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济战争 内务部

第一节 接任内务大臣

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我（卡尔·赫弗里希，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家。）以财政大臣的资格，主持战争财政事务，曾有机会参与各种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到了一九一六年五月底，我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其职责，据《战前政治机关组织条例》规定，是主管全国经济事宜。

五月六日，国务总理（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曾告诉我，现任内务大臣兼国务副总理以及普鲁士（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各个邦国后，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内最大的王国，其国王兼任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政府副大臣德尔白吕克（Delbrück）早已决意辞去本职及所兼任的各项职务，现在他辞职的意愿更坚定了，迫切希望政府批准自己辞职。原来德尔白吕克在战争开始之前，本来打算请上几个月的假期，好调养一下自己的病体。后来，战争突然就到来了，于是德尔白吕克就将请假的计划取消了，继续主持了两年本职及所兼任的各项工作。自今年开始以来，德尔白吕克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差。因此，每有重要会议的时候，我往往代他出席。

现在，国务总理向我征求意见，问我是否愿意接替德尔白吕克，担任国务副总理及内务大臣两个职务。同时国务总理请求铁路部门的主管大臣布赖滕巴赫（Breitenbach）担任德尔白吕克离任后空缺出来的普鲁士政府副大臣一职。我当时也在普鲁士政府任职，而且是政府各大臣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国务总理向我征求意见时，提出了使我无法推辞的种种理由。我也非常清楚：脱离财政部，心中很难过；接任内务部的繁杂事务，心中也很惶恐，有一种跳入黑暗境域前途茫茫的感觉，超过了以前刚接任财政大臣时的感受。

至于我调任之后空缺出来的财政大臣一职，则由当时亚尔隆斯罗连大臣儒丹（Rödern）伯爵接任。

五月二十二日，皇上（德意志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在柏林好景宫（Schloss Bellevue贝尔维尤宫。）中，正式任命我为内务大臣，当时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夸我的胆气很大，使我受宠若惊。

我对皇后说：“如果是必须要求要做到的事，其结果也一定是可以做到的。”皇后听后就退回去坐下，并带有讥讽的神情，说道：“但求上帝保佑！”

六月一日，我正式接任了内务大臣的职务。

第二节 内务大臣职务

当时，内务大臣掌管一切内务以及联邦会议、社会政策、经济问题等各种事宜。只有关于经济问题一项，稍稍受到一些限制。在大战之前，关于对外贸易的事情，外交部方面已经特设商政专司管理；并会同内务部各要员，随时讨论办理的办法。当大战开始的时候，军务部方面，凡与军队武装、军队给养有关的问题，加上因为戒严状态以及由戒严状态所产生的军事当局的特权，尤其是该部所属的“军用材料司”，立即将一部分重要经济问题接手过去自行处理；军事机关所施行之紧急处置措施，往往比民事机关根据八月四日法律所能够使用的紧急处分特权迅速。按八月四日的法律，曾授予“联邦会议”一种特权，即“在战争期间，如遇有损害经济组织的事，可以用紧急条例作为救济”。但是“联邦会议”是一种团体组织，其代表必须等待本邦政府训令到来，才能表示赞同与否。相关手续虽已远比召集国会讨论简单，但还是过于笨拙，没有军事机关直接施行紧急处分便捷。此外，军事机关与民事机关之间，关于彼此的工作范围，也从未正式划分得清楚。因此，军事机关如果认为某种经济问题与军事关联性很大，必须立刻解决时，往往直接加以处置；反之，又有许多经济问题，原来是由军事机关着手办理，后来经常移交到内务部，由内务部接手将其处理。为保证政策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军事机关和内务部双方时常各派代表，召开会议，来保持联络沟通。

当时，在内务大臣调换的时候，同时将该部原来所管事务之一的粮食问题，划出另外组织机关专门办理。

第三节 战时给养问题

关于给养问题方面，当时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必须要组织一个严密灵活的战时特别机关来专门管理。除了“联邦会议”方面对于这件事必须详细制定法律外，其余如内务部以及许多中央政府、各联邦政府等，对于制定及施行《给养条例》这件事，也得派遣专员列席，参加讨论。最终结果却是，施行条例既不能统一，决议案件的施行也非常迟缓。因此，将粮食问题，改由国务总理掌管，并设置“战时给养局”的职位，让专人帮助国务总理办理相关事宜。我在尚未接任内务大臣之前，对于这种解决方法，曾表示同意。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我被任命为内务大臣的时候，“联邦会议”方面也在同时宣布《战时给养条例》，并授国务总理以没收一切民用粮食储备及民用器械的特权，以及解决民用粮食储备问题所需的紧急处分权利。国务总理当天就公布：特设“战时给养局”一职。所有国务总理关于粮食问题的特权，均由该局督办加以处理。至于局长一职，则由时任东普鲁士郡长巴妥基（Batocki）担任。

