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传播与来到中国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学说的体系。它一经产生便在世界上形成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在中国更是有重大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走向，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甚至人们的命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后，的确像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抱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第一代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本书主要阐述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本书主要阐述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的理论形态，即它在理论上是怎样传播、发展和演化的；其二是它的社会功用，即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是怎样发挥认识论与方法论作用的。

如果从1908年《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译成汉文发表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如果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亦近百年。要把这百年的历史叙述清楚不是简单的事。但本书尽可能按照其历史脉络来展示它的不平凡的发展过程，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有一些重要的前提需要交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它是怎样诞生的？它最初怎样在欧洲各国传播？继而怎样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传播？它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传入中国？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之前，将这些问题加以简略说明，会形成一个较为整体的图像，人们也可以大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何种理论，它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大致情形，以及它来到中国的途径。这也就是将中国作为局部放置在世界整体中、放置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来加以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学说，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造，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而英国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自13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尤其是自15世纪至17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通，欧洲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纷纷扩展海外贸易，形成商业革命。金融资本家为追求利润不断寻求投资，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15世纪至18世纪间由于农业技术的改革与人口的增加，剩余的农业人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城市化，带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推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教育较大范围的普及和提高。这些，反过来又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和成熟。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缺陷，使社会财富积聚在资本家少数人手中，广大无产者付出的劳动仅能换到微薄的报酬，生活处于贫困之中。这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社会阶级处于对立与斗争中。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已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大机器工业生产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而贫困，另一方面使资本家相互竞争加剧，加大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因生产过剩而出现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后，这种现象大约每隔10年就要出现一次。经济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这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人的反抗运动连续爆发，震撼了欧洲。例如，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年至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这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斗争锋芒直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但无产阶级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认识不清，找不到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和方法。于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曾产生很大社会影响，这固然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反抗，但也阻碍了工人运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生存的斗争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于是，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就历史地提了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创立伟大学说的伟人。他们在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同时吸取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合理论点，批判其否认阶级斗争、看不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缺点，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创造新社会的真正力量，即无产阶级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让生产资料成为全社会所有就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使社会主义从乌托邦主义变成了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运动，变成了一种政治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能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工人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他们具有丰富的学养分不开。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创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着紧密联系。没有深刻的哲学见解和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也创造不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欧洲，它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这其中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是太阳系学说。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说明了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同其他行星一起绕着太阳旋转。这一发现推翻了地球不动的观点，并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大踏步前进。英国科学家牛顿的贡献在经典力学方面。1687年，牛顿在论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对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运动三定律进行了阐述，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的一致性，说明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这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理论支持，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并推动了科学革命。德国哲学家康德亦对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1755年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推翻了太阳系在上帝“第一次推动”后就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则在1796年给“星云假说”作了数学证明。随着研究的进展，自然科学在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细胞学、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科学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细胞学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有机联系；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整个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进化论则证明生物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性质，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哲学上概括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并有自身的规律提供了科学基础。

在吸取自然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批判继承了欧洲历史上的哲学文化成果，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建立了辩证法理论体系，其学说中包含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这为揭示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提供了理论前提。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推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然而费尔巴哈忽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之简单地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吸收了它的辩证法“合理内核”，在批判费尔巴哈解释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吸收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对于这种新的世界观所包含的理论，如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得很明白。他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4.）恩格斯尤其推重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自然界中简单和复杂的运动形式都包含矛盾，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是推动事物前进和过程发展的“实际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人类思维领域中也不能避免矛盾。所以，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会遵循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恩格斯还阐述了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时间和空间、有限和无限、运动和静止、真理和谬误、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相对和绝对、一般和个别等一系列范畴。并且，恩格斯还把辩证法运用来说明人类的认识史，论述了人的思维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思维成果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说明了道德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中，道德与阶级的关系密切。而且，平等的观念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平等观念和平等要求，无产阶级要求平等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也撰写了《反杜林论》的一些章节，如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创立，虽然和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直接的联系，但又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悉心研究德、法、英等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分不开。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首先生产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整个庞大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变化。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经典性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还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胚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看重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样是从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吸取到的思想精髓。在西欧的历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论述过阶级斗争理论。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维科的《政治学》，再到圣西门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的著作，对阶级斗争都有所论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人类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亦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并有效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则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得更加自如。他们在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把所有制同国家联系起来考察时，不仅看到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行为，更深入探讨了这种斗争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即各社会阶级为着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彼此间进行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一开首就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还具体分析了各个历史时代社会阶级的演化和阶级表现形式的不同特点。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为着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从社会现实中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着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并提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7.）。正因为看重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而成为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马克思还在较长时期内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种国际性政治机构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想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方面进行了论证。在批判、继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分析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着手，认为它里面包含着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这为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对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崭新的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彻底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根本原因。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的全面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必然达到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随着各个国家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后来改变了。例如，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演说时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劳动组织。但他们在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时，并不是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他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9.）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草案批判》中亦认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但是在德国专制制度下，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不过，可以“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写进纲领里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73，274.）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展望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势时，强调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军公认了马克思明确规定的斗争的最终目标。但恩格斯同时指出，历史“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5，602-603.）显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和政治设计是以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为基础的。

由上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造共产主义理论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是与他们积极参加维护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利益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相关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文章严厉抨击普鲁士政府，维护农民的利益，后又因发表批评俄国沙皇的文章遭沙皇的抗议致使《莱茵报》被普鲁士国王下令查禁，他只得离开故乡来到法国巴黎。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他又被迫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流亡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1月—1846年5月）的写作，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后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对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他们积极支持和赞同。1849年8月，马克思从法国前往英国伦敦。在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着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1864年9月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参加了国际的领导工作。数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社会进步并坚信人类美好的未来，对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进行总结，从理论上不断加以提炼，终于创立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遗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看，它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1845年春，马克思草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预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等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这种新世界观的充分说明。19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影响深远的划时代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公开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主张。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它运用政治经济学说明了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卓越的哲学见解。此后，马克思又投入人类学、历史学研究，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876年至1878年，恩格斯撰写了一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的文章，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着手研究自然辩证法，并撰写了若干篇章和片段，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领域。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抓紧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如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他不仅坚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培养了欧洲各国不少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全部重要著作，构成了宏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这为有志践行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人们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具体情形看，德国、英国、法国等国是其产生地。马克思主义一旦产生，就经德国、英国、法国向周边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扩散，向北欧和东欧国家扩散，向地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扩散，进而向全球各国扩散，逐渐传遍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了解马克思主义传遍全球的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以怎样的途径来到中国，我们会有更加完整的印象。

其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与传播是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革命理论时，就已开始传播和宣传工作，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使德国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信他们的学说的正确性。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曾经说过：“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已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7.）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建立全世界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就试图把共产主义学说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起来。1846年1月，他们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通讯委员会实际上同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组织，它力求同欧洲各国的工人团体、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宣传自己的观点，并沟通思想、了解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为发起国际工人运动，在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它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在革命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1860年代，马克思又参与成立国际工人协会这一更大规模的国际性组织。这表明马克思总是不断地将自己的学说与工人阶级求解放的运动结合起来，及时指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使自己的学说进一步扩大影响。1864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四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1864-1876），这就是后来史学界所称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并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作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

国际工人协会是在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迅速，向世界各地输出商品并形成世界市场。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加强。特别是西欧一些国家有觉悟的工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于是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因之，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得到传播，随之也在俄国等国得到传播。

后来，虽然1871年法国工人在起义中成立的巴黎公社失败，第一国际于1876年解散，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反而更加扩大。18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促成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有22个国家393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范围更加扩大。

当然，早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有不少忠于他们事业的追随者。为了清楚地了解这种传播的较为具体的情形，下面分国别一一加以简略说明。

（一）在德国的传播

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该国不乏大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约瑟夫•魏德迈、威廉•沃尔弗等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等则是这种传播的后继者。

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demeyer，1818-1866）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施韦德尼县一个依附农民家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追随者，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最早的宣传者之一。1845年至1846年期间，为筹划《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出版，魏德迈同马克思、恩格斯有比较密切的接触。1846年3月，魏德迈特意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家中取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将它带回威斯特伐利亚，后又为付印这些手稿做了大量的洽谈和准备工作，他还亲自誊清了一部分手稿。（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394.）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故未能出版，但魏德迈一直关心它的命运。1847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后，为了扩大其影响，魏德迈积极协助《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于1848年1月刊出威廉•沃尔弗为该书撰写的评介性论文。魏德迈于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参加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他于1851年流亡美国，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美国。

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1809-1864）出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农村家庭，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述活动尽其所能进行帮助。1846年至1848年，沃尔弗居住在布鲁塞尔时就和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后来结成终生的友谊。沃尔弗1846年成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至1849年参加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工作。1848年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沃尔弗亡命苏黎世，他一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一边教书。1851年6月，沃尔弗遭政府的驱逐来到伦敦，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助手。在马克思写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时，他曾为马克思搜集所需要的资料。“沃尔弗作为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第三个参与者。”（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391.）1859年，沃尔弗参加了马克思主编的《人民报》的工作，还为马克思写作《福格特先生》提供资料。同时，沃尔弗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向工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手。1863年底，多病的沃尔弗留下遗嘱将他的大部分积蓄赠给生活穷困的马克思，这对全身心投入理论研究的马克思来说是雪中送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称沃尔弗是“我的难以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恩格斯亦于1876年特地为沃尔弗撰写了传略。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出生于德国吉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与领袖，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66年8月，李卜克内西任《德意志人民报》负责人时曾发表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8年1月，李卜克内西主编《民主周报》时曾发表恩格斯撰写的《资本论》书评。《民主周报》改名《人民国家报》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后，李卜克内西仍为主编。1871年，该报全文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5年，德国两派工人组织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次年两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合并为新党的机关报《前进报》，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时在报上发表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出生于德国科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和宣传者。工人出身的倍倍尔十分爱学习，因阅读了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在1872年至1875年被监禁期间，倍倍尔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书，在监狱里写出了《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的初稿，该书在1879年出版。后来，该书改名为《妇女与社会主义》，至1973年为止在德国印行62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晚年，倍倍尔不顾疾病缠身，参加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出版，并写作了三卷本回忆录《我的一生》，把自己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留给后世。

弗兰茨•梅林（Franz Merlin，1846-1919）出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先后入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他在读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后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成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党刊《新时代》的编辑。梅林是第一位系统地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理论家，著有《马克思传》等书。从1893年起，他发表大量哲学论文，后被收入书名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中。《马克思传》既是第一本系统研究马克思生平、事业和思想的专著，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著，该书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创始人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条件紧密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梅林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伟大意义：“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是马克思最大的科学业绩。他以此而对历史科学作出的贡献，正和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注：[德]弗•默林（梅林）.马克思传：上册[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63.）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中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产生的必然性：“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注：[德]默林（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不过，梅林对马克思不盲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其见解不正确。例如，《马克思传》中的某些见解就不正确。正如《马克思传》中文版“出版者说明”指出的：“梅林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的错误理解，在某些问题上为巴枯宁辩护，以及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福格特先生》等重要著作的意义估计不足，等等。”（注：[德]弗•默林（梅林）.马克思传：上册[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目录前页.）尽管梅林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观点，但他仍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97年至1898年，梅林出版了长达四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这是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较好地叙述工人运动史的著作。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考茨基出生于布拉格，曾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考茨基的思想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2年秋，他筹备创办并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考茨基发表了许多论著，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唯物史观以及党的纲领作出通俗的论述，曾得到恩格斯首肯。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包括《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1789年的阶级矛盾》（后改名为《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1889年）、《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等。1891年，在恩格斯领导下，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起草《爱尔福特纲领》，后来又受委托于1892年撰写《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考茨基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编辑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即《资本论》第四卷。他专注于从革命前景来评论与证明改良政治的正当性，但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他的和平主义受到列宁的批判。不过，考茨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有贡献。狄慈根生于德国科伦附近的布兰肯堡，原是制革工人，1848年革命后他曾两度侨居美国。狄慈根长期坚持自学，1869年写成长篇论文《人脑活动的本质》，1886年写成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7年又写成《哲学的成果》，这些著作表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论上取得了较大成果。

罗莎•卢森堡（Rosa Luksemburg，1870-1919）出生于俄属波兰边界附近的扎莫什奇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波兰王国当时处在俄国统治之下，1898年4月，卢森堡获得德国国籍并进行德国占领区波兰民族的工作，后来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她还参加过《前进报》等多种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9年）为书名出版。从1907年至1914年，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任教，并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资本积累论》（1913年）一书。1918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创建德国共产党。卢森堡的革命活动和影响是国际性的，她“从1892年直到去世，撰写了文章、图书、演讲稿以及小册子共达700余种”（注：[美]霍顿等.改变世界的女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04.）。

（二）在英国的传播

英国可视为马克思的第二故乡，是马克思长期的侨居地。英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度，第一国际就是在伦敦成立的。然而，一般英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甚至有误，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传播。19世纪中下叶，英国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阶级斗争再度处于激化状态，故民主联盟（1881年）、社会民主联盟（1884年）、社会主义同盟（1884年）、独立工人党（1893年）等工人阶级的组织相继成立。由于英国的政治改良主义思潮根深蒂固，一批与马克思、恩格斯联系密切的从事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者，同工联主义、费边社的改良主义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英国对马克思主义做传播工作的主要有爱德华•艾威林夫妇、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和威廉•莫里斯等人。

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1851-1898）是作家、政论家，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艾威林1884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同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是1889年、1891年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在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艾威林同萨•穆尔合作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艾威林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击工联主义分子、费边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同时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伦理社会主义”。艾威林著有《供学生阅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生平与活动》《达尔文学说》《达尔文的生平与活动》等书，他还和他的妻子艾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合写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和妇女问题的论著。而艾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55-1898）是马克思的女儿。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也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她的主要贡献是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英文版著作，还撰写一些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思想的读物，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艾琳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研究当时的工人运动史。她所著的《英国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等书，有许多深刻的分析，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为反对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艾琳娜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家。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1854-1926）是19世纪下叶宣传马克思主义比较著名的人物。1883年，巴克斯参加由民主联盟改组而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1890年，他又参加英国独立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并对历史与哲学感兴趣，巴克斯1879年开始撰写有关解释《资本论》理论的评论文章，并撰写《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书。1881年12月，巴克斯为“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且是献给马克思本人的，这令马克思欣然。尽管巴克斯这本书中有关马克思的传记和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阐述有不少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注：[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66，467.）的时候，这本小册子让马克思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巴克斯的著作还有《哲学史指南》（1884年）、《社会主义伦理学》（1886年）、《实在问题》（1893年）、《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和远景》（1894年，与威廉•莫里斯合著）、《从新观点来理解》（1903年）、《实在基础》（1907年）等。这些著作或多或少地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出生于英国沃尔瑟姆斯托，是诗人和小说家，还是设计师、画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至19世纪70年代，莫里斯的政治兴趣日渐浓厚，他与恩格斯等人一起发起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参加社会主义者联盟。尽管受无政府主义派的排挤，莫里斯通过写作和演讲支持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1884年至1890年，他出版了《艺术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纲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896年，他还发表了题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演讲。

（三）在法国的传播

法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地之一，马克思非常关心该国的工人运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尽力协助法国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1879年，法国工人党建立，这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亲自帮助的结果。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人物主要有保尔•拉法格、茹尔•盖得等，他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十分密切。保尔•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茹尔•盖得则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并从巴枯宁派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返回法国，曾进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到伦敦后，他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最早的宣传者和实行者。1864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在巴黎建立，拉法格即是支部的积极分子。1865年春，他被派往国际伦敦总委员会汇报工作，会见了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影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66年3月，拉法格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兼任西班牙通讯书记。该年秋，他在《塞纳河左岸》上发表《社会斗争》一文，向法国知识界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在伦敦，拉法格还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活动，同支部内的蒲鲁东主义右派进行斗争。1868年7月，拉法格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后同返巴黎。他在巴黎团结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中间的左派，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重新翻译了第一国际共同章程。从1870年代起，拉法格已成为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巴黎工人起义并成立巴黎公社，拉法格返回巴黎并接受公社领导人委派的任务。在1872年出席第一国际海牙大会期间，拉法格坚定地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同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斗争。会后，拉法格协助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后，拉法格侨居英国，以通信的方式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工人政党作了努力。拉法格还为创建第二国际做出了贡献。1880年夏，他曾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部分章节改编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盖得派（法国社会党）与饶勒斯派（法兰西社会党）合并为法国统一社会党。拉法格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强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暴力夺取政权的必然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策略的理论原则。

