时，需要扪心自问：希望达到何种养育目标？在教给孩子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时，应当如何做到既保护了他们，又避免遮蔽他们？如何教他们自己去做？

夸大其词的“陌生人危险”恐惧

20世纪后期的诸多安全防范措施，举凡林林总总的规定、防护装置以及父母带孩子过马路、控制孩子自行车的刹车、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做法，目的都是防止孩子出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担心有人企图伤害他们。为此，我们告诫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当他们参加尚被允许的户外活动时，我们在一旁指手画脚；他们去哪儿，我们几乎亦步亦趋地跟着，就是在杂货店里，也紧挨着他们。

一些流行了几十年的童年游戏在劫难逃。就说万圣节吧，过去每到这一天，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在社区四处穿梭，接过街坊邻里和陌生人给的糖果，欢欣雀跃地吃起来。但是今天，在我所在的社区，即便孩子都十二三岁了，父母还跟在他们身后，在车道尽头来回踱步，逐一检查所有糖果，确定里面没有刀片、大头针之后，才允许孩子食用。

也许你以为，父母如此小心翼翼，必定有充分的依据。曾有报道说，万圣节糖果里有刀片和大头针，但这些消息早就被揭穿了，根本就是骗局或者恶作剧。3证据显示，1983年播出的电影《亚当》催生了人们对陌生人绑架儿童的恐惧。今天，在美国及所有播出该剧的国家，这种恐惧都很普遍。4

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安全鼓吹者把孩子离家出走以及父母离婚后，无监护权的家长一方“拐带”孩子的情况一并算为儿童失踪，声称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失踪。如今，智能手机和全天候开放的网络放大了狂热情绪，随时播报世界各地发生的儿童伤亡消息，不断地引起我们的警惕。媒体持续地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借耸人听闻的故事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全美各地的父母都认为孩子再也不能独自出行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或者实事求是，或者若有所思。为什么？“因为恋童癖者”。我们觉得美国变得更加危险了，然而数据显示，儿童绑架案的发生率并未提高，而且从多种标准看，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低。5

当然，任何一个孩子遭到严重伤害都是难言的悲剧，真正的侵害儿童者也的确存在，但陌生人针对陌生人的犯罪案件非常罕见。孩子被陌生人杀害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在为孩子的日常出行做决定时，为什么要以这个数字为依据呢？2006年，《棕榈滩邮报》（The Palm Beach Post）报道，在任何一年中，孩子死于马术事故（每297000人中就有一人）、足球运动（每78260人中就有一人）、交通事故（每17625人中就有一人）的概率都高于这一数据。8

瞧，这样的惧怕我也有。即便我熟知各种数据，理论上讲，我应该因此有更好的认知，但我也屈从于“陌生人危险”的神话。我还记得索耶第一次一个人回家的情形。我家所在的区域犯罪率很低，属于中高级社区，当时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最多需要10分钟。尽管我知道我们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即便我明白培养孩子独立性的重要，但在儿子安全到家之前的分分秒秒，我还是感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

世界上到处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其实，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如今发生这类事情的概率比几十年前小了很多，然而，任何地方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很快知道。进化而来的“是战是逃”的本能反应一触即发，但我们从来不具备逃离压力源的经验，所以只好保持着高度警惕。

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是研究人类压力的专家。他的《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一书已经再版两次了。9这本书意在说明，如果我们担心坏事发生，那这种担忧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伤害：

当我们启动了“压力-反应”机制，如果某件坏事真的发生了，我们便庆幸这一认知能力促使我们及早采取了防御措施。预防行动可能具有相当的保护作用，“压力-反应”机制很大程度上是预防性的。然而，一旦进入生理上的骚动状态，毫无来由地启动“压力-反应”机制，或者对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采取“压力-反应”模式，那就会变成“焦虑”“神经症”“偏执”或者“不必要的敌意”。

因此，“压力-反应”机制不只产生于对身体或心理的侮辱，也会因对侮辱的预期而触发。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机制的触发相当普遍，不只遇到各种物理灾害时可以启动这一生理系统，对物理灾害的想象也能有此功效。10

全天候循环播放新闻是晚近的人类生存经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信息过载”。

普通行为罪错化

即便我们本身并不感到害怕，社会也会教我们害怕，让我们觉得必须对侵害者保持警觉，否则就是粗心大意。如今已很难见到孩子独自在外的情形，所以一旦看到孩子无人陪同，我们就担心出了什么状况：孩子和陪护的成人走散了吗？或者更糟糕的是，孩子无人看管吗？于是我们可能会通知警察或者儿童保护部门。

