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性和社会秩序

原先，社会静力学是与解剖学相类似的。它所研究的是社会实体的各个部分是怎样组织的。但是，既然社会学是以人类历史（这部历史被视为只形成了惟一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那么这种剖析静力学毫无困难地就成了分析人类社会结构的科学了。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只有一种，因此，通过静力学的研究，人们就找到了社会结构的性质。奥古斯特·孔德明白地提出了静力学的研究目的是：

“根据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应当把人类秩序作为一个不变的东西首先加以研究。这样，我们就能对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必然相通的各种基本规律作出估价。这种系统的基础工作有助于我们以后对逐步进化作出全面的解释。逐步进化的基本萌芽是一直存在着的，但只有在真正人性的制度逐步实现时，逐步进化才有可能。

“第二卷应当先后叙述人类秩序的各个基本方面的特点。其中首先应当确定适应我们真正特性的正常制度，然后解释这个制度最终实现之前为什么需要一个长期的逐步准备过程。”（《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第3—4页。）

孔德的静力学观点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以富有特色的《人类秩序的抽象的论著》为副题，通篇论述了社会静力学。《实证哲学教程》虽然也概述过静力学，但只有一个章节，而且其主要思想还只是初露端倪。

静力学在逻辑上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实证政治体系》第一卷中对人性结构的初探，第二部分才是社会性质的结构的研究本身。

 

奥古斯特·孔德用他称之为“大脑图表”的表格来叙述他对人性的看法。这张“大脑图表”就像对大脑区域定位所作的科学研究。他在这张图表中标明了人的各种禀性在解剖学上的相应点在大脑中的部位。这种大脑区域定位理论是奥古斯特·孔德思想中最不值一驳的方面，我们对此无甚兴趣，可以毫无遗憾地置之不顾，而又不会曲解作者的思想，因为作者本人也认为大脑区域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假设。生理学上的解释引出的解剖学上的假设，而解剖学上的这种假设也只不过是在解释理性的作用时把位置变动一下而已。

奥古斯特·孔德论述什么是人性的方法与柏拉图所用的方法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人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区域定位的轮廓。这种区域定位即使不是大脑区域定位至少也是躯体区域定位。柏拉图在区别思想和情感之后，也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定位于人体的各个不同的部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忽视人的禀性在躯体的区域定位理论，而只记得柏拉图对人的描绘。

奥古斯特·孔德指出，人们可以认为人性具有双重或三重性质，可以说人是由良智和智力组成的，或者可以把良智分成感情（或情感）和活动，并认为人就是感情、活动和才智。奥古斯特·孔德还明确指出良智一词的双重意义含糊不清但又耐人寻味。有良智就是有感情或有勇气。一词两意，似乎语言原来就已经意识到情感与勇气之间是有联系的。

人是有感情的、活跃的和有才智的，而人首先是本质上活跃的生物。孔德在晚年写《实证政治体系》一书时，重新提到了《文集》中已经提到过的这样一句话，即：人不是为了在投机和无穷的猜疑中浪费时间而生的。人生来是为了行动。

但是活动的推动力不是来自良智（感情意义上的良智）。人的行动从来不是才智所支配的，就是说人身上的抽象的思想从来也不是行动的决定因素。但是，由情感支配的行动需要才智的控制。按照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由情感而行动，为行动而思考。

由这个观念而产生了对用唯智主义来解释唯理主义的批判。根据这种解释，历史的发展使才智逐步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手段，这在奥古斯特·孔德看来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感情是人类的灵魂、行为的动力。推动力总是来自感情，才智永远只是一个指挥手段或控制手段。

但这绝不是贬低才智，因为实证哲学中还有力量和高雅的举止的反关系思想。举止最高雅的人总是最弱的人。认为才智不能决定行动并不贬低才智，正是由于才智在某种方式上是最高尚的东西，所以它不是，而且不可能就是力量。

