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培育
“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见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编制的《上海市高级中学历史学科教学基本要求（试验本）》
，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6点：区分表述与评价；获取史料的途径；史料的一般分类；史料性质的判断；史料证史的路径；史料的比对归纳。其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分析历史现象、形成历史认识的过程中，能够判断、选择、运用不同类型的史料，分析、理解、揭示历史现象形成的内在逻辑，最终形成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提升历史思维品质。
由教育部编制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也有与之类似的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史料实证”，其定义为：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该标准还中明确指出“史料实证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必要途径”，进一步强调了其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集证辨据”思想方法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对于当代高中生而言，掌握这一思想方法不仅对于高中历史学习有所裨益，更有利于其客观、辩证认识事物乃至整个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培育历史学科“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必要性
（一）“集证辨据”是历史研究中的必备思想方法
注重史料的收集、辨析、整理和运用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注重运用诸如简牍、档案等材料，并且通过实地走访，广泛搜集见闻，通过辨析、整理收录《史记》中。如《史记》中就有诸如“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五帝本纪》）;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项羽本纪》）; “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刺客列传》）等记载。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兴起后，大量新史料被发掘，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时，曾力倡“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在今日始得为之。”即是强调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的重要性。而随着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出现，史学研究材料得以进一步扩充，也进一步要求历史研究者运用“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进行史学研究。
（二）“集证辨据”是历史课程性质及目标的要求
2010年“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被纳入《高中历史教学基本要求》，作为“课程目标”中的“过程与方法”目标确定下来。作为历史课设计或评价的五个重要问题之一，其在实施教学行为，达到教学宏观立意上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而在2017年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有关“史料实证”这一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中亦指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知道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掌握搜集史料的途径与方法；能够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和对史料作者意图的认知，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并在此过程中体会实证精神；能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能够以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简言之，对历史的叙述、理解、分析、解释、评价等都要建立在史料证据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史料实证”还是“集证辨据”，既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也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核心问题，更是形成历史思维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放眼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教育都十分重视“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培育，在历史课程标准中也多有体现。例如，《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要能辨别历史文献或历史叙述的作者或资料来源，并评价其可信程度，要能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又能认识两者之间的联系，能运用历史图表、文学资料等阐明历史叙述隐含的信息，要能运用史料支持历史解释，尽量构建理由充分的论点等；诸如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课程标准中亦有“集证辨据”的目标要求。可见，“集证辨据”被各国历史教育界普遍关注，并被纳入课程标准之中，由此也体现了“集证辨据”思想方法在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性。
（三）“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当下运用有待提升
首先，教材限于篇幅限制，对于史料的呈现情况也不是十分理想。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变革之一知识点为例，华师大版、人教版和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原始史料的呈现多采用战国时期出土铁农具照片的形式呈现，并且只有人教版说明了文物的出土地点及主要功能，华师大版和岳麓版教材则仅说明了年代及文物名称。很显然，这样的史料呈现形式相对单一，史料的解释说明不够清晰，学生在学习时很难从教材出发完成“集证辨据”方法的实践。
其次，历史教师在搜集、运用史料，传授“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洪广信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宁海外国语学校和文华中学、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育英学校所做的随机调查看，虽然一线历史教师普遍认为“集证辨据”思想方法及其体现出的证据意识在历史教学中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是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有较多的学生认为课堂中并未或很少渗透证据意识的内容，也间接说明了证据意识的教学存在问题。