拉法格在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时还努力写作，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宗教和资本》（1887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即《思想起源论》，1909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等。这些著作阐发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曾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一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同时，拉法格对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积极维护和宣传。列宁曾代表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致辞时指出：“要深深地尊敬拉法格，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注：列宁全集：第1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86.）

茹尔•盖得（Jules Guesde，1845-1922）出生于巴黎市，是法国工人党创始人，曾参加第一国际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盖得1877年创办《平等报》，1879年领导建立法国工人党，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法国社会主义运动。1873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法译本出版，《平等报》创刊后即陆续刊登《资本论》的有关章节，还发表恩格斯反对“俾斯麦社会主义”的论文。盖得以《平等报》为舆论工具，不仅努力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也指导法国社会主义者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作斗争，以肃清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盖得既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组织者，也是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878年）、《集体主义和革命》（1879年）、《阶级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1901年）等。这些著作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强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不能进行社会改良。

（四）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传播

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也较早，其传播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拉布里奥拉以及葛兰西等。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出生于意大利卡西诺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61年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文学与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876年，拉布里奥拉开始加入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1890年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任罗马大学哲学和教育学教授期间，于1890年至1892年间讲授过《共产党宣言》。1893年，拉布里奥拉以那不勒斯社会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二国际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并会见了恩格斯。因深受恩格斯的影响，拉布里奥拉成为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893年起，拉布里奥拉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发表，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研究意大利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并促进了意大利社会党的成立，为社会主义理论与意大利工人运动相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唯物史观论丛》，它共由四个部分组成：《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社会主义和哲学家丛谈》（1898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1900年至1901年讲稿，1925年发表）。这些论著较好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流行。1895年7月，拉布里奥拉将《纪念〈共产党宣言〉》寄给恩格斯时，得到恩格斯的赞扬。拉布里奥拉认为，唯物史观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说，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什么是唯物史观作出了最完整的概括。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原则去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才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因此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不同，它是一种新的思维形式：“唯物史观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试图借助一定的方式用思维来再现经历若干世纪的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复杂化。”（注：[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4.）拉布里奥拉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并且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体，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和层次在起作用，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他还探讨了阶级、国家和法律，以及道德的起源和特性。拉布里奥拉对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指出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生存条件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原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他说：“对于每一个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必须经历什么过程的人来说，这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以占有生产资料并使之社会化而告终，也就是说，这种革命只能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结束：在这种形态中既无商品也无雇佣劳动，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结合成一个东西，即结成一种共同的需要：为大家劳动。”（注：[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拉布里奥拉主张，社会主义政党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强的群众组织，党应明确地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为目标，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继拉布里奥拉之后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影响的人物。葛兰西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岛一个小职员家庭，靠勤工和奖学金读完都灵大学，并于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意大利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呼声》周刊和《前进报》。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也于1919年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杂志《新秩序》周刊，并领导工人苏维埃运动。1921年1月葛兰西与陶里亚蒂、路易吉•隆哥等人，同阿梅迪奥•波迪加为首的社会党左派联合组建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会议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他回国后在罗马创办《团结报》，反对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1923年，葛兰西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意共总书记。意大利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得到发展，《团结报》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66.）然而，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取缔意大利共产党，并于1928年下令逮捕葛兰西并判刑20年。葛兰西在狱中关押了11年，于1937年4月逝世。葛兰西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亦始于19世纪70年代。霍赛•梅萨和弗朗西斯科•莫拉等是在西班牙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代表性人物。

霍赛•梅萨（Josa Mesa，1840-1904）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译成西班牙文出版，并在1891年出版了他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传记，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介绍给西班牙的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48.）梅萨所办的报纸《解放报》被恩格斯称为当时国际的最好报纸，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在同巴枯宁主义进行斗争时，梅萨阐发了关于工人阶级组成革命政党的重要意义。

弗朗西斯科•莫拉（Francisco Mora，1842-1924）是西班牙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是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最初两届的总书记，曾任《解放报》编辑。莫拉在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的同时，也捍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得改造社会的规律，只是沉湎于臆想的未来社会结构图景；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揭示出那些支配着社会改造的规律”（注：莫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M].马德里西班牙文版.1902:2.转引自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49.）。莫拉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指出国家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消灭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可能实现，国家的消灭服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资产阶级国家灭亡的现实原因，而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后最终必将建立的不是管理人，而是管理物和生产过程的机构。此外，莫拉还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例如海默•维拉（Hymer Vera，1859-1918）等人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1884年，维拉在起草的西班牙社会党向国家社会改革委员会提交的三份报告书中，提出在西班牙实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民主改革的建议方案，并号召无产阶级为此进行斗争。维拉还认为，科学的普及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能更为自觉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五）在北欧诸国的传播

19世纪下半叶，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处于发展初期，工人运动已在一些国家开展，一些社会主义活动家开始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交往。在瑞典，1849年就产生了工人团体——工人读书会。1880年代初，瑞典成立了社会主义组织，创办了第一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报纸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号召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瑞典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主要有奥古斯特•帕尔姆、阿克塞尔•丹尼尔逊等。

奥古斯特•帕尔姆（Auguste Palm，1849-1922）出生于斯科奈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在丹麦和德国当裁缝谋生时参加了工人运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881年10月帕尔姆携家眷回国定居。同年11月6日，他在马尔摩举行了瑞典第一次社会主义宣传鼓动集会上发表《社会民主党人要干什么？》的著名演讲，提出了争取普选权的主张。此后，他去哥德堡及全国各地巡回游说以传播马克思主义。1882年2月，帕尔姆在马尔摩创办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份报纸《人民意愿》。同年11月《人民意愿》发表了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协会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第一原则纲领》。1889年4月瑞典社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帕尔姆被选入党的领导机构信任委员会，成为党的当然的“信任人”之一。不过，帕尔姆“主张用议会民主的方式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注：钟清清.世界政党大全[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401.）。

阿克塞尔•丹尼尔逊（Axel Danielson，1863-1899）是瑞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践行者。1886年，丹尼尔逊翻译出版了瑞典文版《共产党宣言》。同时，他所起草的瑞典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表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重要原理，这同拉萨尔主义基本上划清了界限。（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4.）

丹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比较早。丹麦的社会民主联盟为普及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从1885年起开始出版“社会主义丛书”，其书目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还有奥•倍倍尔、威•白拉克等国外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和丹麦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撰写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这套丛书的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丹麦的传播。（注：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19.）1871年，第一国际的丹麦支部在哥本哈根成立。丹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主要有路易•皮奥、格尔桑•特利尔、古斯塔夫•邦格等。路易•皮奥（Louis Pio，1841-1894）是《社会主义者》报的编辑，他作为丹麦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活动家，于1876年会见过马克思，同恩格斯通过信。格尔桑•特利尔（Gerson Trier，1851-1918）这位丹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曾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1890年代，特利尔在他编辑的《工人报》上发文批判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古斯塔夫•邦格（Gustav Bunge，1871-1915）是一位继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20世纪初，邦格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唯物史观》等著作中阐释了革命与改良的问题，论述了丹麦社会民主党执行阶级政策的重要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5.）

北欧国家中，挪威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出现工人运动，但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产生强烈影响，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传播。挪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克•克努森（1845-1929）是在挪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1884年创办了挪威第一份社会主义报纸《我们的劳动》，次年又创建了社会民主协会，并将报纸改名为《社全民主党人报》；他和战友卡•耶佩森（1858-1930）一起通过这份报纸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号召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他们的推动下，挪威工党于1887年成立。同时，他们在党内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同自由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注：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9.）此外，乌劳斯•约•福尔托弗特（1847-1878）这位挪威工人协会的创始人，曾在《前进报》上对第一国际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行过宣传。（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5.）

在荷兰，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斐•多•纽文胡斯（F.D.Nieuwenhuis，1846-1919）是最早宣传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之一。他于1879年创办《人人权利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后来，他经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81年，他出版了《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一书，该书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作了简明、通俗的阐述。他还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翻译成荷兰文出版。尽管纽文胡斯最终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一定贡献。（注：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

在芬兰，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晚一些。1899年，芬兰工党（后为社会民主党）才建立继之展开活动。20世纪初叶，代表革命派的领袖主要有奥•维•库西宁（Otto Wilhelmovich Kuusinen，1881-1964）等。库西宁的功劳主要在实践方面。他是苏联籍芬兰人，芬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库西宁1881年出生在芬兰一个裁缝家庭，曾就学于赫尔辛基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系，1905年毕业，同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06年至1908年，库西宁担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杂志》的责任编辑，1907年至1916年担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政治栏的编辑，在芬兰的工人运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11年至1914年，库西宁参与芬兰社会民主党党校的领导工作，不仅编写《政治经济学工人读本》，还给学员讲课。他于1911年、1913年两度担任党的主席，是芬兰社会民主党驻第二国际的代表。1917年9月，库西宁在赫尔辛基第一次会见在此避难的列宁。在1917年11月至1918年1月的芬兰革命运动中，他积极主张采取革命行动夺取政权。1918年1月，库西宁等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芬兰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年5月革命失败后他前往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建立芬兰共产党。1921年至1939年，库西宁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并兼任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注：何承艰等.马克思主义人物辞典[I].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244.）

（六）在东欧诸国的传播

19世纪下半叶，东欧不少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成立前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亦随之展开，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较快传播开来，并有各自的特点。

在波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路德维克•瓦伦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克罗辛斯基、路德维克•克什维茨基是其代表人物。路德维克•瓦伦斯基（Ludwik Valensky，1856-1889）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家，1878年率先在波兰成立社会主义小组，并制定指导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布鲁塞尔纲领》。1882年，瓦伦斯基进而创立“无产阶级”这一革命工人组织，在纲领中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在此期间，波兰革命者在流亡瑞士期间还创办了波兰的第一份社会主义杂志——《平等》，他们的活动在1880年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

斯坦尼斯拉夫•克罗辛斯基（Stanislav Krusiń ski，1857-1886）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理论上做出了较大贡献。1880年至1883年，克罗辛斯基是华沙大学大学生社会主义小组领导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译者之一，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概论》。克罗辛斯基注重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哲学史研究上，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实证主义的本源，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比较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波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特殊使命。（注：冯契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574.）

路德维克•克什维茨基（Ludwik Krzywicki，1859-1941）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在波兰的传播亦有重要贡献。1885年，他撰写的《劳动权利》一文指出工人大众将实现社会革命。1887年，他又撰写了《变革的疯狂拥护者》一文，目的在于划清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界限。克什维茨基不仅翻译了《资本论》的若干章节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还同恩格斯通信商谈在波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思想和生活》一书中，克什维茨基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他认为思想之所以能够影响生活，关键在于思想本身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克什维茨基还撰写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学著作，论证了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发展的—些重要观点。（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8.）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捷克开始传播，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拉迪斯拉夫•萨波托茨基、潘•克尔科施卡、约•波•彼茨卡等人。19世纪60年代，捷克出现了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并有自己的印刷物。从1870年代起，拉迪斯拉夫•萨波托茨基（Ladislav Zapotocky，1852-1917）等人发起“社会主义拓荒者运动”，在捷克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1876年，作为《未来报》总编辑的萨波托茨基在报上撰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并在文中第一次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他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参加翻译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69.）《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后成为捷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萨波托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发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人同群众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潘克拉兹•克尔科施卡（Pankraz Krkoska，1861-1888）的理论贡献主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自1870年代末马克思的《资本论》部分译成捷克文出版后，克尔科施卡曾在《平等报》撰文阐明《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约•波•彼茨卡（Joseph.B.Bicika，1849-1896）作为捷克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紧密联系工人运动。彼茨卡曾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论述了国家、军事机器的阶级性质，强调了革命政党和革命手段的重要作用，并阐明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原则。（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8.）从1872年起，彼茨卡负责编辑的《工人报》是捷克的首份社会主义报纸，他号召工人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养成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习惯。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捷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也被翻译成捷克文出版。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匈牙利传播。为这种传播做出贡献的主要有列奥•弗兰克尔等人。列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1844-1896）曾担任巴黎公社的劳动和交换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弗兰克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第一个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宣布了必须建立工人国家的思想”。他在其“对工人运动具有巨大影响的文章中，讲到阶级矛盾的深化，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独立的问题”。（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80.）在弗兰克尔的领导下，1880年匈牙利全国工人党建立。该党以哥达纲领为基础制定了党纲，但基本清除了其中的拉萨尔主义口号。（注：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1.）

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的传播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约•奈捷日杰、施泰方•斯顿卡、康斯坦丁•多布罗让努•盖里雅、拉伊库•约涅斯库•里昂等人。随着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罗马尼亚的第一批工人组织和革命小组产生之后，1892年《共产党宣言》在雅西用罗马尼亚文出版，1893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现代人》杂志（1881年至1891年在雅西出版）起了重大作用。约•奈捷日杰（1854-1929）是该杂志的编辑。《现代人》曾译载过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56.）并刊载过不少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章。奈捷日杰撰写有《我们关于世界知道些什么？》（1881-1882）、《生物的起源》（1883年）、《上帝是否存在？》（1884年）等论著，他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原理，批判了上帝存在观念。奈捷日杰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60.）

施泰方•斯顿卡（1865-1897）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较大。他是社会学家和医生，其著作《作为病理学因素的社会环境》（1891年）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基础，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人民群众的肉体痛苦和生活条件之间的联系，认为“要保护劳动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公开地坚决地驳斥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其他反动理论”。（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61.）斯顿卡的思想较大影响了罗马尼亚知识界的先进人士。

康斯坦丁•多布罗让努•盖里雅（1855-1920）对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的传播贡献也很大。他著有《奴隶制和社会主义》（1884年）、《卡尔•马克思和我们的经济学家》（1884年）、《思维的无政府状态》（1891年）、《唯物主义历史观》（1892年）等书，这些书产生了一定影响。1886年，他制定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小组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一般民主要求的体系。盖里雅同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格•瓦•普列汉诺夫通过信，并且受到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58.）

拉伊库•约涅斯库•里昂（1872-1895）的贡献也在理论方面，他在论著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并强调阶级斗争是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

此外，《解放》杂志（1883年，布加勒斯特）、《社会杂志》（1884年至1887年，雅西）、《社会批评》杂志（1891年至1893年，雅西）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罗马尼亚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向罗马尼亚社会各界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反对斯宾塞的进化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消灭私有制而斗争。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创办的刊物《新纪元》（1893年至1894年）是值得特别重视的，恩格斯、拉法格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其他领袖为该杂志写过文章。恩格斯了解并且重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为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57.）

保加利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米特尔•尼古拉耶维奇•布拉戈耶夫、叶甫季姆•达别夫等。

德米特尔•尼古拉耶维奇•布拉戈耶夫（1855-1924）作为保加利亚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俄国彼得堡大学学习期间就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1883年至1884年间，布拉戈耶夫创建了秘密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被俄国驱逐回国后，布拉戈耶夫从1885年开始在保加利亚出版《现代见证人》月刊，其目的是“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培养读者懂得科学社会主义。虽然这份杂志没有充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但是，它的出版在保加利亚是个空前的现象。杂志上第一次公开讲到‘思想最深刻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讲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哲学的思想”。（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84.）1891年，布拉戈耶夫领导成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并推动出版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丛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他还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它在我们这里有立足之地吗？》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保加利亚当时的社会条件和阶级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固有矛盾，阐明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并指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保加利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景。（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63.）在同普罗戈比耶夫为代表的民粹派斗争时，布拉戈耶夫撰写了《社会主义和保加利亚的工人问题》的系列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发展这一事实必然使得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发展成为将来不可变更的事实。布拉戈耶夫还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中，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科学性。布拉戈耶夫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卓有成效的革命运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64.）布拉戈耶夫还著有《科学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891年）、《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普罗戈比耶夫先生》（1892年）、《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2年）、《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1903年至1904年）等书，并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论著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以及它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叶甫季姆•达别夫（1864-1946）的贡献主要在理论宣传方面。1886年，他出版《露珠》周报，其目的也是在保加利亚普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他在《露珠》周报刊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译文。这是翻译成保加利亚文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1890年，他又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对保加利亚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巨大作用。（注：[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84.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

