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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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威·休·奥登[1]

那陌生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一双异常淡蓝的眼睛。他的目光跟我的目光接触了几秒钟,茫然,空洞,无疑是吓了一跳。他感到惊诧,带了几分天真的调皮,颇令我想起了某件往事,却又说不清发生的地点—是很久以前吧,跟九年级的教室有关。那是在做坏事时被意外撞见的学生的目光。我撞见的显然是他的思想,而不是别的—也许他以为我能解读他的思想吧!总而言之,我穿过车厢隔间从自己的角落来到他那头时,他似乎没听到也没见到我,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强烈地震动了他—事实上他还神经质地闪了闪,像条件反射一样。我也本能地倒退了一步。

简直像在街上撞了个满怀,双方都不知所措,都打算道歉。我急于让他放心,笑了笑,再次提出了我的要求:

“能给我一根火柴么,先生?”

哪怕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立即作答,似乎还在飞快地思考着什么,手指围着背心剧烈地划拉了几下。那动作可以解释为想脱衣服,想掏手枪,也可能只想确认我没有偷走他的钱。然后,激动总算离开了他那凝视的目光,有如淡淡的云翳离开了晴朗的蓝天。他终于明白了我的要求。

“可以,可以,啊,行,当然。”

说话时他用指尖优雅地摸了摸左太阳穴,咳了一声,突然笑了。那笑很迷人,但是露出了我平生所见过的最难看的牙,像是些破碎的岩石。

“肯定,”他重申,“很乐意。”

他用两根手指在看来昂贵的浅灰色套装口袋里优雅地摸索着,掏出了一个金质的酒精打火机。他的手小巧而白皙,指甲修剪得很美。

我给他送上了烟。

“呃—谢谢,谢谢。”

“您先点,先生。”

“不,不,您先点。”

打火机的小小火焰在我俩间闪动,跟我俩夸张的礼貌所营造的气氛一样,非常容易熄灭—最轻微的呼吸都可能吹灭了火,最轻微的卤莽行动或话语都可能破坏了气氛。现在,两支烟都点燃了,我们各自回到了座位。陌生人对我仍不放心,在考虑是否做得过了分,把自己交给了一个讨厌鬼或拆白党。他那畏怯的灵魂急于撤离,而我呢,因为无书可读,又预计会面临一次长达七八小时的无声旅行,决定找点话说。

“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达边境么?”

回顾这次谈话,我觉得那问题并不特别稀罕。事实是,我的兴趣不在答案,而在找话搭讪—我的话题既不能冒昧,也不能失礼。可我的问题对那陌生人却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我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望了我许久,怪怪的,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僵硬了。那是扑克牌手的眼神,他突然猜想对手抓了一副同花顺,觉得还是小心应付为上。他终于回答问题了,慢慢吞吞,小心翼翼:

“我怕是无法准确回答。大概还要一个钟头吧,我估计。”

此时云翳已重新布满他那空洞了片刻的目光。有什么不愉快的念头像黄蜂般缠绕着他了?他轻轻地摇晃着脑袋,躲闪着黄蜂,然后突然带着令人惊诧的迫切补充道:

“这些边界线……多么可怕的累赘!”

对他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一个念头闪过我心里:他可能是个温和的国际主义者,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吧!我试着鼓励地说:

“全都应该撤消。”

“我很赞成你的意见,确实应该撤消。”

他很热心,这不会错。他的鼻子扁平,大而多肉;下巴似乎向两侧分开,有如一架破裂的六角手风琴。他一说话下巴就极奇特地一跳,在旁边形成一个酒窝。那酒窝有一道深深的裂痕,像个伤口。他面颊红润,额头如大理石雕塑般白皙。深灰色的头发从额头上横过,剪了个奇怪的发式,像刘海,紧贴着头颅,又粗又厚。我观察了好一会儿,看出来了,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戴了个假发。

“尤其是,”我顺着自己的胜利往下说,“这套例行手续,检查护照什么的。”

这回我却错了,我立即从他的表情察觉,我不知道怎么碰上了一根令人不安的新的琴弦。我们说的话语言相同,意思却显然有异。不过,这回那陌生人的反应不再是不信任了,而是带着令人困惑的坦率和并不掩饰的好奇,问道:

“你在这儿遇到过麻烦没有?”

