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
笔记二十七则
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赦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
世泽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馀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扬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儒缓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才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袑，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王昕儒缓，见《北史》，王宪从孙；唐相张镒儒缓，见《通鉴》二百二十八卷。
名望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絜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居业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英雄诫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颣，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馀。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气节·傲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觊之不肯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为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嵇康之于锺会，谢灵运于之孟
，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僚，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嵇、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遍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才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尔。
砀
《庄子·庚桑楚》:“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国藩按，砀，水中石，水涸而见，沙石不得津润，失所凭依之象。《通鉴》：客谓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以荡为砀，失其义矣。王介甫《和王微之高斋三首》:“萧条中原砀无主，崛强又此凭江淮。”俗本误作“荡无主”，亦为失之。
陵·京·阜·坟·冢·丘
古人于“陵”“京”“阜”“坟”“冢”“丘”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实之义，以象凡物之高大厚实，大抵皆称美之词。《天保》诗“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是善颂善祷之证也。《左传》“有肉如陵”，谓大而实也。《荀子·致仕篇》“节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即高也。《礼记·檀弓》“丧事虽遽不陵节”, 《学记》“不陵节而施”，陵，越也。《西京赋》“陵重
”注：“陵，升也。”皆升高之义也。《诗传》“京，高丘也”，又曰“大阜也”。《左传》“莫之与京”，言莫与比高也。《西京赋》“燎京薪”，谓积薪极高也。《左传》“收晋尸以为京观”，谓积尸极高也。汉曰“京兆”，后世曰“京师”。兆，众也；师，亦众也。京则大也。《释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诗》“驷
孔阜”，以阜比马之大也；“火烈具阜”，以阜比火之盛也；“尔殽既阜”，以阜比殽之多也。古歌“可以阜吾民之财”, 《西京赋》“百物殷阜”，以阜比财物之富也。土之高且大者谓之“坟”。《诗》“牂羊坟首”，言其首极大也。《周礼·司烜氏》“共坟烛庭燎”，言其烛极大也。《三坟》《五典》，言三皇之书，其义极大也。《列子·天瑞篇》“坟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谓长子、太子也。冢妇，大妇也。冢卿、冢宰，谓六官之长，太宰也。“友邦冢君”，言大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汉书·楚元王传》“丘嫂”，谓长嫂、大嫂也。《易》“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谓于高处求颐养也。以丘为高也。《孟子》“得乎丘民为天子”，谓成聚之民也。以丘为大也。推此以论，凡物之高大厚实者，皆可以“陵”“京”“阜”“坟”“冢”“丘”等字拟议而形容之。末世缀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大富实之义，而不知“坟”“冢”等字与之同类而并称。又或以“陵”为帝王所藏，“京”为帝王所居，谓二字有崇高之义，而于“坟”“冢”“丘”“垄”等字指为不祥之文，盖古字古义之不讲久矣。
格·枝·柴·梗
《说文》:“格，木长皃。”国藩按，凡木之两枝相交而午错者，谓之格。以其枝条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义焉；以其两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义焉；以其长条直畅，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规制整齐之义焉。是三者皆从本义引伸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贾相通曰交易，阴阳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两相交际，亦犹是也。《论语》“有耻且格”，谓民之心与上相交孚也。《大学》“致知在格物”，谓吾心之知，必与事物相丽相交，不可离物以求知也。《书》曰“格于上下，格于皇天”, 《诗》曰“神之格思”，皆训至也，皆交孚之义也。《书》曰“格汝舜”“格汝众”, 《诗》曰“神保是格”，皆训来也，皆引之来相交接也。舟与舟相触，则必忤；枝与枝相拒，则不入。《素问》“阴厥且格”注：“格，拒也。”《周书》“穷寇不格”注：“格，斗也。”《荀子·议兵篇》“格者不舍”注：“格，谓相捍拒者。”《后汉书·刘盆子传》注：“相拒而杀之，曰格。”《通鉴》“王贲攻齐，莫敢格者”“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谓莫能拒御也。凡曰扞格不胜，曰格格不入，曰废格不行，曰沮格不进，皆相拒之义也。至于枝格相交，长短合度，疏密停匀，俨然若有规矩。木工为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卍字格者，即取象于树条之格也。曰体格，曰风格，曰格律，曰格式，皆从此而引伸之也。《孟子》“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语》“口不吐训格之言”注：“格，法也。”