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主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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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社会

奥古斯特·孔德青年时代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他个人的思想。他只是汇总了在当时环境下人们的信仰,即:神学思想已属过去,用尼采的话来说,上帝已不复存在,此后支配现代人的才智的将是科学思想;封建机构或君主制组织与神学一起正在消亡;学者和实业家将统治我们时代的社会。

这些论点都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然而这是奥古斯特·孔德为了对现代社会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而从许多流行的思想中选择出来的。懂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十九世纪初震惊所有社会观察家的新鲜事是工业。大家都认为某种与过去不同的新奇事正在诞生。但现代工业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十九世纪初人们看到的工业有六个特点:

一、工业是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上的。生产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而是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组织的;

二、由于科学组织劳动,因而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

三、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工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工人的大量存在;

四、工人在劳动场所大量集结决定了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的或公开的对立;

五、随着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的危机也日益增多。其结果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制造了贫困。令人愤慨的是正当千百万人备受贫困之苦的时候,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

六、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其特点是自由贸易及企业主和商人追逐利润。某些理论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开发财富的根本条件正是追逐利润和竞争,国家干预经济事务越少,生产和财富就增加得越快。

 

对工业社会的解释视对每个特点强调的程度而异。奥古斯特·孔德始终认为前三个特点是决定性的特点。工业就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有财富的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里的集结。此外,工人集结是与资本或生产资料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相对应的。

在他看来,第四个特点即工人和企业主的对立是次要的。然而,奥古斯特·孔德还是承认它的重要性的。“由于缺乏一种相当普遍的推动力有条不紊地协调各种因素,因而工业活动造成的只是彼此之间不完全联系的阶段。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所在,只有依靠公民的团结一致,才能真正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实证政治体系》第三卷第364页。)“自从废除人身奴役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夸张外,无产者群众丝毫也没有真正纳入到社会体制中来。资本的力量最初是谋求解放,然后是谋求独立的自然手段,现今在日常交易之中却变得异乎寻常之大了。按照健全的等级理论,资本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责任性,但是不管它必须占有何等重要的优先地位,资本的作用是过于大了。”(《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第512页。)“今天,主要的混乱危害着物质存在,领导力量的两个必要因素,即数量和财富处在日益激化的对立状态之中,这种对立状态同样也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第391页。)他认为这种对立是由于工业社会组织得不好而造成的,可以通过改革加以纠正。同样,在他眼里危机也是次要的、表面的现象。至于自由主义,他并不认为它是新社会的要素,而是一种比建筑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组织更加稳定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反常的成分和一时的危机。

自然,在社会党人看来,第四和第五个特征是决定性的特征。像十九世纪上半叶悲观的经济学家一样,社会党人的这种思想是由于他们看到了无产者与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看到了频繁的危机,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的产物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就是以这两个特征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资本主义作出历史性的解释的。

至于第六个特征即自由贸易,这一点正是自由派理论家所特别强调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

十九世纪初期所有的人都同时看到财富在增长,科学被用于工业和自由贸易制度。人们是按照后两种现象在第一种现象的发展中作用的大小而作出不同解释的。

奥古斯特·孔德在抨击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经济学家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工业社会的理论。他对工业社会所作的解释既不是自由派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派的。如果在伯纳姆的《管理革命》詹姆斯·伯纳姆著《管理革命》,1941年,纽约出版,法文版名为《组织者的时代》,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47年出版,莱昂·勃鲁姆作序。一书的法文译本中没有用过“组织”一词的话,那么这种工业社会可以被确定为是一种组织理论。因为奥古斯特·孔德所称的组织者与伯纳姆所称的组织者或经理是极不相同的。

