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君主专制时代：政治大革命序曲（1648—1789）

第八章 君权神授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

120．“君权神授”思想

贯穿于17、18世纪的政府管理理论对欧洲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就像中世纪时期的帝国和教皇统治理论对当时欧洲的影响一样。这个理论就是著名的“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思想。

根据这个理论，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而国王就是这个家庭里由上帝任命的家族领导者。国王有义务像家长一样来管理国家；而人民有义务像孩子遵从父母那样来服从国王的领导。如果国王做错事，或者残酷不公，这只不过是人民的不幸；但人民绝对没有权利来反抗国王的权威，就像孩子决不能反抗父亲一样。国王只对上帝负责，而人民也对上帝负责，所以只能默默服从，不可以进行任何报复行为。

这一思想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如此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对当时践行这一思想的两个重要观点进行分析。

根据第一个观点，家庭是社会细胞，也是国家的原型。英国作家费尔默（Filmer）说过：“如果我们把父亲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除了在权力的维度和范围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父亲在家庭里是一家之主，而国王是国家的主人，保护、照顾、引导、守卫整个国家的福祉。他的战争、和平、法庭和全部行动都是为了维护和管理臣民的需求，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所以国王的全部责任就可以总结为对人民父亲般的照料。”

世袭制为国王的合法性做了背书：“人民不可以选择君主或自己管理国家或参与国家的管理。”

世袭的国王权力是绝对的：“国王的权力是按照上帝的法则获得的，所以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国王的权力。”

臣民既不可以纠正，也不可以罢黜国王：“所罗门（Solomon）的统治法则是‘我们必须遵从国王的训诫’，而不要问为什么，因为‘国王的训诫就是法令’，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当然国王没有权力伤害臣民，但是即使伤害了臣民也不应受到惩罚。只有上帝才可以给国王以惩罚。”

路易十四的宫廷牧师博须埃（Bossuet）说过：“国王是上帝委任的代理人”，“王权不是一个自然人的王权，而是上帝的王权。国王是神圣的，伤害王权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国王就是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独立管理国家。”

和费尔默一样，博须埃也认为臣民只有被动服从的义务。不遵从国王的管理就是国家的敌人，可以被处死。反抗国王就是亵渎神灵：“上帝将权力授予国王，国王以上帝的名义行使王权，而上帝会保护国王的权力不受任何侵犯。”

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最开始是从《圣经》的教义中寻求支持；但是后来就完全凭借鼓吹者的言论来进行解读，就像费尔默三段论阐释的：“人的生存是天赋的权利，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有一个君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君主的存在也是天赋的权利。”

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逐步由理论变为现实；君主和人民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民希望通过革命的有力逻辑来展示他们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治权利。

121．“君权神授”思想的历史

“君权神授”思想的历史值得追根溯源。在原始民族中，如早期的希腊人，我们发现国王就是以神授的权力——他是神的后裔——进行统治的。在古埃及，法老被看作是神性的共享者。在古代的朱迪亚，君主就是上帝任命的代理人。在罗马帝国时代，东部的臣民们就认为皇帝天生与众不同，他们修建庙宇来向“神圣的恺撒”致敬。

但是为了探究近代史上的“君权神授”的起源，我们只需回顾中世纪的教皇权力的建立。教皇就是以神授的权力进行统治的。所有教皇都认为自己的职位和权威是来自神明。但是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产生分歧时，皇帝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与“教权神授”相对的“君权神授”理论。但丁在他的《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提出了君主权力的超自然特征，并认为君王的统治和教皇一样都是上帝授予的权力。后来到了14世纪，当神圣罗马帝国在实际上被教皇所摧毁，国王们开始反抗教皇，君王的支持者们自然开始倡导王权神授的思想。这就是这一理论的近代雏形。

最后，当宗教改革运动到来时，起而反抗的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与罗马教廷产生了更大的争执，“君权神授”理论开始广泛传播。当教皇将国王逐出教会并敦促教民反抗他们的君主时，保王主义的作家和牧师们响亮而又狂热地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并宣布任何对君王的不尊和反抗都是邪恶的行为。就这样，“君权神授”和完全服从君主的统治在人民的心中开始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122．绝对君主专制的特点及它们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国王们对历史环境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权力又是如何利用的呢？作为一个阶层，他们背叛了这样的信任。太多的君王采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信条：“自我扩张是国王的最高贵最适宜的行动。”他们认为百姓生来似乎就是供自己利用的；公共力量和公共财富是为了实现他们个人目的的工具；战争成为了皇家的消遣游戏。17、18世纪被看作是绝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时代，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血腥战争都是源于个人妒忌、邪恶的野心或者是为了王位的继承而发动的。因此，一些历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王朝战争时代”（Era of Dynastic Wars）。马基雅维利《君主论》（The Prince）的思想统治了这个时期。

现在，所有这些对王权的滥用，所有为争夺王权而发动的邪恶的战争都使得“君权神授”的信条名声扫地，从而催生了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的思想。艾默生（Emerson）说：“如果够坏，坏国王是在帮助我们。”这个时期的很多国王都是足够败坏，这反而帮助了人民。正是在这个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王权的力量引起了人们的反抗，人们开始对王室贵族的神授权力产生怀疑，从而开始声讨和反抗。

123．开明君主专制

但是，这个时期的国王并不都是愚蠢和邪恶的，他们中间也有很多智慧而又仁慈的君主。尤其是在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些开明君主（enlightened despots），他们在法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接受作为君王的职责和对臣民的义务。

这些开明君主并没有放弃“绝对的君主专制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人民不应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国王的权力应该是无限的，但是他们强调这样的权力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行使的。公共收入应该用在公共事业上，官员的任命应该根据他们的才能和品德。因此，王权是来自于人民的信任，王位是要为人民谋福祉的思想也就愈发突出。国王成了人民的仆人。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这一对统治者身份重新界定的思想在历史学家H．摩尔斯· 斯蒂芬斯（H. Morse Stephens）教授的阐述中得到了明证。他说：“18世纪的政府，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开明君主的存在。”

开明君主统治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这些开明君主和他们的事迹，我们将在后面专门描述。如果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古希腊时代的暴君和古罗马时代皇帝的统治已经足够说明，在这个政府体制的伟大试验中，绝对的权力置于一人之手是不安全的，它迟早会被滥用。

如果君主具有完美的智慧和人格，那么大权集于他一人身上也算是好事。但是不幸的是，这些理想君主的特质很少能够聚集在同一个人身上，更少能从父亲传给儿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绝对的世袭君主制作为一种实际的政府形式便毫无希望、无药可救，最终不得不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