《礼·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旧法也。”《后汉·傅燮传》注：“格，犹标准也。”凡皆规格之义也。《书·冏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为义。而孔疏曰“格，谓检括”，斯则望文生训，有乖古意矣。《论语》“有耻且格”，当以交孚为确义，《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训之弊。至《大学》“格物”之说，聚讼千年，洎无定论。国藩以为人心当丽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则于“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说文》:“枝，木别生干也。”国藩按，干直而专，枝分而杂，有歧杂之义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倚，有撑持之义焉。杈丫森布，猝不可近，有拒御之义焉。周秦古书，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义。《易》曰“中心疑者，其辞枝”, 《荀子·解蔽篇》曰“心枝则无知”，此岐杂之义也。《汉书·叔孙通》等传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 《庄子》“师旷之枝策也”, 《灵光殿赋》“漂峣
而枝拄”，此撑持之义也。《史记·项羽本纪》“诸将詟服，莫敢枝梧”, 《鲁仲连传》“枝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此拒御之义也。《汉书·地理志》“汉中淫泆枝柱，与巴蜀同俗”注：“言意相节却，不顺从也。”亦拒御之义也。岐杂者，“枝”字之本义。撑持与拒御者，“枝”字引伸之义。后人不知引伸之义，每疑“枝”当作“支”，盖古训文不明也。
《说文》:“柴，小木，散材。”《楚辞》注：“枯木为柴。”国藩按，小木，枯枝，杂缚一束，谓之柴，世俗之通称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义焉。《庄子》“柴立其中央”，柴立，犹枯坐也，所谓形如枯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谓梗塞也，言所以闭塞不通者，由于拘守太过也。《天地篇》“趣舍声色，以柴其内”，谓梗塞于胸中也。凡《庄子》篇中柴字，皆取枯槁阻塞之义。《通鉴·汉纪》:“收杨震太尉印绶，震于是柴门谢宾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门也。”又《魏纪》:“朱桓言于吴王曰：‘曹休战必败，败必走，走必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阨，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休可生虏。'”胡身之注曰：“柴路，谓以柴塞路也。”国藩按，柴即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于《汉纪》注近之，于《魏纪》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关以东，或谓之梗。”国藩按，凡木之粗枝，无碎枝零叶者，世俗通谓之梗。在树而生者谓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则谓之梗，谓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义，又有阻塞之义。《尔雅·释诂》“梗，直也”, 《方言》“梗，略也”, 《吴都赋》注“梗概，粗言也”, 《东京赋》注“梗概，不纤密也”，此粗直之义也。《周礼》:“女祝掌以时招、梗、
、禳之事。”郑注：“梗，御未至也。”谓未至之凶灾，先梗而御之。此阻塞之义也。《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谓荡荡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传》:“梗，病也。”此望文生训，非其义也。杜注《左传》曰“病也”, 《广雅》亦曰“病也”。此承《毛传》而误者也。格、枝、柴、梗四字，在后世以为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义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书故训之不可通者寡矣。
干·白·素·坐
《史记·张汤传》“始为小吏干没”, 《晋书·潘岳传》“汝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服虔曰：“干没，射成败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干，失利为没。”国藩按，服、如二说，皆望文生训，非本义也。没者，谓没入人之财物也。凡财物入官者，曰籍没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没入为奴、为婢，或曰没入奚官。干没者，谓无故而没入人财物。《潘岳传》之“干没”，谓无故而取高爵厚禄，当知止足也。韩愈诗“干愁万斛漫自解”，谓无故而自愁也；“干死穷山竟何俟”，谓无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与“干”字义略相等。《通鉴》:“晋刘毅上疏曰：‘徒结白论，而品状相妨。'”胡氏注曰：“白，素也。白论，犹空言也。”又陈
遗王导书曰：“先白望而后实事。”胡注：“白望，犹空名也。”国藩按，无故而获誉望也。又世俗谚曰“白说”，谓无故而空说；曰“白饶”，谓空饶。此一语也。又有曰“素”者，与“干”字、“白”字义略相等。《诗》“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谓无故而空餐也。《史记》“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谓无故而自得比于封爵也。又有曰“坐”者，与“干”字、“白”字、“素”字义亦相等。《通鉴》:“《后出师表》‘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谓无故而自致强大也。《芜城赋》“惊沙坐飞”，此谓无故而自飞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又刘裕有“白直队”。杜佑曰：“白直，无月给之数。”又元魏尔朱荣乞追赠亡者，白民赠郡镇。胡注“身无官爵，谓之白民”，犹言白丁也。又唐元载取民间粟帛，什取八九，谓之白著。高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自著。”
畴人·等人·内人·何人
古者随其所指，皆称曰人。以职言，则如《周礼》之牛人、犬人、鸡人、龟人、酒人、浆人、醢人、盐人是已。以地言，则如《春秋》之鲁人、齐人、晋人、楚人、卫人、宋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则曰圣人、神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见《庄子》、美人《诗·简兮》、佳人《通鉴》“曹子丹佳人”。名之恶者，则曰小人、匪人、谗人、佞人、