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是保加利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大都有保加利亚文译本，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活跃在第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的著作也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出版。

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传播很有特色。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工人运动的开展，南斯拉夫成立之前各王国及各地区如霍尔瓦提和斯洛文尼亚、达尔马齐亚和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纷纷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各地社会民主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领袖的著作，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斯洛文尼亚的传播与该国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紧密相联。弗•热列兹尼卡尔（1843-1903）是斯洛文尼亚工人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奥地利和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巴黎公社时期参加过巴黎的街垒战。1880年返回斯洛文尼亚之后，热列兹尼卡尔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斯洛文尼亚的社会民主运动，并成为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注：贾泽林.南斯拉夫当代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

19世纪最后十年，社会主义思想和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也通过在欧洲各国留学的马其顿学生、工人和侨民开始渗透到马其顿。瓦西尔•格拉维诺夫（1868-1929）是把马克思主义传入马其顿的出色代表人物。1893年，这位来自韦莱斯的木匠创建了马其顿社会主义小组。1895年，在格拉维诺夫的领导下，马其顿社会主义者在索非亚创办了《革命》周报，宣传在“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鼓舞下为建立“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而斗争，并认为斗争的前途在于同其他被压迫民族结成同盟。（注：[南]斯•斯托场诺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M].杨元恪，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4.）

塞尔维亚在当时是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地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工人运动活动家和理论家，如拉多万•德拉戈维奇、德米特里•图佐维奇、杜尚•波波维奇等。他们在思想上坚持反对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内外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努力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拉•德拉戈维奇（1878-1905）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撰写通俗性作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德•图佐维奇（1881-1914）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也是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的总编辑。他译编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考茨基和列宁的许多著作，撰写了不少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作品。他反对认为可以通过改良的途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认为夺取政权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注：贾泽林.南斯拉夫当代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波波维奇（1884-1918）是马克思主义的出色宣传家和普及者。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它武装了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工人阶级。他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主张在巴尔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改造。1910年，波波维奇曾翻译恩格斯有关塞尔维亚状况的著名论文《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注：贾泽林.南斯拉夫当代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组成的南斯拉夫王国成立。20世纪初，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日趋尖锐。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南斯拉夫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1919年4月，南斯拉夫各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召开，并宣布统一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正式成立。在1920年6月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然而，在统治当局镇压下，南斯拉夫共产党遭到禁止，党和工会的刊物遭到查封。尽管如此，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仍不断被翻译成南斯拉夫民族语言印刷出版，如1920年代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1930年代又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德国农民战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注：贾泽林.南斯拉夫当代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4.）

（七）在俄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有着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对这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国的革命运动十分关注。已届天命之年时，马克思在百忙中挤时间学习俄文以便直接了解俄国的情况。他和俄国的革命者、工人运动活动家、知识界和新闻界人士联系广泛，洛帕廷、拉甫罗夫、丹尼尔逊、卡布鲁柯娃、柯瓦列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等都同马克思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丹尼尔逊还与马克思通信商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的事。1870年3月，马克思同意担任第一国际俄国支部驻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后，就更加注意团结俄国革命者捍卫第一国际的革命原则，反对巴枯宁的宗派分裂活动。

从时间上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很早。19世纪40年代，别林斯基就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留下深刻印象。俄国的革命者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识也较早，连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这位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就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参加了一些地区的革命斗争。1864年9月，巴枯宁在伦敦两次会见马克思后，即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活动。1871年9月，巴枯宁还参加了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但是，巴枯宁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搞分裂活动，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谴责。1872年9月，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的关心，促进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1872年，经马克思认可，由尼•弗•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文本在彼得堡出版。后来，普列汉诺夫（1856-1918）等民主革命派更是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志同道合者在日内瓦创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恩格斯论俄国》等译成俄文出版。劳动解放社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奠定了基础。1889年，普列汉诺夫还应法国工人党负责人拉法格的邀请，作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出席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后来又与恩格斯多次相见。

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的贡献分不开。列宁通过研读俄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资本论》等，通过阅读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对俄国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后来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成功。俄国革命胜利后，1919年3月，列宁领导在莫斯科创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中国旅居俄国的工人杨明斋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及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1921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组织，进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第三国际，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其存在的24年中总共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做出过重要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以外各大洲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除了在欧洲传播并发生实际影响，在俄国传播导致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外，它在世界各大洲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

（一）在美洲的传播

美洲包括北美和拉丁美洲，这里分别进行叙述。

在世界各大洲中，美洲尤其是北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相当早。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其中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有特色。“1848年革命失败后，由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迫害，其中许多人逃往美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者。在这份名单中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约瑟夫•魏德迈、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罗萨、雅可比、克莱因、约翰•席克耳、塞巴斯蒂安•戴勒尔等人。与此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和同情革命的德国人在1848年后移居美国，成为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传播者。”（注：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142.）在这些从欧洲去美国的革命活动家中，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较大贡献的主要有约瑟夫•魏德迈、弗里德里希•左尔格、丹尼尔•德莱昂等人。

1851年，德国工人活动家约瑟夫•魏德迈就来到了美国。魏德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一到美国就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852年1月，魏德迈创办的《革命》周刊问世，周刊陆续刊登了《卡尔•马克思的1845年至1847年商业危机史》《欧洲的党派》等文章，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革命》是北美的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杂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传播的时代开始。1852年4月，在魏德迈的努力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出版。同年夏天，魏德迈与来自马克思身边的左尔格共同创建了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无产者联盟。该联盟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以《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基石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1853年3月，全美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美国工人同盟”在纽约成立。1857年10月，“共产主义俱乐部”亦在纽约成立。第一国际成立后，美国各地城市相继成立了工人协会，并于1870年代初成立了第一国际美国支部。1872年9月，第一国际在海牙大会之后，其总部迁往美国纽约，大批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欧洲迁移到美国。因此，美国的工人运动很快进入活跃的状态，并在较长时期内得以持续。

弗里德里希•左尔格（Friedrich Sorge，1828-1906）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一到美国就积极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被称为“美国现代社会主义之父”。左尔格是1875年成立的美国工人党的实际创始人。他起草的美国工人党的建党纲领贯彻了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纲领指出工人之所以在经济上受奴役，是因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1876年，左尔格的《社会主义与工人》一书出版，书中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他提倡把工人组织在工会之中，对工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左尔格还积极支持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资本论》（简述本）。在1880-1890年代，他是恩格斯批判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有力助手。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左尔格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史。他收集和整理了有关第一国际的大量史料，并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同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信，在1906年以《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为书名在德国出版。后来，列宁曾高度评价这部书信集的意义。1891年至1895年，左尔格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及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文章。他撰写的《美国工人运动》是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分析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的重要著作。

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leon，1852-1914）也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生于委内瑞拉，曾求学于德国和荷兰，移居美国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90年，德莱昂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党，次年担任该党机关报《人民报》编辑。他著有多部著作，如《詹姆斯•麦吉逊和卡尔•马克思》《改良还是革命》《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在19世纪后期，这些著作对在美国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

此外，狄慈根在两度侨居美国期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做出了贡献。1886年，他在芝加哥担任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编辑，撰写了一系列宣传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文章。例如，在题为《认识和真理》的文章中，狄慈根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原理；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信》的文章中，他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狄慈根的这些文章和他的两本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一起，对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较大作用。

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了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如L.布丁的《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丹尼尔•德莱昂的《工业工联主义》等。1919年9月，美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查尔斯•鲁登堡发起成立美国共产党，曾撰写《震撼世界的十月》一书的作者约翰•里德亦组织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1921年5月，这两个党在共产国际的促成下合并为统一的美国工人党，鲁登堡担任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当时党员有1.2万人。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屡遭挫折，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至今一直未曾中断。

加拿大作为北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稍晚于美国。19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建立了属于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小组，但到1890年代加拿大社会主义同盟才成立，“马克思主义有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思想才深入到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中”（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3.）。在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学界开始重视马克思的思想。1887年，默里在《上帝的工业王国》书稿中，“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分析了工业革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分裂现象，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构想，说明了工人罢工的意义”（注：黄枬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11.）。1906年，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由克尔和芝加哥的公司合作出版，1909年《资本论》第二、三卷又得以出版。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些最优秀的工人除了学习《资本论》外，还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和以分册形式发表的马克思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为题发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加拿大社会主义党的一些成员还在工人中传播和普及当时出版的许多有关历史观研究的著作，主要的有巴克尔的《文明史》、赫胥黎的《从猿到人的进化》等。（注：黄枬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12.）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加拿大的传播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传播内容开始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扩展到列宁的著作，而且重在列宁思想的传播和研究。“在传播方式上，由单纯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为结合党内的思想斗争、结合加拿大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理解、阐发列宁的哲学思想。”（注：黄枬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13.）从1920年起，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三国际的任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被译成英文发表，这对加拿大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加拿大共产党运用列宁的思想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加拿大的社会现实，批判诸种错误观点如“美洲例外论”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加拿大由传播、发展到深入研究的阶段，并产生了一些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也比较早，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大相同。19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诸国从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阿根廷在1895年已有铁路1.6万公里，企业2.3万家，工人33.6万。巴西在1889年有企业636家，工人6万。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就已传入拉美，“1854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街头有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出售。1860年代，拉美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智利的路易斯•奥雷哈、古巴的卡洛斯•巴里尼奥、墨西哥的圣地亚哥•比利亚•努埃瓦等人就阅读过《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5.）。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大批革命者受当局迫害而移居美洲，于是拉美也出现了欧洲移民的高潮。欧洲移民使拉美工人阶级队伍得以壮大，也使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当地盛行。因之，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国家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工人运动团体也相继出现。

阿根廷作为拉美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所建立的工人团体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也最早。185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成立，并创办了《印刷协会年刊》。1872年，曾为巴黎公社社员、流亡者爱弥尔•托马斯在阿根廷建立了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并出版《劳动者》报。后来，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和西班牙支部也相继建立。1882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前进俱乐部，通过其机关刊物《前进报》宣传马克思主义。该组织团结欧洲侨民和阿根廷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积极指导阿根廷工人运动，并在行动中贯彻第二国际有关决议。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前进俱乐部组建了阿根廷地区劳动者联合会，并创办了《工人报》，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1896年，阿根廷社会党成立，将《先锋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1898年，在阿根廷社会党领导人胡安•胡斯托的直接领导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西班牙文本首次在阿根廷出版。”（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5.）另外，在1890年代，“阿根廷出现了两份社会主义者创办的报纸《山》和《先锋》，这两家报纸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原理。同时，它们刊登的理论文章中，有许多引证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内容”（注：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3.）。

墨西哥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国家。1869年第一国际章程就在该国的工人中间传播。1870年，墨西哥工人运动领袖圣地亚哥•比利亚•努埃瓦领导建立了劳动者中心，后又改组为墨西哥工人大团体。1871年，胡安•德马塔•里维拉领导的第一国际墨西哥支部宣布成立，同时出版了《社会主义者报》。《社会主义者报》是墨西哥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刊物。1878年7月，墨西哥社会主义党成立，并出版《社会革命报》。该报1888年7月10日“首次在墨西哥用西班牙文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6.）。

古巴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要稍晚一些，但比较活跃。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数百名旅居纽约的古巴工人参加了追悼会”（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6.）。1899年，特赫拉领导创建了古巴社会党。在古巴，著名革命家卡诺斯•巴林诺（1848-1926）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他于19世纪末组织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组。1894年，巴林诺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美国的并吞政策，提出了古巴革命运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宣称自己是“这种和那种奴隶制的激烈的废止主义者”（注：巴林诺.社会主义的真相[A].哈瓦那西班牙文版.14.参见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492.）。巴林诺在信中也讲到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斗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他声称不主张在工人问题上采用暴力方法。但是他补充说，如果统治阶级阻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他将同意通过暴力和破坏的革命。（注：巴林诺.社会主义的真相[A].哈瓦那西班牙文版.14.参见敦尼克等.哲学史：第四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492.）巴林诺的宣传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传播。

巴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始于1880年代，当时巴西的进步思想家托比阿斯•巴列托•德•麦涅塞斯（1839-1889）已在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曾在论著中写道：“卡尔•马克思讲出了一个美妙的真理，这就是他断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本身的规律。”（注：巴列托.现存的问题[A]//巴列托全集：第9卷.217.参见[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4卷[M].齐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469.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1.）巴西社会学家和文学家艾夫克利得斯•德•库尼亚（1866-1909）则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只是由于有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才被确切地、鲜明地和肯定地表达出来。”（注：艾•德•库尼亚.一个古老的问题、对照和比较[A].波多葡萄牙文第9版，没有出版年份.237.参见[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5卷[M].齐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858.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2.）库尼亚着重于理解和叙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他写道：“没有工人的劳动，不论是土地、机器、资本，以至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创造出来的。”（注：艾•德•库尼亚.一个古老的问题、对照和比较[A].波多葡萄牙文第9版，没有出版年份：237.参见[苏]敦尼克等.哲学史：第5卷[M].齐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858.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552.）库尼亚认为，实现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社会化，存在着暴力革命和和平改革两种可能性，但采取哪一种办法，关键要看统治阶级对这一社会主义措施的态度。库尼亚指出，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必定无疑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巴西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1892年，巴西的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社会主义中心也在圣多斯建立。1895年“五一”节，社会主义中心领导了圣多斯和圣保罗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社会主义中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影响比较大，并且它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是巴西第一份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6.）

智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虽然它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并且1870年代第一国际阿根廷支部曾对智利工人运动产生过影响。1896年，路易斯•奥雷哈领导建立了智利社会工人中心，并出版机关报《人民之声》。同年，奥雷哈还领导组建了工人兄弟联盟。1897年，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社会主义联盟，出版《无产者》报。同年10月，奥哈雷领导成立智利社会党，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报《锤子》，（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6.）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

乌拉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间与智利差不多。1870年代初，第一国际的影响在乌拉圭的工人中间不断扩大。1875年，乌拉圭第一个工人联合会建立。1885年，乌拉圭劳动者地方联合会成立。1895年，《劳动人民捍卫者》报问世。接着，乌拉圭的革命者又“建立了社会研究中心，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注：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6.）

（二）在大洋洲的传播

在大洋洲，澳大利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比较早的国家。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1788年A.菲利普（Arthur Phillip）率领英国舰队及第一批囚犯在悉尼湾登陆移民，菲利普亦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督。于是，这块新大陆后来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1870年代初，英国社会主义者同盟领袖之一A.G.叶文曾经到澳大利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工人斗争的经验。1872年，澳大利亚的工人代表参加了第一国际的诺丁汉英国支部的会议。188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伦敦出版后，1880年代末即在澳大利亚传播。1890年，澳大利亚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拉尼创办了《劳动者报》。1893年，《劳动者报》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学者还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著，如德•曼的《社会主义》（1905年），W.H.艾梅特的《卡尔•马克思和庞•巴维克》（1914年）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澳大利亚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1918年至1920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哥达纲领批判》《价值、价格和利润》，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条件。1920年10月，澳大利亚共产党在悉尼举行的左派和社会主义团体代表会议上宣告成立。”（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85.）成立时党员很少，仅26人。当时澳大利亚工人的生活贫困。这些党员从美国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开始在实践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组织起澳大利亚共产党，是想以领导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己任，从而揭开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的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注：蔡声宁.马克思主义在澳大利亚[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4）：220.）从1921至1922年起，澳大利亚共产党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与澳大利亚相比，马克思主义在新西兰的传播要晚一些。1921年3月，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者成立了新西兰共产党。初期，新西兰共产党作为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一个支部，1927年独立，该党曾参加共产国际。（注：廖盖隆等.社会主义百科要览[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3528.）在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它领导了工人罢工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共产党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斗争。1951年，维•乔•威尔科克斯担任党的总书记，并在1954年通过了党纲《新西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传播

非洲曾经是遭受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大陆。自15世纪开始，西欧殖民者就开始登陆非洲，并贩卖黑人奴隶，19世纪80年代非洲完全沦为英、法、德、比、葡、意等国的殖民地。因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非洲也就以各种渠道较早地得到传播。而北非以及中东，还有南非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早地区。