我觉得奇怪,倒不是因为他那问题,而是因为他提问题的口气。为了掩饰我的困惑,我笑了笑。

“啊,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什么东西都懒得打开的。至于护照么,他们根本就不看。”

“你这样说我倒很高兴。”

他一定是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急忙补了一句:“可能有点荒唐,但是我确实非常讨厌这类麻烦和骚扰。”

“当然,我非常理解。”

我咧开嘴笑了,我对他的行为找到了满意的解释:这老小子是在悄悄搞点无伤大雅的小走私呢。说不定是给他老婆带了点丝织品或给朋友带了盒雪茄。当然,他现在开始害怕了。看他那阔气的样子,关税肯定是交得起的,无论多高。可阔人自有阔人的独特癖好。

“那么,你还没有走过这条边境线?”我一片好心想保护他,感到几分居高临下。我愿意让他高兴,而且打算在他最倒霉的时刻提醒他撒个可以接受的谎,让海关官员软下心来。

“这几年我常走比利时一线,原因各式各样,对。”他再次住了嘴,表情又暧昧了,郑重地搔着下巴。突然,有什么东西让他想起了我还在身边:“到了现在这阶段,我也许该介绍一下自己了。亚瑟·诺里斯,绅士。或者,是否可以说,有独立资产的绅士?”他神经质地嘻嘻一笑,惊讶地喊叫道,“不用站起来,求你了。”

我们俩距离太远,要握手不能不挪挪脚步。我们折中了一下,坐着没动,只礼貌地欠了欠身子。

“我叫威廉·布雷德肖。”我说。

“天呀,你会不会碰巧就是萨福克郡布雷德肖家族的人?”

“应该是的。战前我们就住在伊普斯维奇附近。”

“真的么,啊?有一段时间我常到那里去,就住在霍普·卢卡斯太太家。她在马特洛克附近有一处漂亮的房产,婚前也是布雷德肖家的小姐。”

“对,不错,她就是阿格妮丝,我的伯祖母,大约在七年前去世了。”

“是么?天呀!天呀!真是令人难过……当然,我认识他时自己也还年轻。那时她已是中年妇女,请注意,我现在谈的是一八九八年。”

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一直偷眼观察他那假发。我还从没见过工艺那么精巧的假发呢。脑袋瓜后面假发跟真发混梳的地方结合得天衣无缝,只在分界处突然露出点破绽,可即使如此,三四码之外也看不出来。

“好的,好的,”诺里斯先生说,“天呀,这世界小到了什么程度!”

“我估计你从来没见过我妈妈,或是我伯父,那位海军上将?”

我现在已在随波逐流,跟着这个攀亲的游戏玩下去。这游戏很无聊,而且有压力。很可能一连呱啦上几个小时。我已看出了前面一连串轻松的棋:大伯小叔,小姑大姨,堂兄弟,表姐妹,婚姻、财产、遗产税、抵押、拍卖,然后是小学、中学、大学、食品口味、老师们的奇闻逸事、著名的嫁娶和纠纷。只需要掌握好语气,我懂的。

出乎我意外的是,诺里斯先生对这个似乎没有兴趣,他急忙回答道:

“我怕是没有见过,没有。大战一开始我就跟英国的亲友失去了联系。我的业务要求我在国外花去很多时间。”

一谈起国外,我俩自然都望向了窗外。荷兰正从我们的视野里溜走,带着午后的梦也似的宁静的朦胧。一列电车正行驶在水坝的堤上,环绕着一片安谧的沼泽地。

“你对这个国家熟不熟?”我问。自从注意到假发以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叫他“先生”了。他既然戴上假发,要想显得年轻,我干吗还坚持跟他之间的年龄差异?那岂不是既不明智,也跟人家为难么!

“阿姆斯特丹我很熟。”诺里斯先生说,以一种神经质的动作悄悄地揉着下巴。这时他张开嘴就像在做个咆哮的鬼脸,虽然并不狰狞,像一头关在笼里的老狮子。“很熟悉,真的。”

“我倒很想去那里一趟,一定很清幽宁静。”

“恰恰相反,我可以向你保证它是欧洲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真的?”

“真的。我对阿姆斯特丹虽然依恋,却要坚持它有三大致命的缺点。首先,很多房里的楼梯太陡,不是职业登山运动员是爬不上去的—难免会弄得心力衰竭或是摔断了脖子。其次是骑自行车的人太多,他们在城里肯定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把丝毫不考虑别人的生命看作荣誉攸关的大事。今天早晨我就是经历过严重的惊险情况才保住了这条老命的。第三是那些运河,到了夏天,你知道……非常不卫生,啊,太不卫生了。我受过的罪无法告诉你,接连好几个礼拜我的喉咙都痛,怎么也摆脱不了。”

在我们到达本特海姆之前诺里斯先生发表了一通演说,抨击了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毛病。他到过的地方之多使我大吃了一惊。他在斯德哥尔摩害过风湿病;在考纳斯总是着凉;在里加感到厌烦;在华沙遇见过极不礼貌的对待;在贝尔格莱德买不到自己喜欢的牌子的牙膏;在罗马受过虫子侵害;在马德里受过乞丐骚扰;在马赛受过出租车喇叭的惊吓。布加勒斯特的厕所给了他极为难堪的经历;他发现君士坦丁堡费用很高而缺乏品位。他最赞赏的城市只有两个:巴黎和雅典。特别是雅典,那是他灵魂的家园。

