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我们不仅达到了逻辑的洞见，而且也达到了直接可靠的直观，认识到艺术的进展是与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二元性联系在一起的，恰如世代繁衍取决于持续地斗争着的、只会周期性地出现和解的两性关系，那么，我们就在美学科学上多有创获了。这两个名词，我们是从希腊人那里借用来的；希腊人虽然没有用概念、但却用他们的诸神世界透彻而清晰的形象，让明智之士感受到他们的艺术观深邃而隐秘的信条。与希腊人的这两个艺术神祇——阿波罗（Apollo）与狄奥尼索斯（Dionysus）——紧密相连的，是我们的以下认识：在希腊世界里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对立，按照起源和目标来讲，就是造型艺术（即阿波罗艺术）与非造型的音乐艺术（即狄奥尼索斯艺术）之间的巨大对立。两种十分不同的本能并行共存，多半处于公开的相互分裂中，相互刺激而达致常新的更为有力的生育，以便在其中保持那种对立的斗争，而“艺术”这个共同的名词只不过是在表面上消除了那种对立；直到最后，通过希腊“意志”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奇行为，两者又似乎相互结合起来了，在这种交合中，终于产生出既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又是阿波罗式的阿提卡悲剧的艺术作品。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这两种本能，让我们首先把它们设想为由梦（Traum）与醉（Rausch）构成的两个分离的艺术世界；在这两种生理现象之间，可以看出一种相应的对立，犹如在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间一样。按照卢克莱修的观点，庄严的诸神形象首先是在梦中向人类心灵显现出来的，伟大的雕塑家是在梦中看到超凡神灵的迷人形体的，而且，若要向这位希腊诗人探听诗歌创作的奥秘，他同样也会提到梦，给出一种类似于诗人汉斯·萨克斯的教诲——这位德国诗人在《工匠歌手》中唱道：

我的朋友，解释和记录自己的梦，

这正是诗人的事业。

相信我，人最真实的幻想

总是在梦中向他开启：

所有诗艺和诗体

无非是真实之梦的解释。

在梦境的创造方面，每个人都是完全的艺术家。梦境的美的假象乃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前提，其实，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也是一大半诗歌的前提。我们在直接的形象领悟中尽情享受，所有形式都对我们说话，根本没有无关紧要的和不必要的东西。而即便在这种梦之现实性的至高生命中，我们却仍然具有对其假象的朦胧感觉：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这种经验是经常的，甚至是一种常态，为此我蛮可以提供许多证据，也可以提供出诗人们的名言来作证。哲学人士甚至预感到，在我们生活和存在于其中的这种现实性中，还隐藏着第二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性，因而前一种现实性也是一种假象。叔本华就径直把这种天赋，即人们偶尔会把人类和万物都看作单纯的幻影或者梦境，称为哲学才能的标志。就如同哲学家之于此在之现实性，艺术上敏感的人也是这样对待梦之现实性的；他明察秋毫，乐于观察：因为他根据这些形象来解说生活，靠着这些事件来历练自己的生活。他以那种普遍明智（Allverständigkeit）在自己身上经验到的，绝非只是一些适意而友好的形象而已：还有严肃的、忧郁的、悲伤的、阴沉的东西，突发的障碍，偶然的戏弄，惊恐的期待，简言之，生命的整个“神曲”，连同“地狱篇”，都在他身旁掠过，不光像一出皮影戏——因为他就在此场景中生活，一道受苦受难——但也不无那种倏忽而过的假象感觉。还有，也许有些人会像我一样记得，在梦的危险和恐怖场景中有时自己会鼓足勇气，成功地喊出：“这是一个梦啊！我要把它继续做下去！”也曾有人跟我讲过，有些人能够超过三个晚上接着做同一个梦，继续这同一个梦的因果联系。此类事实清楚地给出了证据，表明我们最内在的本质，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根底，本身就带着深沉欢愉和快乐必然性去体验梦境。