从此以后，国民粮食问题，就跟我负责的内务部方面脱离关系。但是，有关粮食的进出口问题，则仍由内务部方面办理。这是因为，由国外进口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要跟各友邦或中立国进行各种经济交涉，这些事情都属于内务部的事情。

除此之外，我以国务副总理的身份，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参与一些战时粮食督办的事情。根据一八七八年法律所规定，新任的战时给养局不具有临时代理国务总理的资格。因此，临时代理国务总理的事情，仍属于我的职分。就粮食问题与其他一切经济问题的密切关系而言，这种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便于中央对于战时粮食问题，有一个统一筹划，以免因为粮食问题独立经营，导致整个战时经济组织陷于分裂的状态。但在实际上，因为某些其他的关系，我参与这项战时给养事宜的权力，大大地受到限制。因为，之前的国会中，原有一种“国民粮食委员会”的组织，自“战时给养局”成立以后，每有条例颁布，必须先与该委员会商议。起初，我想要亲自兼任该委员会主席，以便起到监督作用。但后来因为这个委员会开会次数多，开会时间又长，以及我的其他职务非常繁冗，我想要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最终，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底时，决定将主席一职委托给战时给养局局长担任。凡是有“国民粮食委员会”商议后批准的条例，就送到我这里签字。如果对报送过来的批复申请有异议，就势必再行经过一番迟缓笨重的手续；而等待批复的问题又往往非常急切，不能有一点的延误。因为这个原因，我只限于万分重要之事件，才做出驳回的举动，其余次要的问题，或是我认为不很紧要的问题，也只能不管好坏，把我的名字署上就行了。现在仍然记得有一次，因为《鸡蛋强迫条例》之事，我当天就认为不妥当，曾与战时给养局局长巴妥基先生力争过。但此时这个条例已经过“国民粮食委员会”商议批准，而巴妥基先生也一再坚称此事已是板上钉钉，很难更改，并说什么推翻委员会方面的决议（其实这种决议，只带一种条陈性质）是多么的困难。我做这种违背心意的事，实在不是一次了。后来因受时事逼迫（陆军元帅兴登堡以辞职相威胁，使威廉二世命令贝特曼辞去总理职务），国家元首竟不得不打破“统一战时经济组织原则”，将“战时给养局”升为“粮食大臣”并将代理国务总理改由“粮食大臣”担任。一九一七年七月，威廉二世任命格奥尔格·米夏埃尔（Michaelis）为国务总理，任命瓦尔多（Waldow）担任粮食大臣，同时内阁改组问题告一段落。

但当时内务部职务之中，除去一切内务事宜及给养问题之外，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事务，仍是十分繁冗。当时战争规模扩大，战事持久，与敌人与日俱增的严厉经济封锁有关，再加上内务部办事人员，在战争期间大为减少，造成经济事务日益繁难。在战争初期，一般的少年办事人员，必须荷枪前往战线服役。其余一部分办事人员，或调往各种军事机关补充就任临时办事人员，或调往德军占领区域，管理行政事务。同时，由没有具有正规训练的候补人员来弥补这个缺口。因此，内务部中所余少数办事人员，都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此外，国会召开议会的次数逐渐增多，使工作更为繁冗。比如开战后的第一个半年期间，国会只召开了三次大会，所用时间也很短，会议的速记记录只有二十三页。到了第二个半年期间，也只开九次大会，会议速记记录共有一百八十六页。可是，到了第六个半年期间，（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至八月一日）竟开了三十七次大会，共有会议速记记录一千二百八十页。至于国会中的各种委员，也是让我们的办事人员费时费力。我在内务大臣的任期内，经常从早晨九点钟或十点钟，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钟或八点钟，才能将事办完。有时甚至工作到午夜以后才能离开办公室；第二天一早就得早起，再继续忙碌。其他重要部门的大臣，当然也是这样忙碌。

这样事务繁重的机关，承担的重任是，必须尽快将战争期间与日俱增的各种经济问题，一一加以解决，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