人、奸人、敝人、乱人见《庄子·徐无鬼》。又有随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义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韩愈《王適墓志》、曰军人。又有承上文而称之者，《史记·历书》曰“畴人子弟”，此承上文言明于历算之人也。《通鉴·魏纪》曰：“典韦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此承上文言应募陷阵之人也。《汉书·隽不疑传》:“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此承上文言诈称戾太子之人也。《通鉴·宋纪》曰：“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弘微曰：‘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两姑为内人也。凡此皆临文立义，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内人专指妻妾，盖失其义。又或以畴人专指明于历算者言之，亦为失考。阮芸台相国作《畴人传》，殆袭讹而承谬耳。
家人·白衣·齐民·平民
家人、白衣，皆如称庶人也。《汉书·汲黯传》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师古曰：“家人，犹言庶人家也。”《冯唐传》:“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师古曰：“家人子，谓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纪》:“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光武纪》:“刘
不事家人居业。”皆谓不学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传》:“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师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侠传》:“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亦谓庶人家之寡妇也。《通鉴》:“刘向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注：“家人，谓庶人之家也。”《汉书》:“董贤欲求萧咸女为妇，咸曰：‘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师古曰：“家人，犹言庶人也。”《通鉴》：吴人多言祥瑞。韦昭曰：“此家人筐箧中物耳。”谓寻常人家皆有言祥瑞之书也。《通鉴》：魏文帝“祀太祖于洛阳建始殿，如家人礼”。亦谓以庶人之礼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国藩按，此亦谓凡民父子，犹贾谊之言布衣昆弟也。《书·康诰》曰：“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窃谓亦当指庶人百姓言之。各传注皆训不能齐家，失其义矣。
白衣，犹言布衣，即齐民也。《风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史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皆谓以齐民而为天子之三公也。《后汉书·崔骃传》:“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孔融传》:“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晋书·阎缵传》:“荐白衣南安朱冲，可为师傅。”皆谓布衣无职者也。《晋书·胡奋传》:“宣帝伐辽东，以白衣侍从左右。”《通鉴》：薛讷以滦河之役免官，以白衣为防御使，破吐蕃。刘仁轨以征辽免官，以白衣从军，平百济。五代南唐宋齐丘归第，白衣待罪。皆谓落职之后，与庶人无异也。《汉书·两龚传》:“闻之白衣。”师古曰：“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亭长、掌固之属。”此亦望文生训，非通义也。《三国志·吕蒙传》:“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此亦谓齐民不着兵卒衣也。《通鉴》:“山阳曹伟，白衣，与吴王交书求赂，帝闻而诛之。”《续晋阳秋》:“陶潜九月九日，望见白衣人送酒。”皆谓平民也。欧阳公《送田画序》曰：“反衣白衣。”顾宁人《日知录》引李泌“衣白”及《赵世家》“愿得黑衣之缺”，若别有所谓白色之衣者，皆非确义。
文
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诰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牍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其九类者，占毕小儒，夫人而能为之。至词赋敷陈之类，大政典礼之类，非博学通识殆庶之才，乌足以涉其藩篱哉？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玮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恣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友人钱塘戴醇士熙，尝为余言：“李伯时画七十二贤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笔，面目精神，四肢百体，衣褶靴纹，皆与其鼻端相准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势，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鳞身蛇躯之诡趣，皆自其鼻端一笔以生变化，而卒不离其宗。”国藩以谓斯言也，可通于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时时有忧危之意，其临文也亦然。仲尼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於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盖深有见于前圣之危心远虑，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释《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爻辞，抑何其惕厉而深至也！盖饱经乎世变之多端，则常有跋前疐后之惧；博识乎义理之无尽，则不敢为臆断专决之辞。自孟子好为直截俊拔之语，已不能如仲尼之谦谨，而况其下焉者乎？后世如诸葛武侯之书牍，纡馀简远，差明此义；而曾子固亦有宛转思深之处，外此则辞与意俱尽，尚何谦谨之有？或辞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尝置虑于其间，又乌知所谓忧危者哉？
敛·侈·伸·缩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宜缩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气恒缩，则词句多涩，然深于文者，固当从这里过。
古文辞类纂正误
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窃见其中亦小有谬误，兹摘举如左：
司马迁《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诸家互有得失，而终以道家为本。此自司马氏父子学术相传如是。其指要则谈启之，其文辞则迁之为之也。在《自序》篇中，仅文中之一段，故无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为一篇，而标其目曰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失其义矣。迁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所引《尧典》《禹贡》等书，尚多改经文之旧，此述其父之语，岂独无所删改？且如《管晏列传》中，管仲自述感鲍叔之言，岂得遂录以为管仲之文？《淮阴侯传》中，韩信说高祖定三秦一节，岂得遂录以为韩信之文邪？
