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斯图亚特王朝和英国革命

（1603—1689）

第一节 斯图亚特王朝

詹姆斯一世的统治（1603—1625）

139．詹姆斯一世的执政思想

随着都铎世系的终结，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并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斯图亚特家族的即位让英格兰和苏格兰处于一个共同的君主统治之下，但是每个国家都还保留了各自的立法机构。

詹姆斯一世和其他继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一样都是君权神授思想的坚定拥护者。他认为王位世袭是上帝赋予的权利，人民、神职人员和议会都不可以对国王的权力有任何的怀疑和限制。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质疑上帝的做法属于大不敬和亵渎神灵，忠诚的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旨意永远满意；作为臣民对国王的做法、旨意或者对国王指手画脚都属于对王权的冒犯和蔑视。”

斯图亚特王朝对国王无限权力的理念的强烈支持在法国的执政理念和现实中都能看到。斯图亚特王室和法国的吉斯家族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对法国的思维模式完全认同。此外，查理一世的妻子就是法国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公主。与法国的这层关系自然而然地将斯图亚特王朝引领到法国的影响之下。他们模仿波旁王朝的做法，经常引用法国的执政思想并努力让英格兰的政府成为和法国一样的君主专制。

140．詹姆斯一世和下议院的斗争；“至高无上的国王和至高无上的人民”

但是英国下议院（Commons）和大多数英国人民关于政府性质尤其是英国政府的性质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的观点并不相同。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就蕴藏着内战和所有由此产生的事件——共和国、护国政体和1688年革命的萌芽。

一个事件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形势。下议院的委员会等待着国王的出现。詹姆斯一世对自己的随从说：“放置十二把椅子，我要迎接十二位国王的到来。”国王辛辣讽刺的言辞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詹姆斯一世接见下议院议员时，这些委员确信自己和国王一样拥有神授的权力来管理国家。正如历史学家基佐（Guizot）所描述的那样：“国王和人民都认为自己有统治权。”这样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国王和下议院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对国王在立法和征税方面权力的限制和议会在权利及司法权方面的性质和程度。

关于对王权的限制，从詹姆斯一世的言行来看，他给人的感觉是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他发表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告，然后通过罚款和监禁来实施这些诏令，让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议会的常规立法。而且，他还利用法律在涉及国王对国内港口征收关税权力方面的不确定性，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新的、特别的关税。国王的法官们对詹姆斯一世言听计从，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表示：“海港是国王的大门，他可以向他喜欢的人关闭和开放。”

关于下议院的权利，这个机构坚持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自己成员的选举，可以自由辩论涉及公共福利的所有问题而不受迫害或监禁惩罚。詹姆斯一世否认下议院的这些权利，并不断向议员们透漏，只有获得他的恩准和他祖先们的支持，他们才能行使这些自由权，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慎或者对国王不敬，他有权剥夺他们的权利。

有一次，下议院就国王禁止他们参与国家事务问题进行辩论，詹姆斯一世对此极为不满，发布了更为严厉的法令否认议会的权利。这使得议会积累已久的愤怒彻底爆发，他们在议事录上发表了勇敢的抗议，史称《大声明》（Great Protestation）。《大声明》宣布“议会的自由、权利和司法权都是英国臣民自古以来不容置疑的权利，有关国王、国家、领土防卫和保护英国国教等事务都是英国议会正当的议题”（1621）。

当议会发表《大声明》的消息传到国王耳朵里，詹姆斯一世愤怒地下令议会休会，并派人去取这份下议院的声明，并亲自删去了那些可憎的决议。随后他解散了议会，甚至将几个下议院议员监禁起来。通过对这些高压手段的些许了解，我们就知道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执政理念，并从中看出其为国王和人民之间斗争的最终爆发铺平了道路。

141．殖民地和贸易定居点

詹姆斯一世的统治因殖民体系的开始而为人所知，这个殖民体系导致了英格兰民族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建立起来。1607年，詹姆斯顿（Jamestown）在北美的弗吉尼亚建立起来，之所以如此命名，就是为了纪念国王詹姆斯一世。这是英国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1620年，一些曾在荷兰发现能够暂时躲避宗教迫害的临时避难所的分离派教徒（Separatists）或清教徒（Pilgrims），穿过大西洋，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之后，在新英格兰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从而为新世界的公民自由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英国人除了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定居点，还在古老的印度土地上定居下来。1613年，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Surat）建立了他们的第一家工厂。这是大英帝国在东方卑微的开始。

同时，我们还需注意他们在爱尔兰阿尔斯特的移民。这个岛屿的北部由于长期的叛乱而荒无人烟，大片土地被英国王室没收，现在王室又把这些土地授予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殖民者。一些凯尔特人部落被全部赶走，然后在岛上的其他地方得到土地。这项运动开始于1610年，其目的是将爱尔兰新教化和英国化。最终，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得到了最好的结果。在拓殖运动开始后的不到一百年里，超过100万长老派（Presbyterian Sect）的新教徒定居在阿尔斯特。对爱尔兰当地人的残酷与不公正对待让他们对殖民者怀有深深的敌意，而后来新的暴行更加恶化了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这种敌对的情绪仍然存在。