奥古斯特·孔德指责对价值持怀疑态度的并力图抽象地确定这种制度作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他认为,形而上学思想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思想。在他看来当时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的研究见《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十七课(第四卷第138页)。奥古斯特·孔德是在担任圣西门的秘书时接触并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即古典和自由的经济学的。他在评论时,避开了“杰出的、明智的哲学家亚当·斯密这个十分特殊的情况”。他的论战主要针对斯密的后继者。他说:“要是我们的经济学家确实是亚当·斯密的科学的后继者,那么就请他们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完善和补充了这位不朽的导师的理论,在他的独到的始创的见解中增添了些什么真正的新发现。相反,这些独到之见却被无谓多余的卖弄科学形式从根本上歪曲了。毫无意义的异议在价值、效益、生产等最基本的概念上使他们之间产生分歧。公正地研究这些异议不就好像看到了中世纪学究们就纯粹的形而上学实体的基本作用进行的奇怪辩论吗?这种形而上学实体的经济观念越是教条化、越是钻牛角尖,其特性也就越为分明。”(同上引书第141页。)但是,孔德严厉指责经济学家的目的是想创立一种“相对独立于全部社会哲学的自主的科学”……“因为,在研究社会和生命体时,由于主体的性质,各种普遍的现象都必然是互相依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致无法恰当地用一些现象来说明另一些现象……脱离实体世界进入实际思辨时,除了对社会的过去或现在作智力、道德和政治分析外,可以肯定分析社会的经济和工业这一任务是无法实证地完成的。其结果是这种不合理的分离方法反过来提供了一种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的无可辩驳的征兆,而这种理论就是以形而上学的性质为基础的。”(同上引书第142页。)

此外,这些形而上学者还犯了把经济现象从整个社会中分裂开来加以研究的错误。政治经济学不恰当地把一个部门从整体中孤立出来,而这个部门却是只能严格地包含在整体之中的。

法国的大部分涂尔干派社会学家也持这种批判态度。这两种批评决定了那些被称之为社会学家的人对那些被称之为经济学家的人所持的敌视态度,至少在法国的大学里是这样的。

最后,奥古斯特·孔德还指责自由派过高地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发展中的效力。

然而,经济学家们认为从长远来说,私人利益是会协调一致的,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如果说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对立在于前者相信利益最终会趋向一致而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的根本性,那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奥古斯特·孔德是站在自由派一边的。他不相信无产者和企业主之间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而只是在财富分配时有一时的和次要的争夺。但是,像所有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那样,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发展生产,从其定义上来说是与所有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工业社会的法则就是发展财富,谋求最终的利益一致。

与认为自由竞争是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的经济学家相比,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属于我称之为综合工科学校组织派毕业生这一派的。

今天,两位经济学家代表了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精神的两种倾向。莫里斯·阿莱代表了认为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倾向。莫里斯·阿莱,矿业学校经济学教授。著有:《经济和利息》,巴黎,法国国家印刷局1947年出版,共二卷;《论纯粹经济学》,巴黎,法国国家印刷局1952年出版《纯粹经济学和社会效益》,巴黎,西雷出版社1945年出版;《统一的欧洲,繁荣之路》,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0年出版;《处于十字路口的第三世界》,布鲁塞尔,《非洲手册》社1963年出版,共两卷。另一位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阿尔弗雷德·索维,他远不如莫里斯·阿莱或雅克·吕夫那样热衷于市场机制,代表了认为组织具有至高无上作用的另一种倾向。阿尔弗雷德·索维,法兰西学院教授,著有:《人口总论》,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第一卷,1959年出版第二卷;《社会本质》,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57年出版;《从马尔萨斯到毛泽东》,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1958年出版;《青年的增长》,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53年出版;《索维计划》,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0年出版;《当代神话学》,巴黎,帕约出版社1965年出版,《两次大战期间的法国经济史》,第一卷《从停战到英镑贬值》,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65年出版。奥古斯特·孔德可以被认为是组织派的首领。

 

这位综合工科学校的组织派毕业生是敌视社会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敌视他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那些人的。这些人就是当时反对私有制的空论家或理论家。他是一个相信私有制的功效甚于相信竞争作用的组织派,令人惊奇的是他十分信服集中财富的私有制。

