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罪恶的鸦片贸易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来到东方。他们开始涉足鸦片贸易，将印度鸦片运送到东南亚，并在印度尼西亚等地种植罂粟，逐渐将鸦片运入中国。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英国人喜欢上了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从而处于长期入超境地，为了平衡贸易，英国人终于发现鸦片这个工具，于是鸦片被大量运到中国的海岸。

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方法，首先出现于印度尼西亚，此后由西方殖民者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鸦片本“臭恶可憎”，吃鸦片一直难以逾越感官障碍，而新的吸食方法的出现，使鸦片的大规模流行成了可能。

第一节 葡萄牙人对华输入鸦片时期

印度鸦片小史 公元7世纪末，强盛的阿拉伯人进入了印度，并把它划入帝国的版图。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带去了罂粟和鸦片。

恒河流域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夏季炎热，喜爱温热气候的罂粟在此生长良好。自此以后，在长达1100年的时期里，罂粟一直是这块次大陆的一种稳定而重要的作物。

自8世纪起，鸦片不仅是印度人日益依赖的药物和食品，而且吃鸦片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嗜好。早在中国唐代所译的《毗奈耶杂事律》中已记载了印度人抽鸦片的特殊方式：用两碗相合，底上穿孔，中置鸦片及火，然后以长铁管插在孔中而吸之。

荷兰人林斯·霍退伍在1598年写的《东西印度航海故事》中记载了印度到处可见的食用鸦片的习惯。大人们还给小孩服食鸦片，甚至给珍贵的家畜吃鸦片。例如印度人多有让大象在家看门、带孩子的风俗，主人定期给大象吃鸦片，大象有瘾后，便不会逃亡。

由于社会对鸦片的需要量大增，从而刺激了罂粟的种植，在孟加拉一带形成了罂粟主要种植区，由当地的藩王所控制。除孟加拉以外，各地都有鸦片的生产作坊。于是，印度政府便对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贩卖制定了严格的税收制度，从此鸦片税成为印度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这种专卖制度形成于莫卧儿王朝穆加尔帝国时期。帝国的第三代皇帝阿克巴（Akbar, 1542—1605年在位）统治时，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他为了敛取更多的财富而推行鸦片专卖制度。此后，印度次大陆进入了鸦片泛滥的时期。从贩夫走卒到贵族大臣，人人钟情于鸦片，而且宫廷成了鸦片的巢穴。

这种状况在西方殖民者相继侵入印度后，变得更加严重，在殖民者的策划下，印度最终成了世界鸦片的主要生产中心。

葡萄牙人来到东方 在欧洲人中，葡萄牙人最先利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的成果，打破了阿拉伯人对印度洋的控制，他们于1498年进入印度，1510年占领果阿（Goa，一译卧亚），翌年占领马六甲，还先后侵占了科伦坡、爪哇、加里曼丹等地。葡萄牙人在果阿设置驻印度总督，在马六甲、斯里兰卡等地设省督，进行殖民统治与贸易管理。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地区后，马上注意到当地的鸦片买卖。麦哲伦的堂兄弟巴伯沙已看到，印度的统治者及贫民，均食用鸦片。对于统治者来说，鸦片不仅是种奢侈品，而且还可用于政治目的，如毒死政敌。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坎贝国王怕自己的继承人遭敌人毒杀，所以先让王子服用鸦片，并不断加大剂量。最后，王子便百毒不侵，甚至“当一只苍蝇落在王子身上时，苍蝇马上死去，并暴胀起来”。对于百姓而言，鸦片也是家庭必备的药品。还有人用鸦片作春药，妇女则服用它来反抗沉重的男权：“她们将鸦片溶在一些油中喝下，在睡眠中死去，感受不到死亡。”他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中国人已从东南亚进口鸦片。他写道，在马六甲，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他们运来了各种各样的货物，其中包括“鸦片、玫瑰水、银朱……，所有这些，在爪哇都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些商人中，还有中国人，“中国人也是很棒的航海者……他们运载着各种货物来到马六甲……他们回程时，装上产自坎贝德种种药材，主要有afiam（即我们所说的鸦片opium）、洋艾、藏红花等”。

1513年，葡萄牙商人首次抵达中国沿海，接着驻马六甲省督又两次遣人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517年安来乃德率领葡船和马来船来到广东屯头、南头等处。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了澳门，到1557年，葡萄牙人收买明朝官员，盖屋赁地，将澳门窃取为居留地。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研究后指出：“开始流入中国的外国鸦片是葡萄牙人从果阿和达曼（Daman）贩运来的。”该两地是葡萄牙人在印度西北岸的租界地，葡人从当地土邦政府那里收购鸦片，然后运往广州。当时，鸦片是作为药品而合法进入中国的，葡人只需向粤海关纳税，即可合法贸易。从果阿和达曼输入中国的鸦片逐渐增多，鸦片在中国的上流社会里流行起来，鸦片瘾者增加，生活日益奢靡。