北非、中东阿拉伯国家是奉行伊斯兰教的国家，主要包括埃及、利比亚、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在这一地区，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相对于非洲大陆来说是比较早的。1871年，在伊斯坦布尔的黎巴嫩人阿尔西底亚出版的《阿尔格瓦布报》上，刊登了首次涉及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的文章，不过文章把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者说成是图谋夺取财产和财富的“造反者”。（注：华法•萨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阿拉伯思想界中的传播.见：百年之后马克思的事业[A].法文版：335.参见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5.）从1890年起，社会主义思想在阿拉伯国家流传日益广泛，马克思被当作一位“政治经济学者”来介绍。这些介绍者是一些懂法语、土耳其语的阿拉伯人，他们在欧洲留学或工作过，曾目睹巴黎公社等革命运动。1890年，埃及一份杂志（阿尔穆亚伊亚）发表了一篇名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作者介绍平等经济学说时论及马克思的经济学，并强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者还对“共产主义”作了解释：“几位平等理论家赞同不分配财产，因为他们认为分配是件十分沉重的工作……这些理论家对共同体津津乐道，这种学说就是‘共产主义’。”（注：华法•萨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阿拉伯思想界中的传播.见：百年之后马克思的事业[A].法文版：335.）1894年，阿尔穆达达夫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文中，称卡尔•马克思是一位“国际闻名的世界社会主义协会的奠基者”。该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如马克思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曾在法国参加过1848年革命，还撰写了著名的《资本论》，成为研究经济学的著名哲学家。不过，阿氏又把马克思与巴枯宁、拉萨尔、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等相提并论。进入20世纪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学者逐渐增多。“1913年，阿拉伯世界出现了第一本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作者是萨拉玛•穆萨。作者谈到资本主义的演变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然后又阐述了欧文、蒲鲁东社会主义的思想，之后叙述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净化了社会主义理论。”（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7.）1915年，埃及的M.H.阿尔曼苏里撰写了《社会主义体系史》一书，较为准确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1920年，尼古拉•哈达德的《社会主义》一书在阿拉伯世界问世，“这本书的重点是介绍生产资料的国家化，作者还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8.）。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加之共产国际建立后的巨大影响，阿拉伯国家也纷纷成立共产党组织。不过，这种建党活动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活动有直接关系。从1920年起，法国共产党即在法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北非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了法共支部。例如1920年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成立了法共支部，1924年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了法共支部。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埃及1919年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继之，埃及共产党1922年宣告成立，但迫于政府当局的压力又被解散。虽然政治上处于不利境况，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埃及开始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例如，1922年出版了阿马德•里法特翻译的列宁的《国家和革命》《怎么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等著作。1930年，埃及又出版了由A.F.阿尔卡蒂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33年，在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K.巴克达苏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阿尔穆达达夫》杂志也刊登了一篇名为《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文章。1940年代，埃及的共产主义组织“为民族解放的民主运动”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等13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50年代初，R.阿尔巴拉维博士翻译了《资本论》，同时还翻译了以“社会主义史介绍丛书”为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些著作也在叙利亚、黎巴嫩出版发行。（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8.）

这一时期，苏联翻译和出版的马列著作也传入了阿拉伯国家，同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著作也被引进、翻译和出版。

在北非，主要是受欧洲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特别是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大。在法国共产党支部的帮助下，1936年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成立，1937年突尼斯共产党（1943年正式改称现名）成立，1943年摩洛哥共产党（1974年改名为进步与社会主义党）成立，1946年苏丹共产党成立。到1959年，留尼汪共产党也在法共支部的基础上成立。这些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和政策上都受到法国共产党的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法国共产党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从属于法国革命。”（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非洲手册：概况部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22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之后，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苏丹等也都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合法的共产党还出版自己的报纸，成立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在1950年代前后，阿拉伯世界不仅出现了一个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的高潮，也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毛泽东的著作。

随着民族解放斗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北非、中东地区先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们可统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其中亦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非洲南部的南非是非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另一地区，这是因为欧洲移民和非洲工人数量较多使它成为撒哈拉以南国家的例外。“据亨利•R.派克写的《南非共产主义史》一书称，马克思流亡英国时，曾担任早期开普敦报纸《南非人》（De Zuid—Afrikann）的通讯记者，并为该报撰写了一些关于开普（Cape）经济的文章。1904年，开普敦开始出现了从事宣传活动的社会主义组织。”（注：葛佶主编.简明非洲（撒哈拉以南）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0-231.）1909年，被称为南非“劳工运动之父”的安朱斯与伊文•琼斯发起成立南非工党，分别任党的主席和总书记。1915年9月，安朱斯等建立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简称“社盟”）。社盟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持“热烈欢迎”的态度，赞扬十月革命是“一切时代的最光荣的革命”。1918年1月，社盟举行第四次年会，并发表《原则宣言》，宣布南非工人斗争的最终目标应是无产阶级革命，走十月革命开辟出来的道路，并号召所有南非工人，不论何种肤色，团结起来，为“建立南非社会主义共和国”而“通力合作”（注：葛佶主编.简明非洲（撒哈拉以南）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1.）。1920年1月，社盟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7月，社盟和其他几个南非社会主义团体联合成立了“南非的共产党”（Communism Party of South Africa，1953年改称“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m Party）。

不过，南非共产党是南非“白人劳工运动左翼的产物”（注：葛佶主编.简明非洲（撒哈拉以南）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1）。该党和非洲其他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一样，建党初期党员都是白人。这是因为南非主要是英国的殖民地，白人统治当局长期在该国以立法和行政手段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但南非共产党却也正是在南非左翼白人劳工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1930年以前，党的主要领导人一直由白人担任，因此，南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经受到白人种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同时，由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思想在南非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南非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来推翻白人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南非共产党‘自动解散’的十年间（1950-1960），南非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和党员干部，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各种群众组织。”（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非洲手册：概况部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223.）因此，南非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一直到1990年，它才取得合法地位。

总的说来，非洲大陆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开始出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不平衡，发展速度也缓慢。除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南非以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共产主义思想少有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共产主义为名的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也纷纷出现。不过，这些政党和小组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还远未成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除南非以外，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非洲手册：概况部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221-22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55年以来，非洲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中有的已经公开命名为共产党。到1962年8月，已经知道的，有15个这样的政党，它们主要分布在前法属西非、英属西非和非洲的沿海岛屿。这些政党是：毛里求斯共产党，马尔加什共产党、尼日利亚共产党、尼日利亚人民党、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刚果共产党、刚果人民党、莱索梭（巴苏陀兰）共产党、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塞内加尔非洲联合党、塞内—冈比亚工农党、达荷美—多哥贝宁社会主义革命党、象牙海岸人民党、桑给巴尔共产党和多哥革命党。”（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非洲手册：概况部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224.）这些党的成立和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在非洲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

到1960年代以后，非洲大多数国家都取得了民族独立，越来越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从总体上看，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仍只在少数政治家和先进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较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未曾系统出版和得到研究，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较少。除埃及的萨米尔•阿明（1931—）这位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外，鲜见其他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学者。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非洲的社会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苏联学者莫谢伊科指出的：“早在1932年，一些在巴黎学习的来自非洲国家和安提耳群岛的大学生在《自卫》宣言中写道：‘我们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它的论点不带任何偏见，并且得到了列宁事业胜利的检验’。这一世界观不仅对非洲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作用，而且也促进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非洲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与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力图以马列主义的一系列论断为依据。那时，使他们感兴趣的首先是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反帝斗争的策略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注：[苏]A.莫谢伊科.非洲哲学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趋势[J].国外社会科学，1983（12）：31-32.）

（四）在亚洲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其实很早就得到传播，但进程很不平衡。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国家。早在1870年代，日本学界就曾介绍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经济学说。尔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越来越多地传入日本，相关著作也不断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本书将在下一节专门进行阐述。

在亚洲大陆国家中，印度是与马克思主义最早有接触的国家，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的国家。印度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即创立，后来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在1857年至1858年间，印度发生了第一次反英的民族大起义。当时马克思正忙于写作《资本论》，但他仍然假时关注印度问题，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统治印度的未来结果》等文章。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后，加尔各答的一位激进人士曾致信给马克思，揭露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罪恶，并请求国际工人协会批准他在加尔各答成立一个支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孟加拉籍人卡玛夫人流亡巴黎，曾结识马克思的外孙龙格、饶勒斯等人。1907年，卡玛夫人还参加了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印度国内的传播要稍晚一些。1912年3月，印度的《现代评论》刊物发表了署名为哈尔达雅尔的一篇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同年秋，拉姆克里希拉•派莱出版了马克思的简短传记。（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81-382.）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及后来共产国际的成立，对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印度的革命者开始组织起来进行活动。1919年5月，以加•马亨德拉•普拉塔普为首的革命者代表团访问俄国，受到列宁的接见。1920年10月，印度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塔什干成立。1925年12月，印度各邦的共产主义小组组织起来正式成立了印度共产党。

不过，印度共产党力量发展较慢，至1950年代才有起色，党员人数增加到近20万，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也在增加。印度共产党的一些组织受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较大，这从翻译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例如，它们主要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殖民地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英国共产党理论家康福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等。至1960年代，印度共产党内部进一步分裂，形成“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印度共产党（马列）”等。（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82-383.）

相较于日本和印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晚一些，但却有后来居上之势。中国由于闭关锁国，消息闭塞，中国人在1899年经过英国浸礼会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以及通过上海的《万国公报》才开始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在1902年通过出逃日本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才获知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然而，后来通过日本学界的传播，中国人也较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零星地传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日本和印度不同，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便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详细说明这种历史巨变过程，正是本书的任务。本书将在正文中对之进行具体阐述。

中国周边的国家如越南和朝鲜，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比中国晚一些，且其主要特点不是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而是在实际革命行动方面。越南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主要是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胡志明（1890-1969）是越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越南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并在广州出版《青春》革命刊物，在胡志明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越南得到迅速的传播”（注：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49.）。从1925年至1927年，越南建立了三个革命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新越革命党与越南国民党。

继之，1929年越南出现了三个共产党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联团。1930年2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九龙附近召集各方代表，讨论和解决各组织的统一问题，并成立了新的越南共产党。这也是“胡志明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同时还认真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注：杜成君等.共产国际与印度支那共产党[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7（1）：46.）的结果。越南共产党成立8个月后，其名称又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以扩大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然而这时老挝和柬埔寨实际上还没有共产主义运动。“1931年的革命高潮中，印度支那共产党也没有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起分党。尽管1935年在澳门召开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老挝和柬埔寨有代表参加，但这两国的党的基层组织却微乎其微。”（注：杜成君等.共产国际与印度支那共产党[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7（1）：47.）1931年4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预备支部，1935年7月又转为正式支部。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后，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二大”，决定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越南劳动党。1955年3月，原印度支那共产党老挝地方委员会成立老挝人民党。1955年7月，柬埔寨以前抗战人员名义成立合法组织“人民派”。

朝鲜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与越南相似，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与该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相结合。1925年，朝鲜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组成朝鲜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自1910年起受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共产党的力量弱小；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北部五省共产主义组织举行代表会议，才创建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金日成（1912-1994）当选为组委会书记。

在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差不多与中国同时，但它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更早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20年5月成立。其前身为1914年成立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在每一个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亦认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印度尼西亚革命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在上述认识的指导下，该联盟经过组织内部的反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于1920年5月23日在三宝珑举行的年会上改组成为共产党。起初它取名为“东印度共产党”，“直到1924年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它才改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写道，它将继续不断地为提高印度尼西亚工人和人民的生活而进行斗争。它把争取民族独立和铲除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的压迫，作为自己进行斗争和活动的重点”。（注：[印度尼西亚]艾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民族起义：1926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26.）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席是司马温，该党于1920年年底参加了共产国际。1926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荷兰殖民主义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些党员投身武装抗日斗争，1948年转为公开活动，同年9月因茉莉芬事件它再次被宣布为非法，1951年又转为公开活动。195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尼第一次普选中一跃成为全国四大政党之一。然而，1966年3月印尼总统苏哈托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它再度转入秘密活动。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特点，同样是政治实践高于理论研究。

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都是与本国的具体实践联系紧密，并且其共产党组织成立都比较晚。菲律宾共产党于1930年8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于1931年7月成立。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各国的传播时间有先有后，发展不平衡。日本和印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国家，在传播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不少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理论家，但印度却不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践中，日本和印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也都没有大的起色。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间比中国略早，其社会主义运动曾经轰轰烈烈，但由于该国也没有产生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联系起来的理论家，加上特殊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该国没有发挥出改造社会的作用。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虽然其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未曾取得胜利，但日本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革命者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最初从该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即开始向国内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更是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全盘接受了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践，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而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数年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仍然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然而，由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创办大学开始为亚洲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在1920年代中下期开始占主导地位，在1930年代及以后则占领导地位。即使如此，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转国，在很长时间内发挥的巨大作用需要专门进行叙述。

四、日本何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中转国

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最初是中国知识界引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转国，这有其特殊的缘由。前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它在欧洲和世界各大洲传播大致情况予以简略说明时，已提及地处亚洲东部的日本的情况。在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日本何以能成为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中转国呢？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同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它已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中国则仍然是一个与世界基本隔绝的小农国家。日本19世纪中期开国以后赴欧美留学人员在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时，也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日本传播。而中国步日本后尘在19世纪末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时，外派留学生只有极少数远赴欧美，绝大多数都往近邻日本。所以，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主要不是从其诞生地德、英、法等西欧国家，而首先是从地处亚洲东方的日本。中国人首先从日本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继之经北方的俄国—苏联获得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获得经列宁等革命家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相比之下，德、英、法等西欧国家，在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反而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具体说明日本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转传中国的国度，除了它先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已先在日本得到传播，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等条件外，还在于日本文字是在借鉴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中日两国的文字能较好地相通，这非常有利于中国留学生从日本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令日本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世纪初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无论是改良派，还是民主革命派、社会主义革命派，以及无政府社会主义派，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主要来源地都是日本。前已提及，中国人初次听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在1902年通过出逃日本横滨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获得的。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开初主要是由在日本活动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者进行。从1912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日本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学说的主要来源地；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日本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日本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的中转国，其具体缘由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由于日本先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思想文化也先于中国进入近代，日本赴欧洲留学者在时间上早于中国，他们把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引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后，为转传到中国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19世纪中期，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处于封建社会末期。1853年7月，美国舰队抵达日本，迫使幕府于次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进而开港。1859年7月，日本在美、英、法、荷等欧美国家的武力威胁下被迫与之通商。在社会处于变革与鼎新的过程中，明治天皇1867年在萨摩、长州等藩的支持下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复归天皇。并且，新政府在军事上彻底击溃了幕府。1869年5月，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被推翻。新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施改革，提出“富国强民”政策，于是社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时，日本的启蒙学者开始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界也处于变革之中。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欧美国家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日本，一些学者在积极传播社会主义学说时，也开始发表自己的相关研究心得和见解。

日本人知道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以后。“1870年，《明六社》的思想家加藤弘之（1836-1916年），在他撰写的《真政大意》一书中，第一次介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经济学说。”加藤弘之认为“这两种经济学派”“虽稍有差别，但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财产私有，将各种私有财产归政府管理，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但这种制度的严酷实难忍受，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这里，从反对的立场，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注：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M].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21.）不过，加藤弘之是用日文片假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行音译，“在当时尚未找到合适的汉字译词”（注：陈力伟。“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J].学术月刊，2012（9）：50//孙江等。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0.）。

同年，日本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西周（1829-1897）在其私塾育英学舍讲义《百学连环》中，提及“社会之学”（Socialism）、“通有之说”（Commnuism）。西周作于1878年6月至1879年底之间的“社會黨論の說”（社会党的学说），亦介绍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各流派。（注：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卷2[M].东京：宗高书房，1966:743-744.）1878年，福地源一郎（1811-1906）在《东京日日新闻》（1878年6月6日）发表《僻说之害》一文，其目的是攻击“社会主义”，但该文第一次用汉字创制了“社会主义”一词。“从此，‘社会党’、‘社会主义’等词，流行开来。”（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52.）