奥古斯特·孔德确实认为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集中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与私有制并不矛盾。他认为这种集中首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天生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具有他的历史哲学特点),他认为这种集中也是有益的,是与人们看到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基本倾向一致的。每一代人都应当生产多于自身生存需要的东西,然后把多于从上一代人手中接过来的财富转交给下一代人。只有这样,物质文明才能发展。生产资料资本化具有发展物质文明的特点,并导致集中。

奥古斯特·孔德对这样的论点不屑一顾。这种论点认为资本的大量集中会导致所有制公有化。他不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必然会导致国有化。恰恰相反,他根本不相信私有制与公有制是对立的,因为他认为无论是经济权威还是政治权威都是个人的权威。在任何社会里,总是少数人处于支配地位。要求实行公有制的动机之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就是认为(不管这种信念有无根据)用一种所有制代替另一种所有制或许能改变社会支配结构。对此,奥古斯特·孔德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富人总是处在强有力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是不能不伴随着财富而获得的。这一点,在任何社会秩序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地总有一部分人处在支配地位,而掌握集中的资本、行使不可缺少的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的那些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但是,应当抽去这种个人所有制的绝对个人性质,因为他称之为显贵、世俗领袖、实业家、银行家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的作用看作为一种社会职责。私有制是必要的、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当它不是被看作一种被利用或滥用的权力,而是被看作某些受命于命运或业绩的人行使的一种集体的职能时,私有制才会被允许存在。孔德写道:“在解释了现代社交准则中决定企业首脑们财富集中的自然规律后,实证哲学还将使人感到通常资本集中在什么人手中这一点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资本的正常使用对整个社会肯定有用就行了。然而,这一基本条件由于其性质取决于道德手段多于取决于政治措施,鼠目寸光和耿耿于怀的人不惜使全部真正的社会活动直接濒于瘫痪的境地。他们处心积虑地用合法手段为资本的自发积累设置障碍,这将是徒劳无益的。显然,这种专横的做法能导致的实际效益甚少,更多的则是受到反对极端自私地使用手中掌握的财富的实证道德的普遍谴责。这种谴责由于应受到谴责的做法本身不能否认谴责的本原而更加不可抗拒,而这种本原就像天主教义全盛时期所表明的那样,人们是由于共同的基本教育而受到熏陶的……但是,实证哲学在向人们指出它最重要的要求,其性质基本上是道德上的要求时,必然也会使上层阶级感到这种看法的分量,并以毋庸公开置疑的本原的名义强有力地为它们规定与它们的地位相称的道德上的义务。因而,例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就能使富者作为公共资本的必然保管人,他的地位在道义上得到巩固,而公共资本的有效使用,除了某些极端错误外,是永远也不会引起任何政治责任的,总是应当经过认真的道义上的讨论的。这种道义上的讨论在适当的条件下是人人皆可进行的,它的精神权威以后还将成为一种正常的手段。根据对现代进化的深入研究,实证哲学还将指出自从废除人身奴役以来,撇开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夸张,广大无产者还没有真正被吸收到社会体制之内。资本的力量先是解放的自然手段,以后又成为独立的自然手段。在日常的交易中,虽然按照一般的概念以及神圣的等级理论,它应当负有较多的责任,占有恰当的优势地位,但今天它的作用却过于大了。总而言之,这种哲学将使人知道工业关系非但不会变成危险的经验主义或暴虐的对抗,而且应当用普遍和谐的道德准则加以系统化。”(《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第357—358页。)

这样,奥古斯特·孔德就处在介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他既不是一个按照罗马法典想象出来的私有制的鼓吹者,也不是一个倾向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改革家,而是一个既想保持私有制,又想改变其意义使之成为由某些人行使社会职能的一种制度的组织者。这一观点与社会天主教的教义比较接近。

 

