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学逢战乱，不忘读书，痴迷戏剧

1932年，我（虚岁）九岁了，开始上学。因为我身体虚弱，所以上学比较晚。九岁上学还是上的幼儿园，不是小学一年级。幼儿园的老师是我伯父的小女儿冯韵华，她带着我去上幼儿园。

第一天上学了，自己觉得很新鲜，有许多小朋友，还有糖果什么的，印象很深。

校长是刘诗棠先生，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因为他很认真、很热心地办学，他也非常爱护学生。大家喜欢叫他诗棠先生，所以我们大家也习惯了，也不叫他校长，就叫他诗棠先生。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诗棠先生年龄大了，换了一位校长，叫俞月秋。俞月秋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那时候，每周礼拜一要做“纪念周”，什么叫“纪念周”呢？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所以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在大礼堂开会，大家默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有一次在“纪念周”的时候，突然听到日本人炮轰沈阳城、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其实这就是中日战争开始了，那个时候东北已经沦陷了。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孩，还不太懂，也不知道沈阳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但是炮轰沈阳城、炮轰北大营的事情啊，当时印象很深，虽然还小，但是也知道日本人无缘无故炮轰沈阳城是侵略我们，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

还有一件事情忘不了的，就是“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逼蒋介石抗日。我为什么还记得这件事呢？因为俞月秋校长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上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书”。要我们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要求他释放蒋介石。其实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哪懂这些事情啊？根本不知道。我的作文在班上素来是很好的，但是面对这个题目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反正老师要求写吧，我们就写。后来我才明白，实际上他出这个题目是写给上面看的，因为平时上面有领导要来视察。他写在黑板上“上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书”，实际上是校长搞的一个名堂，他是想自己讨好上级，让上级看他怎么教育学生。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上了小学以后，每年要交两块银元的学费。每到要交学费的时候，我母亲就发愁了。我看她真是困难，到哪里去找这两块银元？

我就给我母亲说，我不上学了，在家种地吧。她说，哪能不上学，两个哥哥都没能上成学，你不上学将来怎么办？你一定要好好上学。交不起学费是暂时的，总归能解决的。她想尽方法，最后她向她的母亲、我的外祖母，想办法弄了两块银元，给我交了学费。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两块银元的学费这件事一直忘不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1937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生病了，得了疟疾，有好几天没有上学。等病好了，我背着书包去学校，快要到前洲镇上的时候，日本飞机飞来了，撒下来很多传单。我捡了一张看，上面写着“暴蒋握政权，行将没落”。这是日本鬼子的宣传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共产党，只知道中国有蒋介石，“暴蒋握政权，行将没落”，那就是蒋介石要垮台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激起了一种爱国的心理，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进来，一定要抵抗到底。

可是我到了学校一看，学校已经关闭了，老师都已经逃难走了，无法再上学了。我书包里还有一部《三国演义》，向学校图书馆借的，也还不了了。我就背着这部《三国演义》回到家。

从此没有学上了，我就种地、放羊、割草。我家当时养了十几只羊。外祖家里有一头牛，我经常去帮外祖家放牛。那时候做饭用的柴火主要是稻草、麦秆，我家的地少，稻子、麦子收得不多，烧完了就没有燃料了。我就要到荒坟上去割干枯的野草作为燃料用。现在我的手背上、手指上，还有很多镰刀的伤痕，有的是割稻子的时候不小心割破的，有的是割草的时候割破的。

我从小学五年级失学起，也就是1937到1941年，是纯粹在家里种地的五年。我倒也没有白种地，有空我就看书，读了不少的书。

那时候没有什么书读，我书包里有《三国演义》，读完了再读第二遍，再读第三遍，读到后来，好多词句、好多回目都能背得出来，有些精彩的句子，到现在还记得住。那个时候《三国演义》不是现在的整理过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原始的本子，上面有毛宗岗的评，还有很多诗词，我特别爱读，所以连这些诗词也都读了。

