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禅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大学时，王绍尊老师为学校资料室购得不少李苦禅先生的花鸟画佳作，尺幅不大，四尺宣三裁，多横幅，每幅30元左右。后来上花鸟画课，那些作品，我大都临摹过，至今还保留有白荷图。1964年夏天，作为艺术实践课，我们为山西省博物馆到广胜寺临摹壁画。临有下寺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和上寺昆卢殿明代“十二圆觉”。当时所用颜料十分讲究，有不少色墨是购于李苦禅先生家的旧藏。那一块块精美的圆饼上，有细致的烫金云龙纹等图案，富丽堂皇，当为色墨之珍品。想必苦禅先生当时是为生活所迫，否则也不会把自己心爱的东西变卖掉。李先生和绍尊师都是白石老人的弟子，时相往来，我曾在王师处见有李先生的一通来信，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函札了，写在四尺整幅的生宣上，字大如核桃，而或过之，气势雄强，不乏洒脱，汉魏碑基础上以行书出之，且时见章草笔致，确是一件可资欣赏的书法精品呢。

“文革”中，苦禅先生住牛棚，受批判，在“批黑画”大潮中，其姓名也赫然见诸报端，说他画残荷诬蔑八个样板戏，其实老先生连八个样板戏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十年浩劫结束后，我拿绍尊师写的李先生在京的住址，前往东单煤渣胡同拜访苦老，在一所逼窄的旧房子里，见到的只是一位老保姆，她说李先生在唐山地震后，借居到一位朋友在月坛公园附近的一处空房内，我按照保姆提供的地点，第一次造访了李先生。老人鹤发童颜，已谢顶，戴宽宽的黑框眼镜，上身穿白色衬衫，外套一件浅灰色马甲，肥肥的裤腿下，露出一双黑面圆口平底鞋，爽爽朗朗，一位和善的老先生，谈起话来，底气十足，流露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先生谈打倒“四人帮”的喜悦，谈《红梅怒放图》的创作经过，谈老朋友关山月的大幅作品《松梅赞》，谈王友石在山东开画展的故事，无不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从谈话中，可见李老确是一位心直口快，敢说真话，天真无邪而对艺术又极有见地的老画家。当老人知道我是来自山西后，他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到过山西，印象最深的是在街头一家商店的“隔扇”窗户上，贴有八大山人的一幅画作。“我在画前站立多时，不能离去。山西人太有钱了，竟用名画糊窗户。”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言下之意，似有批评无知商人糟践名画的行为。这件事对老人来说，也许是一生不能忘怀的，以至后来几次拜访先生，老人都会提起它。此外，苦老还说：“那次到山西，从太原坐火车到大同，走北同蒲线，路过宁武，那山，太有气势了。”正谈话间，有一位自称是青岛博物馆的青年也来拜访先生。与老人叙谈了家乡的情况后，便提出求画的愿望。李老略一思索，便离开座位，将墙上一幅四尺三裁立幅新作《松鹰图》取了下来，正当秉笔题款时，夫人李慧文一手端水，一手拿药给李老送过来，见状便说：“这不是给出版社印挂历准备的作品吗？一二日来取，你拿什么应对？”李老随即放下手中的毛笔说：“老乡来求画，能让空手回去？”“内室不是有一些吗！不能选一张？”李老遵照夫人意见，从里屋的画作中，选取一幅，题款钤印，以赠来者。

李苦禅·竹鸡图

1977年初春二月，我适北京，再访苦老，入李宅，见老人正在案前躬身作画，我便随李夫人静静趋前，伫立一旁专注观看。只见李老聚精会神地画兰花。原以为大写意画，是放笔挥毫，信手泼墨，纵情恣意，一气呵成的。岂知老人运笔极为审慎，即一笔兰叶画将来，也是很慢很慢的，一段一段接下去，沉沉稳稳完成的，难怪欣赏苦老的画，有韵味，有情趣，笔精墨妙，耐人品读。待老人搁笔，还将画作审视了一番，似乎不需要再加什么了，才慢慢坐下来和我打招呼，问长问短，很是热情，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乡亲。请教有顷，见案头砚有余墨，我请老先生写几个字，以作留念，老人一本正经地说：“我的字，写不好。我练字用的纸张还没有红卫兵写大字报用的多。”说着话，便站起来，铺开了一张四尺单宣，紧握大楂斗笔，饱蘸浓墨，写下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十个雄强劲健的大字，只是在写“事”字时，有点笔误，虽作修改，老人似乎未能称意，执意重写。我建议另写一“事”字，待装裱时，挖补即可，李夫人也是这么主张。而苦老还是重写了一张，并说：“艺术创作要致精微，不可草率，不可草率！”然后题了上下款，加盖了印章。还拿起印章对我说：“我书画上的用印，除了白石老师刻的，就是邓散木刻的。你看刻得多深，很耐用！”