142．文学

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成就是圣经的新译《钦定本》（King Jam es'Version），于1611年出版。这一译本直到今天仍然被新教教会普遍使用。

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最著名的作家都是伊丽莎白辉煌时代的遗留。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随着女王的去世而倒了大霉。他被指控参与反对国王的阴谋，最后被投进伦敦塔，关押了13年之久。在长期囚禁的苦闷之中，他通过写作《世界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而加以缓解。雷利最终被砍头（1618）。

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结局之悲惨不亚于雷利爵士。他曾担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在位期间禁不住诱惑收受了诉讼人的贿赂。他因此受到起诉并被移交到上议院的法庭，他坦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强调自己虽然收了贿赂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司法判断。他向法官乞求“对一根折断的芦苇施以仁慈”。培根被判处巨额罚金并被关进伦敦塔囚禁。但是国王可怜他而免除了他的罚金并将其释放，甚至还赐给了他一笔退休金。获释后培根仅仅活了5年，便于1626年去世了。

培根在说英语民族的哲学家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他的哲学体系被称作“哲学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of Philosophy），这一体系坚持主张实证和对事实的仔细观察才是获得关于自然规律知识的唯一真实方法。

查理一世的统治（1625—1649）

143．《权利请愿书》（1628）

查理一世（Charles I）继位后也继承了他父亲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他将《圣经》里的一段话当成了自己的执政圣典：“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因此，国王和议会立即开始了新的斗争。查理一世在位时期的前两届议会被迅速解散，因为他们坚持调查民众的不满，而非投票满足国王的需求。

在第二次解散议会后，查理试图通过“仁爱王税”（Benevolences）和强迫借贷来筹集政府运行所需的资金。但是他的所有伎俩都没有得逞，只能被迫向议会求助。议会召开会议，答应给查理提供资金，但要求他批准通过议会起草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这是《大宪章》之后，英国宪制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份法律文件。它提出了禁止四种国王滥用职权行为：（1）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就以借贷、恩税、税收等形式筹集资金；（2）无故监禁；（3）在民宅驻扎军队——这颇令人烦恼；（4）按照戒严法进行审判，即在没有陪审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判。

就像当年约翰王（King John）不情愿批准《大宪章》一样，查理一世也很不情愿批准《权利请愿书》，但最终，他还是被迫同意让这份文件“成为了法律”（1628）。

144．查理一世无议会的统治（1629—1640）

很快，查理就证明了他批准《权利请愿书》绝非自己的意愿。他立刻违反了其中的条款，企图以征税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查理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了11年，将一个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同组成的英格兰政府变成了实际上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无须负责任的君主专制政府。

查理最积极的大臣中比较突出的两位是后来的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和伦敦主教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劳德。这两个人都凭借其勤奋和成功帮助查理在英格兰自由的废墟上建立起国王的绝对权力而声名远扬。

查理及其大臣高压独裁的举动通过三个邪恶法庭篡夺的、武断的判决得以强化。这三个法庭就是著名的“北方法院”（Council of the North）、“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High Commission Court）。所有这些法庭的审判都没有陪审团参加，都由国王的亲信组成，当然也就成为了国王发号施令的工具。他们的判决往往随意而不公，惩罚残忍而严酷。

145．约翰·汉普登和造船税（1637—1638）

在此期间，查理征收的众多非法税金中有一种“造船税”（Ship Money）。在早期，当国家遭遇危险时，为了公共的利益，国王便要求海港和沿海地区捐献船只和造船物资，“造船税”由此而来。查理和自己的大臣仔细考虑后，产生了让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都缴纳造船税的想法。

在众多反对缴纳造船税的人中，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的绅士。案件被交到财政法庭（Court of Exchequer），由全部的十二名法官出庭审理。整个英格兰都关注着这起诉讼案的进展。支持汉普登和国王的双方律师展开激烈辩论。尽管十二名法官中有五人支持汉普登，但最后的裁决还是对国王有利。官司虽然输了，但是英格兰人认为有些法官是害怕触怒国王才不敢做出对国王不利的判决的。

政府在民事和宗教事务方面的专横，以及对法庭申冤和保护的失望，促使成千上万人前往新大陆寻求自由和安全。

146．主教战争（1639）

英格兰准备通过公开的起义反对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暴政。苏格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危机。国王企图强迫苏格兰长老派信徒进行英格兰国教的礼拜仪式。对苏格兰人来说，这有点类似于让他们恢复自己所反对的罗马的天主教教义（Popery）。所有阶层，无论农民还是贵族，都通过庄严的《国民誓约》（National Covenant）团结在一起——誓约者（Covenanters）便由此而得名——抵制所有改变他们宗教仪式的企图，直至最后一刻。