人性三要素的大脑区域定位只是把思想和它们的功能的位置移动了一下。奥古斯特·孔德把才智放在大脑前部，这样做就使才智与感受器官或感觉器官联系了起来。相反，他把情感放在大脑后部，使情感与运动器官直接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人们就可以在感情中区别出利己主义的东西及与之相反的利他主义或无私精神。奥古斯特·孔德对感情作了奇怪的分类。他先列举了纯粹利己主义的本能（求食、性欲和母性），然后再列出仍然属于利己主义的、但已扩大到与他人关系中的一些禀性：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利己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是人性中两种类型社会的地位转移。他认为当时已经对这两种类型作了观察。军事方面的本能是一种推动我们战胜障碍的本能。反之，工业上的本能则是指促使我们去创造工具的本能。此外，他还提到了另外两种十分容易识别的感情：骄傲和虚荣。骄傲是一种谋求出人头地的本能，而虚荣心则是获取他人青睐的本能。虚荣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本能从利己主义转到利他主义了。

非利己主义的禀性有三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平等基础上的爱慕；范围已经扩大了的崇敬，它指的是儿子对父亲、学生对师长、下级对上级的崇敬；第三种是仁爱，这种行为大体上已普遍扩展，并将在人类宗教中发扬光大。

至于才智，它可以分为理解和表达。理解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被动时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主动时则是归纳的或演绎的。表达可以是模仿式的，也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

最后，活动可分为三种意向：古典哲学中的刚毅这个词要求办事的勇气、行动时的谨慎和实现目标时的坚定不移。

 

这就是人性的理论。根据这张大脑图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首先是利己主义的，但又并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利他并进而发展成无私和友爱的禀性事实上也是一开始就有的。

历史不能改变人性。注重静力学就是说承认作为人禀性的特点是永恒的。奥古斯特·孔德不会像让-保罗·萨特那样说“人就是人的未来”这样的话，也不会认为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人的基本禀性在其起源时就已存在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的更迭对人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历史为人提供了认识自己身上最崇高的东西的可能性，有助于利他主义禀性逐步发展。历史还使人有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才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才智历来就是人类的控制手段，但它在进化的初期还不是控制活动的有效手段。因为如上所说，实证思想并不是一种自发的思想。所谓实证，就是发现支配各种现象的规律。然而，从观察和经验中得出对规律的认识需要时间，为了使人的才智达到内在的程度并认识自己的职责，历史是不可缺少的。

人性各部分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与原先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奥古斯特·孔德不同意对人类进化作乐观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解释。他反对那些认为理智可以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人，宣称驱使人类的只能是感情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人类越来越为无私的精神所推动，而越来越不为利己主义的本能所驱使。支配人类活动的控制手段在发现支配现实的规律的过程中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才是真正客观的。

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解释有助于分析社会的本质。

 

在《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的七章中，奥古斯特·孔德先是论述了宗教理论、所有制理论、家庭理论、语言理论和社会机构或劳动分工理论，然后以两章的篇幅结束该书。这两章一章是论述由僧侣系统化了的社会存在，即后来成为实证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雏形。另一章论述了人类秩序变化的总的限度，用静力学的方法解释动力学的可能性，或者说用静力学的规律解释历史变化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所有这些章节形成了社会基本结构理论。

 

分析宗教的目的是说明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宗教是由于两种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都必然具有协调一致，即社会各组成部分、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团结。社会的统一性要求全体成员承认一个协调统一的原则，即宗教。

宗教本身包括三种具有人性特征的东西：精神方面的东西，即教理；感情方面的东西，即在崇敬中表现出来的仁爱，以及实际方面的东西，即奥古斯特·孔德称之为制度的这种东西。崇敬支配情感，制度支配信徒的公私行为。宗教反映了人性的区别。宗教应当同时具有精神、情感和活动，即人类的全部禀性，才能实现统一性。

