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本章的内容与上一章有某种程度上的连贯性，主要涉及老子所理想的至治之世应当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政治局面。

“太上”相对于“其次”而言，犹言“最好的状况”。在政治的意义上，“最好的状况”是由领悟到道的最高智慧的人来实现的“无为”之治，在这种状况中，被统治的民众只不过是仅仅晓得有位统治者而已，所以说“太上，下知有之”。“之”在这里是指统治者。在这种无为的政治局面之中，民众并不卷入“政治”，“政治”也不干涉他们，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政治”是疏离的，从而享有其自然的生存。“其次，亲而誉之”，比“太上”差一些的情况，是人民与统治者相互亲近并赞美他。“其次，畏之”，更差一些的情况，是人民对统治者感到畏惧。“其次，侮之”，最差的情况，是人民对统治者加以轻蔑与侮辱。

“政治”而至于天下人民对统治者“畏之侮之”，还能叫做“政治”吗？但如何会至于如此局面呢？“信不足焉”，也即是诚信缺失。统治者对人民既丧失诚信，用现在的话说，已经丧失了政治的公信力，那么统治者也就必然丧失值得人民信任的基础，所以“有不信焉”，人民对统治者就不会有信任。既不会有信任，而或慑于淫威，则“畏之”而已；及至淫威也收拾不住，则继以“侮之”矣。所以“信”不可失，惟诚信可以取天下，也惟诚信可以安天下。在政治以“诚信”为本这一维度上，道家与儒家之间是保持着充分的一致性的。

“诚信”之所以丧失，是因言行不一，行不掩言；或言出不践，民无由取信。所以在老子看来，要取信于民，必须“贵言”，这才接着说：“悠兮，其贵言！”这个“悠”字，今人多作“悠然”解，“悠”有舒缓宽平之意，解为“悠然”，似也无不可。但这个字有的本子作“犹”，有的本子作“由”，朱谦之说：“‘由’与‘犹’同。《荀子·富国》‘由将不足以勉也’，注：‘与犹同。’”帛书乙本也作“犹”。我个人以为作“犹”较好，就是十五章“犹兮若畏四邻”之“犹”，为谨慎、审慎之意。“悠”，也应通“犹”。“犹兮，其贵言”，即是出言要谨慎，以言为“贵”。凡言之出，必以行践履之，是为“贵言”。以行践言即是“信”，孔子谓“言可复也”，即是以行掩言。

如果统治者是以审慎的态度去为政而“贵言”的，凡言之出皆可验之于行的，则统治者以行而示信于天下，人民也以行而示信于上，遂得相互疏离而又相安无事，天下人民便归于自然的生活秩序之中，是即为天下大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业成功，诸事成就，百姓却说：“我原本如此。”“原本如此”、“自然而然”，叫做“自然”。这一在政治意义上讲的“自然”，如果我们稍微加一点引申，便确乎包含着老子关于政治的某种非凡卓见。“自然”的“无为之治”，实质上要求统治者摒弃把自己的统治意识强加于人民，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政治对于人民生活的干预，使人民得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充分发挥民众关于生活与生产的自主组织能力，从而“自然地”实现生活本身的秩序性。人民生活秩序的自主实现，由于不是统治者之统治意识强加的结果，所以在统治者那里乃是“无为”；同样由于不是统治者之政治干预的结果，所以在人民那里，便是“自然”。这种“无为的自然”或“自然的无为”，作为一种政治的理想境界，便是所谓“无为而治”。汉初的“文景之治”，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对这种“无为而治”的一种尝试。而这一思想，与孔子关于政治的理想状态也是可以相互衔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