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我的博士导师赫兹·莱廷格（Gatze Lettinga）教授是升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UASB）的发明人。作为国际厌氧生物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曾获得素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泰勒环境奖”（John and Alice Tyler Ecology Award），并于2009年6月获得了第二届新加坡李光耀水奖。对于Lettinga教授最突出的贡献——研发UASB(EGSB)技术，他却并未将其作为个人专利保护起来，而是将这一技术公开，并且明确声明“UASB反应器概念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这是我一直期望的”。

Lettinga教授不仅对世界厌氧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中国厌氧技术的推动和促进也影响深远。时光荏苒，回想我与Lettinga教授的相识已是29年前，恰逢1986年在我国广州举办第三届国际厌氧消化会议，Lettinga教授第一次访问中国。作为世界著名学者，Lettinga教授风采卓越，知识渊博，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几年前，我作为一个刚刚研究生毕业、步入厌氧领域不久的年轻环保工作者，当时贸然邀请他会议结束后到北京参观我们的中试实验。没想到他欣然应允，甚至推迟了与有关部门的晚宴，到北京东郊参观现场。在当时能与大师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并且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大师的认可，我备受鼓舞。从此之后，Lettinga教授也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90年代农业部、沼气协会和清华大学等院所多次邀请Lettinga教授来华讲学，教授每次都欣然接受；一直到2009年11月份，Lettinga教授还以七十多岁高龄，不辞旅途劳顿，专程赶来参加了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巴西Pernambuco联邦大学在北京、西安举办的系列厌氧会议，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国厌氧技术的发展，展现了一位国际学术大师对于事业的追求和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过去30年间，我也有幸与Lettinga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在早期访问中国时，每当探讨起三相分离器的设计等UASB的关键技术时，Lettinga教授却并未进行过深入解答，他表示UASB技术是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想深入了解UASB技术，今后有机会中国可以选人到荷兰进行实地学习。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误以为Lettinga教授对技术保密。我有幸于1991年前往荷兰Wageningen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Lettinga教授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这机会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但不巧的是，我博士课题的研究方向并不是UASB(EGSB)技术。即便如此，Lettinga教授依然一直默默履行着对中国厌氧事业的承诺。我在荷兰学习期间，凡是有企业邀请他进行现场指导，Lettinga教授都会亲自驱车带我一同前往。正是通过几年在现场大量潜移默化的经历，间接使我对UASB技术有了全面、本质和深刻的了解，回国后我义无反顾地承担起UASB技术在中国产业化研究和推广工作。中国高效厌氧技术研究与应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郑元景、钱易等在采用UASB技术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方面是第一代的开拓者。其后，我国胡纪萃、申立贤等研究者先后建立了不同类型废水的厌氧示范工程。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在UASB工艺的反应器设计、三相分离器、布水等关键技术的掌握和颗粒污泥培育上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系统解决。90年代中期，我和左剑恶教授、贺延龄教授组成的第三代厌氧研究团队与山东十方环保公司共同承担了国家的产业化攻关课题，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进行了多领域、大范围的推广。其中十方公司到目前为止，建立了将近400多个UASB和EGSB反应器的工程，厌氧技术在中国迅速推广得益于这一工作。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西安向Lettinga教授汇报这一工作，他认为十方公司的工作目前是世界上较大的和成功的对厌氧技术的推广。同样，我在项目结束时秉承Lettinga教授的教导，说服研究团队将UASB的成果在《UASB工艺的理论与工程实践》一书中全部公布，期冀也能为我国厌氧技术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回顾中国沼气技术发展的30年，很多专家学者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与Lettinga教授横跨3个10年的交往仅仅是中国厌氧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Lettinga教授带着环保工作者的高尚情怀，以为全人类谋求共同福祉为宗旨，在以厌氧过程为核心的可持续环境保护道路上辛勤耕耘的一个缩影。可以说，Lettinga教授40余年的学术生涯已经成为世界现代高效厌氧技术发展史的另一个注脚。本书正是Lettinga教授在77岁高龄，花费2年多时间，基于历史见证者的经历和过来人的思考，通过高度概括评价自身历史，倾心写作而成的自传型著作。本书既包含厌氧技术领域的学术价值，也蕴含了Lettinga教授一生的哲学思考和智慧结晶。书中Lettinga教授传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当代高效固体厌氧消化技术和废水厌氧处理技术及其系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并鼓励人们通过应用厌氧技术，最终找到通向可持续环境保护的道路。可以预见，Lettinga教授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将有益于促进我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和发展生态文明。

Lettinga教授把自己的技术发明公开给全世界，力主环境技术要为全人类服务，人格魅力影响一代人。不仅如此，Lettinga教授在学术生涯末期，怀着为人类做出最终贡献的胸怀，尝试对其漫长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在2013年的春节，我与山东十方的企业家甘海南有幸前往阿姆斯特丹拜访Lettinga教授。Lettinga教授一方面自谦这份自传性质人生总结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坦承写著此书的困难。作为教授指导过的学生，在自身也从事了多年环保事业后，我也借此机会与Lettinga教授探讨了为何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可持续环境保护发展的阻碍，同时建议不妨以超越技术的眼光来叙述和解读Lettinga教授硕果累累的一生。在重新梳理了思路后，Lettinga教授在书中不仅介绍了诸多历史细节，更为读者展示了历史背后的故事。教授开发颗粒污泥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创新技术的应用为何会遇到社会阻力？为什么厌氧技术在工业领域比在市政领域发展顺利？为何无论荷兰还是中国，促进可持续环境保护措施施行的事情进展不尽如人意？教授为何对环境领域的专利申请持有一贯的否定看法？如何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借鉴和追求自然过程对人类的启发？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而非只是追求“publish or perish”发表文章？以上诸多问题，相信同样困扰过很多人。教授贯穿本书的相关论述、丰富的经历、毕生的践行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或许比技术本身更有意义，可以带给中国读者更多的启示。

作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从业者，本书的翻译是向国际大师环境保护情怀的致敬。Lettinga教授桃李遍全球，并对推动我国厌氧技术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受益受教于导师教诲并同样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学生，本书的翻译也是向传道授业师承情谊的致谢。本书初稿的第1～5章、第11章由宫徽翻译，第6～9章由盘得利翻译，第10～11章由王凯军翻译。王凯军校核了全书。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袁鹏参与过第2、第3章的部分翻译工作。

限于译者水平和时间，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王凯军

2015年 9月于清华大学环境节能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