这一观点与奥古斯特·孔德早期所说的才智观念决定人类历史的阶段这一观点并没有根本区别。但是，在写《实证政治体系》的当时，他在简单的指导思想或哲学中看不到每个社会组织的基础，他看到的只是宗教在缔造社会秩序。宗教既是情感、行为，同时又是信条或信仰。奥古斯特·孔德写道：“在这篇文章里，当各部分都真正协调一致时，宗教将永远具有人类集体或个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特点。这个定义是适用于各种主要情况的惟一的定义，同样也适用于心灵和精神，因为心灵和精神的合作对于这种统一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宗教之对于精神就像健康之对于身体，是一种正常的协调一致。”（《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第8页。）

 

论述所有制和语言的这两章应当合在一起探讨。把这两章凑在一起似乎会使人感到惊讶，但这样做与奥古斯特·孔德的深刻思想是一致的。实际上，所有制和语言是相对应的。所有制是能动社会的反映，而语言则是才智的反映。所有制和语言这两者的共同规律是积累的规律。文化的进步是因为物质和智力上所获得的东西不会随着取得这些东西的人的消失而消失。人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传统，即交接。所有制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财富的积累。语言也可以说是一个贮藏所。它贮藏了才智上获得的东西。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先人创造的一种文化。

不要为所有制一词以及这个词所包含的政治和党派的影响所吓住。在奥古斯特·孔德眼里，不管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作为文明的主要职能，所有制就是人类的物质产品超出了创造产品的人的生存需要，而我们可以把我们创造的东西传给我们的后代。所有制和语言这两章就是专门论述人类文明的这两个主要手段的，文明的条件就是世代的持续，活着的人继承死去的人的思想。“人类的组成是死人多于活人”、“死人越来越支配着活人”这两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这两句话很值得思考。奥古斯特·孔德的一个特点是：他虽然以工业社会思想为出发点，并且深信科学社会与过去的社会是根本不同的，但他不像大多数现代社会学家那样贬低过去、颂扬未来，而是为过去恢复某种声誉。他是一个空想主义者，幻想有一个比任何已经存在过的社会更加完美的未来。他怀着人类世代相袭的一致性的强烈观点，始终是一个主张传统的人。

 

在所有制和语言这两章之间还穿插了论述家庭的一章，以及与之对称的、论述社会组织或劳动分工的一章。这两章所论述的问题是人类本性的另外两个基本要素。家庭基本上是一个感情单位，而社会组织或劳动分工则是人类本性中的一个活跃的因素。

奥古斯特·孔德在家庭理论上把西方的家庭类型作为模式，并把它视作典范。这样，他自然就受到了别人的非难。他认为多少世纪来一直在许多国家里存在的某种家庭组织，如多配偶制家庭是不正常的，因而他始终摒弃这些家庭组织。

他确实太偏执、太绝对了。他在论述家庭时常常把与某个特定社会有关的某些现象和普遍的现象混淆起来。但我并不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会有助于问题的研究。实证主义理论家特别致力于阐明家庭内部的关系具有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典型特征，表明在家庭里，人类的感情还包括教育和培养。

家庭内部的关系可以是平等的关系，即兄弟间的关系；崇敬的关系，即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慈爱的关系，即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复杂的指挥和服从的关系，即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支配权应当归于男人，这是最显然不过的。男人聪明能干，而女人则往往多愁善感，所以女人应当服从男人。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种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力量基础上的优越性却是一种差劣性。因为在家庭里，精神的权力（即最崇高的权力）是妇女的权力。

奥古斯特·孔德主张人与人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是建立在职责和禀性根本区别基础上的平等。即使在说妇女的智力不如男子时，他也差不多已经看到了妇女有另一种优越性：妇女掌握着精神和爱情的权力。这种权力要比空泛的智力上的优越性更为重要。奥古斯特·孔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们会对办事甚至思考感到厌倦，但从不会对爱情感到厌倦。”

同时，在家庭里，人类有历史持续性的经验，并掌握了文明条件，会把物质财富和精神知识一代一代传下去。

奥古斯特·孔德关于劳动分工的基本思想就是区别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思想。更确切地说，就是把职务和通力合作区别开来。但是，实证主义的首要原则虽然会使人不快，可的确是承认并且宣称力量在社会实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作为人类活动的组织，社会受着不能不受的力量的支配。

