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辅音与元音之间的协同发音研究

吴宗济、孙国华（2004）研究了普通话双字组C1V1C2V2结构中不送气塞音的协同发音。对于V1C2之间的协同发音，他们将元音F2过渡终点频率与F2稳定段频率的差值转换成百分比，即∆T%，如果这个数值是正值，说明元音过渡部分的轨迹是升，若是负数，说明轨迹是降。他们的结论与本书比较相关的有：①V1受到C2的逆向协同发音影响而带有明显的出渡，即后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有中断的现象发生，这是因为普通话没有VC结构。②-p前面无论是什么元音，∆T%都是负值，共振峰轨迹是降；-t前面的[i], ∆T%是负值，-t前面的[a], ∆T%是正值，轨迹是升；-t前面的[u], ∆T%是正值，轨迹是升，且数值较大。他们认为后高元音[u]非常活跃，舌位随语音环境的不同可以在软腭和硬腭之间移动。当然，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主要考察的是过渡部分轨迹的走势，所以没有考虑时长的因素。

吴宗济、孙国华（1990）通过比较普通话C1V1C2V2结构中清擦音与不同元音相接的下限频率或强频区，将清擦音的协同发音分为三类：①同体同位（[x]）。高度依赖后接元音的舌位。②异体协同（[f]）。频率下限因唇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不是随着元音舌位高低而变化。③同体异位（[s, ʂ, ɕ]）。能顺畅地调节舌位变化，既有出渡（逆协同发音），也有入渡（顺协同发音）。他们的结论是，不同的擦音，协同发音情况差别很大。

杨顺安（1990）首先通过对量双音节语谱图的观察和分析，归纳出10种类型的音节音联的协同调音规律，其中包括了VC和VN类，他通过语图描述了由于受后接辅音的同化作用影响元音共振峰的过渡情况；然后，将这些规律运用到语音合成模拟中，初步合成出了相对清晰和自然的多音节词语。

颜景助（1992）研究了普通话送气和不送气塞音辅音后接元音的协同发音。他主要使用了共振峰的起点频率和过渡率这两个参数。结论为：①声调不影响共振峰的模式。②元音共振峰的起点频率不仅受元音本身音色制约，而且明显受到了塞音声母的影响。③辅音对元音的顺协同发音影响，主要影响共振峰曲线的过渡特性。不送气塞音声母中元音共振峰过渡曲线负载着塞音的属性。而送气塞音声母则不然，辅音的属性可能由送气段承载，因此，不影响元音共振峰。

颜景助（1994）研究了前音节为元音尾、后音节为零声母的普通话双字组的协同发音，实际上是元音之间的协同发音。主要发现为：前、后音节元音音位的舌位相距越大，共振峰过渡越明显，过渡时长越长。第一和第二共振峰过渡较为平滑，第三共振峰过渡时存在折点。

孙国华（1992）研究了普通话C1（VV）V1C2V2双字组结构中，C2为塞擦音[ts]、[tʂ]、[ʨ]时对V1共振峰尾部的影响。主要发现：V1C2结构中元音共振峰后过渡的走向主要受到C2发音部位的影响，F2的轨迹走向与CV结构中的共振峰过渡走势相反。相同主元音后接同一C2，它们的共振峰过渡趋势多数一致。根据他文章中的数据，对于F1的过渡轨迹，主元音为[i]和[a]的走势基本是降，主元音为[u]的走势是升；对于F2, [a]、[（i）a]、[（u）a]、[u]、[（o）u]、（[ io）u]后接这3种塞擦音基本是升，[i]、（[ a）i]、（[ e）i]、（[ ua）i]、（[ ue）i]后接这3种塞擦音基本是降。

陈肖霞（1997）研究了普通话双音节中后音节声母为唇（齿）音、舌尖音和舌根音而前音节韵母为开尾元音的协同发音。主要发现：后音节声母对前音节元音尾的逆向协同发音作用，主要由不同的发音部位引起，与不同的发音方式无关。后音节声母为唇辅音时，这个音节的韵母元音会影响前一个音节的元音。她还采用了CV协同发音研究中常用的轨迹方程，发现舌尖音的斜率最小，唇音和舌根音的斜率比较接近。舌尖音的截距最大，唇音和舌根音的截距有交叉。

孙国华（1998）主要考察了普通话朗读话语中语速及后接辅音（舌尖音和舌根音）对三个顶点元音共振峰理想目标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语速的加快，元音的不到位现象随之加剧，趋中现象较为明显。无论是正常语速，还是快速语速，后高元音的偏离程度都最大。在正常语速时，[i]和[a]后接舌尖音和舌根音的F1或F2没有显著差异，但是[u]后接舌尖音时的F1或F2都要大于后接舌根音时的值。

冉启斌、石锋（2006）使用音轨方程考察了普通话双音节中不送气塞音与后接不同元音之间的协同发音。结果发现：舌尖爆发音的斜率最小，说明它的协同发音程度最低；斜率最大的是舌根爆发音，协同发音的程度最高；双唇爆发音的斜率和协同发音程度居中。这个结论与陈肖霞（1997）的一致。他们认为，影响CV协同发音的程度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发音器官在时域上是否可以分离；另一个是后接元音对辅音的影响。

周忠诚等（2007）主要考察了普通话双音节中后字声母对前字元音轨迹的影响。他们提取了10个时点的共振峰数据，前字的元音为三个顶点元音。主要结论为：元音为[a]时，F1的轨迹都是逐渐下降；后接舌尖音、卷舌音、舌面音声母时的F2轨迹是升，后接双唇音、唇齿音、舌根音声母时的F2轨迹是降。元音为[u]时，除了后接唇齿音[f]之外，其他声母的F1轨迹都是下降；无论接哪种声母，F2的轨迹都是上升，接舌尖音和舌面音的轨迹上升幅度最大。元音为[i]时，后接双唇音、舌根音时的F1轨迹是上升，接舌尖音、卷舌音、舌面音时的F1轨迹是下降；无论接哪种声母，F2的轨迹都是下降。

王茂林等（2011）通过分析普通话C1V1C2V2结构中V1对V2第二共振峰起点的影响，考察了元音之间的协同发音。结果发现：当元音之间的C2为送气塞音时，由于送气塞音时长较长，元音间的协同发音作用就比较小，说明送气是抑制协同发音的重要因素。另外，当后接元音为[i]时，跨唇音的协同作用较大，跨舌尖音的作用较小。他们引用了Recasens（2002）的观点来解释，认为与唇音相比，舌尖音发音时舌腭接触面积比较大，“发音制约度”比较高。

李俭、郑玉玲（2006）使用动态腭位仪EPG，考察普通话双音节中，辅音处于两个元音中间时受前后元音的影响而产生的协同发音。主要发现为：在V1C2V2结构中，辅音和元音的发音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协调、相互影响的。发音部位的变化不明显，只有辅音[l]和[n]在元音[i]的影响下出现较明显的后缩。发音部位离舌面远的辅音，舌面协同发音变化较明显。发音姿态对舌面要求高的辅音，舌面协同变化小，如塞擦音；而发音姿态对舌面要求低的辅音，变化则大，如舌尖音。

李英浩、孔江平（2011）也用动态腭位仪研究了普通话双音节V1#C2V2中C2和V2对V1后过渡的腭位及F2轨迹的变化幅度的影响。结果发现：V1的F2轨迹的变化与后腭接触面积的变化显著相关。不同发音部位（唇音、舌尖中音、舌面后音）对V1的腭位和/或F2的轨迹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