这种梦境体验的快乐必然性，希腊人同样也在他们的阿波罗形象中表达出来了：阿波罗，作为一切造型力量的神，同时也是预言之神。按其词根来讲，阿波罗乃是“闪耀者、发光者”，是光明之神，他也掌管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的假象。这种更高的真理，这些与无法完全理解的日常现实性相对立的状态的完满性，还有对在睡和梦中起治疗和帮助作用的自然的深度意识，同时也是预言能力的象征性类似物，一般地就是使生活变得可能、变得富有价值的各门艺术的象征性类似物。然而，有一条柔弱的界线，梦境不可逾越之，方不至于产生病态的作用，不然的话，假象就会充当粗鄙的现实性来欺骗我们——这条界线在阿波罗形象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造型之神（Bildnergott）的那种适度的自制，那种对粗野冲动的解脱，那种充满智慧的宁静。按其来源来讲，他的眼睛必须是“太阳般发光的”；即便在流露愤怒而不满的眼神时，它也依然沐浴于美的假象的庄严中。于是，在某种古怪的意义上，叔本华关于那个囿于摩耶面纱下的人所讲的话，大抵也适用于阿波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篇第416页：“有如在汹涌大海上，无边无际，咆哮的波峰起伏不定，一个船夫坐在一只小船上面，只好信赖这脆弱的航船；同样地，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里面，孤独的人也安坐其中，只好依靠和信赖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了。”是的，对于阿波罗，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个体化原理的坚定信赖，以及受缚于其中者的安坐，在阿波罗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表达，而且我们可以把阿波罗本身称为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神像，其表情和眼神向我们道出了“假象”的全部快乐和智慧，连同它的美。

在同一处，叔本华为我们描述了那种巨大的恐惧，即当人由于根据律在其某个形态中似乎遭遇到例外、从而突然对现象的认识形式生出怀疑时，人就会感到无比恐惧。如果我们在这种恐惧之外还加上那种充满喜悦的陶醉，即在principii individuationis ［个体化原理］破碎时从人的内心深处、其实就是从本性中升起的那种迷人陶醉，那么，我们就能洞察到狄奥尼索斯的本质——用醉来加以类比是最能让我们理解它的。无论是通过所有原始人类和原始民族在颂歌中所讲的烈酒的影响，还是在使整个自然欣欣向荣的春天强有力的脚步声中，那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都苏醒过来了，而在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即便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受同一种狄奥尼索斯强力的支配，也还有总是不断扩大的队伍，载歌载舞，辗转各地：在这些圣约翰节和圣维托节舞者身上，重又现出希腊人的酒神歌队，其前史可溯源于小亚细亚，直到巴比伦和放纵的萨卡人。如今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或者由于呆头呆脑，感觉自己是健康的，便讥讽地或者怜悯地躲避此类现象，有如对待“民间流行病”：这些可怜虫当然不会知道，当狄奥尼索斯的狂热者的炽热生命从他们身旁奔腾而过时，恰恰是他们这种“健康”显得多么苍白、多么阴森。

在狄奥尼索斯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得以重新缔结联盟：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节日。大地自愿地献出自己的赠礼，山崖荒漠间的野兽温顺地走来。狄奥尼索斯的战车缀满鲜花和花环：豹和虎在它的轭下行进。我们不妨把贝多芬的《欢乐颂》转换成一幅画，让我们的想象力跟进，想象万民令人恐怖地落入尘埃，化为乌有：于是我们就能接近狄奥尼索斯了。现在，奴隶也成了自由人；现在，困顿、专横或者“无耻的风尚”在人与人之间固定起来的全部顽固而敌意的藩篱，全都分崩离析了。现在，有了世界和谐的福音，人人都感到自己与邻人不仅是联合了、和解了、融合了，而且是合为一体了，仿佛摩耶面纱已经被撕碎了，只还有些碎片在神秘的“太一”（das Ur-Eine）面前飘零。载歌载舞之际，人表现为一个更高的共同体的成员：他忘掉了行走和说话，正要起舞凌空飞翔。他的神态透露出一种陶醉。正如现在野兽也能说话，大地流出乳汁和蜂蜜，同样地，人身上发出某种超自然之物的声音：人感觉自己就是神，正如人在梦中看见诸神的变幻，现在人自己也陶醉而飘然地变幻。人不再是艺术家，人变成了艺术品：在这里，在醉的战栗中，整个自然的艺术强力得到了彰显，臻至“太一”最高的狂喜满足。人这种最高贵的陶土，这种最可珍爱的大理石，在这里得到捏制和雕琢，而向着狄奥尼索斯的宇宙艺术家的雕凿之声，响起了厄琉西斯的秘仪呼声：“万民啊，你们倒下来了？宇宙啊，你能预感到造物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