中国政府为了抑制烟毒的泛滥，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提高了鸦片的进口税，每百斤征税银3两，又分头银2两4钱5分。尽管税率比以前提高了1.5倍，但这种努力并无多少实效，到雍正年间（1723—1736年），每年进口的鸦片已达到200箱，按每箱50公斤计算，即达10000公斤，由此可见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吸食鸦片的阶层。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在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查禁鸦片的谕旨。

澳门——300年鸦片走私中心 1729年前，尽管鸦片入口要纳税，但因为税率不重，且进口鸦片不论多寡均属合法，因此，可以推断那时葡萄牙人走私鸦片的情况并不多见；但1729年之后，一些葡商为牟取暴利，公然违反中国政府的禁烟令，发动了大规模的鸦片走私。

葡萄牙人把澳门作为桥头堡，并充分利用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货船不进行检查的条件而大量走私。最常见的手法是将鸦片藏在商船的船底而偷偷地带入，进入澳门后，鸦片或卸在岸上，或囤在船中，然后找中国鸦片商人接洽，双方谈妥价格后，即由中国鸦片商驾船到澳门，将鸦片偷运入内地。这样，中国鸦片商的行动成了整个鸦片走私贸易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为确保走私的成功，对中国鸦片商的活动进行保护。如澳门到泉州是鸦片走私的热线，为了防止中国官方的缉私与海盗的抢劫，澳葡当局竟以武装舰船护航。

这种走私不仅给葡萄牙人带来了横财，使他们获得了向巴西及欧洲贩运中国货物的现银，而且葡萄牙海关还可以征得可观的税金。当遇到麻烦时，葡商们自然不会忘记行贿于某些中国官吏以使他们放行。

这样，鸦片走私量便不断上升了。

直到1773年，中国的鸦片市场一直操在葡萄牙人的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每年向中国进口的鸦片已增至1000箱（1767年的进口数）。此后由于西班牙人、英国人的后来居上，葡人渐处劣势，但这并不是说葡人就此金盆洗手了。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对葡萄牙船输入澳门的麻洼鸦片有过统计：

可见，他们仍没有放弃利润最丰的鸦片走私，不仅如此，还利用澳门这一基地与东印度公司进行对抗。当东印度公司对前往加尔各答的葡萄牙鸦片船课以重税时，澳门当局以牙还牙，也不准对手将鸦片搬运上岸。但最终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还是携手合作了。按照协议，运至澳门的每一箱鸦片，需向葡人纳税25元。在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经澳门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相当可观（见表3-1）。

当时的“澳门为华洋商聚集之所，洋楼囤伫烟土，久成弊薮”。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例如威加（Veiga）的泮瓦母子公司和派里拉公司分别与英国的鸦片贩查顿和颠地有联系。

此后到1887年，中葡两国订立《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人“永居管理”澳门。澳门由此成为有条约依据的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澳门进一步成了鸦片贩运、藏污纳垢之地，在1946年7月正式实行禁烟之前，澳门一直是东方鸦片毒品的走私中心之一。

西班牙人的东来 16世纪时，基督教国王的统治使西班牙结束了漫长的中世纪，国力渐盛，遂步葡萄牙人之后尘而进军东方。1571年西班牙人强占了吕宋（今菲律宾），其领土横跨四大洲，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殖民帝国。1575年西人派了两个传教士到达福建，此后又占领了台湾的鸡笼（基隆）和淡水。由于葡萄牙人阻挠他们在广东经商，中国政府曾一度开放漳州、厦门作为西班牙人的贸易口岸。时厦门、泉州和福州的商人大批地奔赴菲律宾，非常积极地展开贸易，从而动摇了西班牙人的优势。西人开始对华人进行迫害，1603年，吕宋诸岛上的22000华人几乎都死在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屠刀下。26年后这一惨剧再度重演。

西班牙人在向东方扩展的过程中，把从美洲带来的烟草传到了菲律宾，约在1620年前后，烟草又被到菲律宾经商的福建人带回了故乡，此后，又传到了台湾。台湾是丛林密布、疟疾流行的地方。西班牙殖民者对付恶劣环境与热湿疾病的药方是把烟草、鸦片和砒霜混合使用，这种方法逐渐流行起来后，又经西班牙在中国的主要据点厦门而传播到中国各地。

荷兰人与鸦片吸食法的传播 荷兰人脸白须红，《明史》称其为“红夷”。荷兰虽国土狭小，但到16世纪靠造船、航海起家，日益富强。1581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他们觊觎东方的财富，于1595年到达了印度，同年占领了爪哇。他们也是在印度首先接触到鸦片的，林希霍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印度不少人每天都要吃鸦片，否则就是死去；吃鸦片的人总是处于昏昏欲睡中，“他们吃很多的鸦片，是因为在劳动中不会感到劳累与烦躁，不过他们主要是为了纵欲而吃鸦片”。

