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传统的史学范式疏淡于理论提炼，西方的学科范式则用“他者”眼光赋予中国古代目录学“额外的”价值标准，两者都不能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我们应该在反思现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应然路径。

（一）辩证理解目录学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由刘向发凡起例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方法和原则并没有取得类似秦始皇“书同文”式的政权庇佑。并且，中国古代目录的编制直接面向具体的当下文献，而文献又是处于变动不居的历史演变之中的。这决定了古代目录必然具有与时变化、因世迁贸的历史维度，中国二千年目录学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两部体例完全相同的书目。因此，本书仍将梳理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著录、提要、分类和序言等书目因子的历时性演进过程，尤其重视对那些具有“拐点”地位的史实予以揭橥。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目录学又存在着“依刘向故事”的理念坚守以及对“秘阁以为永制”“千古著录成法”的自觉遵循，并形成了“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的总体品格。这说明渊源于刘氏父子的中国古代目录学从一开始即已十分成熟，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属于“中国”地域和“古代”时期的个性化的目录学体系。任何一部“中国古代”的书目，固然都是目录学家的个人创造，但它必须以整个传统文化精神为建构基础。例如，古代的提要虽然名目繁多、旨趣不同，但重视和强调从“人”和“世”的角度揭示知识生产的前提性，则是不变的原则。又如，《汉志·六艺略·诗类序》认为齐鲁韩三家今文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然而，“三家皆列于学官”表明它们都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所谓“咸非其本义”无疑是作者个人的认识。但同时，作者对《诗经》“本义”的追求，又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一致的。就此而言，书目主体只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和伦理自觉的个体，因而只能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个人对书目的创造作用是有限的，民族性必定先于个体性。在书目共性强大的规范作用下，中国古代目录学在历时性之“变”中存在着共时性之“不变”，正是这个“不变”构成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基本底色。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书目主体个人的独特认知经常带来书目的合理化超越，但“依刘向故事”的目录学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仍然得到了历二千年之久的忠实持守。

因此，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内在精神的揭示和自身理论的提炼，比书目知识的历时性呈现更有价值，单纯的历史研究也不能穷尽古代目录学的内涵。只有突破历时性的维度，才能发现古代目录学一以贯之的共时性的本质特征。史学范式关注历代书目的来龙去脉、源流因革，疏淡于对古代目录学理论品格和精神价值的把握，恰恰遮蔽了目录学的精神和意义。诸如古代目录学的哲学基础、核心观念、文化渊源、民族特征、现代价值等问题，基本逸出了史学范式的研究范围。而古代目录学恰恰有着编码主体的精神参与以及读者主体的意义期待，因此，书目研究应该是一种精神活动和意义创造。这就需要从“史”的研究转向“论”的研究，即从纵向历史的梳理转向目录学内在理论品质的揭示。

首先，把古代目录学史研究和古代目录学研究区分开来。针对当前目录学史的梳理先于目录学意义之揭示的研究现状，甚至需要暂时“悬置”目录学史的研究。

其次，超越史料挖掘意义上的知性研究，全力以赴于对古代目录学理论的探讨。知性史料所呈现的目录学现象远远大于目录学的理论，从而给理论创新提供无穷资源。但史料本身并不是理论，必须立足史料而又不迷失于史料的丰富性，以“现象统观”和“由博返约”的原则洞见繁芜史料的内在精神统一性，达到现象和学理的彼此印证与相互发明。

总之，中国古代目录学体系在划分为无数个个性化表达的同时，又保持着目录学的民族精神统一性，就像人的脸型各异但同一个民族的脸型又有某种共同特征一样。因此，辩证理解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原则。而在历时性研究成为主流取向的今天，尤其需要揭示“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总体精神气质，在本色意义上展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体系。事实上，也只有重视理论建构和意义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才能真正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二）辩证理解目录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国古代目录学与西方近现代目录学既有目录学之“同”，又有因时空语境的不同而导致的彼此之“异”。