国王决心通过武力来镇压这场运动。苏格兰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怀着满腔热情迎接挑战。查理很快就发现，没有钱，战争便难以为继。于是他被迫召集议会，并希望能够得到议会的支持。但是下议院首先将注意力放在了解决民怨上，而非为国王拨款上，这促使查理解散了议会。苏格兰军队越过边境向英格兰进攻，国库空虚，再加上士兵的叛乱，让查理陷入非常无助的境地，他被迫再次召集议会。

147．长期议会

1640年11月3日，议会召开会议。这届议会的会期长达12年，合法存在近20年，因此，这届议会也称作“长期议会”。下议院中占微弱多数的议员是一批坚定的君主专制反对者，在他们完全认识到了英国人的传统自由权利受到威胁后，便下定决心限制国王的独裁统治。

下议院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弹劾作为国王专制和强权统治工具的斯特拉福德。他最终被判处剥夺财产和公民权，并被送上了断头台。

为了防止做完自己的事情之前遭到解散，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决定没有议会同意，国王无权休会或解散议会。三个专制的法庭，高等宗教事务法庭、北方法院和星室法庭被废除。最后，一项法案被通过，宣布造船税是非法的，对约翰·汉普登的判决因“违背国家法律”而宣告无效。

148．查理企图逮捕议会五名成员

查理的轻率决定让英格兰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此后，局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超出了国王的掌控。为了恐吓下议院，国王计划对议会的五名主要成员以叛国罪提出上诉，并派人前去逮捕他们，其中就包括汉普登和皮姆（Pym）；但是，当国王派遣的官员到达议会时，这五名被控者已不知去向。第二天，查理亲自带领全副武装的随从前往议会实施逮捕；但事先得到消息的议会成员早已撤离。国王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观察到“鸟儿已经飞走了”，便撤出了议会。

查理犯了致命的错误。整个国家都无法原谅国王对自己的代表的侮辱和冒犯。整个伦敦武装起来反抗国王。查理被因自己的鲁莽而引起的暴风骤雨吓坏了，他匆忙逃往约克。查理逃离伦敦的这一天被看作是英国内战的开始（1642年1月10日）。

英国内战（1642—1649）

149．两大党派

英国这时分成了两大党派。那些聚集在国王的旗帜下——大部分是贵族、士绅及神职人员，他们被称为“保皇派”（Royalists）或“骑士党”（Cavaliers）；而聚集在议会旗帜下的，主要是市民和自耕农阶层，他们被称作议会派（Parliamentarians）或“圆颅党”（Roundheads），之所以叫圆颅党是因为这些人很多都将头发剪短至头顶，因为这个原因，为了表明立场，骑士党长期以来都留着长发。骑士党信奉已建立的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而圆颅党则是清教徒。在不断的斗争中，长老会和独立派（Independents，后来成为公理会）成为了清教徒的领导者。

150．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他的“铁甲军”

双方的战争持续了3年后，议会派军队的军官中出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战争初期，克伦威尔作为骑兵上校已经展示了非凡的指挥和管理才能。他的骑兵部队以“克伦威尔铁甲军”的名号威震四方。这支铁甲军完全由宗教人士组成。脏话、酗酒等军营常见的恶习在铁甲军中闻所未闻。他们高唱圣歌冲锋陷阵。铁甲军百战百胜，从无败绩。

151．“忘我条例”和“新模范军”（1645）

战争初期，议会派军队暴露了一些致命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很多军官被任用，不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和战功，而是根据他们的社会等级。下议院的首领们通过一项“自我否定（忘我）条例”（Self-denying Ordinance）的措施来清除这些空有贵族头衔的无能之辈，该条例规定任何在军队掌握指挥权的贵族成员都要在40天内辞职。同时他们又创建了一支拥有21000人被称作“新模范军”的新型军队。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担任总司令，克伦威尔以中将的军衔指挥骑兵部队。

要加入这支新军并不考虑宗教观念，但是实际上，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是独立派。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这些军官的影响，这支军队成为了自戈弗雷（Godfrey）率领十字军拯救圣墓教堂以来宗教热情最为浓厚的军事团体。绝大部分战士都是热情的、敬畏上帝的、高唱赞歌的清教徒。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研读圣经，做祷告和唱圣歌。

152．纳斯比战役（1645）

新模范军的成色很快在纳斯比战役（Battle of Naseby）中得到验证，这是英国内战中的关键一役。保皇派被一举击溃，他们的事业无可挽回地失败了。查理从战场上逃走，最终逃到了苏格兰。查理原以为可以依靠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而东山再起，但是由于他拒绝签署《国民誓约》和某些其他的条款，苏格兰人最终还是把他交给了英国议会。

153．“普莱德清洗”（1648）

现在，议会中有很多人在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充足保障的情况下，支持国王只要保证按照宪法和其他法律行事，就可以重返王位。独立派，即克伦威尔和他的军队，看到胜利的果实极有可能全部丧失，便采取高压手段，将下议院中所有支持查理复辟的人清除出去。

于是，一名叫作普莱德的军官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门口驱逐和逮捕那些与军队为敌的议会成员。143人被从下议院的席位上赶下来，议员人数减少到了50人。这一行动被称为“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现在，少数派成了多数派”。只不过这种变成多数派的做法不是合法的。