1601年荷兰派商船来到广州，为与其他各国竞争庞大的东方市场，荷兰的6个商会于次年联合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05年，荷兰又依靠迅速膨胀的海军击败了葡萄牙舰队，逐渐取得了远东地区的制海权。但在争夺澳门的较量中仍处下风，因此他们加紧闯入中国和日本的步伐。

1604年，荷兰人驾两艘大舰直抵澎湖，他们伐木筑屋，要求开市，遭福建疆吏拒绝，后经交涉才退去。此后又于1622年重兵压境，侵占澎湖与台湾，在台南构筑兰遮城和赤嵌城等，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的大军击败而退出台湾。

在1624—1661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期，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的方法由爪哇经台湾、厦门而传入中国内地。

原来，1619年荷兰人进兵爪哇岛上的咬留巴（Batavia，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作殖民大本营，却遭到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于是，为了对付“轻捷善斗”的土人，荷兰人从印度运来鸦片，诱其吸食。实际上此前的爪哇土人早就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鸦片，荷兰人只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土人食鸦片成瘾，体质日渐虚弱，无力继续对抗，而且又依赖荷兰人供应鸦片，于是，咬留巴被荷兰殖民者所占领。1670年起，荷兰人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鸦片贸易，从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在爪哇，“人分三等”，荷兰人为统治者；中国商贩，人称唐人，地位居中；土著居民最低下。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殖民政府曾规定“红毛（即荷兰人——引者）及唐人无得吃鸦片，犯则重罚不宥，然唐人往往窃食”，这是刊于乾隆二十五年的《台湾府志》的记载。爪哇的唐人多是福建漳、泉、厦门之人，据史书记载：唐人中很少有不食鸦片者，他们认为给来客递上鸦片烟，是对客人的最大敬意，因此，在爪哇的鸦片瘾者中，华人占大多数。为攫取利润，荷兰人不久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而鸦片的承包人是控制印度尼西亚商业的中国人。据说华人的承包始于1745年，第一个承包商叫王恩安。久而久之，他们“有怀其土入中国，依法制烟，流毒漳、泉、厦门”。后又蔓延至台湾。

当时在台湾的大陆人已有5—6万，他们又将鸦片带到了大陆各地。随清军进入台湾的蓝鼎元记录了台湾日益严重的鸦片问题：“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己，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缺露，脱神欲毙，复饮乃愈。然三年之后，无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可哀也。”

笔者发现，荷兰人在向台湾输入鸦片的同时，他们也将鸦片从孟加拉和比哈尔运到东南亚诸岛，并流入广东，时间是16世纪初以后。荷兰人因是帮助清廷“剿灭”郑成功的功臣，因此取得了自由航运权，遂利用自由航运权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送鸦片。到17世纪70年代，荷兰每年从印度收购35吨鸦片运往东南亚和中国。1800年后，已增加到58吨。由此看来，与荷兰人向中国销售鸦片的数量相比，东南亚华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与此同时，罂粟开始在爪哇一带培植，并被大力推广。后来罂粟也从爪哇传入了台湾，传入了福建。

关于鸦片的吸食方法，也有人指出，爪哇人除了发明了“烟草与鸦片拌食”以外，从一开始就单独吸食鸦片了。那里的土人喜欢以水管吸食烟草，初偶然将鸦片溶于水中吸之，“倍觉愉快，因发现鸦片吸食之法”。一般认为，鸦片吸食法最早出现于荷兰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其后，荷兰人把这一方法传入台湾，“复由台湾传入漳、泉、厦门。自兹以还，我国人遂沾染吸食鸦片之恶习”。在清朝末年，有人说吸食法为乾隆年间，广州一尼姑所创。这一民间传说的可信度不高。即使成立，年代亦大大迟于荷兰人东方殖民时代。因此，鸦片吸食法是外国传入中国的。

1780年，荷兰因美国革命而卷入对英国的战争，从而削弱了在东方的势力，英国商人逐渐确立了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的商业优势。1781年，无力挽回颓势的荷兰人将在印度的权势毫无保留地拱手让给了英国人，从此，开始了英国人对东方贸易的独霸时代。

第二节 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

英国对印度的占领18世纪后叶，英国进行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经济和科技迅速跃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促使英国资产阶级走向各洲，去寻找和开拓商品市场及殖民地。

1588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便开始对外扩张。他们于1591年到达印度，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在1709年与成立于1698年的新英国东印度公司合并（名为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它从英国女皇那里领得“特许状”，可独占从好望角到东方这一广阔领域内所有国家的贸易，并在所占领的殖民地拥有军政全权。

该公司的首要目标是印度。当时的南亚半岛正处在莫卧儿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自1707年皇帝朗则布死后，这个帝国分崩离析，从而给东印度公司以可趁之机。公司采用“经济渗入”手段，不断派遣使团去印度，从莫卧儿王朗那里骗取各种贸易特权。1609年，在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商站，4年后占领了该城。以后通过哄骗、欺诈、租赁或购买等手法，得到了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重要据点。