除了私有制的理论外,奥古斯特·孔德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即世俗等级制的辅助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尤其在《实证政治体系》等最后几本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由于每个人的生存地位并不完全由他在经济和社会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因而实证主义的鼓吹者更加倾向于赞同财富的集中和实业家的权威。除了生存竞争法则支配的世俗秩序外,还有一种精神秩序,即道德价值。处在世俗等级底层的工人,如果他的道德价值和对集体的忠诚程度高于他等级上的上司,那么他在精神等级中就可处于较高的地位。

这种精神秩序不是基督教教义所设想的超验的秩序。它不是永生世界的秩序,而是人世间的一种秩序。它用道德价值的精神秩序代替世俗的权力和财富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当以力争成为价值秩序而不是权力秩序中的佼佼者作为最高的目标。

奥古斯特·孔德的经济改革雄心是有限度的,因为工业社会只有用一种教权来调节、节制和改变面貌才能稳定地存在。孔德的改革意图集中在创建一种教权,这正好显示了他是一个温和的经济改革家。

 

在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发展中,用这种方法解释工业社会其作用几乎等于零。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孔德的工业社会概念一直被视为一种古怪的东西游离在理论竞争之外。除了极右或极左的个别人外,没有任何一个右翼或左翼的政党真正承认过它。

然而在这个世纪的法国作家中,却有两人自称奥古斯特·孔德派。一个是君主政体的理论家夏尔·莫拉斯,另一个是激进主义理论家阿莱。这两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自称是实证主义者。莫拉斯之所以是实证主义者,那是因为他在奥古斯特·孔德身上看到了一个组织论、权威论和改革了的教权的鼓吹者;莫拉斯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奥古斯特·孔德的论文。这篇文章与其他文章(《妇女浪漫主义》、《蒙克小姐》)一起附在1918年巴黎新国家书店出版的《智力的未来》一书后面出版。莫拉斯评论孔德说:“如果说果真有大师的话,如果说天、地和解释天地的手段只是在我们出世的时候才有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值得我怀着最感激的心情去提及他的名字。人们总是怀着激情提到他的形象的……我们中的有些人无政府主义严重,是他使他们恢复了秩序或与秩序相当的东西,以及秩序的希望,他向他们指出在不太遥远的天际微笑着的统一的美好景象。”阿莱之成为实证主义者是因为他用康德的思想来解释奥古斯特·孔德,并认为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贬低世俗的等级制度。“让国王去当最好的厨师助手吧,但是不要让他叫我们去吻锅子。”阿莱的著作,尤其是《论基督教》(巴黎,里德尔出版社1924年出版)、《思想》(巴黎,阿特曼出版社1932年出版,巴黎出版总会丛书第10/18辑1964年重版,这最后一卷中还有一篇研究孔德的专著),经常引用孔德的话。  下述两书叙述了阿莱的政治思想:《一种激进理论的成分》,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25年出版;《反对政权的公民》,巴黎,S·克拉出版社1926年出版。

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有两个方面:接受世俗的、专断的和等级的秩序;在世俗等级制上增加一种精神秩序。奥古斯特·孔德只是在霍布斯的世俗秩序的哲学,即权力哲学中加上了康德的哲学后才接受霍布斯的世俗秩序哲学的。只有精神,只有道德价值才是可敬的。正如阿莱所说的那样:“等级从来不是可尊敬的。”

为什么奥古斯特·孔德的观点一直处在现代社会哲学的伟大潮流之外?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今天比十九世纪的其他理论更接近于时兴的理论。现时铁幕两边强调大量机构的相似点,贬低竞争机器的作用并试图从工业文明中找出基本特点的所有理论,实际上都可以自称为奥古斯特·孔德派的理论。不管孔德介入自由派与社会主义派、市场论鼓吹者与计划论的辩护者的争论还是游离其外,他都是一个工业社会的理论家。

孔德关于自由劳动、把科学应用于工业、组织至上等论点都具有目前工业社会观点的明显特征。那么为什么奥古斯特·孔德会被人遗忘或不赏识呢?