奥古斯特·孔德只承认两个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在他看来，霍布斯是，或者几乎是除了亚里士多德和他本人之外惟一值得提及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看到了一切社会都受着，并且应当受力量支配（从不可避免、应当与将会成为事实的东西相适应这两层意义上来说）。在社会中，力量就是人数和财富。

奥古斯特·孔德不承认唯心主义的某种形式。社会是受并且仍将受人数和财富的力量（或者是人数和财富的结合）所支配的，因为人数和财富的力量这两者没有根本的、质的区别。力量占支配地位，这是正常的。我们长时期所研究的这种真实生活，我们所研究的这种人类社会，如果不是这样的又将是怎样的呢？

“对霍布斯的这个说法感到惊讶的人都肯定会觉得把政治秩序建立在软弱无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力量之上是奇怪的。然而根据我对社会强盛三要素的分析，我认为他们徒劳无益的批评得出的结果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这种真正的物质力量，人们就不得不在精神和心灵上寻找这些软弱无力的因素所无法提供的原始基础。这些软弱无力的因素只会适当地改变先前已经存在的秩序，而不能在物质力量未能建立某种合适的制度的地方起到任何社会作用。”（《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第299—300页。）

但是，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当包括一种与力量统治相对应的或纠正这种力量统治的东西，即教权。奥古斯特·孔德发展了这种教权理论，用以反对现实主义的社会秩序观点。人类社会经常需要这种教权，因为作为一种世俗秩序，人类社会还将永远受力量的支配。

教权有两种：智力权力和感情或情感权力。奥古斯特·孔德早年是把教权作为智力权力提出来的，在晚年认为教权基本上就成了情感和爱的力量。但是，不管教权的确切形式究竟如何，俗权和教权之间的区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这种区别只有在实证阶段，即在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教权有多种作用。它可以调节人类的内部生活，把人类联系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神化俗权，使人们认识服从的必要性。没有一部分人指挥，另一部分人听从指挥，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知道谁指挥、谁被指挥没有多大意义，反正发号施令的人总是并且永远是强有力的人。

教权的作用不仅仅是调节、联系和神化俗权，它还应节制和约束俗权。但只有到社会分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时才需要发挥这一作用。当教权神化俗权时，即当僧侣们声称国王是天之骄子，国王是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臣民的时候，教权就使俗权具有了权威性。用精神力量使强者神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是必要的。在人类找到外界秩序的真正规律，更不用说社会秩序的真正规律之前，确实需要有一种社会秩序，需要有一种能为人们接受的秩序。到了最终阶段时，教权将只能部分地神化俗权。学者们将会向人们解释建立工业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并以此使企业主和银行家指挥的力量得到某种道义上的权威，但这时学者们的主要作用是节制和约束，而不是神化这种权力，即提醒强者不要超出行使社会职权的范围，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指挥权不等于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性。

为了使教权能够起到这些作用，使俗权和教权的区别最终为人们所判断并承认，这就需要历史。对这两种权力的区别所进行的静力学分析也证明历史是必要的。

静力学的研究在智力、活动和感情等三方面为动力学指明了方向。

智力的历史是从拜物主义向实证主义发展的历史，即从以主观性和类似意识的某种现实对现实的外部世界的投射为基础的综合，向发现和确立支配各种现象的规律（不要求找出其原因）发展的过程。

活动是从军事阶段转为工业阶段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变为人对自然的战而胜之。但是奥古斯特·孔德对人征服自然力量的结果并不抱有过分的希望。

最后，情感的发展历史就是利他主义禀性的逐步发展过程。但是，人的自发的、生而有之的利己性并没有改变。

静力学有助于人们从社会基本结构上来理解历史。历史的三层意义就是从静力学中得出的。

历史既导致社会职务差别日益增大，也导致社会日益统一。俗权和教权的区别在最终阶段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明显。这一区别同时也是更密切地协调一致和更牢固地团结统一的条件。人们接受世俗的等级制度是因为人们懂得这种等级制度的脆弱性，是因为人们憧憬将成为世俗等级制度对立物的精神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