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崎岖

三阳镇位于平利西部，距离县城71公里，是县里最不发达的乡镇之一。去之前，徐书记好意提醒，去三阳的路不好走，弯道多。我说，没事，这些天各镇跑下来已经适应县里的山路了。可事实永远会比想象多一点。

一

从县城出发，先到大贵，穿过平坦、优雅的大贵坪，沿县道朝徐路一路往西就是三阳。刚开始路还算正常，虽是山路，路况尚好，虽为坡道，幸而不陡，良田相伴，民宅散落，一片和谐、安宁的田园风光。车行其间，如与婉约少妇相伴，甚是惬意。

可没走多远，它就慢慢显出狰狞了。仿佛是要印证徐大姐的说法，坡道渐陡，弯道渐多且急。常常是刚走几分钟，就是一个急转弯接一个急转弯；更有甚者，连续急弯就像有人把路对折，刚才还在往西，马上却又往东。山路十八弯，也不过如此。坐在车里，即使绑紧安全带，抓紧扶手，我还是被迫成为立场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人一会倒向左一会倒向右，屡犯“路线错误”。沿途风景也已然迥异，婉约少妇让位粗野武夫。路两边不再是良田民宅相伴，而是奇山险峻、岩石嶙峋，且有人迹罕至之感，走几十分钟也见不着人影、车影，偶尔遇到的山鸡草蛇更让我们觉得是闯入了原始森林。

在这样的“肠道”里蠕动了近一个小时，我们终于进入三阳地界，首站九里村。镇委刘书记已带领镇村干部在路边等候。车一停，他就掐灭手里的香烟，迎了过来。我们忙开门，下车，握手，感觉他手指粗壮，非常有力。我来县里时间不长，对县里干部多数陌生，第一次见他，不由得多打量几眼。他浓眉大眼，眼神锐利，黝黑面庞上沟壑条条，饱含风霜。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心想。

“周县，晕车没？”

“没有。”

“那你还好，到三阳有一百七十七道弯，我来三阳工作后走一次晕一次，用了三个月才适应。”

“我长这么大基本没晕过车，到三阳应该也不会。”我窃喜自己适应能力还不错。

简单寒暄后，我们开始实地调研，先看村里正在建设的梁家坝安置区，边看边听介绍。该村为老九里村和老天池寨村合并而来，耕地面积4513亩（但平地只有200多亩），实际耕种1300亩，有8个村民小组425户1718人。村民中，60岁以上老人169人，学生83人。村民收入主要来源是劳务收入，每年外出务工超过400人。产业上，现有300亩老茶园，已改造80亩茶园，计划种植200亩板栗、300亩红皮银杏魔芋、200亩烤烟。“7·18”特大洪灾后，通过灾后重建移民和陕南移民搬迁，全村已搬迁到新房的有80余户，其中梁家坝安置区已安置70多户（计划安置120户），其他农户都是土坯房。

看完梁家坝，我们上车，前往老天池寨，仍是山路崎岖，走了一段，离开县道，爬坡上山。二十多分钟后，来到一个岔路口，前面带路的车突然停下，刘书记下车，来到我们车旁。原来去老天池寨的路有近八公里长的土路，凹凸不平，一般小车底盘低很难通过，他得坐我们越野车过去。他上车后，我们开始体验那八公里的艰难。果不其然，一路坑洼，或深或浅，车轮挤过，尘土飞扬。难走程度，迄今未见。还好，路不长，很快我们就到了一个计划安置十来户移民的小型安置点。

“这么难走的路，这么小的安置点，既不实用也不符合政策精神，有必要吗？”

“没办法。天池寨村民特别困难，住得很分散，交通不便，但又不愿意搬到山下的安置区去，只好就近安置，这个点还是吴书记特批的。”