现在火车已经停了,穿蓝制服的苍白健壮的人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悠闲中模糊地含了几分阴险—边境车站的官员们都有这种神气,有点像监狱看守,俨然有一种可以中断我们任何人旅行的气势。一个声音从车厢那头传来:“德国,查护照。”

“我认为,”诺里斯先生对我客气地笑了笑,说,“我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是在忒修斯神庙后的那几个早晨—我在几条风格独特的老街上闲逛。”

他紧张极了,精细白皙的手不断摩挲着小指上那枚图章戒指;不安的蓝眼睛老是匆匆地斜瞄着过道;嗓子也假了,狡黠地装出快活的口气,调门却已升高,很像战前那种厅堂喜剧的角色,说起话来连隔壁小间里的人也肯定听得见。

“有一回我非常意外地闯进了几个最迷人的小角落。垃圾堆的正中还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根廊柱呢……”

“德国,查护照,请出示。”

一个官员在我们的小格间门口出现了。他的声音使诺里斯先生明显地震动了一下。我急于给他时间镇定,立即递出了我的护照。正如我所预料的,他们几乎没有望它一眼。

“我去柏林。”诺里斯先生说,带着甜蜜的笑容交出了护照。事实上那笑容甜得过了分。那官员并没有作答,只“哼”了一声,颇感兴趣地一页页地翻着护照,然后又带进过道,迎着窗户光细看。

“有一个事实很惊人,”诺里斯先生仍在聊天似的对我说,“在古典文献里你就找不到一句有关吕卡维多斯山的记载。”

他那状态令我非常意外:手指抽搐着,声音几乎控制不住了,雪花石膏般的额头确实沁出了汗珠。既然他所说的“骚扰”就能使他这样紧张,触犯点小规定就能让他这么痛苦,他那神经让他过早地秃了顶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带着剧烈的痛苦瞥了一眼过道。那里又来了一位官员。两人转身背对着我们,一起检查着他的护照。诺里斯先生作出了英勇的努力,保持着见多识广的闲聊口吻。

“就我们所知,那地方似乎还到处有狼出现呢。”

现在,那新来的官员接过护照,露出要拿走的神气,他的同事却在一个锃亮的小黑笔记本上查看,然后突然抬头问诺里斯先生:

“你现在住在科比埃大街一六八号?”

那一刻我以为诺里斯先生要晕过去了。

“呃—是的……住在那里……”

他的眼睛盯住盘问他的人,有如眼镜蛇面前的小鸟,魂飞魄散,听天由命。你几乎可以感到他在担心着当场被捕。可随后的情况却是:那官员在笔记本上记了点什么,再哼了一声,就转过身子,进了下一个隔间。他的同事把护照还给了诺里斯先生,说了句“谢谢,先生”,然后恭恭敬敬行了个礼,跟随那一位走掉了。

诺里斯先生一屁股坐回了木质硬座,长叹了一口气,似乎暂时说不出话来。只取出了一条白色的丝质大手巾在额头上轻轻地拍着,却还小心翼翼,怕弄乱了假发。

“是否可以劳您驾把那窗户开一开?”他终于细声细气地开口了,“这儿似乎突然气闷得可怕。”

我急忙开了窗。

“要不要我给你拿点什么来?”我问,“一杯水?”

他有气无力地挥了一下手,拒绝了我的建议:“你太好了……不用,我马上就会好的。我心里跟刚才已经不大一样了。”他叹了口气,“干这类事我是越来越老了,这样的旅途劳顿……对我非常不利。”

“可你确实用不着这么紧张,你知道。”那时我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想保护他。这种保护的情绪很深刻,很容易被激发,而且很危险。以后我俩的交往就往往带了这样的色彩。“你让自己为一些琐碎的问题困扰了。”

“这种问题你还叫琐碎!”他惊叫起来,极为冲动地提出了异议。

“当然琐碎。都是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没事儿的。很简单,那人把你跟另外一个跟你同名的人搞混了。”

“你真这么认为?”他像小孩子一样,急于得到肯定。

“难道能有别的解释?”

诺里斯先生对这话似乎不太有把握,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唉,啊,没有别的解释,我认为。”

“何况,这类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你知道。就连最清白的人也曾被当成著名的珠宝大盗,脱光了衣服全身上下搜查呢。想想看,万一人家那样对你,会是什么情况!”