第一个原因是即使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是深刻的,但他对工业社会的详细描述,尤其是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对工业社会的详细描述还是常常会遭到人们轻浮的嘲笑。孔德详细地解释了世俗等级制度将怎样组织,工业家、银行家等世俗领袖的确切地位将是怎样的,指出为什么担任最广泛职务的人应当拥有最大的权威,应当在等级制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他精确地指出每个城市的人口数和掌权者的人数,他还说明了财富应当怎样转移。一句话,他把自己的想象列举得十分详细,在他的这种想象中我们都无所作为,而他却自以为是上帝。

 

另一方面,奥古斯特·孔德的工业社会的观点是与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论调联系在一起的。我曾经在《工业社会和战争》(巴黎,普隆图书公司1959年出版)一书,尤其是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所作的《纪念奥古斯特·孔德的演讲》这篇论文中,研究过奥古斯特·孔德思想中的战争问题。然而,1840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里,历史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几次十分激烈的战争,它使实证主义派的忠实信徒们大失所望。几年前我曾参加过一个关于阿莱的论文评审委员会工作。这篇论文是一位受阿莱影响而转变为实证主义者的人所写。此人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差不多已经放弃了阿莱和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他竟在一个爆发战争的世纪里宣布和平,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家!实证主义派曾经说过战争会在人类的先驱,即西欧消失,但是二十世纪几次战争的中心和策源地恰恰是西欧。

奥古斯特·孔德认为,西方的一小部分人,由于时来运转成了人类运动的带头人。这些人不应当征服其他种族的居民,把自己的文明强加于他们的头上。他以充分的论据(我想说的是,这些论据在他看来是充分的,而且各种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使我们也认为是充分的)说明西方人不应当征服非洲和亚洲。如果西方人靠刺刀传播他们的文化,他们就会犯错误,对他们自己及对别人都是不幸的。如果说他这样说是正确的,那是因为他曾经犯过错误。一个世纪中发生的事情与他所声称的并不相符。奥古斯特·孔德是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形成的帝国已经解体、十九世纪的帝国即将成立这一殖民主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写作的。这时美洲殖民地已从西班牙手中解放了出来,英国也失去了北美主要殖民地只保住了亚洲和加拿大,法国则失去了印度、加拿大和圣多明各。1829年至1842年,孔德编写《实证哲学教程》时,法国正在征服阿尔及利亚并在非洲沿海国家和大洋洲夺取据点以建立其第二个殖民帝国。英国也是这样,在1840年占有了新西兰。  孔德是这样评论十七、十八世纪殖民制度的。他说:“这一广泛的行动给全人类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危险?对这一无聊而又无法解答的问题,上一世纪已经有过许多夸张的论著,肯定无须重提。但研究一下这一行动最终是加速还是推迟现代社会好坏两方面的全面变化还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在这一方面,展现在陆地和海洋上好战的人面前的新的主要目标以及同时出现的宗教意识的大量回潮(宗教意识最适合落后民族的文明)似乎都有延长武士制度和神学制度,故意避开最终重组社会的明显倾向。但是,首先,人类各项关系制度从那时起将逐步接受的全面发展,应当使人更好地了解这种复兴的真正哲学性质,指出它最终要为全人类所用。应当更明确地指出在许多场合下,由于无法使各人种同化而有步骤地消灭人种这一政策的根本缺陷。其次欧洲这一伟大事件所产生的新的有力促进,通过其在工业方面应当产生的更加直接的近期影响,必然会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极大地增加它的重要性。这样,我认为一切就取得了平衡,现代进化就必然会得到真正的加速,人们对此一般都抱有过分的看法。”(《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第68页。)  孔德是这样分析十九世纪的殖民征服的,他说:“我们确实……注意到一种危险的诡辩术已经自发地出现,并且,今天还有人在竭力巩固它。这种诡辩术给连绵不断的入侵冠以为世界文明的最终利益而直接建立最先进的民族对不太先进的民族的物质优势这种似是而非的美名,以无限期地保持军事活动。在目前政治哲学十分可悲的情况下,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可以昙花一现,因而这种倾向肯定是十分危险的,它是全面混乱的根源。按照逻辑的继续,这种倾向必然会先引起民族之间的互相压迫,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再造成国家之间的倾轧。虽然这种大力对外扩展——它肯定仍是理想的——未能实现,但是人们还是用这种借口,以白色人种无可辩驳的优越性为根据,找到了建立这种可憎的殖民奴隶制的口实。不管这种诡辩一时间会引起多么严重的混乱,具有现代社交特征的本能必将使人打消任何无谓的忧虑——人们担心这种混乱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与文明居民长期苦心经营的事业根本不相容的全面战争的新根源。在正确的政治哲学形成和传播之前,毫无疑问正直的人民群众还将充分重视——尽管出自一种模糊的经验论——这种我们从相反方向见到过的对伟大的罗马政治所作的笨拙的倒退模仿。这种模仿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与现代社会环境根本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除了在统一的民族里以外,到处阻止这种滑稽可笑的模仿在长期从事卓杰的和平活动的国家里可能激起的尚武生活的过快崛起。”(《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第237—238页。)