我到处找书读，接着把《水浒传》《西厢记》也读了。《西厢记》是曲文，词句很深奥的，但是我觉得《西厢记》文字漂亮。

农闲的时候，农民要积肥，我们叫罱河泥，就是挖河泥。开一个小船，到河里用网挖河里的淤泥，在船里用一个木勺舀泥往岸上扔，岸上先做好一个坑，一扔上来都扔在坑里了。我的任务就是守在坑旁边，带着一些稻草，不是整齐的烧火的稻草，是普通的稻草，乱的稻草。船上的人把淤泥甩到坑里，我就把稻草甩到泥坑里。稻草和淤泥混到一起，腐烂以后，就是地道的肥料。

因为船出去挖泥至少要半个多小时，我在那里没有事，就有空闲了，我就读书。《西厢记》读得非常熟，有些词句我还记得，比如：“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榇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这就是开头一段老夫人唱的。《西厢记》的词句是真漂亮。

所以每到罱河泥的时候，我就读书。有时候带《西厢记》《水浒传》，或者带别的。但是大部分书是在家里读的，一般都是在晚上，往往读到深夜，还有每天的大清早，天还未亮我就点着蜡烛读书。《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西青散记》《西青笔记》《华阳散稿》《宋词三百首》《白香词谱》《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浮生六记》《古诗源》《唐诗三百首》等，还有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都是在深夜和清早读的。

我还找了一本《芥子园画谱》，我喜欢画，自己就学着画。

当时还有一个小同学，小朋友，就是经常送南瓜给我的邻居的第二个儿子，叫邓桐芳，小名叫阿桐，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除了种地、割草、放羊都在一起之外，他的兴趣也是读书，经常是他读的书给我讲，我读的书给他讲。有一次他拿来一部《东莱博议》，是一部议论性的书，是议论史实的，我以前也没有见过这部书，他给我讲得津津有味，后来借给我读，我也读得很有味道。

一起读书的阿桐，后来他家里给他找到工作，是到云南去。我们那时候小啊，也不知道云南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很远很远，以后能不能再见面都不知道了。当时要分别了，很舍不得，我就写了一首五言诗，送他的诗。当时完全是小孩子，自己感情的驱使，反正也不给别人看，自己当时都背得滚瓜烂熟的。“簇上春蚕老，垄头麦油油”，现在只记得这两句了。意思就是，春天的蚕老了，因为蚕要结茧，要放到稻草做的簇上；麦子已经长得叶子发亮，麦粒饱满了。后来我和阿桐见过一次，我们已经是中年人了。这以后我离开了家乡，不久他也去世了。

那个时候有没有水平读这些书呢？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是根本不够水平，但是实际上我们连读带猜，大体的意思都明白。你不要看那个《史记》很艰深，我们当时读到“项籍者，下相人也”，大致的意思，项羽这个人是下相地方人，这个意思都明白的。因为我读的《三国演义》是半文言的句子，所以过渡到读《史记》，也就大致能够读懂不少。

这时候读的书也不是买的，都是亲戚朋友给我的。我初中的一个同学，他家是藏书的，有很多书，但是根本没有人看。他就说，你要什么就拿吧。我去看了，多可惜啊，地上踩的也是书。我不好意思拿太多，拿了四五部，也已经一大堆了。拿回来，高兴得很，当宝贝。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一部分当年读的书。可惜一部分书没有带到北京来，我后来到部队里，不方便带那么多书。后来到北京以后，几次回去，都要带一部分小时候读的书，觉得还喜欢它们，就带来了。还有一部分线装书，体积大，拿起来不方便，留在老家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我陆续积累下来的几个柜子的书，全给烧掉了，全毁了。

这一段是在抗战时期，我自学读书的一种生活，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是我非常难忘的，没有这一段时间的自学，我兴趣不会那么广。