154．审判和处死国王（1649年1月30日）

下议院在清洗掉国王的支持者之后，立刻通过决议，以叛国罪审判查理。一个由135人组成的最高法院被组织起来，随后，查理被传唤到庭。站在法庭前，查理拒绝承认这个法庭拥有审判他的权力，并坚持认为世间没有法庭具有质疑他行动的资格。但是审判继续进行，将近一周后，查理被以“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整个国家善良人们的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几天之后，判决执行。面对死亡，查理表现得镇定自若而富有尊严。他在绞刑架上发表了演说，真诚的程度毋庸置疑。他说：“我和任何人一样都希望英国人民能够获得自由和民主；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他们的自由和民主存在于政府的安排；……不是让人们参与政府事务，这些政府事务和他们没有关系。”

第二节 共和时期与护国公时期（1649—1660）

155．共和国的建立

处死查理几个星期以后，下议院投票表决决定取消“对于人民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毫无意义、负担沉重而又危险重重”的国王之位，并以同样的名义将“对于英格兰人民无用而又危险”的上议院取消，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了自由的国家。新的国玺上印着“上帝复佑，自由元年，1648”的字样。国家的行政权力被赋予由4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著名爱国者亨利·范恩爵士（Sir Henry Vane）是该机构的领导人。

156．共和国的困境

宗教和政治热情交织在一起的共和国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危险。处死查理的举动令欧洲的君主们惊恐万分。俄罗斯、法国、荷兰共和国都拒绝和共和国的大使们有任何联系。苏格兰人为自己曾经将查理交到敌人手中一直悔恨不已，现在他们为了洗刷不忠的罪名急忙宣布拥护查理的儿子为国王，称之为查理二世；在爱尔兰的保皇派人也宣布支持查理二世；同时，荷兰人也积极准备帮助查理二世重新夺回他不幸父亲的王位。在英格兰本土，保皇派也积极活动，不断地威胁着共和国。

157．同爱尔兰的战争（1649—1652）

就像古罗马共和国一样，英格兰共和国似乎从各种危险处境里积聚了力量。克伦威尔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Lord Lieutenant），率军前去镇压那里的保皇派人。依靠着“铁甲军”，克伦威尔迅速而恐怖地镇压了爱尔兰的天主教保皇派人。由于拒绝克伦威尔投降的要求，德罗赫达（Drogheda）被攻占后，三千守军被屠杀殆尽（1649）。其他被攻占城镇的命运也大致如此，但少了些许的血腥。克伦威尔自己曾描述过对待这些被俘守军的手段：“当他们投降的时候，军官们的脑袋都被敲碎，1/10的士兵被杀掉，而剩下的士兵则被船运到了巴巴多斯（Barbados）。”克伦威尔对待爱尔兰人时的残忍野蛮是他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天主教的保皇派人被击败后，爱尔兰最好的土地都被没收，然后再被授予英格兰和苏格兰殖民者。这种确立新教徒在爱尔兰优势地位的方式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作“克伦威尔式殖民”，但是爱尔兰人则愤恨地将之称为“克伦威尔的诅咒”。清教徒在爱尔兰的疯狂举动煽动了爱尔兰人仇恨的情绪，再加上之前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人的暴行，让爱尔兰人心中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直到今天都没有熄灭。

158．同苏格兰的战争（1650—1651）

随后，国务委员会命令克伦威尔撤出爱尔兰，率军前往苏格兰。克伦威尔的名字让人闻之色变，他所到之处，苏格兰人四散奔逃。在邓巴，克伦威尔与苏格兰军队相遇。面对狂热的圆颅党人的进攻，苏格兰军队如风中的谷壳一般四处溃散。上万人被俘，所有辎重和大炮都被缴获（1650）。

第二年，在邓巴战役周年之际，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Worcester）取得另一场重大的胜利。整个苏格兰很快被迫向共和国投降。查理二世在历经千难万险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

159．克伦威尔驱逐长期议会（1653）

苏格兰战争之后又爆发了英荷战争。在此期间，英国议会和军队之间发生了公开的争吵。克伦威尔下令解散议会，呼吁建立一个新机构。议会予以拒绝；克伦威尔便带领士兵前往议会，在听了一会儿议会的公开辩论后，克伦威尔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宣布：“我要终结你们的空谈。你们都需要离开；让位给更优秀的人。你们不是议会。上帝已经受够了你们这些家伙。”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克伦威尔的士兵闯进议会。整个议会大厅都被清理干净。克伦威尔拿起议长的权杖，轻蔑地说，“该怎么处置这个小玩具呢？”随即下令，“带走！”随后，士兵撤离议会大厅，锁了大门。

就这样，长期议会或“残缺议会”——普莱德清洗之后的戏称，在当权12年之后被解散了。长期议会已经彻底失去了各方的信任和尊敬，所以它在被非法、专断地解散时，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160．“小议会”和护国政体的建立（1653）