“倒也是!”诺里斯先生咯咯地笑了,“我觉得太难为情,光是想起都觉得脸红。”

我俩都笑了。能这么成功地让他快活起来,我非常高兴。可我又想,若是海关检查员来了又会怎么样?如果我对他走私小礼品的估计没错,这确实是他神经紧张的原因,那么,对护照的小误会都会仓皇失色的他,见到海关官员怕是会心脏病发作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对他直接挑明,让他把东西藏到我箱子里去。可他却似乎仍然快活着,并没意识到即将出现的困境。我一时倒真狠不下心去破坏他的情绪。

可是,我完全错了,到海关检查真正出现时,诺里斯先生似乎确实只有一肚子快活,没露出丝毫不安的迹象。他的行李里也没查出什么需要报关的东西。为了一大瓶科蒂香水他还用流利的德语跟官员们开玩笑,打哈哈:“啊,没错,是我自己用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把全世界送给我,我也不会放弃这种香水的。请让我滴一滴到你的手巾上试试!太提神了,太好闻了!”

终于,一切结束,火车缓缓驶入了德国。餐车服务员敲着小锣从过道里过来了。

“好了,我亲爱的孩子,”诺里斯先生说,“经过了这番惊恐和劳顿,加上你对我精神上的支持—我对你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希望你能赏光,和我一起享用午餐。”

我向他道了谢,表示非常乐意。

我俩在餐车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诺里斯先生叫来一小瓶干邑白兰地:

“我本来有一条总原则:进餐之前从不喝酒。但出现必须喝酒的情况也是可能的。”

汤送了上来,他呷了一勺,就叫来了服务员,口气温和地责备道:

“洋葱放得太多,你肯定得承认,是吧?”他急切地问,“你能给我一点帮助么?我希望你自己尝一尝。”

“是,先生。”服务员说。他忙得不可开交,把盘子端走了,在尊敬里略带了几分不屑。诺里斯先生不禁愤愤。

“你见到他那样子没有?就是不肯尝尝,就是不肯认错。天呀,人能够顽固到什么程度呀!”

好在他不一会儿就忘却了对人类天性的这点小小的失望,仔细地研究起了酒类的名单。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你打算来点蹄髈么?注意,这有点像买彩票。在火车上我们必须作好最坏的准备。我看我们不妨冒一冒险,如何?”

蹄髈来了,很好吃。诺里斯先生告诉我,自从他去年在维也纳跟瑞典大使共进午餐之后,还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蹄髈呢。那一回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腰子。“天呀,”他快活地说,“我发现我的胃口大开了……你想吃烹调得无可挑剔的腰子,就得去布达佩斯。那腰子对我是一种启发……我必须说这肉的确好吃,你同意不?的确非常美味。起初我还以为尝到的是怪味红椒呢,可事实上那是我想象力发挥得过了分。”他叫来了服务员:“你能不能向厨房师傅转达转达我的表扬?说我因为一顿非常出色的午餐愿意向他表示祝贺,谢谢。现在,给我拿支雪茄来吧。”雪茄送来了,他嗅了嗅,用两根指头掂来掂去,在盘里选了根最粗的,“怎么样?我亲爱的孩子,你不抽雪茄?哦,你应该抽的。好了好了,你也许有什么别的嗜好?”

这时他的情绪已达到最佳状态。

“我只能说,我年纪越大就越重视生活里的小享受了。一般的规律是,我很强调旅行时坐头等车厢。它总能给你许多特别的关注,确实是物有所值。就以今天的事为例吧,我要不是在三等车厢,他们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来找我麻烦的。头等车厢里到处都是德国下级军官。不是有人把他们叫作‘不是官的官’么?不是有人这样叫么?这叫法多好,多地道……”

诺里斯先生剔着牙,一言不发地思考了一会儿。

“我这一代人的教养是,要从审美的立场来观察奢侈。可大战以后,就似乎谁都没有那种感觉了。太常见的是一味地粗野,就连玩也玩得粗野,你没发现么?有时候我们因为发现了太大量的失业和遍地的痛苦而内疚不安,柏林的情况就非常糟糕,啊,糟糕透了……毫无疑问,你肯定知道。我仍在为此贡献绵薄之力,可那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诺里斯先生叹了口气,用餐巾拍了拍嘴唇。

“而我们现在呢,还在奢侈的条件下旅行。社会改革家们无疑会指责我们的。不过,倒也一样,这餐车如果没人用,餐车人员就全得上救济名单……天呀,天呀。目前的情况可真是错综复杂呀。”

我们俩在动物园车站分了手。诺里斯先生在拥挤上车的旅客群里抓住我的手,握了很久。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再见。我不愿说分手,因为我希望在最近还能很快跟你再见。我在这次旅行里结识了你,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对我所遭到的小麻烦是一种慷慨的补偿。现在,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在本周安排一天到寒舍喝杯茶?就定在星期六怎么样?这是我的名片,请务必欣然赏光。”

我同意了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