1881年4月，美国传教士拉尼德（1848-1943）的门徒小崎弘道（1856-1938）在基督教办的《六合》杂志第一卷第七号上，发表《近世社会党的起因》（近世社會黨ノ原因ヲ論ス）一文，“该文把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衰微，并提到了德国社会党的首领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当时译为‘万国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在日本出现”（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52.）。1882年，宍户义知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伍尔士（1801-1889）“写的《古今社会党沿革说》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介绍。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实际上是一部社会主义通史，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解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起了重大作用”（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52.）。同年，久松定弘在《理想境事情——社会党沿革》一书中亦介绍了第一共产国际（注：卞崇道.马克思主义东渐日本与中国[A].见：刘德有等.中日文化交流事典[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551.），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上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只是初步介绍，尚未与日本社会的实际联系起来。继之，日本一些留欧旅美归来以及锐意求变的学者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因他们不满天皇的专制统治，提出“主权在民”并要求确立立宪政体。这些民权运动者在1881年组织自由党，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并翻译介绍了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同时也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学说。

对社会主义传入日本起较大作用的民权运动代表人物，主要有中江兆民、德富苏峰、酒井雄三郎等。中江兆民（1847-1901）于明治四年（1871年）到法国留学，受法国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较深。1882年，他回国后即创办《政论丛谈》杂志（后改为《欧美政治丛谈》），“先后刊载了数篇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党的论文和译文，如《社会党之主义》、《社会党论》、《革命社会论》、《近代社会党之沿革》等。在这些文章中，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264.）。

德富苏峰（1863-1953）曾是美国传教士拉尼德的信徒、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后来投身资产阶级民权运动。1888年，德富苏峰组织了民友社，并创办了《国民之友》杂志。民友社出版发行了《现时之社会主义》（1893年）、《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1889年著）等书，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介绍，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例如，《现时之社会主义》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各流派及其社会方针时，在第四章用较长一段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该书被誉为“日本空前的第一本社会主义入门书”（注：山边健太郎.日本マルク主义———この发展の历史と文献[J].思想，1956（7）.）。《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则设有“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还引译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

《国民之友》杂志发表的文章在抨击天皇专制制度的同时，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例如，1888年2月《国民之友》创刊号刊登了英国学者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论文《进步与贫困》。后来，该杂志经常刊登酒井雄三郎关于第二国际活动情况的报导。

酒井雄三郎（1860-1900）是明治政府外务省的官员，1889年7月被派往巴黎参加世界博览会，正遇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酒井雄三郎“因此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并开始向日本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他以《欧洲通讯》为总标题，陆续报导社会党的活动和第二国际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盛况。1891年他还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对会议的情况作了报导，这是参加第二国际会议的第一个日本人”（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265.）。

继民权运动之后，日本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产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者，早期较著名的有片山潜、幸德秋水、安部矶雄、堺利彦、山川均等，继起者中较著名的有河上肇、福本和夫、户坂润、永田广志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共产主义者以各自的方式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影响，其中河上肇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最大，幸德秋水、堺利彦、永田广志的影响亦不小。这些人物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二是翻译或介绍欧美及苏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著；三是撰写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或著作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致力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片山潜（1859-1933）是日本最早传播社会主义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片山潜自1884年至1896年在美国半工半读留学13个年头，求学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了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伊利博士写的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并阅读了《拉萨尔传》，十分推崇拉萨尔的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方法的观点。他这时是拉萨尔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896年，片山潜回国后，在东京的《六合》杂志上发表了《德国社会共和党创始人拉萨尔》《斐迪南•拉萨尔的社会主义》等文，还著有《铁道新论》等书。他一面为生活奔波，一面试验社会改良，并开始走到工人群众中去，热情参加日本最早工会的筹建。不过，“在思想上，他仍然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注：李威周.日共创始人：片山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8.）。1897年，日本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组合，片山潜被选为干事。1898年10月，片山潜与幸德秋水等人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日本。该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898年10月18日该会举行的第一次例会上，村井知至会长就作了《社会主义纲要》的报告，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观点。在1899年4月16日该会举行的第六次例会上，村井知至又作了《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演讲，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专门的介绍”（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54.）。1900年1月，该研究会改名为社会主义协会，并决定派村井知至为代表出席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01年5月，片山潜、西川光次郎、幸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清、木下尚江等六人发起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其党的宣言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1903年底，片山潜转道美国参加第二国际于1904年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14年，迫于国内的政治形势，片山潜再次到美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组织旅美日侨‘社会主义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曾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1920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传到美国，片山潜对此进行了研究，从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最终完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立场，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年，他把《国家与革命》译成日文，经苏联出版，秘密运回日本，在日本传播”（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60.）。在这一时期，片山潜热情宣传列宁主义，已“彻底清除了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开始成为坚强的马列主义革命家”（注：李威周.日共创始人：片山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8.）。

片山潜向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转变，与他此前多年宣传并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有关。早在1903年，片山潜出版的《我的社会主义》一书，与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及森近运平、堺利彦合著的《社会主义纲要》，被称为明治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名著。并且，片山潜的著作在中国出版也较早。他的《铁道新论》1913年即由沈尔昌译成中文，由南华书局出版。该书共七章，论述了运输与铁道发展趋势、各国铁道制度与劳动问题等。片山潜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他自从参加了共产国际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之后，特别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幸德秋水（1871-1911）作为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先驱之一，在日本的影响很大，对中国学界影响也较大。幸德秋水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该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该书作为社会主义启蒙读物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当时被公认为日本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成果，畅销一时。该书有两个中译本：一个署名蜀魂遥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出版；一个署名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1907年出版。

幸德秋水还以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03年末，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平民社和创办的《平民新闻》杂志，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巨大贡献。《平民新闻》“第二号上就印有卡尔•马克思的肖像，这是日本人民第一次见到马克思的形象。该杂志第五十三期上（1904年11月15日）刊登了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次用日文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平民社还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入门》、《百年后的新社会》等通俗性的书籍。这些书籍传遍全国，把马克思的学说传播开来”（注：张阁林，刘玉萼.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A]//纪念马克思论文集（1883-1983）[C].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56.）。《平民新闻》周刊把《共产党宣言》首次引入东方，这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也间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安部矶雄（1865-1949）在日本曾被称为“日本社会主义之父”（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201.），一生致力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安部的社会主义理论受美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1891年，安部赴美国求学，就读于美国哈福特神学院，1894年毕业后，继而赴英国、德国访学、学习。1895年，安部从柏林动身回国，1897年到母校同志社大学任教。1898年，安部参与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他与片山潜等是会员，村井知至为初任会长。1899年，安部任东京专门学校讲师时，在社会主义研究会专门作了《Henry George的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的实际研究方法》等讲演。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简称“社协”）后，安部任会长。1901年安部又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等组织社会民主党，起草《结党宣言书》《理想纲领八条》及《行动纲领二十八条》。不过，该党当天被解散。

安部等人在遭到政府压迫的同时，还要与各种误解和攻击自己的人进行斗争。“当时，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学会会员，在每日新闻发表声明，说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每日新闻发表《质社会政策学会会员》，他说：‘你们止于京都，我们要去大阪，同走一段路，不是很好么？’轰动一时。”（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191-192.）1903年4月，安部出席在大阪召开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大会。同年10月，他又在“社协”讲演《请看俄国内部的潮流》《论世界的和平区瑞士》，并在《万朝报》发表《利害论与社会主义》等文。1932年4月，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成立，片山哲任会长，安部任顾问。同年7月，社会民众党改组为社会大众党，他任委员长，麻生久任书记长。社会大众党的纲领是：“（1）为拥护工人、农民及一般勤劳大众的生活而斗争。（2）打倒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198-199.）

除了发表文章外，安部矶雄的著述甚多，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主要有：《社会讲话》（与矢野文雄合著，劳动新闻社，1902年）、《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图书部，1903年，1908年再版）、《社会主义入门》（平民社，1904年）、《地上的理想国瑞士》（平民社，1904年）、《社会主义小史》（秀英社，1908年）、《我成为社会主义者》（自传，改造社，1932年）、《产业奉还论》（千仓书房，1932年），等等。

安部矶雄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翻译《资本论》。1905年，安部就着手将《资本论》译成日文。从1909年5月15日起，他所译的《资本论》“在片山潜主编的《社会新闻》”（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193.）上连载。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日本的最早传播。此外，安部翻译Eric著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亦称《社会主义二论》），1909年亦由大日本文明协会印行。

堺利彦（1870-1933）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在日本颇有影响，对中国学界影响亦大。1882年，13岁的堺利彦小学毕业就醉心于自由民权的学说。1903年，他在《家庭》杂志连载《百年后的新社会》，该文其实是对Bellamy（1850-1895）所著《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的译抄。同时，堺利彦又节译Zola的《劳动》（Travail，1901）在《万朝报》连载。1903年11月，堺利彦与幸德秋水“发起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周刊；燃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烽火”（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208.）。1904年4月，他在《平民新闻》连载《理想乡》，因笔祸而被捕入狱，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牺牲者”（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208.）。同年11月，他又在《平民新闻》创刊周年纪念号“发表与秋水合译的《共产党宣言》，立被提起公诉”（注：周宪文.世界学人年谱续集[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209.）。

1905年，《平民新闻》被迫停刊后改组为周刊《直言》。堺利彦在《直言》发表讨论妇女、性欲及蔬食诸问题的文章，还连载了《生产方法的变迁》，以及由他节译的Hyndman（1842-1921）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896年）等。

1906年2月，堺利彦组织日本社会党，被推为评议员。他与日本社会党及国家社会党合作，发动反对电车加价运动。同年3月，他负责的“由分社”出版《社会主义研究》月刊，在其上刊载“解释《共产党宣言》”，这其实是第一次全文刊登《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全译本，这个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即成为最初中译本的文本依据。此外，《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还刊登了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考茨基的《恩格斯传》、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大杉荣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等。这些文章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可利用的理论资源。

堺利彦是一位多产的理论家，撰写有30余种著作，还有大量译著。著作主要有《妇女问题》（文渊堂，1907年）、《人类发生的历史》（有乐社，1907年）、《社会主义的檄文》、《贫富之争》、《女人身上》、《被束缚的妇女》（由分社，1907年）、《由唯物史观的立场》（评论集，三田书房，1919年）、《Marx传》（与山川均合著，大镫阁，1920年）、《如果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文化学会，1920年）、《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大镫阁，1921年）、《世界社会运动的现势》、《富人与穷人》、《社会主义大意》、《劳动与资本》（无产社，1921年）、《社会主义经济学》（三德社，1923年）、《俄国革命十一月七日》（小册子）、《利润的出处》、《社会主义学说大要》、《社会主义与进化论》、《Gotha纲领批判》、《谈巴黎公社》、《资本积蓄的历史倾向》（无产社，1925年）、《苏联的资源及贸易》（与上田茂树共著，实业之世界社，1925年）、《唯物史观要约》（无产社，1926年）、《左翼小儿病》（无产社，1926年）、《妇女问题的本质》（无产社，1927年）、《唯物论与宗教思想》（白扬社，1927年）、《社会进化的过程》、《谈辩证法的唯物论》（无产社，1928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造社，1929年）、《伦理与唯物史观》（改造社，1930年）、《何谓社会主义》（劳农出版社，1930年）、《经济学入门》（白扬社，1930年），以及《堺利彦传》（无产社，1926年）等等。此外，他还在《新佛教》杂志（1911年）译载《社会主义伦理学》，在《中央公论》（1931年）连载《社会主义运动史话》等。

除与幸德秋水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外，1928年春，堺利彦与同志协力翻译Riazanov著的《Marx Engels传》，为《Marx Engels全集》的第一卷；还与北浦千太郎合译了《国际工动组合运动》（白扬社，1925年）等。

堺利彦这位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家，坚守社会主义立场，不仅关心国内政治，也关注国际政治。1917年3月俄国革命发生后，他代表日本社会主义集团发电致贺。1919年3月，高畠素之等鼓吹皇室中心国家社会主义，他因坚守人民社会主义的立场而与之分道扬镳，并在5月与山畸今朝弥、山川均合办《社会主义研究》月刊以加强社会主义理论宣传。1920年6月，他与诸同志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21年，他与社会主义同盟诸同志赴日本关西及中国游说。1922年6月，他在日本发起“苏联饥馑救济委员会”。1928年7月，他参加组织无产大众党；同年12月，七无产政党联合组成日本大众党，他被推为中央委员。1929年，他参加东京无产党的组织。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被推为大众党反战委员会委员长。

堺利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他与幸德秋水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提供了便利。堺利彦的《社会主义学说大要》，这本从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和历史进化的事实等方面解说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也由吕一鸣译成中文，由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堺利彦据乌德著作译述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说与达尔文说之关系》，中文本由张定夫翻译，1929年由昆仑书店出版。堺利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的解说，对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和解说，对波丁（Boudin）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班内科克（A.Pannekock）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介绍，“这些都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宣传”（注：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0.），同时都对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堺利彦有关妇女问题的译述著作亦有多种中译本，如他据美国社会学者乌德（L.F.Ward）《纯理社会学》书中一章编写的《女性中心说》，由李达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其《全译女性中心说》由夏丏尊译成中文，民智书局1924年出版。1929年，北新书局亦出版了吕一鸣据堺利彦译述而译成中文的《妇女问题的本质》。

山川均（1880-1958）作为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劳农派创始人、社会党左派人物，这位马列主义著作的积极介绍者，对中国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山川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日本的资产阶级已确立了政治上的统治权，日本的资本主义已达到帝国主义与反动的阶段，所以日本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像俄国那样经过的“二段革命”并非必要。这种观点当然过于激进。山川均的著作较多，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1907年）、《苏维埃研究》（1920年）、《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1923年）等；译著除监修出版《列宁著作集》外，还翻译了《新经济政策》（1924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928年）、《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山川均著作的中文译本有22种以上，如《苏维埃研究》（王文俊译，新知书社，1921年）、《资本主义的解剖》（崔物齐译，光华书局，1927年）、《资本主义批判》（高希圣译，上海励群书店，1928年）、《辩证法与资本制度》（施伏量译，新生命书局，1929年）、《马克斯资本论大纲》（陆志青译，未明社，1930年）、《社会主义讲话》（徐懋庸译，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等。

河上肇（1897-1946）作为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甚大。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月刊，积极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当时日本马克思学说研究的最高权威、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河上肇几乎到了有文必译的程度。据研究者统计，从1919年起至1922年止，中国思想界翻译的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竟有30多种。而河上肇的著作在30年代前译成中文的竟亦有20余种，这恐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也是仅见的。”（注：赵利栋。略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89.）时人引述或提及较多的河上肇的文章主要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译，《晨报》，1919年5月5日至8日）、《劳动与资本》（食力译，《晨报》，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社会主义之进化》（摩汉译，《时事新报》，1919年6月1日至15日）、《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罗琢章、藉碧译，《时事新报》，1919年8月5日至12月24日）、《马克思底唯物史观》（陈望道译，《民国日报》，1920年6月17日）、《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邝摩汉译，《时事新报》，1920年6月27日至29日）；著作主要有《贫乏物语》（《贫乏论》，李凤亭译，泰东图书局，1920年）、《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李培天译，泰东图书局，1920年）、《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河上肇和栉田民藏著，范寿康、施存统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李达译，昆仑书店，1930年）、《社会主义经济学》（邓毅译，光华书局，1930年）、《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文华书局，1930年）等。总之，20世纪初叶，河上肇在中国思想界风靡一时。“当时无论是同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抑或反对唯物史观的中国人，实际都是根据河上肇所阐发的唯物史观而进行的，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李达、李汉俊、高一涵、范寿康等等。”（注：赵利栋.略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89.）对于包括河上肇在内的日本学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也曾感受到并很关注。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说：“关于马列主义的传播，你们比我们早。我们最先是从日本得到的。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注：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Z].1960-06-21.）

福本和夫（1894-1983）是日本共产党左倾的福本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学界亦有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进化论：社会的构成及其变革过程》（1926年）等，该书在1930年有施复亮的中译本，大江书铺将之出版后于1932年再版。

户坂润（1900-1945）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作出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哲学。1932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加紧战争准备、强化军国主义意识、镇压左翼文化团体的严峻文化环境中，户坂润与冈邦雄、永田广志等创建唯物论研究会。该会发行《唯物论研究》杂志共65期，先后三次出版“唯物论全书”共50册。唯物论研究会的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前日本取得了确定的地位。户坂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方法论》（1929年）、《现代唯物论讲话》（1936年）、《认识论》（1937年）等。不过，他的著作译成中文的仅有《科学方法论》（谭吉华译，辛垦书店，1935年），故他对中国学界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