1757年，公司又玩弄奸巧而诡诈的外交手腕，征服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孟加拉王国。从此，东印度公司俨然成为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1765年公司在得到了澳理萨、比哈尔等地的部分权力后，继续向东推进，就在葡萄牙人操纵向中国进口鸦片的末期，英国则后来居上，奠定了东方殖民帝国的基础。

英国人在观察到印度人普遍地吸食鸦片的情况后，作了大量的报道。1586年，菲奇到达印度的八达拿城，见到这里的鸦片、糖等商品的贸易十分活跃。17世纪中期，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弗莱说，印度的士兵经常食用鸦片以增加勇气，且数量很大。就是在摔跤比赛时，摔跤手也会吃鸦片以增强力量。而且他们注意到，印度的鸦片被贩运到东方各地，如马六甲。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控制了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驾船东进。1786年，英国人占领槟榔屿；1795年控制马六甲；1811年又进入了爪哇。此后，英国人又成功地打入了暹罗和缅甸。当然，印度之后，东印度公司员重要的目标无疑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

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 英国欲与中国通商的念头很早就已萌发了。1596年，特使杜雷（Dudley）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给万历帝的信，率领三船向中国进发，不料在海洋上遇飓风而沉没。直到1637年6月，女王的商船才首次抵达澳门。1684年，英船驶入了广州。由于公司的有效推动，英国对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广州、漳州和宁波等地，可以看到英国商人活跃的身影。到18世纪初，英国后来居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贸易扩大的原因是英国进口量的上升。1637年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商人就出师不利。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曾推销掉一件英国货，反而为中国精美绝伦的商品所吸引，花了8万西班牙银元买了一批中国货。但不久，英国人就学会向中国推销鸦片了。这一点在英国国内也已形成共识。1719年4月出版的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已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这一社会问题。书中叙述英商鲁滨孙曾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他说：“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很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

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并定期派遣船只。至晚在那个时期始，公司已在小规模地向中国贩卖鸦片了。他们从马德拉斯购入鸦片，运至广州，并以此款购买茶叶。1727年，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达200箱。两年后中国便开始实行禁烟，因此英国在华官员对公司的违反中国法律的举动，十分不满，指出：它将危及广州的整个贸易，因为中华帝国已于1729年禁烟。然而，为巨额利润所驱使的鸦片贸易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到后来，英国官员们也改弦易辙，转而支持鸦片贸易了。促使他们态度转变的理由是，平衡日益增长的中英茶叶贸易中英国方面逆差的唯一“法宝”就是鸦片。

红茶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 茶树原产于中国，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已人工栽培茶树了。古人在利用茶叶治病的同时，逐渐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形成了绿、红、花、乌龙等四大茶系的数千个品种。

自古以来，欧洲各国是农牧混合型经济，食物以牛奶和肉类为主，因此不易消化。而中国的茶叶可以去油腻、助消化。所以当1664年中国茶叶第一次出现在伦敦时，便引起了英国朝野的轰动。茶叶的作用被新闻媒介无限地扩大而供不应求。在红茶中加入牛奶成了众多英国人不可改变的生活习惯。于是，对中国茶叶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1793年，英国国内茶叶的消费量已达1600万镑。到1820年，更上升到了3000万镑。红茶不仅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而且给贸易公司和政府带来了巨额财富。垄断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每年可获得150万镑的利润；而英国政府1793年的茶叶税有30万镑，1833年的茶叶税已增加到330万镑。相当于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茶叶贸易还引起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当时，垄断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每年向北美殖民地转运茶叶，数量通常在400吨以上，并从中捞到大量好处。强大起来的北美殖民地渐渐地不再愿意宗主国控制着生活必需品的茶叶的进口权，因此独立意识日益高涨，后来竟以茶叶税为导火线而引发了划时代的北美革命和美国的独立。

英国政府不能改变人们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便企图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茶叶，然而这也毫无可能，因为中国是茶叶的唯一出口国。尽管英国人在印度大力推广种植茶树，但直到1838年才有8箱印度产的茶叶首次运到英国。直到1860年时，中国茶叶仍占世界市场的90%。因此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不得不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同时它能够向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中国出口的商品却非常稀少，这样英国的白银因购买中国茶叶而大大减少了。

实际上，受到普通欢迎的中国商品不仅仅是红茶。英国贵族和地主们热衷于搜求精美的中国瓷器，并以在自己的城堡里建立CHINA（瓷器·中国）的房间而自豪。同样，中国的棉布也大受欢迎。英国人喜欢穿着吸湿性能良好且凉爽的中国棉纺织品做的西服，为此他们竞相购买江南地区出品的“南京布”。中国纺织品的输入，大大刺激了英国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尽管英国不出产棉花，但他们强烈希望能生产出像“南京布”一样的纺织品。于是，一场棉纺织机器的革命首先兴起，并改变了英国作为棉布进口国的形象。到19世纪初，英棉纺织品如潮水般地涌向印度，接着，英人将中国视作目标，其本意是输出棉布，进口红茶，与中国进行双向贸易。但英国没有力量使广袤的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其高价的棉制品又遭到中国土布的顽强抵抗。