看见布鲁克斯的儿子和哈勒尔的女儿而报告警方的陌生人到底是好心人，还是制造恐慌的安全卫士？哈勒尔的女儿和布鲁克斯的儿子都安然无恙，构成家长犯罪行为的只是潜在伤害。最近媒体报道了十几起家长面对刑事指控的案例，几乎都是母亲，以上案件是其中两起。仅在一代人以前，这类行为还是寻常之事，而在今天却可以说是必须要避免的，但事实上孩子不可能随时和父母寸步不离。亲戚杀害孩子的可能性比陌生人要高出20倍，13一个母亲已经在艰难的环境下尽力而为，而那些充当好心人的恐怖情绪散布者和“义务警察”却随时准备起诉她，虽然她的孩子并未遭受任何实际伤害。这些义务警察才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他们。

“放养孩子”运动的斗士莉诺·斯科纳兹（Lenore Skenazy）与这些“好心人”展开了较量。《放养孩子》（Free-Range Kids）14一书在封底鼓励大人不要陪同孩子，并为那些让孩子自己出去玩儿的家长提供了实用工具：填写一份打孔表格，放在孩子的背包里，或者用别针钉在孩子的衬衣上，上面写着“我没有走失，我是‘放养儿童’”，并解释理由。15

这听似荒诞不经，反乌托邦，但对那些担心我们不假思索让孩子独自在外玩耍的人，这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逆向反应。当然，看到别在孩子衣服上的打孔表格，邻居可能会付之一笑，略感放心，然而另一方面，虽然在涉及让孩子自由自在玩耍这方面，还没有成文规定说什么时候完全可以，什么时候违反法律，警察却会谴责我们破坏尚未成文的规定。2014年，针对德布拉·哈勒尔一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让一个9岁的孩子独自在公园玩耍，43%的美国人认为12岁的孩子也不可以。16我们其余人则不表赞同。

像布鲁克斯那样的家长至少有金钱和时间去处理变化莫测的法律程序，应付儿童保护机关的探视和罚款。但哈勒尔每小时的工资才8美元，正因为负担不起日托和夏令营的支出，她才让女儿在公园自己玩耍。像她那样贫穷的工薪族父母经常面对无法解决的冲突。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警方对私人生活的侵犯，17而且明里暗里，这其中还有反职场女性的心理定式在作祟。我如同亲身经历般确知，布鲁克斯和哈勒尔付出的心理代价不可估量。

还要想到的是，当孩子们看到父母的决断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遭到公开质疑，这对他们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母亲与法律体系战斗时，孩子被带到看护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他们会如何看待这种事情？

也许小罗兰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4年该台报道，在日本，7岁甚至4岁小孩独自乘坐地铁的情况并不鲜见，18同时记者指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就会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处”。就什么时候可以给孩子一点自治权，我们对“疏忽”的界定已经妨碍了父母做决定。由于害怕未知，我们牺牲了培养孩子与他们的成长水平相适应的能力。我们可以说日本人疯了，可美国人坚持让孩子随时随地有人看着、有人陪同，反倒更像疯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做法有一个未经考查的危害，会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抱着这样的信念：邪恶的陌生人、杂货店的其他顾客，或者更恶劣的是，连万圣节夜晚给他们糖果吃的邻居，都企图谋害他们，甚至会认为是家长把他们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如果你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颇为冷酷。

抵御朋友的担心

我开始正视自己对儿子索耶和女儿埃弗里的过度保护倾向，同时展望他们的大学时代，想象我希望他们到时候具有怎样的自力更生能力，这时，我开始关注如何在儿童时代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独立机会，也就是说，我开始努力让他们体验独立。

这个方案我已经付诸实施几年了。近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埃弗里在上七年级，一天晚上，因为有位朋友第二天过生日，她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学校帮忙装饰储物柜。她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正在洗碗。虽然天色已晚，但我并不担心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学校。我家距学校不到500米，我们所在的社区也很安全。实际上，我乐意让她骑车去，因为我希望她养成独立性。但她有位朋友的妈妈不放心埃弗里晚上独自骑车去学校，提出接送她的建议。埃弗里给朋友发短信说：“谢了，不用，我乐得骑车去。”几番推辞后，埃弗里告诉朋友：“我妈希望我骑车去。”但最终还是恐惧感占了上风，那位妈妈已经接了3个孩子，轻松拐一下就可以到我家，谢绝的话，我们就会显得像是疯狂变节的亡命徒。我站在那儿，一边用毛巾擦手，心里一边想，在周围人恐惧情绪的妨碍下，我要如何养大我的孩子。我也有点儿担心这些父母如何看我。

