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一席之地

欧洲诸国的平权道路上，当然有一派是争取女性权利的。争取女性权利的领袖呼吁女性拥有离婚的平等权利、与男性在财产上平起平坐、投票权、就读大学尤其是医学院的权利。在医学院解剖室里陈列的赤裸裸的人体，被认为不宜女性观看。到了1900年，上述的权利大多都已实现，尤其在基督新教国家。然而在欧洲，却仍看不到有一位女法官、女政治家、女将军，或是大企业的女领导。有意思的是，君主制是最古老的机构之一，有时却允许女人位于所有男人之上。1900年最著名的女性莫过于维多利亚女王，她正高顶大英皇冠，庆祝自己登基63周年。

当时罕有女性在选举中投过票。1893年，新西兰是第一个允许女性在全国选举中投票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的三个小州已经允许女性在州内而非全国的事宜上投票。欧洲女性还够不到选票箱。成群结队的女性孜孜不倦地游说，参与的还有男性，他们为女性争取投票权，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此一来，便可打击卖淫、酗酒和其他社会问题，洗涤国家生活。

首次女性可以投票、进入国会的全国选举发生在1903年的澳大利亚。在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中，维达·戈尔茨坦有望赢得一席。维达34岁，还未成婚，她性格坚韧，当有人插话打断她时，她能干脆坦荡地回应。维达渴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国会的女性。1903年12月16日周三，维达走在墨尔本市中心潮湿的街道上，前往一个投票厅，焦急地等待了40分钟后门终于开了——早上8点整，邮局里的钟恰好敲响。她的目标是四个空缺的议员位置中的一个。她需要10万张选票才能赢得这个席位。她虽没选上，可获得了5.1万张选票，虽败犹荣。看起来似乎她早晚会赢得一席，但等到澳大利亚诞生第一个女性国会议员时，已经是四十年之后了。

每个书店里都会看到女性小说家的书——偶有人预感，女性有一天将主导英语小说写作世界——从维也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高雅歌剧院和剧院，也可以听到女性演员和歌手的声音；但是女性指挥家和作曲家却凤毛麟角。埃塞尔·史密斯，其父是一名镇压过印度叛变的英国炮兵军官。埃塞尔在英国成为音乐家，也叛变了这么一次。埃塞尔的母亲称她为海燕。这只海燕来到莱比锡，跟着勃拉姆斯这个圈子的人学习，得到评论家的盛赞，称她为世界上第一个创作了歌剧、清唱剧、大规模交响曲和弥撒的女性。1898年，她的首个歌剧创作在德国公演，更是大获好评。回到英格兰后，她投身于倡导女性投票权的斗争中。作为一个想引来大众注意的女性投票权倡导者，她被短暂地关进霍洛威监狱，而在监狱里，她站在牢房的窗口前，用牙刷指挥着她的抗议音乐，吸引了更多的注意。1914年，经过十年的鼓动宣传，只有两个国家——德国和挪威——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投票权。

在俄国，年轻女性很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如果父母都同意，并提供资助，她们倒是会去国外转一转。她们的朝圣地是激进的苏黎世，她们有时会坐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倾听左派的言论。比起俄国，苏黎世的人更尊重她们的智识，她们很可能就开始批判起俄国沙皇和东正教教会来。1894年，俄国警察局局长的一份分外精确的报告指出，在瑞士的大学学医的俄国年轻女性中，有42%的人容易接纳“有害的”观点。俄国最后终于有了面向女性的医学项目。

在中国和印度，除了一些例外，普遍来讲，女性的权利是不存在的。选新娘或新郎的差事，是交给家长或其他亲戚。寡妇不能再婚，世俗的压力迫使寡妇要对亡夫忠诚。直到1950年，这些已经式微的习俗才被中国共产党废除。尽管这些亚洲的婚姻习俗看似是开历史的倒车，但那些恪守旧俗的人，却可能看不起西方一些对于结婚、离婚、养育子女的态度。

1900年，在东亚，人们三世同堂、共处一个屋檐下是司空见惯的。在韩国，90%的女性与父母遴选的丈夫共度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法律还规定，23岁以下的女性和27岁以下的男性需要父母的同意才能结为连理。日本也有相似的习俗，在日本，大多数的新人与父母同住，通常是在丈夫的家里。纵观全球，在1900年，反倒是欧洲对待女性财产、婚姻和子女的态度颇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