《汉书·匡衡传》“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云云。国藩按，此疏凡三条，妃匹一也，经学二也，威仪三也。自“妃匹之际”至“远技能”止，第一节，言妃匹也；自“窃见圣德纯茂”至“宜究其意”止，第二节，言经学也；自“臣又闻圣主之自为动静周旋”至末，第三节，言威仪也。今姚氏录此文，标其目曰《戒妃匹劝经学疏》，是于三条独遗其一，而于班书所叙，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甲·乙
甲乙丙丁，古来皆以记事物之次第。有以为宫馆之次第者，如曰甲馆《汉书·外戚传》，曰甲第《汉书·张放传》，甲观庾信《哀江南赋》，曰丙殿《汉书·元后传》，曰丙舍王羲之有丙舍墓田是也。有以为帷帐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帐《汉书·东方朔传》是也。有以为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经本有甲乙丙丁四科，而其实惟有丙丁第。进士本有甲乙二科，而实惟乙科。明法以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是也。有以为藏书之次第者，如唐四库书以经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于东都观文殿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为卷帙之次第者，如李善注《文选》，分赋甲赋乙以至赋癸，诗甲诗乙以至诗庚。司马温公《通鉴》分汉献帝为十卷，甲乙至癸；晋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为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后汉书·章帝纪》是也。有以为算法者，如勾为甲，股为乙，弦为丙，高为甲，高对冲为乙，地平为丙，北极出地为丁，南极出地为戊是也。有以为官名者，如汉之戊校尉己校尉，明之甲字库大使及乙字丙字戊字库大使是也。有以为姓氏次第者，如南朝王、谢，北朝崔、卢，皆称甲乙巨族是也。有以为假名者，如《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及狱吏田甲《史记·韩安国传》，齐宦者徐甲《汉书·高五王传》，罪生甲，福生乙《韩非子》，张甲、王乙、李丙、赵丁梁范缜《神灭论》等是也。有以记夜时之早晚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汉书·天文志》，自甲夜至五鼓《三国志·曹爽传》，四月三日丙夜一筹《晋书·赵王伦传》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区之；凡人等子虚乌有者，皆可以甲乙称之。温庭筠诗“往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则失其义矣。
成败无定
汉晁错建议削藩，厥后吴楚七国反，景帝诛错而事以成。明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厥后燕王南犯，建文诛齐、黄而事以败。我朝米思翰等建议削藩，厥后吴、耿三叛并起，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发愤欲讨李茂贞，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表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寻赐自尽，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
后唐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力赞成之。厥后敬塘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勉强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丧之哀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衰麻苫块，睹物而痛创自至；躃踊号呼，变节而涕洟随之。是亦可勉强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自盥至荐，将之以盛心；自朝至昃，胜之以强力。是亦可以勉强而致敬也。与人之和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揖让拜跪，人不答而己则下之；筐篚豆笾，意不足而文则先之。是亦可以勉强而致和也。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孔子之告子贡、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无先于此者，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强之为道甚博，而端自强恕始。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稿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君子小人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孑孑为义，以硁硁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敞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越寨攻敌
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姑以《通鉴》所纪兵事言之：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诸军与子勋将袁
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馀，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累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洑。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
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贼军袁觊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
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
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馀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趋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槛，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馀皆弃舟登岸。