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目录体系首先都要通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以成就一套相对完整的结构体系。作为一种针对“一批相关文献”的组织模式，中西目录学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就为寻绎中西目录学之“同”，从而在共同的话语规范下理解各自的本质提供了学理可能。例如，现代目录学乃至知识图谱、元数据等知识组织模式都包括文献（知识、信息）单元的描述和文献（知识、信息）单元之间关系的组织两大部分。以此为观照可以发现，①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文献工作也起步于对一本本具体文献单元的描述和标引，其书目元素主要包括文献著录和提要；②在文献单元的描述和标引的基础上生成的一条条款目又必须组织有序，才能形成目录体系，相关书目元素主要包括分类和序言。显然，对古代目录的这一形式切分，完全可以与现代西方目录（乃至元数据等知识组织模式）相互比勘，并在比较中突显各自的特点。

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目录学以排检文献为己任，追求著录、分类、摘要等相关技术的客观化和格式化。而中国古代目录学既要呈现出文献秩序，更要揭示文献秩序背后的文化秩序和人伦秩序。所以，技术上的客观化和格式化并不是中国先贤的追求。例如，在文献著录上，中国先贤十分重视通过对著录范围的严格限定而坚守文明的边界。在提要上，重视通过“知人论世”的考辨，揭示文本所反映的作者学行与志业，从而既在人伦价值的高度定位文献，也指明了寻绎文字背后的人伦价值应成为读者理解文献的基本取向。在分类上，古人十分重视通过非逻辑代码化的文字性类名以及非学科化的分类标准，建构以政教人伦为原则隐含的类别格局。

显然，中西目录学既“同”又“异”，在描述和组织什么、如何描述和组织、为什么要如此描述和组织等根本性的目录学问题上皆不尽相同。这就需要以“我”为主进行中西比较，西方目录学的“他者镜像”只是进一步理解自我的参照，而不是框限自我的范本。例如，通过比较客观化的西方“摘要”，有助于揭示古代“提要”的精神实质，通过西方逻辑代码化的分类标识可以反证中国古代以文字性的类名为分类标识的非逻辑化特征。

正确的“比较”还应该建立在动态的、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因素参与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而作为文化心理核心特征的思维方式，又是书目体系赖以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以著录和建构文献秩序为职志的书目，反映了观察世界、反思文化的一种民族逻辑，表征着对思想观念和关系原则的民族认知。思维方式与目录体系的这种深层统一性，决定了目录像语言一样，首先体现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格局”，“同一民族中的个体成员总是以同样独特的方式”理解目录中类名及词法的一般意义，朝“同一个方向联结观念、组织思想，并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的范围内构造”目录，于是，一个民族就逐步地使目录“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色彩和情调”。例如，1876年DDC以来的西方分类目录奠基于对文献的学科属性和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划分，直接对应于西方的实证精神以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形式逻辑训练。而中国古代目录学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并不以理性逻辑为圭臬，它直接对应于中华民族重抽象、轻具体，提倡通过灵感、直觉、顿悟来效法自然之道的传统思维。

中国古人不以客观世界作为思维的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赋予对象以意义。《庄子·齐物》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世界内在于人而存在，人的心灵中内蕴着自然的法则，认识外物只能通过《孟子·尽心上》“反身而诚”或《老子指略》“必求诸己”的路径，从主体自身寻求人和世界的普遍意义。同样，中国古代目录学也不是文献事实问题而是文献意义问题，即书目与人的关系问题。这种主体性的投射是全方位的，从著录、提要对文献单元的定位，到分类、序言对众多文献关系的推演，再到书目总体系的生成，无不以目录主体的自我生存体验为依据。例如，记载非正统王朝割据政权事迹的“载记”作为分类的类名，其内涵不是单纯语法意义上的，而是充满着书目主体的情绪和感受，反映了对政权合法性的独特看法。

总之，书目的差异源自文化的差异，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征、思维习惯等等都会在书目中表现出来，并在本民族的每一成员中唤醒一种路向一致的精神力量。因此，目录学研究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心理研究，必须从表层的文献结构深入到书目所隐含的心理、文化、认知等层面。例如，小学入经意味着语言文字学直接与儒家经学有关，数学入天文历法类所表达的数学理解也与今天的认识有别。显然，“中西目录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献整序模式，本质上反映了对世界和人之认识的不同的经验分野”。但受西方学科范式规训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只是将书目视为文献整序的纯粹的符号系统，而对书目中积淀的文化意义视而不见，从而也逸出了书目民族性的轨道。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理解目录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努力在“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本位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