还有一个给我实际上带来教育的是看戏。那个时候，娱乐的品种太少了，最普遍的就是京戏。在我们村子前面有个庙，叫猛将庙，庙前面有个广场，就在这个广场上搭台演戏。现在我家乡富了，所有的贫穷的遗迹全部弄掉了，唯独这个猛将庙里有两棵古银杏树没有弄掉，所以是一个标志，我回家还能看到那两棵银杏树。

那个时候我们家乡有一种风俗，农忙过了，就是八月中秋，或者是再晚一点，稻子全部收完了，一般都是秋末的季节。我们的习惯就是，每到秋收完了，红瓤西瓜上市，吃西瓜的时候，农民就开始请草台班来演戏。草台班就是流动的戏班子。远近十几里二十里路的人都赶来看戏。有时候还搭两个戏台，两个草台班同时演。两个台演，带有竞争的性质了，所以两个台的演员，都是互相拿出最好的剧目来。

我特别喜欢看戏，所以每到这个机会，我总是一点不错过，从开场一直看到结束。那时候的演出形式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第一出一定是跳加官、跳财神。跳加官的演员穿着大红袍，白脸，戴了纱帽，出场舞蹈，然后拉出来一个帘子“加官晋爵”，吉祥的嘛。完了以后跳财神，财神是金脸，戴着纱帽，手里捧着一个大元宝，到了台前也挂下一条“恭喜发财”。这个完了以后，就开始正式演戏。

演到两出以后，就要休息一会儿，农民叫“腰台”。“腰台”要停半个小时，所以那时候底下的观众可以随便到哪个小摊上买点东西吃，聊天什么的。重要的戏都在“腰台”以后，就是第三出、第四出戏了。前面两出是“腰台”前的，后面两出是“腰台”后的，一般一次就是演四出戏。有时候戏班子为了卖劲，就在“腰台”以后，除了规定的两出以外，再加一出戏，那么老百姓更高兴了，大家总是看到半夜才回去。

我家里还有个特殊情况，我有个亲戚，是我大嫂的叔父，叫华世祥。他生活很贫困，一直帮工，工资很低，娶不起妻，一直独身。攒下来一个月的钱，够买一张好的戏票。无锡城里有正式的剧院，他每到月末，拿到工资了，就步行15公里，到无锡城里买一张戏票看一场戏。回来就给我讲，这次我看到谁了，演的什么戏。

碰到他看得非常满意，回来就讲得津津有味。今天是刘奎官、孟鸿茂，孟鸿茂是孟小冬的叔父，刘奎官当时也是一个花脸的知名角色，我都是从他那里听到的。一出一出戏的剧情，一个一个名角的表演，都是他给我讲的。反正下雨天地里活干不了了，我就在家里舂米，华世祥就拿个板凳坐在旁边讲。整个半天他都讲，讲得津津有味。反正舂米不用脑子，就听他讲，也消除疲劳。有时候碰到他花了钱买了票，看的戏不满意，回来又讲又骂又生气，这个戏怎么怎么不好，白花了多少钱。就是由于他的讲说，才引起我在戏曲方面的特别兴趣。

我二哥那时候在无锡城里当学徒，他也是一有空就到戏园子看京戏。他因为在城里，机会多，一有空就去看。那时候有个规定，就是中间以后，一般是第三出演到将近一半，第三出叫压轴，第四出就是大轴，最名牌的演员总是最后一出上来，有时候为了卖劲，名牌演员第三出第四出都演，观众更高兴了。二哥对戏也特别熟，有时候，他回来也给我讲。而且他回来还带几本当时的《戏剧月刊》，等于现在的《戏剧报》，上面有演员的照片，有文章分析，我看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他带我到城里去，带着我到戏园子看戏。那个时候都是等两出演完以后不卖票了，就带我进去看，其实最后两出才是最好的。这样培养了我浓厚的戏剧的兴趣。1954年我到北京，正是老一辈的演员都在。我是相慕已久，但一直没有见过，我到北京后，许多老一辈的名角，如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姜妙香等都看到了。

以上就是抗战时候在农村老家看社戏的情况，这是在我童年到青少年时候的一段很难忘记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