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献的本质及其现代目录对文献的标引

西方哲学试图通过对人类认识的反思一劳永逸地找到知识确定性和思想客观性的最终根据，进而实现对人类认知的终极把握。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笛卡尔哲学时指出，“他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因此，“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笛卡尔认为，“通晓火、水、空气、星辰、天空和我们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正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手工业者有多少行业那样清楚，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把它们作各种各样的应用。从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由此，精神和物质被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二元存在，从而将人与客体对象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

于是，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文献，被定义为“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所谓知识，具有真的（truth）、得到确证的（justified）、因而是被信奉的（believed）等特征。其实质是强调，以知识为记录内容的文献是对对象的一种可靠的、正确的因而也是令人信服的反映或表达。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典型的客观知识，“储存在我们的图书馆而不是我们的头脑中的正是这种知识”。由此，重视纯粹理智性的算计和操作的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的主要内涵。具体而言，知识在自然科学领域主要表现为“那些当下获得普遍承认的重大理论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主要表现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伟大的理论创造”，在文学艺术领域主要表现为“训练和创作的方法、技巧、技术等通过人们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那些重要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它们被认为是文献所记录的全部或主要内容。

由此，文献像牛顿的苹果一样，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形成了以“真”为基本诉求的认知取向，反映了西方主客二分思维规约下的真理观及其“智性”文化特征。文献既然是一种物理客体，主体人就可以站在文献的对立面，从逻辑和学科属性的角度控制、度量乃至征服文献。相应地，现代目录学在文献描述和标引上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作者变得无足轻重。文献固然是作者主体的创造物，但作者是在“主客二分”“价值中立”的规训下从事知识生产的，由此获得的知识是“客观的”。它要求作者努力获得关于客观对象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认识，并将这一认识落实到一种与人的能动性和主观性相异在的文本之上。知识的客观性决定了作者要么生产错误的知识而被剥夺知识生产者的权力，要么生产正确的知识从而泯灭了个体的存在价值。因此，文献已经是独立于作者的客观的知识信息和物理结构，不再有人的因素，它仿佛可以脱离主体人的主动、自觉的认知而独立地生成。

其次，文献都是可以从学科属性和逻辑划分上予以说明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科学说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范围之外的文献，对文献的标引和组织也是理性的。所以，DDC以来的现代分类着眼于文献的物理形态、学科属性、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等“客观”因素来分类文献。又如，现代摘要强调和重视客观性，从而否认了文献内容的个体创见性，也消解了对作者的认知。总之，人的文献活动必须遵守文献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而现代目录学的目标就是探求和发现这些规律。诸如，文献标引方法、词汇控制、标记规则和标记制度、标记专指度与标引专指性规则、标引一致性，等等。这一认识把文献工作诉诸规律和逻辑，即把外在世界当作实现目的的对象物，外在世界成为行动者行动的限制因素。

再次，重视具有客观意义的文献物理形态与知识论内涵，直接导致了现代目录的格式化，目录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标准之学”，主要包括：（1）文献著录与编目标准，如《文献著录总则》《图书在版编目数据》；（2）文献数据库标准，如《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信息技术：数据交换中数据元分组指南》；（3）文献生产与代码标准，如《中国标准书号》《出版物题名和编写规则》；（4）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如《信息处理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标准是一种强调公度性的规范，反映了在知识论预设下，现代目录学努力像自然科学对待自然现象那样，严格区分文献客体和赋予文献客体以意义与价值的主体人之间的主客分野，从而也压制或否弃了个人的创见或理解。

最后，读者面对记录“正确的”知识以及馆员“正确地”标引和组织的客观文献，也只能客观地检索，即根据逻辑化的规则对馆员的文献编码予以解码，从而获得文献。并且，检索而得的文献既然记录了“客观的知识”，读者之文献利用，也就是要汲取其中的“客观知识”。客观知识作为一种物理性的“此在”，“是对于可见事物与事实的描述与解释”，而“以事实为对象的认识是外在的、客观的”。由此，文献成为立于我们面前的纯粹对象之物，人与文献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读者的文献利用（读书）成为一种追求客观知识而与主体的情感、道德、审美、信仰等无涉的行动。

综上，主客二分既是现代文献学的思维基础，也是构建现代目录学的主流话语，书目根据人的理性而构造，人的理性就是文献秩序的逻辑。作者、馆员、读者作为主体，从不同的侧面生产或标引和组织或检索和利用客观的文献。非客观性的文献价值论内涵被扫地皆尽，不再构成生产或标引和组织或检索和利用的对象，围绕文献而展开的人类所有知识创造和接受、传播与交流等，都成为一种“看不见人”的游戏。然而，从哲学的角度说，纯粹的理智或理性，是无法回应美、善和形而上的哲学思辨问题的。就此而言，现代目录学无论取得多么精致的理论形态与现实效用，都不是值得期许的学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