永田广志（1904-1947）是日本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他凭借精通俄语的有利条件，把苏联当时的许多重要哲学论著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永田广志的著作较多，其中译本主要有《现代唯物论》（三个译本分别为：施复亮、钟复光译，进化书局，1937年；卢心远译，辛垦书店，1937年；阮均石译，新知出版社，1938年）、《唯物史观讲话》（阮均石译，新知出版社，1937年）、《科学的历史观》（阮均石译，新知书店，1937年），以及《日本哲学思想史》（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刘绩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等。

除以上人物外，大森义太郎、德永直、渡边顺三等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进行了传播。1930年代，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论著也多被介绍到中国。如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罗叔和译，申报馆，1934年；杨允修译，新生命书局，1934年），德永直、渡边顺三合著的《新哲学纲要》（慎修译，辛垦书店，1935年），《通俗辩证法讲话》（包刚译，上海杂志公司，1947年）等。

第二，中国大批青年学子赴日本留学，在吸取新知时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革命者的影响。他们主动学习，并积极地翻译和引进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相关论著，这使日本实实在在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转国和来源地。

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选派学生就近赴日本留学，并规定留学者有翻译、传入先进科学文化的任务。而留日学生更关注社会科学，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或改良运动的人士更是专注介绍社会科学。有学者统计，仅日文中译书1896年至1911年间达958种，1912年至1937年间达1760种。（注：张承谟.近三百余年中日图书互译概况：兼评两本中日译书综合目录[J].世界图书，1989（5）：24.）可见，由于地利之便，中国选择了近邻日本作为引进近代科学文化的主要来源地。由于日本在引进和传播欧美的先进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走在中国前面，因此它也成了渴望中国自强的知识分子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要来源地。

至20世纪初，译自日文的社会主义作品相继传入中国。1903年前后，除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外，以社会主义为题或较多涉及社会主义内容的中译著作就有10余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中译本有：《近世政治史》（1900年至1901年）、《帝国主义》（1902年）、《广长舌》（1902年）、《社会主义》（1902年、1903年）、《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述本（1903年）、《社会党》（1903年）、《世界之大问题》（1903年）、《新社会》（1903年）、《社会问题》（1903年）、《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1906年、1907年）等。这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很有日本特色。例如，日本学者有贺长雄（1860-1921）所著的《近世政治史》（1901年），在其第三章第一节论及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时这样写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所谓统筹全局，百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代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注：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A].译书汇编，1901（2）.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0.）有贺长雄还称：“社会党本分麦克司及拉司来（即马克思和拉萨尔）二派，后合为一。”（注：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A].译书汇编，1901（2）.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1.）同时，他还在书中使用了“共产党”一词。（注：原文是：“工人会党年报共销五万部，无论何地，必散布此等新闻纸以广传社会主义，意欲使无恒产者与资本家相抗而为平民与政府中反对。更表扬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共产党流血之徒……”（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A].译书汇编，190（2）.见：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4-45.））

日本学者所撰写的这些著作的中译本大多出版于1903年。这是因为自1903年起，是中国留学生开始大量东渡日本的活跃时期。并且，1903年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出版数量也达到新高，有34种，这是自1897年至1905年间出版的日文社会主义著作数量最多的一年。据清廷驻日公使杨枢的奏折，“现查得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其数不为不多”（注：杨枢.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A].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清）鸦片战争后期（公元1856年—公元1860年）教会和留学教育思想与文论选读第四辑第十卷[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168.）。1910年以前，各种留日学生团体有近30个。（注：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4-185.）总之，中国留日学生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努力吸取新知，选译和介绍日本报刊文章或著作，渐渐形成一个以传播新思想为其职志的译作者群体。因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由于中国学生大量东渡求学，日本成为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其他新学说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从1903年开始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的最初时期。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反抗清王朝的同盟会革命志士，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等是这一时期的传播主体，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在日本，其吸取新知并进行传播的来源地主要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同盟会以及由它演化而来的国民党的理论家们的作用很大，他们之中较著名的有追随孙中山左右的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这些革命者的聚居地几乎全在日本东京，他们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民报》，较早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片断，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开初是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号召人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来则是用来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政治。

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不少国民党人仍然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其理论来源仍然多是来自日本（这些人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例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以《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作为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是用较大版面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资料，首先自日本而来。

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等，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都是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而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在后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如艾思奇、郑易里（及文学家鲁迅）等，也都有赴日求学的经历。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最直接、方便的方法是介绍和翻译日文马克思主义论著。例如，李达于1913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还翻译了《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等书在国内陆续出版。高畠素之所著的《社会问题总览》的第一编“社会政策”介绍了欧美主要国家的社会政策，第二编“社会主义”介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唯物史观等。该书由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是最早出版的中译著作之一。

李汉俊在进行翻译时也利用了日文资料，虽然他还通晓德、英、法等语言。他根据日本社会主义者远藤无水（1881-1962）的日译本《通俗马克思资本论》（日本文泉堂，1919年）译成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由上海新文化书社1920年出版。

施存统（1898-1970），这位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参与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工作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翻译了不少日文书籍。1920年6月，施存统到日本学习和养病期间，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翻译了高畠素之著的《马克斯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1922年）和《资本论大纲》（大江书铺，1930年）。1930年代，施存统还翻译了福本和夫著的《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进程》（大江书铺，1930年）、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与钟复光合译，进化书局，1937年）等书。

在从日本引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也开始从日本转传中国。至20世纪初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大都有了日语全译本或节译本。除《共产党宣言》（1904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0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23年）等著作外，“在1909-1910年之间，安部矶雄曾经翻译了《资本论》的开头部分”。“从1920年6月到1924年7月，高畠素之（1886-1928）陆续把《资本论》分为10册翻译成日文出版（前8册由大镫阁出版，后两册由而立社出版）。”（注：张忠任.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轨迹[A].见：程恩富等.海派经济学[C].2004（11）：52.）从1928年至1934年，日本学界已经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27卷、别卷、补卷），《列宁著作集》（10卷），并且出版了《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16卷）。（注：黄枬森，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595.朱保华等.他山之石：日本经济思想初探[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3.）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既使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日本的传播量增多，也为中国学界转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学者限于自己的学识和治学条件而不能将这些全集或选集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而只能翻译一些单篇著作或著作片段。

1919年以前，中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短篇或片段，开初刊登在中国留学生于日本创办的报刊上。例如，刘师培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1908年1月第15卷刊登了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译者为民鸣，译名为《共产党宣言序言》。《天义报》1908年2月至5月第16卷至19卷刊登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据其广告，它是根据堺利彦日译本翻译的，且全书已经完成。此后，马克思等人的著作译本逐渐流传国内，刊登在国内的刊物上。

《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前的四种节译或摘译文本，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全本，都是经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它在全国各地不断翻印，广为传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仅1926年1月至5月间便翻印了10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其基本观点，也是通过日译本，或日本学者如河上肇等的研究文章较早译成中文发表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这类经典著作，经过日本传播到中国后，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接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影响。

中国当时各种共产主义组织与人物，最初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也多是利用日文资料。例如，1921年，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胡鄂公联络熊得山等湖北青年，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2月又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创办《今日》杂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编《今日》的熊得山（1891-1939），1907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宏文学院和明治大学（肄业于明治大学）。熊得山不仅译有《物观经济学史》《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等著作，而且他所主编的《今日》还先后刊载了《社会主义未来国》《社会主义与人口论》《无产阶级对于政治应有的态度》《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唯物的中国史观》《无产阶级对于政治应有的态度》《土地国有制度》《马克思著作史》等文章。并且，《今日》1922年5月15日第1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还首次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中的有关篇章《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4章，列宁的《俄国现时经济的地位》，以及布哈林的《俄苏维埃的新经济组织》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当时译为《哥达纲领批评》）等著作就是根据日文转译的。

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高语罕，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未毕业即归国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1913年又赴日继续学业。他以程始仁为笔名编辑的《辩证法经典》（亚东图书馆，1929年），其相关资料来自日本学者河上肇。高语罕在《辩证法经典》译者序言中说：“特把河上肇氏所辑的马、昂、列三氏关于辩证法的名言与列氏的《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著作，从德文译出，以应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需要。”（注：程始仁编译.辩证法经典[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1.）高语罕在译编著作时虽然参照了德文资料，但最初的资料来源则是河上肇的辑作。

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杨东莼（1900-1979），1927年底东渡日本后，也开始了长期的著述、翻译、编辑生涯。杨东莼在长郡中学和北京大学学的是德文，英文是当作第二外语学的。他“在日本刚刚学到日语知识，就大胆尝试着翻译工作。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53.程始仁编译.辩证法经典[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1.）。杨东莼的译著除《费尔巴哈论》外，还有《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选》等。

进步学者张定夫（1894-1966），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并于1917年毕业归国。1928年，他与邓初民、黄松龄等在上海开办昆仑书店，翻译出版进步书籍。张定夫从日文版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陈启修（1886-1960），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7年的毕业生。他精通日语等五种语言，翻译过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及其他著作。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陈启修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从事理论著述和翻译工作。1930年3月，他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此为《资本论》第一个中译本。“陈豹隐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翻译，他先译第一卷第一编，出书时写明是第一卷第一分册。”（注：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陈启修传略[A]//刘南燕主编.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会议人物传略[C].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286.）

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如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更是善日语，他从日本回国后，以渊泉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总之，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和旅居日本的人士，是将日文马克思主义论著译成中文的先锋和使者。

第三，日本学界不仅较早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原著，而且对欧美诸国一些解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也走在前头，这使日本学者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老师”，其所译的日文论著成为转传中国的主要资料来源。例如，前面提及的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从远藤无水的日译本《通俗马克思资本论》转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作者为国际工人协会评论联合编辑米里•伊•马尔西（Mary.E.Marcy，1877-1922），原著书名是Shop Talkson Economics（《经济学随谈》），1911年由美国的社会主义出版机构出版。

不少德文书也是先经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的。例如，塔尔海玛（Talheimer）一本阐释辩证唯物论的著作《现代世界观》，其德文本1927年出版后，日本学者高桥一夫、广岛定吉各将它翻译成日文出版。李达根据这两种日译本对《现代世界观》进行翻译，后又根据友人所寄的德文版对照校改。该书由昆仑书店1929年出版（至1936年9月印行7版，1942年再版）。卢波尔（Luppol）的《伊里奇与哲学》一书1928年出版后，广岛定吉将之译成日文。李达对照广岛定吉的日译本完成该书的翻译，其中译名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由上海心弘书社1930年8月出版（1938年4月再版）。波洽特（J.Borchardt）等著的《史的唯物论概说》，也是由汪馥泉据日译本转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巴刺诺斯奇（Baranowsky.T）的《唯物史观的改造》，则由胡一贯、张文心从日文转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

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考茨基的著作，也先是在日本得到传播，再通过日本转道传入中国。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3年）这本通俗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有多种译本。1919年，曾经赴日的晨报记者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翻译了考茨基（柯祖基）《马氏资本论释义》，并刊载于《晨报副镌》（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觉悟》（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1920年，陈溥贤重译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2年印行第4版）。李达亦根据日译本于1921年翻译了这本书。而戴季陶对这本书的译文先在《建设》杂志上连载（1919年11月至1920年12月），后由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并于1930年印行第3版。

考茨基有关伦理学的著作，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堺利彦就曾翻译和解说过他的《伦理与唯物史观》，（注：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300.）而中国学界的相关译本有多种：《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徐六几等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伦理学与唯物史观》（董亦湘译，《觉悟》，1922年9月7日至29日，新文化书社，1926年）、《社会主义伦理学》（叶星译，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等。同时，考茨基的其他著作亦有从日文转译的中译本，如《新社会之哲学基础》（彭嘉生译，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刘隆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社会革命论》（萨孟武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等。不过，考茨基1892年出版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恽代英是将之从英文本转译为中文的，书名改为《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8种于1921年1月出版。

英国学者的著作也有经过日本传播的。例如，A.Pannekock（译名为班纳科克）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从日文转译的中文本就有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原作者名译为班纳科克，商务印书馆，1922年）、夏丏尊、李维桢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商务印书馆，1922年）、张定夫依据堺利彦译述的日文本转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说与达尔文说之关系》（原作者名译为彭勒科克，昆仑书店，1929年）、傅烈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原作者名译为彭列库次克，燕山书店出版部，1929年；辛垦书店，1931年），等等。该书共10篇：达尔文说、马克思说、马克思与阶级斗争、达尔文与阶级斗争、达尔文说与社会主义、自然法则与社会学说、人类之社会性、道德思想言语、动物器官与人类的工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美国学者的著作也曾假道日本传播到中国。例如塞利格曼（Seligman）等著的《经济史观》，其日译本由河上肇翻译，以《新史观》为书名在1905年出版，这也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书。（注：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卷[M].储元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11.）该书的中文本是由陈石孚翻译的，书名为《经济史观》，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这本书在二十年代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但为宣传唯物史观者利用，亦为反对唯物史观者利用。”（注：赵利栋.略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79.）塞利格曼在书中首先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的唯物论，不如叫作经济史观。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研究社会发达、人类思想和社会生活进步及变迁的原因，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基本条件。但塞利格曼否认经济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阶级斗争，都推导不出社会主义。（注：塞利格曼.经济史观：下卷[M].陈石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17-19.）在书中，塞利格曼还罗列了马克思一些重要著作，如1844年的《德法年鉴》、1845年的《神圣家族》、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49年的《工资、劳动、资本》、1850年的《法国1848至1850年间的阶级竞争》、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二月十八日》、1859年的《经济学批判序》、1863年的《资本论》第一卷附注及第二卷第二编等，他还节译了其中的片段。塞利格曼著作中所提供的信息，“这些无疑都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唯物史观的原始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注：赵利栋.略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81.）。李大钊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就曾受到塞利格曼的影响，他在不少文章中都提到塞利格曼，如他在一篇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文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赞同塞利格曼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的历史观。

荷兰学者郭泰（H.Gorter）的《唯物史观解说》，也是从日文版转译成中文的。《唯物史观解说》原著出版于1909年，中译本是李达翻译的，它是转译自堺利彦的日译本，而日译本又由德译本转译，由大镫阁1920年出版。这本书1921年10月中华书局将之作为“新文化丛书”之一出版，它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表述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日译本不是全本，没有译出考茨基所作的序以及该书第11章和第12章。李达翻译时参照德文本进行了补译，因此中文版是个全译本。这本书对李达后来写作并于1927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影响较大，对其他学者影响也较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有不少苏联的哲学著作先经日本流传到中国。例如，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哲学》，先是由志贺义雄译成日文本，刘西屏据此转译，中译本由上海青阳书店1931年出版。萨可夫斯基编的《马克思学体系》（共四分册，包括《社会进化之铁则》上、下分册，《史的唯物论》上、下分册），由高希圣、唐仁、叶作舟、齐荪据佐野学的日译本翻译，由上海平凡书局1930年出版，继之以《社会学说体系》为书名由社会经济学会1931年出版。春秋书店1930年亦出版了刘沁仪译的《史的唯物论》（原编者名译为塞姆柯甫士基）。李达亦单独或与人合作从日译本翻译了几部著作，如拉比拉斯等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李达与熊得山合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出版，至1936年印行第3版），米哈列夫斯金的《经济学入门》（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初版，1932年再版），爱森堡、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与与雷仲坚合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初版，1939年再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影响很大的著作之一。此外，艾思奇与郑君里还翻译过《新哲学大纲》，原文其实是苏联米定等人合著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辩证唯物论》条目。艾思奇与郑君里翻译时，也是“用日译本和俄文原文参照着的”（注：[苏]米定.新哲学大纲[M].艾思奇，郑君里，译.北京：北平国际文化社，1936:3.）。艾思奇曾在1927年和1930年两度到日本留学，1930年入福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学习；郑君里早年则就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都熟悉日文。《新哲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影响也不小。

不仅如此，中国学界还利用日本学者的著作译编作品。例如，艾思奇的《现代哲学读本》基本上是编译自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一书，其内容由“一个概观”、上部“新哲学的建立”和下部“新哲学的发展”等组成。而《现代唯物论》一书的最初理论来源则是苏联的哲学著作，艾思奇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