1751年，4艘英船带来10842镑的货物，然而同船运来的银元却达119000镑。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人们随处可以找到英国货滞销的记录。所以，英国的几代君主不得不颁布贸易保护主义的法令，防止东方布品的倾销；但同时英布却打不开销路，对此英国人几乎丧失了信心。直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的英商还无可奈何地说：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是质地还是成本都优于曼彻斯特的产品。后来，一个真正的中国通赫德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农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这种状况使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在1710—1759年间，有26833 614镑金银从英国运到了东方。另一则统计说1671—1821年，英国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1亿元。到19世纪前叶，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已达白银200万—300万两。东印度公司已感到越来越难以搜求到足够的货币运往广州购买茶叶了。

鸦片，正是在英国人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罪恶地发掘出它的商业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被推上中英关系史的舞台。

鸦片——三角贸易的钥匙 敏感的东印度公司发现散居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非常容易染上鸦片的癖好，在本土的中国人亦是如此，因而认定鸦片在中国有广大的市场。而且他们看到在葡、荷、西等殖民者的策划下，鸦片已输入中国，吸食鸦片之风正弥漫于各地，殖民者们因此发了大财；另一方面，英国的棉纺织品尽管已倾销于印度，但英国又不购买印度的产品（除棉花以外），而东印度公司现在与将来可以推销到中国去的唯一大宗商品只有鸦片。

于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三角贸易便在东印度公司的直接策划下诞生了。

英国向印度输出棉制品，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这样，卖出鸦片的钱便可以支付买茶叶的钱，英国的贸易就通过这种三角的关系取得平衡。

稍后出现的英国国内的一次对话，典型地表现了英国殖民者的心理。1847年，英国设立中国贸易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曾质询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A．马塞松：

问：“你是否认为英国商人经营鸦片贸易能够使英国对中国贸易的局面全面打开？”

答：“我确信如此。英国工业产品进入中国东面海岸时，只能售出极小部分。如果装载棉制品的船不携带鸦片的话，该船恐怕连路费都赚不回来。”

问；“照此看来，现在鸦片可以成为对华大规模贸易的先驱者了？”

答：“的确如此。我认为如果没有鸦片的贸易，棉制品贸易也就不会发展，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棉制品贸易的费用是承担不起的。”

显然，鸦片贸易成了棉制品出口的先行投资，鸦片成了棉制品的先驱。A．马塞松的坦率承认，充分证明了鸦片在中英贸易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政策 1773年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从加尔各答输入广州最早的一年”。从此，葡萄牙失去了向中国出口鸦片的操纵权。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的专卖权，1797年，他们又取得了鸦片制造的垄断权，从而进入了在鸦片贸易中更疯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时代。

英国人最初是从波斯、土耳其购入鸦片原料，加工后运往中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其中的部分利润漏失了，而且没有主动权。为了夺取最大的利润，并掌握主动权，公司决定从波斯大量购入罂粟种子，在印度各地推广种植，从而将印度变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罂粟栽培地。

1757年，东印度公司战胜藩王，控制孟加拉后，即将鸦片引入该地。这里的所谓“孟加拉”地区实际上是恒河流域东部的一条狭长地带，即今日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种植区沿恒河延伸，长500英里，宽150—180英里，100多万有特许证明的烟农，种植着50多万英亩的罂粟。

为管理鸦片生产，印度殖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官僚机构。孟加拉管区的田赋税局为最高管理机构，它监督着巴特拿和贝拿勒所两个经理处的活动，这两个经理处是东印度公司的派出机构，其负责人都是印度内务部的官员，每个经理处都有自己的加工厂，负责鸦片的从晒干到装箱，直到把鸦片押运至加尔各答入库的一系列生产、管理过程。经理处下设分理处，分理处既是向烟农开支的出纳处，也是生鸦片的收购处。分理处下面又设有许多同烟农接触的联系点，如巴特拿的11个分理处设有41个联系点，雇有980名印度职员；贝拿勒斯16个分理处有53个联系点，雇用着1378名印度职员。分理处的官员直接与地方上的中介人打交道。地方中介人多是村里的头人或大种姓的首脑。

鸦片生产的过程一般首先是东印度公司确定生产总量，然后把生产量分配给各地，每年的9月，分理处经理就与印度中介人商定烟农的名单，以及他们各自的种植面积，并发给合同书。烟农只要在合同书上签字后即可领取预付金。据统计，1873—1893年间，巴特拿每年拥有烟农699000人，贝拿勒斯拥有烟农626000人，两地相加超过130万人。罂粟种植面积为516000英亩。