再次，学生在历史学习中主动学习、运用“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根据汤金波对苏州市新区一中和新区实验高中的部分学生进行的关于中学历史证据意识培养现状的调查，可以看出学生对史料的态度与运用、对历史证据概念的理解及其历史学习方法的养成状况都存在明显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现阶段高中历史教学中对于“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重视程度不够、运用效度不佳的状况。
二、培育“集证辨据”史学思想方法的路径与策略
（一）立足教材、适当补充——渗透“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
以华师大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二分册第5课《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为例。其中的“社会大变革”一目，主要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由经济领域变革引发的政治等领域的重大变革。教材中所运用的史料仅有出土的战国时期铁农具图片和《论语》中关于政治秩序动荡和政治权力下移的描述，其余内容均为课文的史实性叙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材中提供的史料可以充分利用，进行解读，但显然无法完全支撑经济变革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的历史逻辑，所以需要补充部分史料对其进行补充。
我们在教学中采取的策略是，展示并分析《左传》中关于“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和“分地”（《左传·宣公十五年》：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的材料，提问：这其中反映了哪些经济领域变革？借此说明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通过展示出土春秋战胜国时期铁农具分布图和牺尊的图片，以及《国语》（《国语·晋语九》：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和《孟子》中有关铁犁牛耕的材料（《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陈相道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提问：引发经济领域变革的根源是什么？以达到综合运用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证实铁犁牛耕在春秋战国时期广泛使用，并造成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的目的。最后，提示学生关注材料中的“易”字，提问这又反映了经济领域什么变化？说明当时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进而产生了社会呈现出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在运用和传授“集证辨据”思想方法的过程中，要关注所选取史料的信度和效度。因而，补充的史料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或实物史料，借此提示学生在史料的选择上要以可信度较高的一手史料为主，并注重“二重证据法”的应用；同时在运用史料进行历史解释、得出历史结论时还要注重结论推导的逻辑关系，达到“论从史出”的目的。
（二）合作探究、辨证思考——运用“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
胡适先生曾提出“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的治学名言，而就历史研究和学习而言，要得出结论就必须建立在“集证辨据”的基础之上。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习得并掌握“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除了在教学目标的设置、教学环节的设计上有所渗透，在学生课堂活动的组织上也要有所体现，要让学生有实际运用的场景，课堂的合作探究、小组讨论形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载体。
仍以《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一课为例，第二目主要讲述百家争鸣的历史，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要让学生掌握各家的主要主张及其影响，能够辩证看待思想潮流与时代发展间的辩证关系，并达到知人论史、叙史见人的目标。为此，在讲述各家学说时也多采用诸如《论语》《孟子》《老子》等原始文献，而在难点突破时则组织了学生们的讨论。本课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学术思想与时代发展的辩证关系，在组织课堂讨论时采用的方法是给出学生儒、道、法三家代表人物孔子、老子、韩非子的生平遭遇，让学生讨论为何三人的遭遇会有不同，即：先给出“结论”——三人的不同遭遇，让学生通过“集证辨据”的方法从史料中寻找各家的思想主张，辨析这些主张与时代发展潮流是否相适应。在此过程中，学生既完成了对史料的辨析和筛选，又完成了运用史料证史的过程，达到了史学方法训练与运用的目的。
总之，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以讨论形式为主的学生合作探究，应当渗透“集证辨据”等思想方法的实践。唯此，才能使学生做到重点和难点的突破，真正掌握史学思想方法。
（三）第二课堂、课题研究——深化“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
课堂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主要阵地和根本立足点，历史知识和史学思想方法的传授也大多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然而，课堂教学由于其时间和容量的局限性，很多知识和方法传授的效果依旧不尽如人意，第二课堂就成了补充这些不足的重要途径。
对于历史学习来说，特别是针对渗透“集证辨据”思想方法来说，史料的获取、辨析是很重要的环节。课堂中呈现的史料大多以文献为主，也会出现少量的影像等，而大量的实物史料只能通过图片的形式出现，这些在还原历史信息、给学生直观的历史认识等方面都存在着欠缺。因而，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可以更多地运用公共博物馆资源，近距离地感受文物，直观感受历史。更进一步，可以利用正在蓬勃兴起的公众史学项目。在这一方面德国的历史教育界起步较早，也卓有成效。德国历史教育学始终强调历史编纂、历史传授与历史实践是统一体。因此，尽管专业历史学与历史教育学之间、学术界与公众领域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被克服，但围绕公众史学建设的学科交流却十分频繁，甚至已经达到了某种整合的效果。各校还会有大量来自出版社、博物馆、展览会、大众历史期刊等机构的兼职教师，他们为学生带来了诸如历史布展、文化管理等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近年来，我国的公共史学项目也开始出现，如上海博物馆组织的“市民考古”项目、自2011年起由《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等。
除了利用第二课堂之外，“集证辨据”史学思想方法的实践也可与学生的研究型课题相结合。目前，上海市已经将研究型课题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并作为高考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学生可以完成由问题提出、史料搜集、筛选整理、分析运用、得出结论、总结反思等史学研究的全部过程，全面实践“集证辨据”的史学思想方法，提示自身的史学素养。在笔者指导完成的学生研究型课题中，无论是侧重文献研究的《酒筵歌席莫辞频——北宋饮食与宴饮文化》，还是侧重实地考察的《松江区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开发——以广富林遗址为中心》，学生对于“集证辨据”思想方法都有较好的掌握，得出的结论也颇具说服力。总之，掌握“集证辨据”的思想方法是历史研究和学习的必备素养，又是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和渗透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培育学生实践能力、思维品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