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情况是，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传往中国的中转国，不仅其日文马克思主义译著和论著是中国学界的主要来源，而且日本学者利用汉字创制的概念术语绝大多数被中国学者承袭、采用。德国学者李博在《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一书中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流亡者和留学生从日语中找到的科学和政治术语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以字型借用方式被汉语吸收的。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的日语术语也不例外。在《汉语书面语言》（注：李博所引书的全称是《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该书由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中，中国学者坦率承认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术语连同马克思思想均来自日本。”（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0.）李博还引用了郭沫若1955年任中国科学代表团团长时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所作的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演讲中的话：“至于日语词的吸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仍然是丰富的汉语词汇的重要途径之一。那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多半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随着这些书籍的翻译与介绍，又借用来一批日译词。”（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0.）李博最后归纳说：“在东亚地区，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之前的基本要点首先在日本为人所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也首先是从那里，通过几个浪潮被推动到中国来的。”通过研究“一些马克思主义概念以及其在日语和汉语里的相应语言形式的形成过程”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各种类别以及概念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知识界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大多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的同时，也被动地接受了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物质的语言形式。很多表达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词语都是由日本学者、翻译家和政论作者在明治初期创造出来的，这批词语是日本接受西方思想趋势过程里新产生的政治和科学专门术语中的一部分。”中国古汉语中的语汇“只是在日语接纳了它们之后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或补充以含义——大多是在明治初期——它们方才真正成为政治学以及科学评议的专门术语，并且被用以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专门术语功能；而且，这些词语又带着它们的新含义从日语中被‘反借回’了汉语”。（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13.）当然，李博也看到，“一系列从日语里又被借用到汉语里去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其语言形式发生了变化”（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14.）。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的基本概念已经被足够精确的定义下来，以至于即便在其他的非欧洲语言当中，它们的本质也完全可以被表达出来”（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14.）。

李博所指出的这种历史现象是符合实际的，国内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例如，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即引用了郭沫若1955年所作的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演讲中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日语词的吸收是丰富的汉语词汇的重要途径之一。”（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4.该书引用郭沫若的话时未注明出处。）又如，学者冯天瑜在《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一书中，就对中西方语言文字的交流和融会做了具体阐释，着重剖析汉语、英语、日语之间的变化与互动，并较详细地探讨了日源汉字新语的厘定以及传入中国的过程。

五、俄国—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这不仅促进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向往十月革命、向往共产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大批矢志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30余年（劳动解放社1883年成立后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展和演化，特别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灵活地与俄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取得了革命成功，并且1922年成立了包括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苏联，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因此，俄国—苏联便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的另一重要来源国，并在后来取代了日本的地位。也正因为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习惯将从俄国学来的革命学说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故此，对俄国—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在1920年以前，中俄文化交往较少，中国精通俄语的人不多，对俄国文化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很少，甚至中国人对当时俄国发生的政治巨变——十月革命的了解也是间接的。例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0日）才据伦敦10月8日电——路透社驻俄记者采用10月7日《俄国公报》发出的报道，刊登了《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的“要闻”，首次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其中提到列宁的三项主张。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军阀政府由于对其性质不了解，害怕俄式革命在中国发生，故极力阻遏“过激主义”在中国传播，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很少传入中国。当然，当时仍有少量著作被译成中文并见诸报端，不过文献来源不是俄文而是他种文字。例如，1919年9月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刊载过列宁写于1917年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中国报刊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它是由译者金苓据英文转译的。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盖有“亢慕义斋图书”方印的28种列宁著作，其中就有德文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伟大的创举》等等。（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2.）俄国—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在时间上相当长，从1920年代初延续至1990年代初，故作一总体性回顾可以更加清楚其历史脉络。

（一）1920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著直接传入中国之门开启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著直接传入中国之门的开启，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下简称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直接相关。或者说，从俄国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道是维经斯基来华后才真正打开。“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注：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A]//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5.）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杨明斋、马迈也夫、马马耶娃等五人，以俄国《生活报》记者的名义来到北京。维经斯基的汉文名字为吴廷康，他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交谈，取得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共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并向他们介绍和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注：余世诚等.杨明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7.）。

由李大钊介绍，是年4月底5月初，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到达上海，会见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由陈独秀介绍，又会见《星期评论》杂志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等到达不久，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注：维经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曾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这一机构的成立：“今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9.）其任务是联络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建立革命组织。

同时，维经斯基组成了由他本人和陈独秀等在内的五人革命局。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第三国际（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苏联的莫斯科，1943年解散。之所以称为第三国际，是为了有别于“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者国际，1889-1916）。）东亚书记处及革命局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上，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出版机构。海参崴是俄文书报的出版地，出版各类报纸杂志，还翻印了50种莫斯科出版的书籍，印数在25000册到40000册不等。书籍中包括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以及许多其他小册子。（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1.）上海革命局出版部的印刷所，印刷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陈独秀等主编的《共产党》《新青年》，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主编的《自由》等。（注：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11.）1921年3月，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工作时，曾报告上海革命局出版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出版部曾为一些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行过一套独特的宣传书籍“袖珍本社会主义者丛书”，该套丛书第一批出版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还出版了中文杂志《共产党》，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并打算加快已经开始的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的工作。（注：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97-98.）

上海作为出版重地，东亚书记处在这里拥有许多报刊，比如《上海生活》《周报》《社会日报》《新中国》等。（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0-41.）并且，革命局出版部在1920年8月22日还出版了中文周报《工人的话》创刊号，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2.）

同时，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北京成立的革命局也加强了理论宣传。北京的理论宣传和出版活动主要是依靠北京学生的组织，当时除了出版一些重要著作外，还出版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潮》两种刊物。《北京大学学生周刊》5月1日发行的一期，是有关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专刊。

革命局的宣传报道部在上海成立华俄通讯社时，也在北京设立了分社。华俄通讯社开始称中俄通讯社，是一个公开活动机构，杨明斋任社长，社址在渔阳里6号。华俄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它翻译和报道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新闻，稿源大部分来自赤塔、海参崴，以及莫斯科等地，也有少量消息转译自英、美、法等国的报刊，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以及俄国组织机构介绍、革命领袖评介等。具体说来，华俄通讯社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苏俄通讯》、《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新共和》周刊、《民族》周刊、《纽约呼声报》以及维经斯基等人所提供的文章中选择和翻译一批文章，提供给中国的报纸发表。到1920年8月，它已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甚至连苏俄日历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也被全文刊用了。（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1-32.）华俄通讯社成立后，它成了中国较为及时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真实情况的媒体，结束了以前中国媒介的新闻主要转传中美通讯社、巴黎通讯社、日本通讯社、英国路透社等消息的情况。1921年1月，华俄通讯社在《民国日报》发表了《新俄国组织汇记》，后来又连续发表了《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列宁答英记者质问》等文，这些文章澄清了对俄国革命的误解和诬蔑，向人民客观地介绍了俄国革命。华俄通讯社据采访、整理写成的《劳动家的社会主义谈》长文，也在《民国日报》分10多次连载。总之，华俄通讯社在中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不仅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舆论准备。这个通讯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的1年间，仅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40余篇”（注：余世诚等.杨明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11.）。

革命局的组织部之工作重点是在学生中做组织、宣传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团计划派代表参加上海、北京和天津的革命局，以便对学生运动积极施加影响，引导学生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做革命工作，让革命的学生去“依靠劳动群众”（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3-34.）。组织部在派学生到工人和士兵中进行俄国情况、世界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外，还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组织部非常注重的。维经斯基等来华之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知识界传播，基本上没有传到工人阶级中去。上海革命局以及北京、天津、广州等地革命局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向工人阶级传播，从而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时，革命局出版部为工人、士兵出版了一系列的周刊和报纸，以及多种小册子和传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有些标题为：《工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组织工会》、《两位工人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人》、《一个士兵讲他为什么要打仗》、《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现时的苏俄》等等。”（注：胡云霞等.维经斯基初次使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家，2012（3）：143.）

不仅如此，维经斯基由于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他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购买了大量美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进步书籍，“如美国的《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和《解放者》（The Liberator）等，这些来自美国的英文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纲及其形式的确立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注：[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6-48.）。这也表明，维经斯基让美国也成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道、美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献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理论来源。

有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组建党的组织、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更加活跃了。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迅即展开工作。“8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杨明斋这时也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上海党小组的成员。”（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第一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9.）上海共产党小组又将《新青年》改为机关刊物，加强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宣传的功能，并从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开始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同年11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对在全国建党作理论宣传和思想准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杨明斋不仅参加《新青年》的出版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发行工作，并在担任华俄通讯社社长时，亲自翻译或撰写稿件介绍俄国情况，例如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译著《苏维埃的公民教育》，介绍俄国的教育情况；在第8卷第3号发表译著《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介绍俄国职工联合会自1905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全面发展情况；在第8卷第4号发表了他译自莫斯科《真理报》所载的《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介绍俄国组织劳农议会和俄国政府（苏维埃政府）的经过及省、县、乡议会执行部之组织状况。“这些文章，从多方面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余世诚等.杨明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9.）

杨明斋不仅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和译文，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负责创办培训进步青年赴俄深造的外国语学社，亲自讲授俄语。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小组从该社学员中选派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汪寿华、柯庆施等一批团员分批赴俄学习，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总之，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在中国大约8个月（1920年4月至12月）的活动，以及提供的经费帮助，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新时期，这种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1920-1940年代：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创办的大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创办大学招收和培养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极大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具有列宁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使之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在中国占主流，在社会实践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非常重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并积极予以支持。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成立后，便着手创办大学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开展。俄国共产党创办的大学，主要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

1.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1年4月21日，俄国政府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东方大学的外国班主要招收东方各国的学员，设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土耳其班等。

东方大学1921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该年教学计划中包括12门课：自然科学、人类社会史和历史进程的本质、俄罗斯史、西方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东方学、俄国与俄共革命斗争史、经济地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苏维埃建设、俄语、数学。而1922-1923年的教学大纲则有4个系列30门课。第一系列包括9门课：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社会形态发展史（文化史）等。第二系列包括10门课：政治经济学、俄罗斯史（包括俄共[布]历史）等。第三系列包括10门课：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生物学（高级神经活动）、哲学史、社会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权与国家理论、西方史、工人运动史、外语等。第四系列课程：苏俄经济政策（包括土地关系）等。（注：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83.）

东方大学招收的第一届中国班学员，是从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拔的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等34人，他们1920年至1921年分三批被派赴莫斯科。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国内革命斗争急需人才，1923年陈独秀向共产国际建议，将在法国留学的党的活动分子派往苏联学习，以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因此，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123名成员先后分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朱德、邓小平、傅钟、李慰农等人。至1924年，莫斯科东方大学有60多个民族的1000多名学员，外国部的中国学员约占1/3，他们主要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了适应中国共产党急需革命斗争人才的形势，“第一届中国班学员在俄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两年（有的甚至不到一年），但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科，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上”（注：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84.）。

中国班的学员也十分珍惜这种学习生活。许多学员学习非常用功，例如李慰农在法国就自修俄语，“来东方大学后很短时间内，他就能在课堂上直接听懂俄国教师讲课，并且能够娴熟地使用俄文做笔记。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必修课，他都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课余，他还多次精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注：张绍麟.李慰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64.）。

由于东方大学教学主要用俄语进行，有些中国学员还兼当翻译，例如瞿秋白就担任过翻译兼助教，并主讲过社会学课程。瞿秋白经过东方大学的培训，较多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这为他后来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较大贡献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他成为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创造了条件。

俄语基础好、在教学时当翻译的还有李仲武（笔名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以及罗觉（罗亦农）、蒋光慈（笔名蒋光赤）等。

许多成绩优秀的学员在学习之余，还翻译马列著作，撰写文章，向国内传播马列主义的知识。例如，蒋光慈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后来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他还撰写了宣传唯物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并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上发表。由于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学员不断提供稿件，《新青年》等刊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内容大大加强。例如，1924年12月10日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国民革命号》刊载的翻译文章有：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弼时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仲武译）、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列宁主义基础》，蒋光赤译）等。这些译文有的还同时刊登在《政治生活》等刊物上。东方大学学员也撰写了不少文章寄往国内发表，例如赵世炎撰写的《苏俄与美国》一文，曾发表在1924年1月的《向导》周刊上。同年3月，他的《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和《列宁》两篇文章又发表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属于较早在中国报刊上介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注：张绍麟.李慰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65.）学员中还有从事著作翻译的，例如罗亦农等翻译了《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

2.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

继莫斯科东方大学之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于1925年3月19日做出决定，在苏联建立一所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培训干部的学校，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不过中国学员习惯称它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注：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8.）这所大学，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此学习过。在短短5年间，中山大学总共接收了859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共产党学员有邓小平、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国民党学员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与东方大学相似，主要有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以及军事学等，学制为两年。语言课要求深入学习俄语；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哲学主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经济地理等。大学的教授除俄国人外，还有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由于语言不通，需要翻译从中进行沟通，许多讲义也需要从各种文字译成中文。校方为解决这两个难题，除加紧培养翻译人才，还从上海购买了中文印刷器材并雇用数名中国印刷工人，以印刷中文教材。（注：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69.）

1927年国共分裂后，1928年9月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只招收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失败后赴苏联的共产党员，多数进入这个学校学习。”（注：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71.）1930年，中山大学完全停办，部分学员转入其他学院学习。例如，董必武等人进入列宁学院学习；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郭绍棠、陈绍禹等人转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们后来回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不少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发挥了较大作用。

3.列宁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列宁学院于1925年底在莫斯科成立，目的是对来自各国的革命者进行系统、正规的教育，帮助学员深入学习并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探讨实现本国革命的途径。列宁学院直接划归共产国际领导，创建之初由当时颇负盛名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苏联政治理论家、革命家、思想家、经济学家。1919年3月，当选为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5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副主席，以后的几次大会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担任院长。列宁学院的学制为两年，但可随时根据各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情况开设各种长期班。列宁学院开设的基本课程包括：列宁主义教程（选编列宁的著作为教材）、联共（布）党史（以联共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所编的讲义作为教材）、西欧工人运动史（选编卢森堡等著名欧洲工人革命活动家的著作为教材）、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军事课等等。（注：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5.）列宁学院的教学采用讲授与启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员们通过教师讲授和自己认真读书学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某些重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讨论、切磋的风气十分浓厚、热烈。（注：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72.）在列宁学院学习的中国学员，有董必武，刘仁静、陈郁、李维汉、李立三等，他们大多成为中共领导人。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列宁学院停办后，一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学员才回国。

红色教授学院也为中国培养了一些理论人才。该学院是根据列宁签署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法令《关于筹建红色教授学院机构》，于1921年10月3日正式创建，第一任院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在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员较少，只有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陈绍禹等人。张闻天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1931年初，他回国后历任中宣部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

伏龙芝军事学院则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些优秀军事人才。该学院1925年2月开始设立中国学员班，专门向中国学员传授苏联红军军事理论和实战技术。不过，中国班的学员数量不是很多，最初只有刘云、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其科等6人。在1930-1940年代，杨至成、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等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刘伯承是1927年底奉党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他1930年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要职，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刘伯承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在反“围剿”作战期间，他曾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合同战术》等多篇苏军教材及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左权于1930年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任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后调任红军学校教官，曾与刘伯承共同校译《合同战术》。抗日战争开始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三）1920年代起：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大量译成中文出版发行

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的中国之行，打开了俄国—苏联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通道，于是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包括列宁著作在内的各种俄文论著被译成中文出版，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除了支持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1920年8月）外，还出版了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这些著作中列宁主义学说的内容开始明显增多。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列宁著作《俄罗斯的新问题》中译文，并且附有“列宁著作一览表”。在《共产党》1921年1卷4号上，发表了P生（即沈雁冰）翻译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此后，列宁的著作开始在中国流行。

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共产党人即计划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等。后来实际上出版的文献来自俄国的明显增多。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资本论》（初版序言）》、《哥达纲领批判》，《第三国际主议案及宣言》（沈泽民译），《苏维埃论》，《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共产党礼拜六》（王静译），《两个工人谈话》。还有列宁的著作《劳农政府之成就与困难》（李墨畊译）、《劳农会建设》（李立译）、《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即沈泽民译）、《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策略书》等。