这时，克伦威尔召集了一个新议会，更确切地说，是召集了一个会议，他尽可能地招徕宗教人士与敬畏上帝的人。这个经常被叫作“小议会”的议会由156名成员组成，基本上都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解释圣经、做祷告和说教上。其中有一个叫作“赞美神的贝尔邦”（Praise-God Barebone）的伦敦皮毛商人，尤其专注于此。这个名字令人感到好笑，因为这位布道者是议会相当一部分人典型的代表，所以他们给这个议会取了一个绰号——贝尔邦议会——通过这个绰号，这个议会成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

“小议会”只存在了5个月，然后把所有的权力都交到了克伦威尔的手里，自行解散。一部可以说是宪法的《政府组织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由军官委员会起草，并由克伦威尔批准通过。这份法律文书是第一部成文宪法，它规定议会由下议院、国务委员会和终身制的行政长官组成。行政长官的头衔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护国公”（Lord Protecto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通过这部宪法，克伦威尔成为了终身制的护国公。

161．护国政体时期（1653—1659）

克伦威尔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他基本上是一个独裁者，身后拥有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撑。护国公可以随意召集、挑选和解散议会。在他的独裁统治下，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或愿意与他进行顺利的合作。当克伦威尔最后一次解散倔强和难以驾驭的议会时说：“让上帝在我和你们之间做出裁判吧。”

在五年的时间里，克伦威尔独揽政府大权。他的统治虽然专制，但却开明。他让英格兰拥有了自沃尔西和伊丽莎白以来的最强大的政府。他的目的就是“让英格兰变得伟大并配得上这样的伟大”。作为狂热的清教徒，克伦威尔认为只有由教职人员按照圣经的教义管理国家事务，英格兰才配得上这样的伟大。

另外，克伦威尔认为英国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并变得伟大，就是因为英格兰在欧洲高举新教的大旗。正是这样的宗教信念，引领他成为所有地方被威胁的新教的保护者。他曾成功地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利益而对法国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在饱受折磨的困顿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他还迫使萨伏依公爵停止对沃州

人（Vaudois）的迫害，并告知教皇：如果任何地方的新教徒继续受到攻击或迫害——克伦威尔把一切反对新教徒利益的行为归咎于教皇——英格兰的炮火将迅速在整个圣安格罗（St. Angelo）附近回响。

162．克伦威尔去世

尽管克伦威尔拥有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他仍然感觉到了管理政府的沉重负担，并为自己所在位置的焦虑而饱受折磨。他从成功的表象中感觉到了彻底的失败。他曾经希望建立一个立宪政体，然而到头来，他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军事篡夺者，他的头衔只是武力的附属品。我们可以相信，他对自己建立的政府的憎恨同英国人民是一样的。由于焦虑和超负荷工作的摧残，他染上了高烧，再加上担心自己死后英国不知会陷入什么样糟糕境地的深深忧惧，他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去世的那天，就是他一直认为是“幸运日”的那天，就是取得邓巴和伍斯特战役大捷的那天（1658年9月3日）。

当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去世时，圣赫勒拿岛（St. Helena）被激烈的暴风雨所震撼；克伦威尔去世这天，自然的力量似乎为了安慰他那不得安息的灵魂而大作。“所有森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屋顶也被掀翻，一切似乎昭示着克伦威尔强大的灵魂即将逝去”。但是克伦威尔的敌人们却认为这场暴风雨是由魔鬼发起的，它是前来收走他的灵魂的。

163．理查德·克伦威尔（Richard Cromwell,1658—1659）

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去世之际，将护国公的头衔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理查德行事完全与父亲相反，他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毫无信仰。父亲掌控全局所要最大限度运用的才干和资源，对无能而又缺乏经验的儿子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理查德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再加上迫于已对他不满的军队的压力，理查德在统治英国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宣布退位。

164．王政复辟（1660）

护国政体垮台后的几个月里，整个英国陷入了无政府的边缘。对未来的悲观和对共和政体的不满让绝大多数英国人迫切希望君主政体复辟——实际上，大多数英国人从来没有希望君主制被废除。查理·斯图亚特正在荷兰，忠诚的大潮正向他那里回流。蒙克将军，驻苏格兰军队的统帅以及苏格兰民族情感的代表，率军南下，向伦敦挺进，实际上已经掌控大局。

长期议会，包括被普莱德清洗的那些议会成员再次聚集起来，通过决议宣布“根据王国古已有之的根本大法，政府理应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随后，议会邀请查理重返英格兰，并坐上国王之位。

在万众的欢呼下，查理经过9年的流亡之后重新踏上不列颠岛的土地。英格兰为他的回归做了精心准备，各派政治力量都对他热烈祝贺。面对这一切，查理以一种喜悦的讽刺言语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一个非常乐于见到我的国家之外流亡，确实是我的过错。”