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瑱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既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
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云、朔之塞，直捣妫檀，攻范阳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已而不果行。
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
国藩按，蔡之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趣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拒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和。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从之。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
国藩按，郭崇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流直济，则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蕲州，秦日纲据田家镇，我舟师越蕲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蕲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廿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二人，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兵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
克勤小物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睟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我宣宗成皇帝临御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兴，省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留滞。道光二十九年，圣躬不豫，自夏徂冬，犹力疾治事，不趋简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上皇帝也。对事甫毕，而宣宗龙驭上宾，盖以七十天子笃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弥留之顷耳，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自诿乎？
干盾·挡牌
《周礼·夏官·司兵》:“掌五盾。”注：“干橹之属，其名未尽闻也。”《司戈盾》:“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注：“藩盾，盾可以藩卫者，如今之扶苏与？”《说文》:“盾，
也，所以扞身蔽目。”扬子《方言》:“盾，自关而东，或谓之，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说文》：“橹，大盾也。”《玉篇》:“橹，城上守御望楼。”《韵会》:“战阵高巢车亦为橹。”《太公六韬篇》:“陷坚阵，败强敌，武翼大橹，提翼小橹。”
国藩按，干也，盾也，橹也，其制不可得而尽见。然大抵干、盾形制较小，一手执之可以卫身蔽目；藩盾则形制自大，或二三人执之不等。城上望楼之橹，则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战阵巢车之橹，则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与盾之仅蔽一面者异矣。至《六韬》之大橹、小橹，则亦仅蔽一面，差同干、盾也。
《通鉴》：晋义熙八年，刘裕至荆州伐刘毅，“军人担彭排战具”。注：“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锋矢。孙愐曰：‘橹，彭排。'《释名》曰：‘彭，旁也，在旁排敌御攻也。'”梁普通五年，北魏将崔延伯等既破莫折天生，进击万俟丑奴于安定，“别造大盾，内为锁柱，使壮士负以趋，谓之排城。置辎重于中，战士在外”。唐代宗初立，仆固怀恩等破史朝义于洛阳，马璘“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注：“牌，古谓之楯。晋宋之间，谓之彭排。南方以皮编竹为之，以捍敌；北人以木为之。《左传》:‘乐祁以杨楯贾祸。’盖北方之用木也久矣。”
国藩按，刘毅之彭排，马璘之牌，即古之盾也。崔延伯之排城，则较大矣，殆与《周礼》之藩盾、《六韬》之大橹相类。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圆牌，即今之藤牌也，统谓之曰挡牌。又有所谓刚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于外，而以湖绵搓成小团，及头发装于内。盖戚氏自以巧思制造，非有所师于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扞御矢石，今之挡牌所以扞御炮子。炮子所当，无坚不破，岂矢石所可同年而语哉！国藩初办水师时，尝博求御炮子之法，以鱼网数层，悬空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絮被渍湿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生牛皮悬于船旁，以藤牌陈于船梢，不能御也；又作数层厚牌，以竹鳞排于外为一层，牛皮为一层，水絮为一层，头发为一层，合而成牌，亦不能御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刚柔牌，不足以御炮子明矣。
鸟枪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御之。抬枪子、劈山炮子，凡如大黄豆以上者，竟无拒御之法。近时杨军门载福等深知炮子之无可避，遂屏弃鱼网、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其麾下水师弁兵，亦相率而植立直前，无所回避。明于此义，而古来干、盾、橹、排诸器皆可废矣。
友人刘腾鸿峙衡治军，刁斗森严，凛不可犯，临阵则埋根行首，坚立如山，有名将之风，惟过于自憙。在武昌时尝独立城下，呼贼以炮击之，贼发十馀炮不能中，坚坐良久乃还。在瑞州时亦如是，卒以殉难。殒我壮士，人百莫赎。此则刚毅太过，于好谋而成之道少有违尔。
余初不解造群子之法，以生铁令铸工铸之，渣滓未融，经药辄散，且多蜂眼，鸣而不能及远。乃与吴坤修竹庄商用熟铁打造。其法以铁先炼成直条，每条烧红，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圆颗；又烧其端，又打成颗，每颗如蒲萄大。后至江西，商之姚镶，亦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为铁模半涡，截铁条之端置模中，宛转锤炼，圆滑可爱，于是能及远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群子，均用此法，每炮用百馀颗，多者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盖莫甚于此矣。然海疆尚未静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