公司实行一系列措施来巩固鸦片垄断权，禁止印度民众吸食鸦片，签约农民必须把所有的鸦片全部卖给公司，因为如果鸦片不能出口，就无法换回白银，也就不能平衡贸易。因此，公司将鸦片集中于加尔各答，并建立大型的鸦片工厂，“使罂粟的蒸熟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然后向被公司认可的贸易商人进行拍卖，中标的商人可以用现金支付烟款，也可向该公司立下在广州兑换白银的借据；当这些商人在广州卖掉鸦片后，可向公司支付现金，收回借据，也可购买茶叶运往英国后，再与公司结算。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处，在三角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顺利进行。他们监督商人们的活动，从商人那里收回所欠的债务；他们还要把公司的支票交给英国商人们，让他们购买茶叶运往英国，这些支票可由商人们用运到中国的鸦片来偿还。这样，鸦片贸易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在印度，除了孟加拉以外，马尔瓦也是鸦片的主要产地，马尔瓦地处西印度，当地土邦自由生产鸦片，并自行运往中国进行销售，独占利润，这使英国人十分头痛。1818年，东印度公司为了独霸鸦片贸易，发动了英国—马拉塔战役，最终控制了整个西印度地区。这样，印度的鸦片从罂粟的种植到鸦片的拍卖并运往中国出售，完全控制在公司的手中了。

三角贸易的后果 以鸦片为钥匙的亚洲三角贸易给英、印、中三方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对于印度的农民而言，由于鸦片的销路得到了保障，因此他们愿意种植罂粟，而且种植罂粟可获得比种植小麦或甘蔗高1—3倍的利益，于是罂粟种植几乎成了印度农民的救星。当然，在整个鸦片贸易的诸环节中，辛劳耕作的印度农民实际上仅仅得到一个零头的实惠。

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鸦片成为其财政的主要支柱。当时罂粟种植区主要是比哈尔邦和贝拿勒斯邦的5%左右的耕地，约占全国耕地的0.5%，但就是这0.5%的土地上，却能征到印度殖民地财政收入的17%。英国殖民地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的税率征收。到19世纪30年代，它的鸦片贸易税所得每年达200万镑，相当于该政府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鸦片的利润率是相当惊人的。例如1813年，每箱鸦片的生产成本为237卢比，而在印度市场上的拍卖价达2428卢比，利润率为924%。1797—1817年间的21年中，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一地拍卖鸦片的纯利润就达11054万卢比，约合中国31837 701银两。

而那些从拍卖市场上取得鸦片再将其运至中国销售的英国商人们，也个个腰缠万贯，因为，在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就高达1000银元。

毫无疑问，英国政府也分享了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英属印度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以上的税率征税。不仅如此，当东印度公司把在华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金购买茶叶去英国本国出售时，英国政府又可征得大量茶税。“英国财政部从茶税中所得岁入，在公司专利末年，每年平均达三百三十万镑，中国茶叶供给了英国全部岁入约有十分之一，同时还供给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由此可见，英国政府仅从鸦片税和茶叶税两项中就收得500多万镑的巨额款项。这笔收入对英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利物浦印度协会在1836年给英国首相迈尔本的备忘录时，再三强调了这一点，他们指出：“须知对华贸易，事关六百万镑资本，九万吨航运，四百万到五百万镑的税收。”

对中国而言，大量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见表3-2），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财政后果。

这样，鸦片三角贸易的结果，使英帝国达到了多重目的：英国把棉制品倾销到印度；同时迫使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将鸦片运到中国；再从中国换回英国急需的茶叶等。最直接的后果是英国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用白银去换中国的茶叶了。18世纪70年代后，英国运往中国的白银因鸦片的倾销而呈锐减之势。到1804年后，东印度公司已经可以从欧洲运很少的白银或者根本就不运白银来华。英国的贸易因为有了鸦片的填补而得到了平衡。不仅如此，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积极推动，输入中国的鸦片的激增，广州反而要输出白银去购买鸦片这种毒药了。根据一项保守的统计，在1806—1809年的三年里，有700万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进入19世纪后，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二分之一以上。到1837—1838年度，仅输入的鸦片一项（337万镑），就比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314万镑还多。实际上，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每年流向外国的白银达700万—800万元。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的鸦片三角贸易是在中国实行禁烟的时期发动的，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禁烟政策；而当中国奋起，试图阻止这种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时候，英国为其巨额鸦片利润所驱使，凭借武力迫使中国政府就范；并欲尽可能地扩大这一贸易。这也就是后来所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英国商人贩运鸦片时期

活跃的港脚商人 当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以广州为基地开展鸦片贸易时，中国政府早已宣布禁烟了。对此英国殖民者不能不有所顾忌；但他们又无法摆脱鸦片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所谓的两全之计：表面上东印度公司命令公司的船只不准把鸦片运入中国，而是将鸦片在印度拍卖，然后由港脚商人把鸦片运至中国出售，以完成三角贸易。