奥古斯特·孔德曾经预言过和平,因为他认为在工业社会里战争将不再起作用。为了迫使生性懒散的人从事正常的劳动以建立幅员辽阔的国家,为了形成罗马帝国的统一,让天主教义得以传播并最终使实证主义得以产生,战争是必要的。战争已经完成了双重历史任务:使人学会了劳动并建成了一些辽阔的国家。但在十九世纪,它就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了,因为从此以后的社会是劳动至上、劳动价值至上的社会,军人阶级已不复存在,因而战争也就没有理由了。奥古斯特·孔德著作中断言战争过时、强调现代社会与战争及尚武现象之间存在矛盾之处为数不少。他说:“真正具有哲学思想的人应当十分容易地意识到严酷、持久的战争必定会在人类的精英中完全消失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他们在理智和道德上对此都感到十分满意。”(《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第239页。)他还说:“可以用于政治研究的各种合理探索的一般手段都曾自发地但同样有力地帮助过人们了解人类基本上属于尚武性质的生活这一不可避免的原始倾向,以及同样也是无法抗拒的、本质上属于工业性质的生活方式这一最终归宿。因此,任何稍有先进知识的人都不能不明确地或隐晦地承认尚武精神正在逐渐衰亡,工业精神正在逐步上升,而这正是我们逐步进化的两个必然结果,因而这两个必然结果在今天已经得到大部分认真从事政治哲学工作的人的应有的高度评价。此外,对战争生活的厌恶(这种厌恶具有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断流露,并日益强烈,其表现方法也越来越多样,甚至在军队内部也有这种情绪。又譬如说,当很少有人自愿执意参军,强迫义务征兵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从军的人全面不足已到处日益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时,日常的经验对这一逐渐涉及公众的观念也许不必直接加以论证了。尽管军事活动在本世纪初一时为在无法避免的不正常局势之后出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驱使有了惊人的巨大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和平的天性还是以更快的速度正常地发展着,并占着优势地位,确保了文明世界的休养生息,尽管欧洲的和谐由于暂时没有协调国际关系的系统组织而不断受到损害。这一点虽然不会真正导致战争,但还是足以使人经常感到危险的忧虑……工业活动自发地体现了这种能同时在每个个人身上和所有民族中得到发展,而又不会在发家问题上造成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奇妙性能。与此相反,人类中的那一部分显赫人物的全部尚武生活,归根到底是以不可避免的强制手段为前提并最终决定这种强制手段的。这种强制手段重视全部文明世界,是这种制度的主要社会职责。因此,既然工业时代除了具有由自然规律体系所赋予的服务于人类进步的生活方式这一尚未确定的意义外并不包含其他普遍意义,那么尚武时代就必然应当局限于逐步充分实现注定要实现的先决条件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375、379页。)

