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史开新别录(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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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庞朴论证中国远古农耕开始创生火历说

庞朴是当代以研究古代哲学思想之学者,读其书,知其学问渊博,深熟古籍。而其发掘远古火历,则是前所未有之创说,于1978年发表《火历初探》,1982年发表其《火历续探》,1984年发表其《火历三探》。广征博引,熟用各类文献,精研古籍,举证坚实切当,论断自此传世。读者肯定,识者倾服。兹当择要引介,予以暴表。

对于远古文化,庞朴在《火历初探》写道:

渔猎时代特别是有了农业以后的人群,为了定季节的需要,已慢慢具备了自己的天文私历法知识。这个时代,在中国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代。庞朴著,《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42—143, 《火历初探》引句。

此言乃是叙述文化背景,将伏羲和神农前后传说时代,假定此是先民由渔猎转向农耕的开始时期,这种文化之大变迁说是慢慢达到,而实际应是很漫长的过程。

国人论远古传说,今代常是划作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自是早成定论,不知后来各地考古发掘出各地陶器,分出有彩陶之仰韶文化和有黑陶之龙山文化。此种考古成绩,不能单说是新石器时代,应芮逸夫撰,《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该有考古家细分为陶器时代,定出有年代,如半坡陶器已有七千多年,姜寨陶器已有八千多年,看来神农时代一定是在有陶器之时代方能走上定居生活,方能走上农耕之生活。推想而知,中国创生农耕,用陶器时代来确定,自比较合于人情物理。庞朴在其《火历三探》一文中,举证在山东莒县及诸城出土之陶尊,属大汶口文化期,其陶面画有日、月、火图案,证明其时是火历行用之器物证据庞朴著,《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页181—182, 《火历三探》引图及引文。。看来陶器时代会有农耕生活,推论应是可靠的。

首先有必要略叙庞朴所提出之远古发明“火历”说。

庞氏指出,先民利用田地耕耘,生产粮谷,慢慢反复试验,要得知何时种植、何时收割,要定出一个有利的时段,庞氏特别引举《诗经·小雅·鱼丽》:“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用以说明,民人要得到作物收获,必须能充分掌握时序。

先民经过不断利用田地耕种谷粱,终须从天象上用心,得到天上的心星(二十八宿东方七宿之一)在某时黄昏能出现天空之时际,就是方便种植粱谷的适当季节到临。庞氏用日后出的节气知识,表示此是一年中“春分”季节。于是先民即将心星出现,定为一年的开始,先民要在此时全要忙于耕作生活。古人在下种之先,一定要先除尽田里的杂草,方法是放火烧完丛生草木,作为农作第一步,古人称此行动叫做“出火”。一直到秋季天上心星隐伏不见,古人在此时际不再用火,而叫做“内火”意即纳火。由是而将一年分出两季,心星黄昏出现是春季,而到心星伏而不见,即到秋季。先民最早熟食是用火,制造陶器亦用火,种植粮食先要出火,而心星出现第一步要出火。因是先早将心星定名为“大火”。“大火”出现即是岁首,大火见与大火伏,构成一年中生产与收获两个季节,如此粗疏简单地靠大火为指标的年历,就是称为“火历”,此是将庞氏学说作一个简单介绍,庞氏则广征博引,很细密推考其形成应用以及长期历史,包括政治上帝喾(高辛氏)之命官“火正”。

庞朴重视古代“火正”这一个官职,举其创始,是在颛顼帝时代。任命两个重要官员:“命南正(官名)重(人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官名)黎(人名)司地以属民”(引据《国语·楚语》)其中之“火正”,即是受命掌民人生产农事之官。庞朴对于“火正”的职司有其明确的综述,可举其论断:

火正的职称,表明其任务是观察大火。而司地就是司土,也就是后来的司徒。起火是同农事和民事密切有关的差事,所以其功大矣,大就大在生柔嘉材,保证了食用。所以生柔嘉材之道,又在于他能昭显天地之光明。所谓天的光明,无疑是指大火星,地的光明,应该就是火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庞朴著,《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页151, 《火历初探》。

若说在颛顼时代已任命“火正”之官,则可见远在尧舜以前已行用火历,庞朴却推算天上心星之重要出现点,而判定约在尧舜时代,兹举其一论断:

假设火历是我们先民中某些农业部族的第一部古老历法,出现时代约当大火处于秋分点的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左右,即所谓尧舜时代。庞朴著,《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页163, 《火历续探》。

原来前已述及,庞朴最初已表示火历发明应在伏羲、神农传说人物之间。盖传说,已不可信,大致年代也难说清楚,实不如鄙人估计,如能创造火历,自与农耕生活有关,必与创造陶器之后有关,亦较颛顼、帝喾时代为早。

进入有文字历史时代,庞朴利用甲骨卜辞,说明商代实为行用火历之高峰时代,应直举庞氏论述,以供比观:

火历至殷商时代进入鼎盛期。这不仅有文献上屡屡提及的“商大火”(《左传》襄公九年), “辰为商星”(《左传》昭公元年)之类的传说,最可靠的还有甲骨文提供给我们的第一手数据。据信为相士时期的一片卜辞上说:“贞唯火五月。”这一材料虽然只剩下五个字,却相当重要。它使人们连想起《春秋》上的“春王正月”。王正月的“王”,指王历,即周历。同样的,卜辞的“火五月”,只有解释为火历五月,才能通读。庞朴著,《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页183, 《火历三探》。

接着庞氏又引举一片重要甲骨卜辞如下:

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祟,其有来艰,不吉。

庞朴解读这片卜辞云:

这条卜辞,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新星纪录。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说,其实际年代应在公元前1339—1281年间。我们在这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它的科学价值,而是殷人因有新星并火而表现出来的惶恐不安。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新星是恒星爆发时产生的亮度突然增强的自然现象,它会回复原状的,无所用其惊慌。所以仅仅过了两天,另一片卜骨就说:“辛未,有毁新星。”可是当新星正亮而又恰巧并火,即出现于殷人族星并即纪时星之旁之际,对殷人来说,当然是最大的不祥之兆。所以他们要三呼“祟”、“有来艰”、“不吉”。庞朴著,《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页184, 《火历三探》。

庞朴用三篇大文,提出一个远古先民在开始农耕生活时,长期累积经验而发明以恒星之心星黄昏出现,定为出火烧田,再耕种五谷,而命心星为大火(非指九大行星之火星),遂成先民首创之火历。庞氏广征上古文献,提出诸多文证以及陶尊物证,立说透辟,论断坚实,公之学界,备受肯定尊重,当可传世不朽,颇值郑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