我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会见了几位家长。一位名叫艾米的妈妈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你感觉自己像个疯狂的反叛者。人们觉得危险加剧了，而实际上，现在比过去更安全。”艾米的女儿11岁，晚上的女童子军（Girl Scout）集会结束后，她不介意让女儿独自回家，可集会主办方却不允许。后来有几位朋友对艾米说：“她可是个女孩子，怎么可以独自走夜路呢？”艾米喜欢教女儿聪明行事，而不是充当受害者。她希望女儿学会做出一副“不是在跟你闹着玩儿”的样子。

八年级之前的那个夏天，埃弗里要搭乘市郊往返列车去旧金山露营，那时，我知道她需要学会那种表情了。我真的教她了，整个车程时长一小时，我陪她往返了3天，之后就放她一个人去了。

但是，即便像艾米和我这样伺机推动孩子独立的人，内心也怀有潜在的恐惧。“我钦佩宣扬放养孩子运动的那位女士，”艾米告诉我，“但哪位家长也不希望一撒手，就闹出要上晚间新闻那样可怕的事情。”我不无赞同。这个文化雷区不易趟过。我们在谈论宏大的恐惧，及随之而来的越权控制，而我们真正应该问自己的是：一个成长中的人需要多少自由？

错失成长机会

关于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能够说明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是有关照看孩子的观点。孩提时代，大概十岁上下的时候，也就是上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我就开始为我家附近的邻居看孩子了。白天，妈妈们请我帮忙带孩子，有些社区把我这样的人称为“妈妈帮手”。我每次负责带孩子几个小时，喂他们吃点心，哄他们睡午觉，还负责接电话、应门。12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周末晚间为一家人看孩子，赚取最低工资。今天，“全美儿童安全运动”（National SAFE KIDS Campaign）组织建议不要把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当然更不可以让他们承担看护小孩的责任。19美国已有14个州规定了孩子可以独自在家的最小年龄，6～14岁不等，中位数是10岁。20各州都没有规定对儿童看护者的最低年龄要求，但许多地方实际执行的是14～16岁。然而奇怪的是，有30个州规定16岁就可以结婚，而且无须父母同意，而其他各州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17岁或18岁。

让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我们担忧，让他们独自出门，我们不放心，如果把这两种担忧加起来，你会发现，今天的美国小孩享有的自由只是父母辈的一小部分，跟祖父母辈比起来，就更是少得可怜了。我们似乎准备让孩子将来住在距我们1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根本无意通过增加独立性的培养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

即便是美国女童子军，就是那些穿绿色背心的小薄荷糖贩儿，都因安全忧思而削弱了培养孩子独立性的机会。现今的官方手册要求，年满18岁之前，她们卖饼干时必须有成人一定程度的参与。21我还没见过哪个年龄段的女孩卖饼干时有人从旁指导，但我看到很多女中学生脸上挂着微笑，被动地坐在那里，她们的父母则在处理存货及收付款事宜。别担心，姑娘们仍然会得到徽章的！可我想，凭什么呢？

保护他们的情感

说到徽章，千禧一代被称为“人人有奖”的一代，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在误导之下，为了保护孩子的情感不受伤害，爸妈们会确保孩子但凡付出一丁点儿努力，就能得到奖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儿童被授予了各种徽章、证书、彩带和参与奖，好像只要露个脸儿就算一项成就，需要用羊皮纸、塑料或锡纸予以彪炳。

我们对孩子倾洒溢美之词。幼儿时期，孩子只不过画了一幅棒形人物画，就会听到热情洋溢的“完美”之赞；儿童时期，他们只要在棒球场上挥了一下球杆，哪怕连球都没击中，也会得到“干得好，伙计”的高声喝彩。无论孩子的努力是多么不起眼：“干得好，你把鞋子穿上了。”或者我们的恭维是多么荒诞：“表现真好，你没打比利。”22无论孩子的成绩多么平凡无奇，都应当给予某种奖励或者奖赏吗？这只是一种表现无条件的爱的方式吗？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23但另一些人认为这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让孩子不明白，为了卓越，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多年以后，他们会带着这种理应得到赞扬和提升的信念进入职场。