（三）辩证理解目录学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无论是史学范式抑或学科范式，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局限于对书目的著录、提要、分类、序言等形式因子的研究。然而，与这些形式因素相比，内容本体更为本质，目录的任何外在结构（如类名词汇和组织关系）都是由其内容特征决定的。现实中，我们首先要表达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怎么表达，作为表达手段的形式只能是派生的、第二性的。近现代以来的西方目录学以排检文献为唯一取向，重视书目的表层结构和语法规则，并以为这些抽象的结构和规则就是目录的本质。其实质是把书目当作一种工具，认为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书目进行层层分割，就可以揭示书目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中国古代目录学既要揭示文献秩序，也要揭示文献背后的文化秩序和人伦秩序，用章学诚的话说，书目既要“部次条别”从而形成文献秩序体系，也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建构文化秩序以及“申明大道”从而规范社会人伦（详见第二章第一节）。相应地，单纯西方式的形态研究并不能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精神内涵。这不仅意味着书目内容本身应成为研究的重点，还意味着对书目形式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对书目内容的认识基础之上。

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古代目录学内容的研究。中国先贤强调主观体悟而非认知模拟，崇本息末而非穷究事理，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温柔敦厚、富于人情味。同样，古代目录学两千年的发展也是其与生俱来的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形式结构是以表意功能为核心的，过分突出形式会损害意义的把握。这就需要对目录形态抱持一种积极的否定，并以意义内涵的探勘作为目录学研究的运思重点。依章学诚之见，古代目录学具有三大内容：一是“部次条别”的文献检索；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化秩序的建构；三是“申明大道”的理想信念。那么，这三大内容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三者之间的优先次序若何，它们是怎样奠定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精神底色的，由此导致的中国古代目录学有什么得失等等，都是古代目录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另一方面，需要分析古代目录学内容与结构形态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目录的内容旨趣是如何影响其形式结构的，以及反过来，相应性的形式结构又是如何表达内容旨趣的两个方面。总体上，西方式的目录学研究本质上只是对目录结构的研究，诸如著录方法、分类方法、排序方法等等，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检索效率，从而也将形式异化成了内容。但问题是，书目的本质不在于其表面形态的纯粹物理性分析，而在于其形式结构与内在精神的深层关联。这就需要从古代目录的三大内容入手，把旨在表达内容的外在形态放在第二性的派生地位。

首先，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框架必须为内容服务。正是出于回应上述三大内容旨趣的需要，才导致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形式结构的独特设计，也成为与现代目录学彼此异趣的理念原点。那么，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形态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内容本质呢？例如，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旨趣如何导致逻辑化和客观性在文献描述和组织中的淡出？

其次，形式结构一旦形成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内容，从而改变内容的原始走向。例如，古代书目中的文献著录并不以客观化、规范化为取向；提要更为重视对学术内容和作者生平事迹的考证；分类也与西方逻辑分类相去甚远等等，这些形态特点如何强化了古代目录学在内容旨趣上对文化秩序和人伦秩序的追求？

总之，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不能满足于只对书目表层形态作机械的定性与析解，更不能把书目事实本身作为研究目的，这意味着对书目形式（著录、分类、序言、提要、小注等）的讨论与分析都不再有本体的地位。相反，必须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高度分析古代目录学的本质，无论是对形式的分析还是对内容的探讨，都需要查找到两者之间对立又依存的另一面的验证。而一个复杂和完整的目录学研究程序往往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反复转换视角、相互沟通、彼此验证，才能在书目内容和形式之总和的意义上，实现对古代目录学的完整把握。

（四）在传统文化背景中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

西方科学采取一种原子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对象，努力把一切还原为一个个最基本的粒子。相应地，目录学也被视为独立于人和环境的客体对象，即把目录学现象从文化背景中分离出来，通过层层分解探究书目现象自身的规律。中国先贤相信人与世界、与社会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人的价值只能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场”中确立。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书目类型和它所从属于的文化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并携带着浓厚的文化特征。书目中的文献秩序，乃是世界秩序和人的社会结构关系的延伸，因而，目录学需要放置在对世界的认知图式和社会行为的运作模式中去理解。

