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1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攻坚年。回眸过去近20年的发展历程,文化产业虽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逐年增速,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在2016年愈加突出。
(一)原创力与竞争力仍显不足
“内容为王”始终是文化产业发展不变的核心。尽管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速了文化产业变革,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下一轮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风口,但内容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依然不可撼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果好坏与否,评价标准不是技术和资本问题,很大程度上内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内容创新对中国文化产业是最大的挑战。
第一,内容与技术的重点失衡。毋庸置疑,技术的发展让文化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不应忽略的是,技术是文化产业内容生产过程中的助推手段,但绝不能本末倒置,让内容沦为技术的附庸。以电影产业为例,2016年电影产业的增速为2.1%,相较于2015年48.45%的增速而言呈现出断崖式下滑。纵观2016年中国电影,其中不乏技术绚丽的影片,但只空有华丽外衣而内容空洞,无法在呼唤文艺精品的当下立足。
第二,盗版与侵权现象泛滥。版权问题一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随着网络文化产业的兴起,盗版侵权现象也逐渐蔓延到新兴的文化产业领域。以网络文学为例,2016年网络文学每天更新的字数为1.5亿字,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出版社一年出书的总字数。随着IP概念的提出,网络文学从原有的单一付费阅读模式变成全产业的开发。网络IP的火爆,使得网文作者为求IP肆意侵权。IP开发商责任意识淡薄,对IP来源出处不管不顾,由此网文侵权现象泛滥成灾。维权周期长、法律规范尚未健全,盗版侵权现象蔓延滋长,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的原创力与竞争力都显乏力。
(二)政策针对性、科学性有待提高
2016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取得了较多突破与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相继出台使文化产业发展有了更为坚强的保障。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阻碍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一,文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有待提升。重点突出、适用性较强的文化产业政策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土壤,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特点愈加凸显,加大了政策制定的针对性难度。根植于互联网沃土的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政策规范存在盲点,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专项政策尚属空白,提高文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使政策真正具有适用性是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的必然。第二,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有待提高。科学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是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南,然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仍属于系统性较差的完善阶段,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化产业领域母法性质的法典仍欠缺,法律的系统性和层次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文化产业统计标准有待完善
标准化是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市场良性秩序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技术基础与重要保障,是科学评估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的重要依据与前提条件。在现行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中,统计标准唯有保持高度一致,才有助于评估、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才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
第一,国家与地方层面统计标准不一。我国目前除了由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以外,有些省市还沿用自己对外发布的统计标准。这些统计标准所得出的数据往往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存在差异。而有时能够做到把这些数字加以区别,进行分析、比较、传播,有时这些数据在传播中仍处于模糊状态。这直接导致了在许多研究报告和对外宣传中出现了双重标准下不同内涵的数据的比较,为我们对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认知及文化产业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矛盾和困惑。第二,行业标准亟待规范。文化产业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融合了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这使得文化产业行业定量标准制定的难度加大、行业发展无序状态严重。尤其是互联网环境催生出的新兴文化产业业态,跨界融合、技术革新特征显著,而现有的文化产业统计标准无法涵盖所有的文化产业门类。如何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文化产业产业统计,是摆在文化产业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
(四)文化产业体制机制亟待变革
2016年11月,财政部新设立“文化司”,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把原来财政部教科文司的“文化处”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职能进行合并,形成“大文化司”,既体现了对文化的重视,又顺应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从体制机制上提高文化治理能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然而随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制约和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愈加突出。
第一,资源分散,多头管理现象突出。文化产业中的许多资源掌握在不同的部门手中,管钱、管物、管人在许多部门中高度分散,诸多工作的协调与统一困难重重。而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不同部门又各自为政。与此同时,许多文化产业的管理空白地带频现,使得真正该管的部分无人负责,对资源性要素的管理常常政出多门。
第二,体制不顺,中央与地方管理模式不一。由于文化体制机制的管理不顺,中央层面的文化产业管理部门与各省市的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出现了极其不统一的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常出现基层的一个部门要对应省和中央的若干个部门的现象。基层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到位、大委办局的制度已经形成,而在中央和省的层面虽有一些改动,但仅仅是阶段性调整,仍然不能适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文化管理体制。
第三,监管滞后,现有监管制度与新兴业态发展脱节。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催生出了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兴业态。成长于互联网土壤的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整体发展、互联互通特征显著,而现有的文化产业监管体制明显滞后与缺失:从监管手段上看仍偏重于平面化的传统监管,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现代化、立体化监管体制建立仍需时日,从监管方式来看偏重于事前监管,贯通于产业发展各环节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全面监管制度建立迫在眉睫。
(五)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仍需改革
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产业类专业也逐渐成为考生们追逐的热点。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年鉴的统计,仅全国211大学开设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专业(含本硕博各层次)就多达3200个。从数量上来看,文化产业及相关专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文化产业毕业生逐年递增,但业界真正需要的文化产业专业人才依然欠缺。一方面是人才培养数量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综合性适用人才的持续短缺。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业界对人才的多元要求。因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从学科建设方面来看,专业定位模糊、课程设置混乱,培养体系尚待完善。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尚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之中,缺乏规范的学科建制,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产销不对路”。一方面,多数高校文化产业的学科设置依附于传统的管理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强势学科之下,课程设置随意性很强,师资队伍专业性欠缺,对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较为模糊。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产业作为一门交叉性、综合性较强的学科,统编教材及经典教材较为稀缺,具有较高社会认可度的课程体系尚未科学建立,各高校课程体系差异性较大,文化产业学科的话语体系亟待建设。文化产业专业上升为一级学科,既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规范化的内在需求,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
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跨学科的综合性人才稀缺,实践与理论二度失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共吸纳就业人员2041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2.6%,比2014年提高0.1个百分点。2016年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长。尽管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逐年增多,但文化产业及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依然存在。2016年高校毕业生达765万人,比2015年增加16万人,其中文化产业专业毕业生数量可观。目前高校培养的从事文化生产领域的人才数量虽多,但文化产业人才在毕业后往往难以找到真正对口的文化企业。一方面是由于人才培养过程中缺乏企业、社会的实践经验,业界真正需要的跨学科实战型、复合型人才稀缺,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各种人才竞争当中还缺乏保护性措施,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推动人才快速成长的空间,因此,在这方面还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人才的发展,从体制机制上对文化人才培养进行深化改革。
(六)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供需错位”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典型表现,2016年文化产业的供需矛盾则更加突出。从产品结构看,低端同质化文化产品存在过剩,中高端个性化产品相对匮乏;从产业结构看,传统类文化产业比重较大,新兴文化业还需培育;从区域结构看,东中西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突出;从要素投入结构看,偏重物力、人力,制度、科技、管理等创新要素重视不足。这些结构性问题很大程度制约了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新时期亟需加大对文化供给侧研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加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进而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电影产业为例,据历史数据显示,中国电影市场的年票房从2002年不足10亿元到2010年突破百亿大关用了8年时间;此后又将电影票房迅速推至2015年的逾440亿元的高位。2016年的票房增长情况呈现“前高后缓”,457.12亿元的票房成绩引人思考。2016年电影票房增速放缓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电影的质量和水平仍不能满足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样,国内图书出版码洋库存量高达62%的图书出版业过剩现象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此,“十三五”期间,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从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文化产业供给结构,实现文化产业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进而真正启动内需,打造文化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历经近20年的发展,文化产业实现了从单枪匹马到跨界融合的转型更迭。如今,文化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在一系列繁荣数据的背后,体制、人才等瓶颈性问题却更为突出。唯有从根源上解决阻碍文化分产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才能在“十三五”时期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