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开展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良好的研究设计是研究成功的一半。一般来说，研究设计主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①必须尽量明确要发现的东西；②必须采用最好的方法进行研究（艾尔·巴比，2005:85-86）。因此，此处介绍理论框架、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简要说明研究思路、篇章结构。

1.3.1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持续生长与发展是当前中国加强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所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新形势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放弃单一的学科视野与孤立的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首先，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在各自学科领域内研究某一类型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而应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置于整个城市社会背景中，分析现实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类型及其占有的资源状况，并梳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即要从总体上全面地了解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组织格局”（赵孟营，2006），从而促进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和谐、健康地发展。当前有一些研究将居委会、业委会与社区党组织或物业管理公司综合起来考虑，但少有学者思考不同类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协同发展。这种状况不利于学界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知识积累，也无益于推动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实践。考虑到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建立、居民参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活动的实质就是居民的参与与合作，可以从居民参与与合作切入来研究各类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目前学界关于居民参与的研究不少，但少有人将居民参与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展开系统研究。陈洪涛、王名（2009）在论及社会组织在建设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时特别指出，居民参与型社会组织即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或者参与的组织具有独特的功能。但他们并没有直接从正面论述居民参与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类型出发，强调了居民参与型社会组织的独特性。本书就尝试在居民参与的视野下，综合考察城市各类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期达到研究整合的效果。

其次，为了避免单一理论视角中存在的巨大“解释漏洞”，有必要建构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处在大转变之中的中国社会，无论使用哪一种理论视角都有其局限性。我们所要做得，不是盲从于某一种西方理论，成为一门一派的信徒，而是要保持一个开放性的心态，通过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往返对话，最终提出中国化了的、真正扎根于中国经验现实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范明林，2010）。因此，笔者尝试综合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利益—认同—制度”的理论框架，以期探索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多个因素（见图1.1）。①吸收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利益”概念，但此处的利益不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个人利益，而是托克维尔式的“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说明居民的共同利益与目标是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与发展的前提条件；②从社会资本理论中凝练出“认同”概念，关注社会资本的主观价值层面——信任与规范，而剔除作为社会资本客观形式的“网络”，避免了循环论证的混乱，强调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是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与发展的社会基础；③汲取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重视“制度”分析的优点，探究社区治理体制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影响，显示外部制度环境是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

围绕此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可从利益、认同、制度三个层面来探究居民参与和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机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居民在一定制度安排下在社区范围内持续社会互动与合作的结果，同时受到微观、中观、宏观因素的影响，因而有必要从“个人—社区—制度”三个层面、“利益—认同—制度”三个角度来分析影响居民参与和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本书将在调查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的特征与问题，进而探究利益、认同、制度如何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并提炼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机制，提出促进其发展的培育路径。

本书希望在“利益—认同—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的指引下，通过实地研究来建构关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机制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希望对特定的现象本身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探究，所建构的理论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全面解释，而是从居民参与角度切入，对影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利益、认同、制度三个方面作出的一种合理解释，这样的理论具有较大的抽象性与片面性，并不是否认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具体地说，本书将主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怎么样？——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是怎样兴起的？其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其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为什么？——为什么不同社区、不同类型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与功能发挥有差异？促进或阻碍居民参与建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因素有哪些？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机制是什么？

（3）怎么办？——如何在市场逻辑不断侵蚀社区共同体的背景下，使居民参与合作并建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呢？在当前居民参与较弱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启动居民合作，破解集体行动困境？政府在促进居民参与、培育和发展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1.3.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各类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概括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认同—利益”，进而探索城市居民参与合作的条件，提炼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生长机制，提出培育和促进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具体来说，本书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是导论，对研究的缘起、选题的意义进行说明，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设计，包括研究内容、分析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个案社区的概况。

第2章是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概述。首先界定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内涵，进而介绍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与功能定位，还根据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差异将其主要分成民主治理类组织、社会服务类组织、维护权益类组织、文体活动类组织四类。

第3章至第6章，分别介绍不同类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第3章研究作为民主治理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从居委会集“行政化”与“自治性”为一身的张力说起，进而从居委会选举的“热与冷”和居委会议行分设的“虚与实”两方面对当前上海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效果进行探索。第4章研究作为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居民志愿组织，先概括社区服务体系变迁中志愿组织的发展特点，再分析基层社区是如何通过“党建带社建”、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方式来动员志愿者资源、培育志愿组织，进而以党员志愿工作室和志愿服务联合会为例探究志愿组织的发展现状。第5章研究作为维护权益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在介绍住房制度改革后成立的业委会的性质基础上，从日常的运行与“非常的”维权两个面向来描述业委会运作状况，再以业委会工作室为案例来展现业委会的发展创新。第6章研究作为文体活动类组织的社区群众团队，先说明在社区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群众团队勃兴的意义，接着分析了街道层面、居民区层面的群众团队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而探索基层社区培育群众团队的方法。