所谓的港脚（Country）商人就是指那些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私商。他们既可以是英国的私商，也可以是印度的私商，由这些英、印私商所进行的私人贸易，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港脚贸易。

东印度公司将所控制的鸦片集中到加尔各答，加工成白班土，然后拍卖给港脚商人。在最初的岁月里，每年拍卖5次，后来随着鸦片产量的增长，每年拍卖7次，再后来达到每月一次。1821年后公司也将收购来的白皮土运至孟买拍卖。甚至波斯土也会由海峡运到达曼、孟买等地拍卖。1801年前，每箱鸦片的拍卖价约1750卢比，此后一度因产量增大而价格下跌，1801年仅1124卢比，1811年回复到1639卢比，1817年时已涨到每箱2300卢比了。鸦片拍卖后名义上由港脚商人自行处理，实际上，商人们无不将鸦片装入港脚船，开往东南亚和中国。

港脚船在印度制造，多由英商出资，雇印度人为船员，但由英国船长指挥。港脚船只有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之后，才能从事东方贸易。鸦片是极易损坏的商品，必须小心包装，箱子外面还裹上皮革，因为鸦片需要通风，通常每艘船一次只装500箱。这些船是吨位在500吨以上的钢底船舰，一船备有12门大炮，精良的武器与航海辅助设备使其能驶向东方各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鸦片贸易的发展。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英国的私人与企业以港脚商人的名义，已经参加鸦片贸易，而且实力大增。到19世纪30年代初，他们已占有50%的中英贸易额。但他们仍受到不小的限制，例如港脚船须经公司的特许才可参加贸易；公司的鸦片政策，在他们这些唯利是图的鸦片贩子看来，是“游移不决”的。他们认为这种港脚贸易，不是一种权利，而只是“一种由宽容才得以存在的贸易”，尤其对推销英国的工业品非常不利，因此，公司的垄断权是“有害的”。这样，在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之时，港脚商人们联合英国国内的资本家，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自由贸易，竭力反对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延续。

东印度公司特权的丧失 1831年，英国政坛发生了变化，由商人与工厂主组成的辉格党，击败了以土地贵族为核心的托利党，在国会中取得了胜利。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扩展“自由贸易”的最后障碍——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遂于1833年8月23日被废除。12月9日，英枢密院明令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并逐渐把公司改组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从此以后，英国外交部成了对华贸易的最高负责机构。英政府随即任命具有英王使节身份的驻华商务监督，以接替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其使命是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华利益及其势力范围。

1834年7月，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大佐律劳卑（W.J.Napier）到达澳门，出任首任商务监督，而德庇士（J.F.Davis）和罗宾臣（G.B.Robinson）这两个前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任副手。从此以后，殖民者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统率下，鸦片贸易这种“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走向了空前的繁荣。马克思曾经指出：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

鸦片走私的新发展 早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时代，不少英国洋行已在广州加入了贩卖鸦片的行列，其中最大的是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伦敦东印度中国学会和曼彻斯特商会。当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后，大量的英国人为鸦片的高额利润所驱使，匆匆赶到广州，一时外国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1833年时，英国商人的团体为66个，而到1837年便增至156个。经过他们不择手段的钻营，终于将鸦片的走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首先，在运输工具上，他们特制了一种鸦片飞剪船。这种船只不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装载量比一般的帆船多50%，而且航速快，从加尔各答到广州，只需40余天，而一般的帆船却要走90天。这样，由于飞剪船的投入，鸦片的运输能力大大增强了。

其次，在鸦片的销售上，他们创造了新的方法。一种叫作黄埔方式。英商将装载鸦片的商船开至广州黄埔港停泊，然后由中国商人直接上船进行交易，双方谈妥后即付款提货。另一种叫作伶仃方式。在中国政府强调禁止鸦片贸易的时期，鸦片船不能直接开到黄埔港，鸦片商们便先将鸦片卸在停泊于伶仃洋的趸船上，然后运载着合法的货物前往黄埔，在那里向中国的买主提供鸦片的样品，中国买主谈妥付款后，即可得到一张提单，凭此单即可在伶仃洋的趸船上提货。总之，不管哪一种方式，鸦片买卖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比起用赊账方式买卖的其他西方商品来，要方便很多。

第三，大大扩大了鸦片走私的范围。其区域从伶仃洋推进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地区。1823年怡和洋行首先组织了远征队，把鸦片运至福建泉州出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价格可以卖得更高，而且还避免了被广州的中国官商征取“陋规”。于是，英商们纷纷驾船北上，并在闽粤交界的南澳设立了鸦片存储站，从而加深了鸦片的泛滥程度。