首先，运用非逻辑化的独特言路。

中国古代目录学是中国先贤基于自身文化特点和理想诉求而独立发展起来的系统，符合本民族的认识心理和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中国古人从不把文献视为与思维主体对立的客体，因而十分重视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的评价与取向，赋予目录以意义。而西方式的学科化范式十分重视书目创造和运用中的形式确定性和性质可证性，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分思维的产物，并形成了用有限的机械性规则组织无限文献的理性主义的书目结构体系。它以理性精神和逻辑信念为原则，直接对应于对书目的二次文献定位，文献的著录与标引以及文献的组织与检索皆强调客观性、规范化。目录成为可供机械定性和析解的对象，书目形式结构的完善和精致化成为追求的目标。

中国先贤将文献定义为价值存在，因而知识论内涵以及文献的外部形态特征都不构成文献的根本。相应地，中国古代目录学努力指向书目之“形”背后的语境与各种文化象征，形态规则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合法性。拿分类来说，某种文献不是“必然”要归入何类，而是要结合社会人伦和主体体验“应然”地归属于某个类别。古代目录学不讲究分门别类的精确而追求融会贯通的全面，不为枝节问题费踌躇而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丰富的联想余地。因此，运用西方式的机械性规则分析古代分类，难免会出现漏洞：书目规则在文献组织中呈现出逻辑不一致。这不是说，古人的思想表达可以不合逻辑，而是说文献的价值内涵难以通过清晰的定义来框范。

总体上，古代目录既是有一定之规的“死法”，也是无一定之规的“活法”，两者相济而不相妨。从外在形式看，书目首先是“器”——组织文献的一套符号系统。但从本质来看，书目也是“道”——与传统文化相通约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由于西方目录仅仅是“器”，因而只有“死法”而没有“活法”。中国古代目录“道器合一”，“器”是以“道”为根柢的，而“道”又是一种形而上的范畴，只有通过“以神统形”的方式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感受，单纯的逻辑规则是无助于把握其“道”的。

其次，从形式描写到背景解释。

书目形式的文化规定性及其与民族精神结构的通约关系表明，中国古代目录学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对其作孤立研究以满足于找到一些静态的格式或规律是不可取的。研究古代目录学，必须超越表层形态的探讨，立足于目录背后的精神内涵，并最终与文化背景的解释性说明达成一致。因此，古代目录学本质上是解释性的科学，需要动用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书目的人文因素和文化环境。例如，以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性特征为根据做出的逻辑化分类，必然聚焦于文献的主题类项和类别的逻辑层次，小学就不可能归类于经部、数学也不会在天文历法类、整个经史子集的四分传统也将被彻底颠覆。学科分类的结果也许更“科学”，但传统小学可以“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汉志·小学序》）的人伦内涵以及数学“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荀子·富国》）的内涵就会丢失。相反，只有进入古人心目中的小学世界和数学世界，才能有效地“解释”其分类特点，诉诸逻辑的形式化“描写”将无法说明问题的本质。又如，北宋以来，儒家学者致力于振兴儒学，以期改变长期以来佛道气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学术生态。学者们不信汉唐注疏，大胆疑古，或明或暗地吸收释道两家的心性义理之学，重新解释经书、提出新解，这在宋元书目中多有反映，而这正是设置“四书”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不能把书目当作孤立的现象，仅仅就书目本身来研究书目。而必须从文化背景出发，解释书目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被众多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广泛重视，目录学家本身往往就是文史学者。古人对目录学的重视源于对目录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文化感受，在古代书目结构中，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占据了重要地位，文献内容的解释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书目的深层结构和汉民族的文化结构是同质同构的。而现代目录学已经成为图书馆学或信息科学的一门分支，只重视对书目“是什么”的规律揭示，因而局限在了专业范围的狭小圈子之中。这种学科取向上的分途不是偶然的，它本质上反映了中西目录学的不同定位。“科学在认知的意义上把握世界，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从属于知识论的范畴”，所以，现代目录学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揭示其形式规则与表层特征。而文史学科“是以信仰为特征的意义世界，它以超越理性认知为基础，从属于价值论领域”。两者体现了事实判断（是否）与价值判断（应否）的分野，“能够的”和“应当的”、“我知道”和“我相信”、“表述的”和“表达的”也成为科学与人文的不同话语方式。相应地，只有超越自然科学的描写方法，才能洞悉中国古代目录学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再次，文化视角的目录学研究与目录学视角的文化研究。