哦，我无语。

继续前行，拐几个弯，又到一个安置点，只比刚才那个略大，计划安置二十多户。安置点紧挨汉滨区，无水源。我问刘书记，他说，计划装水泵，架管道，从山下引水。

哦，我无语。

老天池寨村民的想法在平利乃至整个安康都很普遍。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此，不愿离乡，本可理解。可是，连搬到山下稍远的地方都不愿意，就让人觉得不仅仅是乡土情，而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了。不搬，生存环境不变；生存环境不变，贫穷只能一代代传递。走了这么多村，我越来越觉得，扶贫的关键不是给钱，而更要扶智。给钱只能解决一时，甚至还会滋生“等、靠、要”思想。

记得来平利扶贫前，同事许老师给我讲过她先生八十年代扶贫的一段经历。当时她先生作为省政府扶贫队员在隔壁岚皋县扶贫，逢年过节，总要给县里偏远的贫困户送粮送钱。有一年过节，因交通原因，扶贫工作队比往年晚去了几天，贫困户见到扶贫工作人员时，一边“抢过”东西，一边质问他们为什么晚了。来到县里后，我也经常听到类似故事，到村里也总能看到有些贫困户就是懒，不愿意干活，就想政府来养。给钱有时不仅没有好作用，相反会助长歪风，但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扶贫还是以给钱为主？简单想想，原因可能也简单，给钱容易，扶智难。而且对基层来说，资金扶贫数据明显、业绩易见，移风易俗成本高昂、收益缓慢，加之资金扶贫意味着手上掌控资源，掌控资源就是掌控权力。多方因素叠加，给钱就成了更容易的选择。但窃以为扶智才是扶贫的根本措施。扶贫若不扶智，不下大力气做好教育，改变观念，改造思维，不调动贫困户自己的积极性，不让他们自身有改变的意愿和能力，最终可能是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可能根除贫困，哪怕是名义上消除了绝对贫困。

从天池寨下来，我们继续往镇子方向走，过了九里村界，就到了天池村，另一个贫困村。该村主要分布在两条山沟里，耕地面积3900亩（水田320亩），实际耕种1500亩，有6个村民小组320户1360人，60岁以上老人184人，学生157人，劳动力670人（女性240人）。居住情况较九里村稍好，在公路沿线居住的有170户。村民主要收入也是外出务工，年均外出务工280人左右。产业方面，全村共种植140亩高效茶园，还有350亩老茶园，已改造了50亩，户均养猪3～5头。“7·18”特大洪灾后，该村有灾后重建移民30多户，陕南移民搬迁不到50户，还有自主搬迁但不享受国家移民搬迁政策的10户，进城入镇的6户。

二

在天池村短暂停留了解情况后，我们接着和朝徐路纠缠，又在左右极度摇摆中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抵达镇政府所在地。镇政府位于泗王庙村东南部的小山坡上，是一栋陈旧的两层小楼，小楼前面有个不大的院子，院子西侧有几间平房，充作机关食堂。

因已过饭点，到政府后我们直接到食堂用餐。食堂没有开灯，室内昏黄暗淡，烈日从门窗射进来几缕阳光，权作照明。我暗想，这三阳镇也太省了吧。大家一一落座后，刘书记说，因大贵变电站检修，今天全镇停电，只能委屈大家了。哦，怪不得这么热的天，一路都没见人开风扇。环境如此，只能适应。喜在食堂师傅手艺不错，地道土菜，虽不高档，却很可口。大汗淋漓下，我吃了两大碗米饭。

餐后到二楼会议室开会。会议室约三十平方米，外面有个小阳台，绿色的简易仿藤沙发面对面摆了两排，沙发前面放了几张长形小茶几，和见过的多数政府会议室比起来，有点寒碜。坐定后，刘书记开始介绍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情况。三阳镇地处县域最西边，北接老县，东临大贵，南依洛阳，西面与汉滨区双龙镇接壤，面积1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7600亩（水田2800亩），人口2300户1.38万人，共有10个村，其中列入省上扶贫对象的就有8个村。不过镇里公共设施建设还行，拥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两所村级完全小学、一所民办公助中心幼儿园、三所敬老院，所有村都通水泥路，联户路基本硬化，农电网已完成改造9个村，到年底能全部完成。

