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相互制约，前者影响、制约和规范后者；反之，后者为前者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显然，民族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之中铸造而成的。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有自身的内在结构、秩序和规律。具体来说，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有序的系统。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社会对特定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存系统，构成文化的各种特征在生存系统适应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原生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发展，不同环境中的文化可能会变得差异很大。这种变化主要是由技术和生存方式的重新适应造成的。此现象是人类对文化生态适应过程的反映。从生态人类学的视野来看，适应是指有机体发展自身生理与行为特征，从而使其能在所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人类适应社会的过程呈现了人的需要与社会环境供给之间的动态平衡。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类适应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主要是通过文化的手段。概括来说，此过程就是人类与社会环境发生适应性互动。显然，每个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在特定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适应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最佳选择，在适应过程中，有的传统生活方式被牢固地保留下来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谋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化，是对各种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心理反应，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具体来说，各民族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他们对不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的适应方式，同时这种方式也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形成，如礼仪、宗教信仰、亲属关系等。其中融汇丰富民族文化的礼仪是具有理解、界定、诠释和分析意义的广大空间与范围，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包容体，包容上至宇宙观下至具体的实践行为，因而具有多维度的可能性，主观——客观。因此，对礼仪的研究是探索该民族社区文化的重要途径。各民族礼仪种类繁多，由于各种原因所致，礼仪的分类、内容、隆重程度、传承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针对本书选择的沙石村红彝来说，他们的主要礼仪有出生礼（30天、100天）、三岁礼、成人礼、婚礼、葬礼、建房礼等。目前，据笔者对该村红彝的调查得知，丧礼是所有礼仪活动中保留得相对完整、隆重的礼仪。该礼仪是人们一生当中最重视的大事，在办理丧事时，人们会倾其所有来办理丧事。关于红彝的人口分布并不集中在同一区域，其居住格局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情况在下文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由于不同区域红彝的居住环境、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同，他们的倾其内容也有区别。例如，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沙石村的红彝多以敬献羊、牛、猪作为财富的象征，而相对属于平坝区的大街乡的红彝来说，隆重的葬礼通常以敬献猪、鸡等作为最高礼节，甚至如果是实行基督教式的葬礼，消费的牲畜就相对少得多。在村庄人们的心目中，一个人的去世不仅是一家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家族、亲属乃至所有村民的大事，是寄托子孙后辈在内的亲属们对死者的依恋与祝福，也是人们衡量子孙后辈孝顺与否的重要标准。因而，丧葬礼仪不是任何一个家庭能单独胜任的，若要圆满地完成此过程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如主持丧葬仪式的人物————布摩，对整个仪式过程进行组织、协调的权威人物及相关物品的筹备等。因此，丧葬仪式的整个过程都需要大家的帮助。实际上，丧葬仪式活动的隆重程度与否是人们评价下一辈对老一辈的孝敬标准。总之，隆重的葬礼不仅具有加强团结、凝聚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社会关系的作用外，也是培养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的重要方式。显然，在社会变迁背景下，丧礼在村庄相对完整地保持着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

红彝丧葬礼仪是人们在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而进行的礼仪，融汇、积淀了该族群或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此礼仪由一系列仪式实践行为及祭祀词构成，二者缺一不可。其中仪式是人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实际操作方式，而伴随仪式的祭祀词是运用语言来表达的，对仪式起着解释的作用。祭祀词通常以彝文诗歌的形式书写而成，是古代民间文学的经典，一般为五言韵文体，使用排比、对偶、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生动，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和哲理性。丧葬礼仪由丰富的象征符号系统构成，如指路经、劝善经、雨斗经（献祭经）等祭祀的语言符号；道具、服饰等物件形式；祭祀、舞蹈等实践行为。这些特定的祭祀象征符号往往因其具有多种不同的特征而被人们用来表达相应的宗教观念，如祭祀物品的种类、颜色、大小、生熟、甚至性别都被人们用来象征人们的权力、道德等观念。各种礼仪象征符号系统均是人们生存需要与观念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所处社会环境的价值观和心理的反映。沙石村红彝的丧葬仪式正是通过上述所举的符号体系来反映人们的观念文化，如家族、道德、价值等。丧葬礼仪中的文字和语言都是一种符号，借这种符号的象征可以把感情和思维表达发泄出来。具体来说，也就是通过象征达到调适人们的心理及理解对方文化的目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宗教祭祀作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不足为奇。在历史古籍中关于祭祀礼仪称为“吉礼”，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古代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反映了祭祀礼仪对于掌权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同的祭祀象征又与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如皇帝祭天地反映政治权力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宗庙上的祭祀反映的是人们对祖先崇拜观念和伦理的意识再现；农民们在农耕季节举行的祭祀活动反映农业环境的脆弱性；生殖祭祀现象反映人们多子多孙的生育观念等。可见，对于各个民族乃至同一民族的不同现象的祭祀都是有其自身的理由可循的。其意义的通过丰富象征符号来实现。象征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是人与动物区别的特征之一，是民族文化现象普遍存在的。它的产生与文化有关，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符号象征文化，但各自的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不同学科对象征的表述也不同，对于文学而言，象征是一种修辞手法，由两个互为依存、对等的部分构成，一个是能指，一个是所指，即用一个与之相似的事物来代替具体地表现出来，而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却被隐含，隐含的意义是该事物所要表达的意思，用来代替隐含意义的是能指的部分；对人类学学科而言，人们把真正所要表达的意义表象形于此，而意于彼，这就是象征。文化象征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象征文化源远流长，在远古蛮荒时代就已存在，诞生于古老民族的神话、传说之中，也来自许多教义抽象的宗教，着眼于情感、心灵体验和内心震撼，隐含于浩如烟海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同时也进入当今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潜意识中，成为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象征文化具有文化人类学、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宗教等学科重要的研究探索价值。

总之，沙石村彝族红彝支系的丧葬仪式在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举行，在历史长河中以适应其社会发展、生态的变化等因素而不断地吸取当前文化而发生变迁，不断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其所特有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展演。这是源于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传统动力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显然，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是关注主流声音之外的民间的、边缘的、地方性的叙事。这些在现代性叙事中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文化并没有因为现代性的压制和排斥而消亡，现代性的同质性与民间文化的差异性在同步发展。现代性的发展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体系，文化的发展并不因为现代性的叙事而失去多元性。从上述所述，彝族红彝的丧葬仪式是通过一定事物、行为方式等象征符号体系与一定时代的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及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产生密切关系的。因此，对融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沙石村红彝支系的丧葬礼仪象征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不仅可以透视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而且可以考察他们的家族观、社区结构、道德观、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族群关系等，从而有助于人们对人口相对较少的彝族红彝支系文化的认识、理解和交流；还有对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宗教等政策的制定、消除各民族文化歧视等方面都有深远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