1923年1月，新青年社与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发行所合并后，出版了《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问题集》等约20种书。同年，樊春林在上海创立新文化书社出版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浅说》（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讨论集》等。

1924年，为了悼念列宁逝世，北京地区编印了《列宁纪念册》特刊，其上载有李春蕃（柯柏年）译的《农税的意义》《共产主义社会底进化》两文。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国民革命号》刊载了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弼时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仲武译），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列宁主义基础》，蒋光赤译）等。

1925年1月22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决议案对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以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2月8日，为悼念列宁逝世一周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行《列宁号特刊》，其上刊载了郑超麟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一文。同年2月，上海新文化社出版柯柏年翻译的《帝国主义浅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先行发表过该书部分译文）。另外，柯柏年还翻译了列宁的《共产主义社会底进化》、《农税的意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国家与革命》（第一个全译本由汕头《岭东日报》副刊《革命》从1927年1月6日起连载）等。总起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短短6年内，列宁主义学说得到迅速传播。“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第一次国内战争结束，发表列宁著作达30多种。”（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5.）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列宁的著作仍然不断出版。例如，中共创办的华兴书局，在1930年出版了陈文达译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陈瑞宣译的《三个国际》等。上海浦江书店出版了江一之译的《国家论》、吴凉译的《左派幼稚病》等。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彭伟秋、杜畏之译）、《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都有中译本，有的书还有几种版本。“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上海地区出版的列宁著作单行本达20多种。”（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6.）

同时，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也十分重视列宁著作及共产国际文献的出版工作。1932年至1933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出版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央出版局，1932年）、《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策略》（中央出版局，1932年）、《左派幼稚病》（中央出版局，1932年）、《三个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32年）、《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等。1934年，中央苏区重印了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的《列宁选集》中文本第3、7、8、9、10、12、13卷，以及中华书店出版的《关于我国的组织任务》等。总之，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列宁著作的出版速度加快，其影响不断扩大。“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列宁著作有37种之多。”（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7.）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也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心。1938年6月中央马列学院成立后，即设立了编译部这个中共历史上首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还设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解放社。解放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其中，《列宁选集》出版了第1-18卷，《斯大林选集》出版了第1-5卷。这些著作都来源于俄文，其中的《列宁选集》是根据莫斯科马恩列学院出版的俄文版《列宁选集》6卷本译出。同时，解放社还重印了一些译文质量较好的列宁著作，它们主要选自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著作，如《列宁选集》中文本第3、7、8、9、10、12、13卷，以及其他单行本。1942年，解放社还出版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大量传播列宁的著作。例如，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列宁家书集》（徐懋庸译）、新知书店出版了《帝国主义论》（吴清友译），1938年生活书店据莫斯科版中文本排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1939年生活书店重印了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40年读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与战争》（徐冰译）、《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笔记》（冰生译）、《列宁论战争》（焦敏之译），1943年读书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萧三译）等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也积极传播列宁著作。例如，延安《解放周刊》发表列宁著作中译文9种，其中有柯柏年译的《纪念恩格斯》、艾思奇译的《关于列宁辩证法的笔记》、吴黎平和王石巍译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杨松和袁维译的《社会主义与战争》。重庆的《新华日报》刊载有列宁著作6种，其中有徐冰译的《社会主义原则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戈宝权译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等。重庆的《群众》亦刊载有列宁著作6种，其中有徐冰译的《革命的教训》、戈宝权译的《列宁论高尔基》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列宁著作达50种之多。”（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9.）

解放战争斯间，延安解放社除了继续出版《列宁选集》之外，还出版了多种列宁著作单行本。例如，1948年出版了《土地问题理论》（曹葆华译），1949年出版了《论民族土地问题》（张仲实译）、《卡尔•马克思》（博古译）、《论国家》（何锡麟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曹葆华译）等著作。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中共领导的出版机构也曾出版过多种列宁著作，如《青年团的任务》（大连中苏友好协会，1946年）、《卡尔•马克思》（博古译，晋察冀新华书店，1946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东北书店，1947年）、《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曹葆华译、博古校，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焦敏之译，棠棣出版社，1948年）等。“据粗略统计，在这一时期，上海、北京、天津、大连、汉口、广州等地的报刊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有20多种。”（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9.）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出版的列宁著作中文本数量大大增加，达到了19种，而中国出版的也有16种。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多年中，苏联出版的列宁著作中文本有几十种，包括了列宁的主要著作。苏联出版的著作，“无论是多卷本的‘选集’，还是单行本，我们的出版机构全部重印过，其中有的单行本重印多次。苏联提供的中文本，译文水平比较高，印刷质量比较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列宁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单行本，而且有些著作已有好几种版本”（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19.）。“据统计，仅在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的一年中，重印的列宁著作就有20多种”（注：杨会春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下册[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420.），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1949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49年12月）、《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50年1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50年2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50年3月）、《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50年7月）等重要著作。

在列宁著作传入中国后不久，斯大林的著作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部分内容由蒋光赤（蒋光慈）、瞿秋白先后译成中文。蒋光赤翻译了该著作的第6章《民族问题》，题目为《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载于1924年12月2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瞿秋白所译内容题为《列宁主义概论》，首载于1925年4月22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第1期。1926年10月，汤澄波翻译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全译本，由广州国民大学出版。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论列宁主义基础》在内的斯大林著作，通过一些进步刊物和党内刊物，在许多地方广为传播。中央苏区翻译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种类是比较多的，主要有《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中央印刷局，1932年）、《斯大林同志论反对派》（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列宁主义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1934年）、《论布尔什维克中的几个问题》（1934年铅印本），以及《斯大林论列宁》（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3年）、《列宁主义概论》（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4年）。

1930年代，斯大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也有了中译本。如1933年上海扬子江书店、1934年中共苏区中央局、1939年延安解放社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的著作包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都有较完善的中译本。1938年5月，上海播种社还出版了斯大林的文集《论反对派》。1939年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5卷本的《斯大林选集》，全书收入了斯大林的重要理论著作59篇。这个选集后来在全国发行。并且，“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期间，斯大林的许多著作如《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论自我批评》等均被列为整风学习的文献”（注：徐鸣珂.斯大林著作在中国出版概貌[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1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21.）。

在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被译成中文。《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由斯大林亲撰。它未署斯大林的名发表于1938年9月12日苏联《真理报》。博古根据《真理报》原文将它译成中文，译本于1938年12月出版。出版后博古即赠送毛泽东一本，毛泽东对之进行了认真研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影响很大，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在解放战争时期，莫斯科外文局翻译出版、同时由中国翻印的斯大林著作，有《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48年解放社重印）、《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论列宁》等。在国内，也继续出版了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如《答复国际重要问题》（即答复英国《星期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威斯1946年9月17日给斯大林的短简中提出的31个问题，上海苏商时代书报社，1947年）、《论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东北书店，1948年）、《论中国革命问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天津新华书店，1949年）等。

斯大林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加及时地翻译成中文出版。例如他的重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0月），在苏联发行后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出版条件的改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出版。1950年12月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3年，中央编译局即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其主要成绩在于出版了“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些全集的文献来源于苏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翻译的。而俄文版是根据苏共中央决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际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不过，中译本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文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0卷，从1956年至1985年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也是中央编译局在中文第1版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德文版（历史考证版）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共70卷，从1995年起至2015年已出版了24卷。不过，第2版收入了第1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1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材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校。同时，中央编译局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及《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完全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为根据翻译，共有39卷，由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至1963年出齐。《列宁文集》中文版第1-17卷全部文献都来自俄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的补卷，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没有收入，而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共55卷）和《列宁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章和著作。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自行编辑、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同样是在苏联编辑的《列宁全集》第5版基础上，增收了《列宁文集》俄文版的部分文献编译而成。这个60卷本的《列宁全集》重新校订了译文，编写了注释、人名索引等各种资料，从1984年至1990年出齐。这是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所有文献都来自俄文。

同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总共13卷由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译出，由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至1958年出齐，并全国累计发行660万册。（注：徐鸣珂.斯大林著作在中国出版概貌[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1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22.）1962年8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斯大林文选》（1934-1952）内部发行版，共收入的103篇文章全都来自俄文。

中央编译局选编、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其文献来源也间接来自俄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选编的，197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选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110篇，书信96封。这个选集先后出了6种版本。不过，在1972版的基础上，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2版，同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的新版对照译校，调整并增加了一些篇目，例如新增加的有《资本论》篇章的节选。这个新选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继之，中央编译局又编译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于2013年发行，是谓第3版。

《列宁选集》（4卷本）虽然是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选编的，但最终文献来源仍是俄文。该选集收入列宁的主要著作205篇，196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了第1版，后又出了3种版本。在此基础上，中央编译局编译了新版《列宁选集》（4卷本）第3版，其译文参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并在原版基础上译校而成，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并且，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文集》，是据解放社版重新编印的，共分7册于1953年至1954年出齐。该社还出版了一套《列宁文选》（2卷本）并曾多次重印。

中央编译局还编译了《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主要著作58篇，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斯大林选集》共收入的58篇文章，其文献来源都是俄文。

此外，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批重要著作的单行本，或一些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本。并且，一些出版社如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还把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译成多种民族文字和盲文。这些中文版的最终文献来源都是俄文。

（四）1920年代起：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论著大量传入中国

在苏联学界系统译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转传入中国，系统编辑的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苏联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论著也大量译成中文，在中国广为传播。

早在1920年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论著在中国的传播就已开始，至193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至1950年代又达到一个更新水平。并且，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完全断绝。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又得到恢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

在1920年代，瞿秋白（1899-1935）是将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引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工作。1921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兼任中国班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1月回国，在北京主持起草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同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7月，瞿秋白应邀到上海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在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瞿秋白主要是传播从苏联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之先河，并亲自讲授。1924年，瞿秋白主编的一套“社会科学讲义”，包括《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等。这套讲义由上海书店出版，其中《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由他本人撰写。瞿秋白还撰写了《社会科学讲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该讲义上海书店出版后，至1949年6月印行了11版。

1923年至1927年间，瞿秋白还写作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并翻译了苏联的哲学教授郭列夫的《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新青年社，1927年）、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社，1927年），使中国人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较多的了解。可以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瞿秋白是开拓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一新的传播通道的重要人物。

当瞿秋白开启传播之先河后，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大量译成中文出版。例如，从1925年起，上海书店组织出版的一套“中国青年社丛书”，即是译自苏联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将来之妇女》等著作。

在中译的苏联哲学著作中，布哈林的作品影响颇大。布哈林写成于1921年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曾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中国即有7种以上的译本，如《唯物史观》（上海书店，1925年；陶伯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历史的唯物论》（梅根、依凡译，普益出版社，1930年；刘伯英译，现代书局，1930年）等。从该书的内容看，布哈林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通俗解说确实起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另外，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大纲》（高希圣、郭真译，上海平凡书局，1930年）也是较早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之一。

相较而言，德波林的哲学译著数量比布哈林的要多，如《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光华书局，1929年）、《伊里奇的辩证法》（任白戈译，辛垦书店，1930年）、《辩证的唯物论者：乌里雅诺夫》（韦慎译，秋阳书店，1930年）、《唯物辩证法入门》（朱明译，文艺书店，1930年）、《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张斯伟译，乐群书店，1930年）、《近代物质论史》（林一新译，辛垦书店，1936年）等。德波林的这些著作当时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很大，但随着苏联对德波林的政治批判，至193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在中国不再受到重视。

普列汉诺夫这位著名理论家的著作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史的一元论》（即《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吴念慈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战斗的唯物论》（杜畏之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王凡西译，上海沪滨书局，1930年）、《近代唯物论史》（王若水译，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马克思底根本问题》（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等书，都被中国学界译成中文陆续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这些哲学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受到重视。不过，普列汉诺夫因属前辈人物且已去世，相较而言，他不像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在苏联现实的理论活动中发挥作用，但他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

至19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少壮派的著作开始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三个中文本对中国哲学界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深远。它们是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条“辩证唯物论”，国际文化社，1936年）、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1938年）。译者们在作介绍时，都认为这三本书是苏联哲学界的最新成果，中国哲学界也把这三本书视为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们在当时十分畅销，本身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这三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中吸取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作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据，以教科书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系统化、条理化，使读者比较容易地掌握。这些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较为适应和满足当时人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苏联哲学工作者过多地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并没有得到挖掘和重视。然而，这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由于其条理化的特点，又较为通俗易懂，故在中国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阐述。这样，它们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规律、范畴等被固定化，阐发的理论框架被程式化，并与马克思主义原著疏离开来。久而久之，在中国学界只要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头脑中的印象就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

苏联的这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版的还有很多，例如：伏尔佛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林超真译，沪滨书局1930年版；春秋书店，1932年版；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1947年版）、佛理采的《艺术社会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毕谪列夫斯基的《历史唯物论入门》（严灵峰译，新生命书局，1936年）、瓦因斯坦的《辩证法全程》（汪耀三、金奎光合译，光明书局，1938年）、《社会主义与道德》（潘朗编译，中华书局，1949年），等等。

随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大量传入，中国学界还关注并介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情况。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学者从事这些工作。例如张如心撰写了《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光华书局，1930年），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1917年到1929年俄国—苏联哲学思潮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哲学界斗争的经过、内容与结局等。沈志远则在1930年代撰写过一篇长文《苏俄哲学潮流之检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苏联哲学界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情况。这些介绍对中国学界了解俄国—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演化情况很有帮助。

不过，虽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占主流，但并不排斥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在同时期相继传入。例如，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有：工人出身的学者狄慈根的《新唯物论的认识论》（杨东莼译，昆仑书店，1929年第2版）、《辩证法的唯物观》（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辩证法的逻辑》（柯柏年译，南强书局，1935年；生活书店，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摩陵（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屈章译，创造出版部，1929年），柯诺的《马克斯的唯物历史理论》（朱应祺、朱应会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等。法国学者的译著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刘初鸣译，辛垦书店，1930年）、《宗教及正义•善的观念之起源》（熊得山、张定夫译，昆仑书店，1930年），弱海时、拉法格合著的《在历史观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青锐译，辛垦书店1930年）、《社会与哲学的研究》（张达译，新生命书局，1931年）、《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杨伯恺译，辛垦书店，1932年），伊科维兹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樊仲云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戴望舒译，水沫书店，1930年；江思译，作家书屋，1949年）等。尽管如此，这些著作的引入，并不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占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然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高级党校和一些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基本上是按苏联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教材授课，苏联哲学家的学术论文也被翻译成中文，汇集成册出版，例如《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25辑，《哲学研究》编辑部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1965年）就是较重要的资料汇集。直至1958年，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这本在苏联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59年在中国就有中译本（译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学界由艾思奇主编、1961年出版的颇具代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实际上是对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的仿制。目前为止，社会上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基本上是从《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版的基础上演绎而成的。归根到底，这类形式、风格和体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不过是康氏教科书的一些变种罢了。

从1960年开始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学界撰写的相关马克思主义书籍基本上不再被正面引进。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再次传入，尽管数量不多。中国的国家社科基金亦资助关于苏联哲学研究的课题，此后有关苏联哲学研究的著作得以出版。并且，全国苏联东欧哲学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式微，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不再。中国学界再也未能引进作为苏联最重要、最大的加盟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然而，由于半个世纪以上的传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式的教科书对中国学界的潜在影响仍然存在，且不可低估。不过，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见，中国人撰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作将会诞生。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中叶产生以后，它在欧洲就开始传播，继之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传播。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亚洲后最初从日本辗转传入的，继之又主要是从俄国—苏联传入的，并且俄国—苏联继日本之后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来源地。同时，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先后传入中国。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总体传播图景以后，就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把握有一个确定的基础和前提，即能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传播及演化置于全球范围内的一局部来进行叙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史时，对其前提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它能提供一条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整体历史线索。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整体性的，即在传播时该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产物，尽管它吸取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精华，但关注当时无产阶级的苦难、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是它的使命，因此，哪里的工业获得发展，哪里有无产阶级运动，哪里就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者，并且往往是其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在先，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有关资本家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唯物史观也随之得到传播。明了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本书在着重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演化的百年历史时，不能割开它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只是在对这种联系的把握中将其哲学发展的轨迹展示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