165．清教徒革命失败的原因

清教徒革命失败了。要探寻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无论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从克伦威尔或是其他领导者的个人性格等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要说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教徒自己犯下了错误，革命的步伐迈得太快走得太远，这也几乎是所有革命分子都会犯的错。革命开始时，革命者的目的很简单，那便是合理限制君主的权力。然而很快，国王的职位、世袭的上议院和苏格兰圣公教会（Episcopal Church）都被废除。这些极端措施都为革命树立了很多难以安抚的敌人。

而且，清教主义在很多方面越来越难以得到英国人的支持。清教徒对无害娱乐的管制，对安息日的恪守，以及其他一百多个极端而荒谬的行为激起了无神论者的嘲讽。所以，在很多方面，清教徒确实是走在了英国人民的前面，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在英格兰应该走或者将要走的道路上已经偏离得太远了。因此，清教主义注定会失败。

但是，如果分析到此为止，就要误入歧途了。在更深的意义上，清教主义其实并没有失败。历史学家卡莱尔（Carlyle）曾说过：“存在于人和他生命中的英雄主义和永恒之光……将作为宇宙一个新的神圣部分而永存。”清教主义就是如此，它所蕴含的英雄主义和真理被融入全部的英国历史之中。直到今天，这样的思想仍然是英格兰人和英联邦人民的最正确最真的追求，而17世纪清教徒革命让这样的思想在整个英伦三岛生根发芽。

166．清教徒文学；照亮英国革命的宗教方面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能够像清教徒革命那样能用文学研究加以生动的解释了。如果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而只是希望通过外部事件来对英国人民的生活加以真正的诠释，就好比历史学家格林所说的只通过阅读《列王纪》（Kings and Chronicles），而不读《诗篇》和《先知书》（Psalms and Prophets）就想清楚地了解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一样。英国革命的真实特性，尤其是宗教方面的特性，必须要从弥尔顿的壮丽史诗和班扬的无与伦比的寓言中去寻求。

这些伟大著作都是在王政复辟后完成的，但是它们都受到了推翻独裁统治建立共和国的精神的鼓舞和激励。史诗是一个孤独失望的共和党人的作品；而寓言则是一个被监禁的清教徒的著作。

弥尔顿（Milton,1608—1674）是清教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查理一世去世后，他用拉丁文写下了著作《为英国人民声辩》（Defense of the English People），在书中，弥尔顿对处死查理的行为做了辩解。他更早创作的《论出版自由》（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则是对思想和传教自由的大声呼吁。

王政复辟迫使弥尔顿隐退，他最后14年的人生远离尘世。但是正是在此期间，在饱受孤独和失明折磨的状态下，弥尔顿完成了不朽的诗篇《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前者是“清教主义的史诗”，清教徒性格中所有最真实最伟大的一面都能在这部伟大的基督史诗中从道德提升和宗教热情方面找到答案。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是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清教徒。王政复辟后，他被投进贝德福德监狱长达12年，罪名是不尊奉英国国教。在被监禁期间，他创作了英国文学史上最为人所称道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清教徒的生活习惯，从不断的研读《圣经》到借用各种形式的语言和意象进行论述，都在这部非凡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圣经》中所阐述的原罪、忏悔、赎罪、天堂和地狱在清教徒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现。

第三节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查理二世的统治（1660—1685）

167．对弑君者的惩罚

查理二世恢复了君主制，议会对曾经参加反对君主革命的人给予大赦，但是亨利·范恩和那些判处查理一世绞刑的法官被排除在外。13个人被以令人作呕的残忍方式处决，他们都被活活地剖腹挖心。其他的弑君者被判处终身监禁。范恩最终也被处死。那些已经死去的主要革命领导者——克伦威尔、埃尔顿（Ireton）和布拉德肖（Bradshaw）等——虽然没有被活着处死，但保皇派们对他们的仇恨难以消解，他们对死尸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些革命领导者们的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挖出来，拖到泰伯恩刑场（Tyburn），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同一天被吊起来，然后砍头（1661）。

168．《非国教徒秘密聚会法令》和《五英里法》

查理二世统治初期，议会恢复了英国国教会，针对所有不信奉国教的人制定了严苛的法令。《非国教徒秘密聚会法令》（Conventicle Act,1664）认定“非来自一个家庭的”五人或五人以上集会进行宗教活动，如果不是按照英国国教的形式进行都属于犯罪。

《五英里法》（Five-Mile Act）禁止任何非英国国教的牧师拒绝发誓在任何情况下携带武器反抗国王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并要求这些牧师不得试图对教会或政府进行任何改变，“除非经过某条路”，否则禁止他们进入任何城市或自治城市（Corporate Town）的五英里以内，禁止自治市（Borough）以及非国教牧师曾经执行牧师职务的任何地方向议会推举其成员。

169．誓约者

在苏格兰压制非国教徒集会和引入主教制（Episcopacy）的企图遭到了苏格兰誓约者的坚决抵制。誓约者坚持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他们因此而受到了最为残酷和持续不断的迫害。誓约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了英格兰骑兵的疯狂猎杀，但是他们仍然私下里进行自己的祈祷和礼拜活动。苏格兰誓约者遭受英格兰新教的迫害构成了宗教迫害史上的最为恐怖的篇章。

