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意义

（一）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建构分析框架

中国古代目录学渊源久远，成果丰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理论、方法和原则。然而，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史学范式和西方的学科范式为圭臬的。

史学范式重视在史实层面上对古代精英目录学家和经典书目的历时性梳理，历史上的目录学知识和问题本身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相对缺乏对史实背后目录学思想和精神旨趣的理论提炼。由此形成的成果严格来说只是年鉴编撰或史料梳理，不能对目录学本身提供终极性的解释原则，没有达到“由博返约”的“研究”要求。

学科范式则自觉接受域外话语的框限，虽不乏概念体系、逻辑推导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但却以“精于求同”“疏于别异”为信念，用额外赋予的西方近现代学科化的理论标准解读传统，从而形成貌似深刻、实则远离中国古代目录学建构原义的理论认知。总体上，书目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文献的认识和文化的把握进入了反思的层次，因而是文化现象与意义体系，而不是形式化的工具系统。形式化接受逻辑的规范，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而文化现象虽然也有共性，但更多地体现为时代的、区域的以及民族的个性特点，对其做孤立研究以满足于找到一些静止的格式或规律的学术操作，并不能洞悉其本质。

有鉴于此，本书既努力突破重视史料挖掘与史实剪裁的史学范式，也拟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从古代目录学事实中抽象、概括其普遍规律，从而最终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特点的、因而也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学理体系。

（二）为认识和分析传统文化提供观察视角

从学术分科的角度来看，人类对学术文化的反思主要是由文化哲学、学术史等学科担纲的。然而，目录通过著录一批文献并对文献进行分类和概括，实现了对文化的区分与整合，从而也完成了对文化的反思。与文化哲学和学术史相比，基于书目的文化反思颇具特色，且不乏优势。

一方面，目录的表层文献序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传统典籍的清单，清单的范围指陈了主流文化的边界，文化世界首先对应于书目的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书目构成了文化环境，对古代目录学的准确解读遂成为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目录在构建文献序列的同时，还规划文化秩序，回应着文化失序的挑战。例如，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刘向（约前77—前6）、刘歆（前50—23）父子不仅因“书缺简脱”和“以书颇散亡”而整理和保存文献的物理文本，从而维持知识载体的保存与积累，还要回应“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现状。他们在文本整理中将主流文化统一于《七略》体系，并在揭示千差万别的文化共性的基础上，重建文化秩序，从而摆脱无序，走出混沌。所以，清人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六经正名》曰：“微夫刘子政氏（按：刘向字子政）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章太炎（1869—1936）则指出：“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殁，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认为刘歆《七略》的历史功绩堪与孔子《春秋》相颉颃。

因此，中国古代目录学始终致力于超越目录学“学科”的本能视域，在哲学高度分析文化的现实，开出重建理想型文化的有效处方。目录学家作为文化哲学主体，也将对目录规则的分析转换成了对文化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他们在条理文献的基础上条理文化，从而最终确立文化价值的应然取向。所以，古代目录学固然是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产物，但也以书目自身的结构与形态表达文化主张，直接参与对民族文化精神与思维模式的建构，文化问题甚至可以直接归结为书目问题。例如，书目对数学文献的条理，反映了对数学世界的认知与塑造，藉此可以了解数学发展的细节乃至数学世界背后的价值观。并且，书目结构奠基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共同信念之上，由此形成了可供个体成员衡量与认知文化的观念体系和结构框架。对古代目录学原创性的深度剖析，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内核的剖析，堪称词约而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相应地，立足于目录差异，也将“产生高度概括性的文化对比成果，反证跨文化研究的一些结论”。比如，比较中西目录学的异同，可以揭示中西方不同的思维特征乃至天道观的不同取向。由此，目录也成为观察世界、解释经验的特殊手段，甚至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各自的目录学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与说明。

（三）为正确认识知识组织的本质提供思路

时至今日，包括图书分类、书目、知识地图、元数据等在内的所有现代知识组织模式，本质上都是根据西方的科学信念而建构的。它们基本都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把需要组织的对象——文献（知识、信息）——视为客观化、逻辑化的存在，组织者则以独立于对象的姿态，理性地建构客观化、形式化的文献体系。这一基本操作默认：文献不管多么复杂，都可以在逻辑格局中找到差不多唯一的类别，而逻辑的周延性则是由文献的外部形态特征（如书名或著者姓氏的笔画顺序）或客观化的内涵本质（如学科属性）保证的，由此形成了一套精致的体系模型，并直接指向检索效率的最大化目标。然而，文献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不仅是物理存在，也是一种审美、意志、信念和伦理存在，单纯以“可观察”的外在特征和机械化的学科逻辑为视角，并不能洞悉文献的精神本质。

相比而言，中国古人并不把文献定位在学科化的知识论层次之上，知识也不是打量文献的唯一角度。读者如何突破知识论的表象而触及文献的精神与意义，才是先贤思考的重点。因此，书目不仅是文献的客观知识序列，更是一种精神结构与心气系统。它对现代知识组织有着深刻的启迪，并能够提供范型转化的认知基础。