会议结束后，大家动身前往镇中心小学考察。小学主教学楼是某香港基金会捐赠，已有近二十年历史，桌椅都已破旧不堪，稍微新一些的桌椅还是刘书记通过朋友联系的西安某公益组织捐的。小学硬件设施和县城里的中小学差距明显，尤其是和即将建成的平利中学新校区比起来，简直就是第三世界和美国的差距，让你都不敢相信是一个县里的学校。

唉，我无语。

三

由小学出来，下一站尚家坝村。到了尚家坝村，我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像贫困村。村民活动中心是一栋新盖的徽派风格小楼，活动中心前面是个比篮球场略大的广场，广场附近是一间间排列有序的徽派民居，白墙青瓦边柳叶青青，青山绿水间炊烟袅袅。这比我到三阳后见过的所有村都好，能是贫困村？该不是被贫困吧？

在村委会会议室，听驻村干部镇人大杨主任和村支部罗书记介绍，我才恍然大悟。该村由三个自然村合并，现在村委会所在位置是合并前经济条件最好的一个村，如果不合并，村里经济情况远超贫困线，可另两个村都在河对面，而且主要都住在山上，交通条件极差，村民普遍贫困，所以按行政村人口的贫困户比例就成了贫困村。

在县里，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村都是由原来几个自然村合并组建，甚至有些村经历过几轮合并。可是合并以后，村民还是对原自然村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上家族势力，通常是行政合了，人心没合。在确定村级组织领导班子时经常就是搞平衡，村支书是一个自然村的，村主任是另一个自然村的，合并村多的甚至还要多设几个副支书、副主任。

在讨论村集体事务时，自然村之间常常是竞争关系，不管上面下拨资源分配，还是村委会定址、贫困户确定等，大家往往从自己村的立场出发，你争我夺，不肯相让，结果常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像尚家坝这样是贫困村与富裕村的合并，可能矛盾会更突出。例如，贫困村可能有债务，合并后自然成为新组建行政村的债务，原富裕村的村民会觉得自己吃亏，认为凭什么自己要替别人背债。但由于政府对贫困村往往有政策倾斜，新的行政村因合并有机会吃“偏碗饭”，从县镇多获得资源，使得包括原富裕村在内的所有村民都能受益，贫困村的村民也觉得自己吃亏。这样一来大家都觉得吃亏，矛盾就自然而然产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想到这，我脑海里突然划过亲历过的高校大合并历史。2000年，三校合并，专业基本没有冲突，互补性强，各有特别资源。西安交通大学作为教育部的“亲儿子”，贵为全国重点高校，自有其优势；西安医科大学作为卫生部在西北的第一校，不管是从部里还是从地方，能获取的资源不可谓不多；陕西财经学院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三所本科院校之一，更拥有难能可贵的金融资源。按理说，合校后学校应该大有可为。可合校以后，学校发展之慢，可冠全国所有合并学校之首。究其原因，虽很复杂，但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人心不合。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搬米难。

因此，我觉得在合并村最首要并要长期重视的工作应该是“合人心”。上级政府和村两委要多动脑筋，在建立对新行政村的认同感和新集体的凝聚力上多花心思，如根据兴趣和农村生活需要组织多种协会，打破自然村局限；支持举办农技应用比赛、运动会、广场舞等群众性活动，增进了解，缓解矛盾；针对债权债务，完善整合机制。在合并之初，为避免本位主义造成村委会内部矛盾，影响全村集体感的建设，可适当扩大乡镇干部和“第一书记”兼职数量，用外力引导，慢慢修炼内力。可喜的是，在座谈时发现，尚家坝班子团结和谐，对村里发展有想法、有计划，“外力”也特别“给力”——县镇两级帮扶队员达八人之多且对村情都较为熟悉。