阿曼达·里普利2013年出版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一书，这本书从学术能力的角度，把美国学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了对比，追溯了“人人有奖运动”也即“自尊运动”的前世今生，认为这项运动抑制了学术进步，导致美国学生在各种国际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不佳。24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母和老师的耳朵里充斥着这样的说法：为了让孩子成功，要保护他们免受竞争甚至事实的伤害”。心理学家哈拉·罗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满腹狐疑，称这是一种“侵略性养育”，将产生“一个懦弱的民族”。25

滥用“霸凌”标签

孩子们有时候会成为小霸王。我的教子上八年级时，一群高中生在Facebook上羞辱他，说他是同性恋，这种做法很残酷。孩子遭遇凌辱时，需要父母和其他支持者帮助他们从中解脱、恢复。

苏珊·波特（Susan Porter）在《恃强凌弱的国家》（Bully Nation）26中写道，很多情形本来是儿童发展和社会化的正常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很难观察，因而被家长视为霸凌事件。在美国文化中，一个孩子只要让别人家的孩子不开心，就可能被贴上“霸凌”的标签，如今，在所有学校领导的意识和头脑中，连家长对别人家孩子的指责都占有很重的分量。波特鼓励父母和教育者避免使用“霸凌”标签，而要帮助孩子形成抗挫力，学会应对严峻的社会挑战。

奥拉夫·乔根森（Olaf Jorgenson）是阿尔马登乡村学校（Almaden Country School）的校长。这是一所覆盖从四年级到八年级的私立小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跟我家在同一条街上。乔根森在西雅图、加州、夏威夷以及亚利桑那州最大的学区梅萨联合学区，还有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所公立与私立学校担任过教师和管理者，从业经历超过25年。

乔根森告诉我：“在各地学校，霸凌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也许会永远存在。但是，真正的霸凌，即蓄意打击或者孤立某些人，并在一段时期内给予系统的贬低或者伤害，这样的情况并未增加。同我25年前刚开始跨入职业生涯时相比，霸凌现象并没变得更多见。”他接着说道：“今天，父母动不动就指责某个孩子是‘霸王’，这种做法往往不人道，有时甚至无法理喻。那些聪明的父母自己也在养育孩子，他们爱孩子，却丑化其他还在读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还对他们提出刑事指控。这令人震惊，也令人感到悲哀，”乔根森声音和善，可在电话中，我还是听得出他的忧虑，“儿童工作者知道，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讲，关系攻击是正常现象。是的，这会伤人，还会显得小气，家长只是本能地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但是孩子也需要学习如何克服伤害，你给另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小孩子贴上霸凌标签，就是把你理解的动机强加给了他，但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讲，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具备这种动机。”

乔根森认为有必要控制这种对霸凌的流行看法，不仅是为了受到指控的孩子，也是为了受到伤害的孩子。“你为自家孩子横刀立马的那一刻，他就成了受害者。你传达给他的信息是：‘你不行，你不够强大，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介入来替你处理。’”本质上，你这是在打击自己的孩子。

在游乐场上“安全地”玩耍

游乐场似乎蕴藏着发生巨大危机的可能，事故啦，绑架啦，恶作剧的孩子啦……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一处游乐场参观，可能会发现很多家长严阵以待，以防这些伤害发生。美国人也喜欢讲述和赞美游戏，正如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在《法国妈妈育儿经》（Bringing Up Bébé）中，对比美国养育与法国养育时所说的那样。法国人极其珍视自主、独立的游戏，所以在孩子做游戏时，成年人往往安坐一旁，相互闲谈。27德鲁克曼认为，美国家长不断给予孩子口头和物质刺激，这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是耗费精力的事情。

作家苏珊娜·卢卡斯（Suzanne Lucas）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费城搬到瑞士以后，发觉那里和美国在游乐场行为上的差异令人大开眼界。卢卡斯第一次带她5岁的孩子去瑞士的游乐场玩耍时，被那里的设施搞得不知所措，有从一棵树跨越到另一棵树的吊绳，有修树屋的板子、钉子和锤子。卢卡斯一直站在女儿身后，看她摆弄这些极其危险的东西，感到“紧张不已”，可环顾四周，她发现自己是游乐场上唯一的家长。卢卡斯告诉我：“不是说其他家长坐在一边看书，而是，游乐场上根本就只有我一个家长。”28