第四，武装走私日益发展。本来中国烟商雇“快蟹”船凭提单到趸船取货，然后将鸦片运回广州大窑口，但他们有时会遭到政府缉私艇的拦截。为了阻止中国政府的干涉，外国商人们竟将武装的鸦片船开入内河，这种客船“在虎门外面有五十艘三十吨到三百吨的大型船，在内河里也有三十艘或者更多一些。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的花池，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殖民者依仗优良的武装，竟公然与中国政府对抗。英国的官员也承认“在鸦片交货时常常引起这些船只与政府的缉私艇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在1837年后，鸦片走私已从暗中偷运，发展到公开的强运了。

在外国鸦片贩子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活动下，鸦片的输入量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在东印度公司的特权被取消后的四年里，鸦片的输入量竟增长了100%。

当然，这中间也包括美国人的“努力”。

美国人的鸦片走私活动 1784年8月，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到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两国的交往。在早期的中美贸易中，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据统计，在1805—1844年间，美国向广州出口的货物总值是119741 020元，而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总值达196543 071元，逆差达39%，美国因此每年都要向中国运来大量现银，才能平衡贸易。

对美国来说，急需一种像鸦片那样的商品来平衡中美贸易。第一艘来华的“中国皇后”号上的司货员山姆·萧（Samuel Shaw）回国后撰文指出：鸦片在中国很有销路，走私既安全，又可得到优厚的利润。不久，这个有“远见”的青年人被派往广州担任领事。美国人决计步英国人的后尘，以走私贩毒来“开始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

为展开鸦片贸易，他们首先在世界各地搜罗鸦片。由于鸦片的主要产地印度属英国势力范围，因此，美商决定另辟蹊径。恰巧美国驻土耳其领事斯蒂华向国内报告说，盛产的土耳其鸦片如能运到中国去一定能赚大钱。于是，从1805年起，美商将土耳其鸦片运销广州，正式加入了贩毒者的行列。在独占土耳其鸦片的同时，美商还在波斯以及伦敦的保税仓库里购买鸦片。例如1817年普金斯和亚斯脱都在波斯购买了鸦片，而且他们发现贩卖波斯土比土耳其的鸦片的利润还要高出25%。

到1839年林则徐禁烟止，美商的对华鸦片贸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05—1818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贩卖了5494箱鸦片，年平均为392箱。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商采取直运、代运等多种方式运销土耳其的金花土，从而一开始就超越葡萄牙、荷兰等国越居第二位。

第二阶段是1819—1827年。这一时期由于印度鸦片产量的增加，价格下降，美国的鸦片贸易遭到了英国的沉重打击。1819年起运往广州的鸦片锐减，8年间，贩至中国的鸦片共1563箱。为了改变低迷的态势，美国政府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结果迫使英方于1821年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这样，使美商获得了最大的鸦片来源。随着悬挂着星条旗的鸦片趸船在伶仃洋的出现，美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再度攀升。

第三阶段是1828—1838年。这是一个急剧上升时期。就现在所能看到的其中7年的统计数字——美商运穗的鸦片为7372箱——来看，它已超过前两个阶段之总和。而且，鸦片替代现银的输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对华贸易。

这时，旗昌洋行逐渐兴起，成为继普金斯洋行后美商贩毒的中心。美商的活动范围也从广州扩展到东南沿海，甚至是天津。美国政府对“功勋卓著”的旗昌洋行给予了特殊待遇，即从该洋行的大班里遴选各地的领事，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854年。

美国商人究竟把多少鸦片运到中国，要作出精确的统计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不仅在于统计资料的匮乏，如马士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公布输华鸦片的数量；还在于鸦片贸易是一种走私活动，即使有官方的统计，也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美国史学家丹涅特（T.Dennett）曾指出：“在那时，美商与鸦片贸易的关系，远较统计数字所表示的为亲密。”

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却给美国带去了难以计数的利益。第一，它使美国摆脱了中美贸易极不平衡的困境，“因为这项贸易可使美商不必再向中国输入现银，可以用伦敦的汇票代替了。鸦片的销售量越来越多，英美以及其他洋商，可以用卖鸦片的款项买进货物，而不必用现钞了。在鸦片贸易的这一方面，美商所得好处远较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为多。”这一点还可以从美国政府的统计中得到证实，据1857年版的《美国国外贸易》的记录，1831—1840年的10年间，美国输华的现银比前10年减少80%。第二，鸦片贸易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根据马士的统计，仅在1816—1834年和1837—1838年的19年间，中国进口的鸦片总值达18851万元，而丹涅特认为美商占其中的十分之一份额。根据这个估计，再考虑诸如在中国其他地区贩运等因素，鸦片战争前，美商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应在2000万银元左右。这些利润对于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普金斯、约翰、顾盛之类成为暴发户，使大财阀阿斯特得以起家，这些来自美国东北部的鸦片商人攫取巨款衣锦还乡后，致力发展棉纺织业，并由此开始了美国的工业革命。血腥的鸦片利润就这样成了“美国大资本的基础”。

因此，19世纪中国的鸦片大灾难，美国人同样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