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

我们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时段上讲，通常是指我国自夏代（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起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其间四五千年的文化传统，重点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之间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

首先，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有两位文化巨人对于中国连绵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走向发挥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位是孔子（前551—前479），一位是秦始皇（前259—前210）。孔子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秦始皇确立了中国政府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国人之间的交往，都受礼仪制约，无论和平生活，还是战争行为都有“礼”可依。但是到了战国时期（? —前221），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秦统一中原前的一段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天下七雄割据，即有韩、赵、魏、齐、楚、燕、秦等七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混战不已。而标志“战国”结束，中国“大一统”社会制度的初步形成，是从秦朝（前221）开始的。秦朝在全国统一使用“度”（计量长短的器具）“量”（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衡”（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礼记·中庸》第28章），为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连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常说，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时期。随着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将士的战场争锋，涌现出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期。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前面提到，是孔子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就是只讲传承，不图创新的。这显然是过谦之词。因为凡是“述”必然“作”。因为在传述、复述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取舍、评价，而这些本身就是创新。

既然要研究孔子的“述”，必然要研究孔子所“思”、所“述”、所“作”的历史及其内涵与意义，这就使我们的研究需要追溯和深入下去。孔子的研究涉及夏、商、周、春秋四代，其中主要是西周、春秋时期的道德文化。

严格地讲，孔子没有著作，他的思想观点主要记载在“四书”“五经”里面。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将“四书”“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教材。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河南“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已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前505—前434）整理成文，为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内有“明德”“修身”之说。“明德”的路径便是亲民，“仁者爱人”，明德的终极目标便是“止于至善”。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写作，传授给孟子（约前372—前289）。“中庸”乃是儒家学说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观。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构成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主要是孔子的弟子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举止的著作。《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孟子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孔子被称为“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儒家学说又称为“孔孟之道”。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编定的《四书》原本次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

“五经”则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经典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但孔子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注释的工作。相传“孔子晚年注六经”,“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乐》相传传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被焚毁，从此失传而保留“五经”。

《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经为六十四卦，每部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约在西周初年编定。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时称为“十翼”，相传是孔子对《周易》的解读。

《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

《礼》在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礼记》是由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故朱熹说，“《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春秋》又名《麟经》，是鲁史。《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孔子的修订。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专门解释《春秋》的典籍，现今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它们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其中以《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流传最广，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四书五经”翔实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今天，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提到“四书五经”。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其内容广泛、思想深刻，对我们现代人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文化的发展壮大，需要推广传播、继承创新。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与两位哲学家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一位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前179—前104），另一位是南宋大儒朱熹。

秦始皇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秦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语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万里长城，万古留名。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秦王朝横征暴敛，实施残暴统治，其王朝仅仅维持了约十五年的光景，于公元前206年被汉王朝取而代之。

秦王朝的政治理论基础是法家哲学思想。韩非子（前280—前233），是七国之一的韩国的王室后裔，法家学说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55篇。在治国方略上，他强调重刑施政，“法（制）”“（权）术”“（威）势”三者并用。他认为，明主施政，应当制定法制，并且执法公正；用人应当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行事应当拥有威严，令出如山。秦始皇非常赏识韩非子，在战争年代，重用韩非子，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但在战后，韩非子遭同窗好友也是秦国宰相李斯的嫉妒和陷害，最终死于秦国狱中。

秦朝灭亡后，秦王朝酷政受到朝野声讨谴责。汉王朝继承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进程中，汉初，吸取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依“黄老之术”，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文化上施行不干预政策，这使得汉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得以发展，形成学术思想融合繁荣的态势，但是又出现了类似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的局面，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对此极为不满，锐意改革，下诏举贤良对策，研讨治国方略。

汉朝理论大家董仲舒应运而生。董仲舒曾经说过，“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用今天的话说，道是自然产生的，是客观存在的，是千古不变的。但是在认识论上，他有点神秘，认为历史朝代的更替是依照黑统、白统、赤统“三统”的顺序进行循环往返地运行。譬如，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代表赤统，就是一个历史的循环。他推算说，继周之后，历史又会进入一个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应当又是黑统。但是，由于“天生仲尼”，“孔子之后无圣人”，因此，继承周朝的新黑统，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周朝之后的历史只有孔子的“道统”，尔后，无论世事多么艰难，人类最后总会建成“大同世界”。因为孔子的理念如同天上的太阳自然而然地会照亮普天之下的每个角落，依其行是必然的事情。

在汉武帝下诏书举贤良、征对策时，董仲舒上书三策，史称“天人三策”。他提出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和封建社会“大一统”思想，均为汉武帝所采纳，并成为施政的思想基础。为保证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汉朝废弃了过去以贵族门第出身或家族富有作为官员选拔的标准，改由政府主持，以儒术为标准，在全国举行统一考试，从应试中选官员。读书人无论贫富，“学而优则仕”。这就从制度上确保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南宋大儒朱熹，是我国思想界的主要人物之一。这里讲讲朱熹对于推广儒家经典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儒家学说同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前面已经讲到，是朱熹首次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离出来单独成篇，并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且亲自注释。朱熹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是他最看重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据说，他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进行修订。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自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朝廷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熹注释的“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生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规定在朱熹注释的“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四书”不仅成为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为每个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必读之书，成为近代以前全国统一标准的教科书。“四书”作为封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获得广泛流传和应用，为此，有人认为“四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逊色于《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这种比喻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