目录并不是自身实体存在的总和，不能通过纯粹的概念或理论来规定或理解目录对象。相反，目录是一个与文化互动的“关系”系统，目录在其所依附的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书目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现象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又是反映文化其他方面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映射出民族文化的种种特征。这就需要既关注“文化中的目录”，即视目录为文化的产物；又要关注“目录中的文化”，即把目录视为文化的一种原因和理由。

一方面，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都与特定的文化语境有关，书目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新的社会思潮的支撑，离不开社会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与方法更新的驱动。因此，把目录和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对目录进行多元视角的观察才能获得对目录学的准确把握。“这就需要把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伦理旨趣等这些来自社会大文本的因素视为目录学的关键变量，相应地，古今中外的各种目录不仅有作为‘目录’小文本之‘同’；还具有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大文本之‘异’。目录学研究需要加强对目录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即对目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广义交易予以评估。立足于社会大文本，也就是立足于广义的人类活动，这样的目录学研究既包括‘客观’内容因而需要逻辑和实证；也包括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和伦理维度的内容，这又是纯粹理性的逻辑实证所无法掌握的，因而也需要非理性的和非逻辑的研究方法。换言之，目录学在充分认可理性思维模式的研究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承认心灵体验和创造性想象在目录学研究中的意义，从而散发出被理性逻辑压抑着的人性成分”。

另一方面，目录作为对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编码（encoding）系统，创造了一种自主的思想体系，其组织方式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心理思维等问题，大量文化认知尤其是关于文化系统的知识是通过目录获得的。借用目录学系统和范例来解释文化现象和分析社会文化系统，不仅有助于认识文献类型和文献秩序，也有助于对文化事实做出清晰的梳理，甚至能够获得书目所指向的文化理想。书目的规定性也是文化的规定性，人在进入书目的同时也进入了一种文化，编制和使用书目就是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认同工作。例如，《四库总目》以书目的形式对古代文献进行考据和再阐释，固然是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等人提倡实学的产物，但《四库总目》作为典籍的整序模式，也是一个文化评估体系。它通过对文献的描述及其组织关系的确立，不断调整着人们对古籍的认知方式，影响到人们对汉唐考据之学的接受以及对宋明理学的反思。

目录与文化之间高度依存，两者不断地互相解释并彼此建构着对方。无论是目录还是文化，都不是理论上的先验存在。书目将文献分类或范畴化的同时，也将文化纳入了一种特定的秩序之中，呈现出人对文献的态度、对文化的认识，涉及人与文献（文化）的关系，从而最终与文化中的思想体系联系了起来。民族思维方式、哲学、心理等文化要素，能够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方向上把握古代书目的结构特征，深刻理解古代书目在纷繁外表之下的文化规定性。反过来，目录作为一种文化的结构模型，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书目的编制表达着对当时文化的价值评估和对未来文化的理想建构，从中可以探勘书目主体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不同见解，并成为观察传统文化、解释先贤智慧的指南。

综上，强调目录学的中西之“异”，必然要回归民族文化本位和自我身份立场。我们相信，一个民族的智力特征与该民族的目录是相互塑造、互为因果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书目类型，又反过来为书目的类型所塑造。对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如果不能取得传统文化的认同，其解释力将是十分有限的。而立足于中西之“异”，就是承认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刘师培语）。对古代目录学的任何理论总结只能立足于古代书目事实，而不能以割裂传统为代价去复制异域文明的书目范式。而“运用非逻辑化的独特言路”“从形式描写到背景解释”以及“文化视角的目录学研究与目录视角的文化学研究”，正是由此滋生的三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