170．大瘟疫和伦敦大火

1665年初夏，伦敦爆发了可怕的瘟疫，这是自中世纪黑死病以来伦敦经历的最为恐怖的瘟疫。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0万人死去。

瘟疫发生后的第二年，伦敦又爆发了一场大火，超过13000栋房屋、89座教堂和大量的公共建筑被烧毁。但是这场大火也让伦敦因祸得福。英国对烧毁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的重建，街道修得更加宽阔，住宅也建得更为通畅，伦敦在大火之后成为更加美丽和健康的城市。

171．查理和路易十四的密谋；“天主教阴谋”（1678）

查理倒向了罗马天主教，希望在英格兰重建天主教会，因为他认为天主教要比英国国教对他在英格兰建立专制政府更有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同法国的路易十四进行了秘密协商。国王与法国人密谋的传闻在百姓中间引起了不安和恐慌。有传言称，天主教徒将在英格兰再来一次“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关于这样阴谋的传言每天都有，而且越来越夸张。所有人都成了传播小道消息的渠道，每个人的传言都比前边的传闻更加令人感到恐怖。其中一个叫提图斯·奥兹（Titus Oates）的声名狼藉之徒，编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天主教阴谋案。很多天主教徒却因此成为了妄想和欺骗的无辜受害者。

172．《人身保护法》（1679）

“天主教阴谋”流传后的第二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这项法律旨在将古老而又珍贵的，目的在于保护英国人的个人自由，但是国王法庭和法官们却试图通过逃避和闪烁其词使之变得无用的人身自由权利法案变得更具效力。这项法案以《大宪章》为基础，精心起草而成，其中的条款几乎无可逃避。它让每个人面对非法拘禁时几乎绝对安全，它也是对引起独裁统治者不满的人士的最坚强的保护。它成为了整个英语世界所有类似法律的模板。

詹姆斯二世的统治（1685—1688）

173．詹姆斯继位；他的独裁统治

查理二世死后，他的弟弟詹姆斯继位，詹姆斯的统治注定动荡而又短命。像其他所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者一样，詹姆斯也信奉君权神授，他一继位，便立即鲁莽地推行这些思想。虽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尊奉英格兰国教，但是他却直接恢复了罗马天主教。他还专断地让议会休会乃至解散。他还将议会废除了的伊丽莎白高等宗教事务法庭（High Commission Court of Elizabeth）在实际上恢复起来，并让臭名昭著的杰弗里斯（Jeffreys）担任法官。

詹姆斯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各方面的激愤。除了狂热的天主教徒，没有任何党派站在他一边。托利党（Tory）的贵族确实青睐君主制，但是他们也不喜欢暴君。为了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交好，詹姆斯颁布《信教自由令》（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借此来终止所有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的法律。根据此项诏令，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要在他们的讲道坛传教。几乎所有的教职人员都拒绝这么做。7位主教甚至向国王请愿，抗议他违背宪法。

这些请愿者被投进了伦敦塔监狱，并很快以“煽动性诽谤罪”（Seditious Libel）的名义被审判。整个国家因此而骚动起来，审判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法官和陪审团都被这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震慑住，7位主教随后被无罪释放。

174．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权利宣言》

迫在眉睫的危机随着小王子的出生而加速爆发，因为这断了整个国家希望詹姆斯去世后王位能够传给他的新教徒女儿荷兰执政、奥兰治威廉亲王的妻子玛丽的念想。国王最积极的敌人们决定不必等到他死后，而是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向威廉发出邀请，敦促他立刻率领军队前来接管政府，并保证他会得到整个英国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威廉接受了邀请，立即集合舰队前往英格兰。

威廉的舰队一在英国靠岸，英国的军队和百姓立即全体一致地前去迎接。詹姆斯被彻底抛弃了。他仓皇而逃，王后和襁褓中的孩子秘密前往法国，很快，詹姆斯二世和他的王后在法国会合了。詹姆斯在离开英格兰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散军队并将国玺扔进了泰晤士河。

威廉亲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召集大会商议王位的永久存续问题。这次会议并没有重复议会之前的错误，他们让查理二世复辟，在把王位给予王子和公主时并没有让政府的行为要符合王国古老的法律这一原则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一次，议会起草了著名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它清楚地重申了英国人的所有古老权利和自由；国王没有得到议会的允许不得征税和保留军队；并重申议会两院的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威廉和玛丽被要求接受宣言并同意根据宣言的条款进行统治，之后他们被宣布成为英格兰的国王和王后。这成为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文学

175．新教徒主义的反抗；这个时期的文学对这种反抗的记录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是英国社会最腐败堕落的时期。道德的堕落和生活的腐化，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堕落，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宫廷的放荡无耻，而更大程度上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之前清教主义过于严厉和令人厌烦的生活方式的自然反弹。毫无疑问，清教徒对于所有形式的娱乐和无害的活动的全部抵制是错误的。他们不仅反对赌博、酗酒和挥霍，并停止了捕熊活动，而且关闭剧场，禁止人们跳五月柱舞，谴责圣诞活动是异教行为，认为雕塑是偶像崇拜且有伤风化，在服饰上增色和装饰都是与严肃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的。