美国的家长和照顾者会积极参与孩子的游戏，陪孩子荡秋千、站在单杠下面或者像我和我丈夫对索耶那样，守在滑梯旁，准备孩子掉下来时接住他，防止他被刮伤。心理学家温迪·莫格尔（Wendy Mogel）在《放下孩子》（The Blessing of a Skinned Knee）中谈到，孩子可以从尝试和犯错中学到重要的人生功课，29但是，对于21世纪的美国父母来说，所谓“好”的教育、“成功”的养育，就是保证孩子连微不足道的短期痛苦都永远不要经历。

除了父母之外，美国游乐场的结构本身也过于安全了，孩子们不可能进行稍有创意的游戏，实在是乏味透顶。沥青和碎石让位于缓冲跌倒的橡胶和合成地板；色彩斑斓的塑料取代了木结构；任何地方，凡是可能磕着头、夹伤手指的东西，都被更换掉了。

2014年，汉娜·罗辛（Hanna Rosi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题为“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文。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她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对照：如今在英国的北威尔士，游乐场不像是儿童玩耍的地方，倒有点像是城市垃圾场，可孩子们玩得非常起劲。罗辛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如同野火般迅速扩散，因为读者从中清楚地看到游乐场是如何改变了，进而也看到了乐趣，也许还有童年本身的改变。最近有篇文章在标题中哀叹道：“新的游乐场是很安全，所以没人使用。”30相反，今天的游戏可能会在宽敞的室内进行，围绕着某些数字设备。31同时，2012年，声誉卓著的期刊《儿科学》（Pediatrics）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儿童肥胖已迅速超过受伤，成为儿童的主要病因。这篇文章认为，发生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安全忧思压倒了有意义的游乐场玩耍。32

出国学习，和父母一起

蒂姆·巴顿（Tim Barton）是阿卡迪亚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学生服务部主任。该校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的格伦赛德。阿卡迪亚大学每年要把3000名左右的美国学生送往国外，其中有些学生是这所学校的正式学生，但大多数学生来自美国其他300多所学院和大学。在2014年春季学期的期末，我与巴顿进行了交谈。

从这里出国的多数学生都有积极的体验，然而，当孩子冒险进入世界以后，很多家长产生了期待和焦虑，他们不开心或感到担忧时，巴顿就会遭到一通臭骂。我请巴顿说说典型的情况。

那位父亲笑着跟巴顿说，他现在知道在女儿心中，和她的朋友相比，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了。谈话就此结束，但是巴顿心想：“你意识到一小时前你威胁过我吗？你意识到你对我说的话有多么不恰当、多么粗鲁吗？”那位父亲没有道歉，但巴顿感觉到了他的歉意。他说：“父母只是想做对儿女最好的事，他们不是小气鬼，不是混球，他们只是害怕。我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了解情况。”

认真想想，你会发现，我们之所以一失去孩子的消息就魂不守舍，只是因为现在有了随时保持联系的可能。仅仅是在10年或15年以前，父母根本不可能像这样“检查”孩子。在手机出现之前，孩子们去海滩玩儿的时候，不可能打电话回家；上大学时每周顶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还是用寝室走廊的投币电话，而且只能在长途电话费率最低的时候才行；出国学习时会给父母写信，偶尔才会给家里打电话。仅仅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如此吗？这样真的好吗？

还记得我们在大学时代享有的无限自由吗？还记得我们驾车去客场观看足球比赛，春假时去海边，或者，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看独立乐队的演出吗？一大群人挤在狭小的车里，以猜拳的方式决定由谁开车，音乐声震耳欲聋，弄到什么吃的喝的就凑合着胡乱填饱肚子。还记得大学二年级之后的那个夏天，有个周末，我开车从华盛顿经田纳西去威斯康星，只是为了参加一个帅小伙的“哈默费斯特”年度后院派对。也许那就是所谓的“热恋”吧。

今天的大学生仍然会有像这样的冒险行动发生，但多数爸妈会通过手机凑热闹。“如果手机里留有未应答的父母电话或短信，当你看见了最好与我们保持联系，免得我们恐慌。”那还叫冒险行动吗？谢天谢地，好在还有Facebook，即便他们忽视我们高涨的关注需求，至少可以看到他们更新状态，知道他们平安无事。

是的，哪怕只是想象孩子受到伤害，我们也会眉头紧锁。身为父母，保证孩子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应该睁开双眼认识到，过度警觉会在很多方面禁锢他们，使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应有的自由生活，而这恰好才是他们做好生活准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