首先，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知识组织模式。

知识组织模式和民族特征以及文化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文献揭示原则和整序类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表现出各自“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例如，1879年杜威（Melvil Dawey,1851—1931）《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以及自1917年沈祖荣（1883—1977）、胡庆生（? —1968）《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来包括《中图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在内的书目分类，都只是19世纪西方科学思维主导下的临时性方案。因此，整序不同类型的文献（从而反思不同类型的文化）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这正像一度被视为“古今不易之法”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总目》），也没有逃逸被颠覆的宿命一样。然而，在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现代化的知识组织模式中，不断进步的只是各种“技术”，作为“精神货币”（马克思语）的理性逻辑精神则得到了一以贯之的秉承。总体上，当前包括目录学在内的知识组织，已经习惯于用西方的主客二分理念来分析问题，学科化和逻辑化成为知识组织中唯一性的独白话语。但是，学科、专业、主题都可以成为知识组织的依据；语法、语用和语义则都有可能成为知识组织的有效视角。而中国古代目录学正是一种基于语用和语义规律的知识组织模式，它在二千年历史上的行之有效，事实上宣告了西方语法化和学科化的组织方式并不具有必定和当然的合法性，知识组织的方式或模型完全可以有其他类型的设计方案。

其次，为独步中西的西方现代知识组织模式提供借鉴。

西方式的文献信息客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文献信息的主客对立，直接导致了知识组织的“科学”认知。而中国式的文献信息的人文化取向以及由此而来的文献信息与人的交互主体关系，则直接导致了书目建构的伦理方向，其实质是从人与文献信息的对待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出发，建立兼具道德实践合理性与审美实践合理性的体系。应该说，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现代，都没有臻致人类知识组织的最高和最终成就。相反，这种最高和最终成就的获得，只能建立在中西方不同体系的互补与融通的基础之上。

总体上，对“文献是什么”的基本判断是中西目录学共同的逻辑前提。但中国古人把文献视为价值论存在，因而强调“知人论世”，重视对文献主体（作者）及其所处社会语境的研究。相应地，目录学家也积极介入客体文献，参与对文献价值的评价和表达，由此形成了语义和语用层次上的目录体系。

西方视文献为知识论存在，因而重视文献中的学科化知识。所以，“作者已死”。“作者已死”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提出的命题，旨在强调读者的文献阅读往往忽略或超越了作者的文本建构原意，重新阐释并赋予了文献所没有的意义。我们借用这一概念，但所指内涵则与罗兰·巴特迥异。由于现代文献记录的“知识”是客观的，它的内容只能作对或错的二元判分：不反映对象客观性的知识将会被视为错误而无法通过同行评审正式出版或发表，正确的知识又因持守对象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而把主体人置于客观对象之规律的“发现者”的地位。这样，作者只是知识的发现者和表述者而不是建构者，所以无须“知人”。进一步，客观知识与价值无涉，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的超越时空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存在，因而也是语境缺失的，故亦无须“论世”。就像勾股定理，只要满足“三角形中有一个角为直角”，就构成了等式a2+b2=c2。它跟这个三角形是张三还是李四的，先秦时期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抑或美国华尔街还是叙利亚贫民窟的等等所有主体、时空、社会历史情境都没有任何关系。相应地，西方知识组织持守主客二分的原则，以观察者的身份对文献进行客观描述和逻辑揭示，由此形成了语法化的西式操作，并赢得了令人向往的文献检索效率。但西方式的现代知识组织不仅不能揭示文献信息的全部本质，也因无视文献行为中的主体因素而问题重重。近年来对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接口问题的持续性关注，即反映了语法化组织模式的固有局限。就此而言，面向语义和语用层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仍有时代价值，它的智慧源泉并未枯竭。

（四）指陈人类文化的可能走向

目录既是文献检索的工具系统，也是人类理解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它是对文化体系的确认和文化特权的强制性分配。因此，目录学的差异，既源自文化的差异，也强化或放大了这种差异。如果作为认识文化之途径的目录学只有西方独大的一种类型，那么人类看待文化的视野必将自蔽于片面化和主观化。相反，目录学类型的多样化，也意味着文化观念的多样化。

放眼世界，人类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是无限丰富和多样的，不同民族面临着不同的生态环境，必然导致不同的经验和智慧类型。因而，用于记录、反映各种经验和智慧的文献也必然千差万别。一元化和单向度的文化，诚然有利于政治上的整合，但也消解了多元化选择的各种可能。因此，文化的多元性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重要支点。然而，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目录学也取得了独步中西的地位。以物理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西方式的目录学所强调的价值无涉的神话，保持着一种看似公平、正直的形象，实质上强化了人类对文献的学科化认识。于是，主观、经验、感觉以及自由、价值、信念等精神内涵，都丧失了存在的依据，由此也导致了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二元分离。就此而言，现代目录学无论多么“有效”，也只是达到了一个相对肤浅和狭隘的目标。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民族意义上的文化觉醒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诉求，如何处理全球化和本土化（也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无限丰富的传统文化包含着对人类具有根本性的精神价值，正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1948—）指出：“20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对抗的思想。现在法国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一种复杂性思维，他们认为在政治思想方面应当能够把反面的、对立的、冲突的东西纳入进来。这种思维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超越的思维，和谐的思维。而我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中国的古老文明”的一些基本内容和特征就积淀在古代目录学中。古代目录学创造了一种自主的思想体系，也是对“文明”的表述、组织和认识方式。就此而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世界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话语，不仅是文化课题，也是目录学研究无可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