所有这一切对于人性而言，都是沉重的负担，反抗自然而然地发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社会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追求享乐的骑士党取代了高唱圣歌的圆颅党。信仰让步于不忠，冷静屈服于酗酒，清淡的生活方式屈服于荒淫无度，节俭让步于奢华，阅读《圣经》、高唱圣歌和诫勉让步于享乐、亵渎神灵和酗饮狂欢。

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对抗议清教徒“酸腐的简朴生活方式”的完美记录，也是对这个时期厚颜无耻的不道德生活的忠实反应。被查理二世及其宫廷最广泛阅读，也最能代表获胜方精神的著作是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所著的讽刺诗《胡迪布拉斯》（Hudibras）。这部作品创作的目的是对清教徒思想的伪善言辞和过度简朴生活的讥讽，就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对骑士生活的奢华和愚蠢进行勾勒和描绘一样，然而，巴特勒展示对所讥讽事物的报复和仇恨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却是找不到痕迹的。

这个时期作家的作品如此不道德和不雅的揭露让这些作者获得了“腐朽的剧作家”（Corrupt Dramatists）的称号，而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诗人德莱顿（Dryden）。

第四节 威廉和玛丽的统治（1689—1702）

176．《权利法案》（1689年12月16日）

1688年光荣革命和威廉与玛丽王位的解决标志着英格兰宪法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它在议会占据上风的前提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王和议会之间长期以来的斗争。《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将《权利宣言》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它也是威廉和玛丽统治下议会的早期法案之一，实际上“将国王的最高统治权转移到了下议院”。

通过将詹姆斯赶下王位，让威廉登上王位，并规定了王室的所有天主教后代都无权继承王位，《权利法案》实际上清楚地宣布英格兰国王的权力和头衔不是来自出身而是来自人民的意志，议会可以废黜国王并剥夺其子嗣的继承权，并将王权交由另一家族掌管。这就彻底根除了君主根据神授权力继承王位并作为上帝的代理人管理国家不受人民的谴责和控制的思想。在英格兰，我们越来越少听到政府可以威胁英国人民自由的理论。

法案的各项独立条款，紧随《权利宣言》之后被制定出来，它们否定了国王的豁免权，即斯图亚特王朝通过皇家诏令废除某项法律的权力；禁止国王篡夺法庭的职能，禁止国王征税或在没有得到议会批准情况下在和平时期保留军队；重申公民的请愿权来纠正不平之事和自由选择他们代表的权力；作为上下两院的古老权力，重申了辩论自由权；要求经常召集议会。

以查理二世曾经企图重建天主教信仰为鉴戒，《权利法案》的制定者进一步宣布所有和罗马教会有所关联或者与天主教徒通婚者都应该“永远不能拥有、继承或者享受王国的政府和王位”。自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后，再也没有天主教徒坐过英国的王位。

所有这些条款后来都写入了英国宪法，并从此以后被认为是英国基本法的一部分。

177．财政收入的解决方案

《权利法案》的条款通过适当的立法生效。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能够独立于议会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据英国传统，在每一位开始其统治时，都要被授予终生的王室收入。这份收入，无论是通过馈赠、捐助、垄断抑或是其他类似办法，使得有独裁倾向的统治者能够管理政府、发动战争或是从事任何其他疯狂的举动。所有这一切都被改变了。议会不再授予威廉亲王终生的王室收入，而限制在只给一年的收入，使财政官员在议会规定的范围之外有所支出变成违法行为。

英国宪法的这一改变，其重要意义如何高估都不为过。正是对国家财力有如此的掌控，使得下议院能够实际掌控政府，并做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司法仲裁。

178．詹姆斯企图重夺王位；博因河战役（1690）

威廉统治的前几年不断受到詹姆斯企图夺回王位行动的干扰。詹姆斯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雅各比派（Jacobite）的支持，雅各比派是詹姆斯二世的忠实拥护者。爱尔兰人给威廉制造了最大的麻烦，但是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让威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博因河战役的胜利彻底击败了反叛的思想，很快，整个爱尔兰承认了威廉的权威。新教爱尔兰人或奥兰治人（Orangemen）仍然清楚记得当初庆祝胜利的盛大场面，即使在新大陆的城市里，他们仍然会举行纪念活动。

179．威廉的计划及其去世

当初威廉之所以接受英国革命者的邀请担任英格兰的国王，是因为他一直渴望依靠英国的武力和资源来对抗独裁制度的强大捍卫者和荷兰危险的邻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帮助詹姆斯夺回王位的行为引起了英国人的愤怒，英国人都愿意支持威廉同路易十四开战。因此，在巴拉丁战争中，英国和荷兰的水兵并肩作战，对抗共同的敌人。巴拉丁战争结束后不久，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爆发了，在准备这场战争的期间，威廉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致命伤而去世（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