是年11月，我因公差赴京，并将送上前次为苦老所拍玉照的放大片，遂往东礼士胡同李先生住处而来，不料李先生已搬至三里河南沙沟十二楼，便转车到李老新居。居室虽不见宽绰，但不再是借居他人的房子了。墙上挂着新作，画的是兰竹，上题“芳溢环宇，新竹清佳。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苦禅敬写”，是幅纯墨笔的画作，清雅高洁、精妙绝伦。墙角堆着京戏“把子”，刀枪剑戟，应有尽有，让人想到苦老这位曾经粉墨登场的京剧老票友。老人兴致很高，正与先我而来的几位造访者叙谈，谈国画界的人和事，具体生动，时见风趣和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老人也每每莞尔一笑。见到老人，聆听教诲，亲接謦咳，无不大受教益。到1978年4月，我又两次谒拜先生。每次到李老家，总会遇到很多人前来讨教。我先后遇到了刘勃舒先生，他赤着脚，穿一双塑料凉鞋，细高条的个儿，这便是当年徐悲鸿先生特招的小学生。他送来李先生的两幅荷花图，想必是借去临摹的。一次是见到美院的王文彬同志，他忙着为李老画速写像，又从不同角度为李老拍照片，看来是要以李先生为题材进行美术创作呢。也曾遇到过北京画院的油画家田零，也许此时改行画国画，拿出一摞花鸟画习作，请李先生逐幅作点评。此外，更多的是如同我一样的来自全国山南海北的国画爱好者，一则亲睹心中偶像之颜色，再则以求学画之度世金针。李老对每位来访者，都是热忱接待，认真指点，曾无懈怠，真正体现了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古训精神。

在我的书画藏品中，有苦禅先生的三件大作。一件是前面提到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大字中堂；还有一开册页，画的是竹鸡两只，新竹数枝，清影野趣，跃然纸上，李可染先生见之，赏对良久，赞为佳作。另一件是李先生致萧龙士的函札，此作是一位朋友在前年于郑州书画拍卖市场拍得后而赠我的。信写在黄色的毛边纸上，高28厘米，宽62厘米。信较长，字或大或小，行忽疏忽密，行文质朴，内容尤富资料价值。读其信，一可见先生人品之一斑；二可见先生当时生活之状况；三可见画家许麐庐办培训班的故事。谨录几段，以观大略。

“张煦和亦来信，彼回合肥，搭车颇窘促。弟无力，略助以屑滴，煦和尚坚辞不受。”“弟生平对人事之共鸣同情，如此事者，常为也。以文艺人生之修养，当得知人类之深味……”

“关于去合肥一事，北京美协曾与弟联系。弟忘记一事，弟不时患头晕，出门如去年赴青岛，曾令燕儿随从，不时照顾。此次去皖，仍想带燕儿去。至饮食费用，弟可以自备也。只去时，公家为搭两车票便可矣。祈兄转商张建中同志如何，是盼。”

“麐庐每星期日在本宅教画，学生多干部，非常之忙累。学生时多时少，小室为之满，极形活跃热闹，恐学费不抵招待费。为补助生活，恐相反。吾辈生财，非其（人）也。”

以上种种，读之，能不令人慨叹。一代国画大师，为区区几十元（当时从北京到合肥坐卧铺，每人也不过30元左右）车票费，还得求助于“公家”，“祈兄转商”“如何是盼”。许先生“为补助生活”，还得“在本宅教画”，云云。而这些艺术大家们，面对窘境，却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传道授业，默默奉献，不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财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也将永远是后来者的楷模。

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