四

尚家坝后是今天最后一个调研点——湖口村。此时，太阳头也没有那么大火气了，开始变得慈祥。路左边山崖的树林也不再显得那么幽暗，反倒让人觉得色彩斑斓，仿佛能闻到森林的清香。山沟里的泉水虽然流量不大，但清澈得让人能想象到她的甘洌。不时能听到的鸟鸣让疲惫的身心得到缓解，人好像都轻了。我放松地四处张望。突然，我透过车窗看到，右边小河沟对面一只小鹿正往树林里跑，忙叫大家看。刘书记说，不可能，您看到的应该是麂子。转过头来，他也惊讶，还真是鹿。

“刘书记，听说遇到鹿是吉祥，您要有好事了。”

“那你也要有好事了。”

我们哈哈一笑。后来不到一年，刘书记调任广佛镇镇委书记，虽未升职但广佛镇紧邻县城，农业基础佳，算应了这个传说。

一到湖口村，我就被村前一大片桑园吸引。平利是蚕桑大县，蚕桑产业在很长时间都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也是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这几年因国际蚕丝市场不好，县里愿意养蚕的人越来越少。县里免费发放的蚕种常常被农民直接扔掉，白白糟蹋资金，桑树种植面积也在逐年减少，像这样一个村有四五百亩桑园实属难得。不过我也好奇，摆明得亏本的产业怎么能坚持下去？在村活动中心会议室，驻村干部、镇武装部部长首先代表村上汇报情况，可汇报情况不清，我问的几个问题也不能准确回答，刘书记就抢过来做补充汇报。据介绍，湖口村由原联桥村和北溪街村合并而来，所辖面积2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930亩（其中水田494亩），有7个村民小组428户1531人，五保户31人，低保户88户131人，60岁以上老人319人，学生95人，劳动力618人；存在问题因地而异，原北溪街村地区，山大人少人穷，没有主导产业，只有几十亩茶园，而原联桥村地区自然环境好、土地条件好，但村民观念落后；现在的村委领导中，村支部书记柯支书来自原联桥村，村委会主任杨主任则来自原北溪街村；村里三年扶贫规划是争取创建一个移民搬迁点，建设1.8公里河堤，硬化原北溪街村道，发展茶、桑、畜三大产业等。

他的汇报，既有村情、民情的现状和问题分析，又有对未来发展的计划，且都有具体数据支撑，让人叹服。按理说，直接驻村干部天天在村里，应该对村里的情况了然于胸，理应比远在镇上的镇委书记更熟悉，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工作责任心的差距。干部联村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一是让干部沉下去，接地气，晓实情，避免干部成为老爷兵；二是把村组织撑起来，多干将，强力量，加强镇政府对村里发展的引导。可任何一项制度都要靠人去执行，其效果好坏取决于人执行的情况。再好的制度，没有负责任的执行人，都只能是镜花水月，中看不中吃。而人执行的好不好，外靠考核奖惩，内靠自我约束。在对人的考核精细化不够、相应的奖惩也不到位的情况下，人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湖口村调研完已是傍晚，刘书记安排在村支书家用餐。期间，我说，这支书水平不错，湖口村脱贫有望。刘书记不无炫耀地看着我。

“他是我从外面特地请回来的。本来在外地生意做得挺好，原来的班子出事后，我请他回来为乡亲们做点事。”

“厉害！”

我举起酒盅给他敬酒，他一口喝干，放下杯子。

“周县，我刚来时，镇里有七个村的领导班子出问题，县纪委、检察院有三个月几乎就驻在镇里办公。我来了后，一个村一个村走，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各村领导班子建起来，现在才基本正常。”

哦，怪不得他对湖口村的情况这么了解。

在各镇村调研时，我碰到很多基层干部像刘书记这样，没有高学历，十几岁就在乡里干，一步步靠实干走到基层领导岗位。他们不一定有多少战略思维、高瞻远瞩，但执行力强，敢于担当，善于处理复杂难题。这恰恰是我们这些学院派干部所欠缺和要用心学习的。

酒精的刺激下，我随口就把自己想的说了出来。刘书记眼睛亮了，又高兴地举起杯。

“周县，您这人实在，我们一定要干两杯。”

我也马上举起杯。

“没问题。我可不是当您面说好话，这是我心里话。”

“我看得出来。来，干了。”

我俩相视一笑，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