在过去,征服他国对那些从中得到过好处的人来说,是一种增加资源的合法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手段。而在财富取决于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时代里,战利品就失去了意义,并成了过时的东西了。以后财富转移的手段是赠予和交换,而奥古斯特·孔德则认为赠予应当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应当缩小交换的作用。“我们的物质财富可以自由地或强制地转手。在第一种情况下,转移有时是无偿的有时则是赢利性的。与此同时,不自愿的转移可以是使用暴力的或合法的。总而言之,这就是物质产品自然转移的四种常见方式……根据高尚程度或效力大小,这四种方式的正常顺序应当是:赠与、交换、继承和夺取。中间两种方式在现代居民中最为通用,最适合在现代居民中占优势的工业生活。两头两种方式则能极大地促使大资本的原始形成。虽然最后一种方式将最终被完全废弃,第一种方式则永远也不会如此。工业利己主义今天已使我们看不到它的重要性和纯粹性……赠与的趋势一经实证主义加以系统化之后,应当为最终制度提供一种最好的世俗手段,辅助真正的教权的持续活动,使财富更为有用,更能受人尊敬。物质财富的这种最古老、最崇高的转移方式将比粗野的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所指出的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工业组织。”(《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第155—156页。)  这一段话与现代某些分析,尤其是弗朗索瓦·佩鲁所著的《赠与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经济意义》的分析比较接近。该书于1954年4月由迪奥热纳出版社出版,1961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经济》第一版第322—344页中转载了这篇文章。

 

总之,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思想并不在于对工业社会进行解释。他的哲学思想特别强调用教权改造世俗组织,而教权应当是取代僧侣地位的学者和哲学家的行为。教权应当协调人的感情,把大家联结起来从事共同的劳动,承认国家治理者的权利,节制权贵的专横和利己行为。实证主义所梦寐以求的这种社会既不能用否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又不能用建立教权来确定(实证时代的教权就像过去神学时代的僧侣和教会的权力)。

然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历史使奥古斯特·孔德的门徒们大为失望。即使工业社会的世俗组织与奥古斯特·孔德所想象的那样相似,哲学家和学者的教权也还没有诞生。教权这种东西要么在过去由教会来行使,要么由那些他没有把他们看作为真正的学者或真正的哲学家的观念学家来行使。

当那些自称为社会秩序的科学解释者行使教权时,如在苏联那样,这些人强调的不是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点,而是一种独特的工业社会组织理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人们都没有把贬低意识形态冲突的人当作保护主。欧洲社会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好几百万人死于这种冲突之中。

奥古斯特·孔德希望有一种由一些既对社会组织作出解释,同时又贬低世俗等级制度的道德意义的人行使的教权。但是这种教权没有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这或许是因为人类喜欢使自己分裂的东西甚于使自己团结的东西,或许是因为每个社会都必须坚持各自独特之处,而不必坚持与其他社会共有之点,或许是因为这些社会对奥古斯特·孔德的工业社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信服。

 

实际上,他认为科学地组织工业社会将会使每个人得到与各自能力相当的地位,并实现社会正义。他对这种观点十分乐观。以往,一些人由于年龄或出身而获得最好的地位,而在此后的劳动社会里,才干在决定每个人的地位时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位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讽刺这种所谓能人统治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上就是按照奥古斯特·孔德从什么是工业社会秩序中,以过早的喜悦心情想象出来的。迈克尔·扬著:《能人统治的兴起》,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公司1958年出版,1961年收入《企鹅丛书》。作者并没有提到奥古斯特·孔德的名字,而奥古斯特·孔德在对这种秩序的描写中也找不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迈克尔·扬幽默地说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地位,那么,从事低等工作的人就只好大失所望了,因为他们无法指责命运和不公正。如果每个人都认为社会秩序是公正的,那么这种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因而对某些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除非每个人都因为受了奥古斯特·孔德的熏陶,同时都认为智力等级制与按贡献大小和心灵善恶划分的等级制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但是要使大家相信世俗秩序是次要的却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