第7章在概括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尚存在的问题。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已呈现出发展类型不均、组织性不一，非营利性显著、志愿性趋强，政府嵌入社会、民间性不纯，草根力量生长、自治性提升的特征，但也还存在资源来源单一、资金人才缺乏，内部管理贫弱、组织能力不强，服务活动粗放、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

第8章从利益、认同、制度三个方面探究其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利益是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前提条件；认同是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社会基础；制度是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外部环境。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是居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第9章在概括居民参与条件和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居民参与和合作，培育和发展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对策建议。由于中国缺乏公民社会的传统，政府培育应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主导路径。政府应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端正公私观念、实现和谐的利益整合，培育社区认同、构筑扎实的社会基础来促进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

第10章是结论与思考，在对全文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拓展思考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方向。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没有绝对优劣之分，研究方法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特点。本书研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机制，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及其所在社区进行调查，了解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影响因素等。因此，笔者认为实地研究方法有助于达到深入了解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机制的研究目的。当然，本书也局部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居民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认知与态度等。其实，“正如客观事物本身具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一样，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也需要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两种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本身并没无好坏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恰当运用”（风笑天，2000）。不可否认，当代社会学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量化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但对任何社会现象的数量上的统计离不开对其本质的探讨。“统计的精确性的基础，首先应在于对对象的本质的准确把握。计算只有在社会现象本质的形态边界得到确定以后，才能体现自己的精确，否则不过是对不精确的数字的精确计算而已。”（成伯清，2001:55-76）本书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具体来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在研究方式上，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本书将在试调查的基础上，在上海选取几个类型的社区，如老公房社区、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进行正式调查。另外，还根据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差异将其主要分成民主治理类组织、社会服务类组织、维护权益类组织、文体活动类组织四类，在每一类型中选择12个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

（2）在研究策略上，使用“顺序性探究设计”。第一阶段深入社区与相关政府机构，收集并分析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及政府相关管理体制等定性资料；第二阶段再收集和分析居民利益观、认同感、参与度等定量数据；第三阶段是对上述分析结果加以整合，提炼出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机制。其特点是定性研究占主导，用定量数据和结果来辅助说明定性的结论。

（3）具体的方法与技术上，第一阶段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来获得定性数据，并运用归纳法和理解法进行分析；第二阶段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得定量数据，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三阶段主要用逻辑推理法来整合分析所有材料以得出恰当结论。

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飞速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类型复杂多样、定位模糊、功能广泛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增加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调查研究的难度。

上海作为一个社区建设开展得相对较早、较好的超大型城市，其社区分布地域广泛，小区类型多样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在全国也走在前列。在实地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本书主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小区类型两个因素。首先，课题组在上海中心城区、中心城区拓展区、郊区共选四个街道或镇，并在这四个街镇根据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分别选取了基层社会组织发展较好或较差的居民区各2个进行观察。最终，课题组选择了位于中心城区的长宁区的X街道、位于中心城区拓展区的宝山区的G镇和浦东新区的Y街道、位于郊区的松江区的F街道。从小区类型来看，X街道的四个居民区都是售后公房（房龄都在20年以上），属于中心城区的老小区；G镇的四个居民区都是经济适用房和动迁房（房龄在5年左右），属于城郊结合部的新小区；Y街道的四个居民区都是商品房小区（房龄在15年左右），属于城区的一般小区；F街道的四个居民区也是商品房小区（房龄在10年左右），属于郊区新城的半新不旧的小区。

在上海市范围内选择这四个街、镇，实际上课题组还考虑到调查“入场”的可行性。选择X街道是因为课题负责人曾经于2008年至2009年间在该街道的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挂职锻炼，此后一直与他们保持良好联系。选择G镇是因为该镇是课题组所在学院的产学研合作基地，学院在该镇设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每天有研究生在工作室值班。选择Y街道是因为课题负责人居住在此，比较熟悉该地区的情况。选择F街道是因为课题组所在大学属该街道管辖，平时工作经常与相关部门接触，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社会资源，为课题组调查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些基层社区成为课题组探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机制的良好平台与绝佳窗口。课题组在2014—2016年间陆续在这些街镇开展调查工作，比较密集的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段：其一是2014年5-10月，课题组部分成员有幸获得机会跟随上海市一号课题的某一调查组在宝山区G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其二是2015年6-8月，课题组利用暑假在三个街镇发放问卷，并展开深入的访谈；其三是2015年1月2016年6月，课题负责人入选2015上海市人才计划之“产学研践习计划”后，每周两天到浦东新区Y街道的社区公益基金会参加实践，接触到很多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多次深入社区进行座谈、考察。

当然，资料收集的便利性只是课题调研基地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上海市选择这样四个街、镇可能会招致有关研究的“代表性”问题的指责。关于实地研究所采用的个案研究方法的“代表性”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王宁（2002）认为个案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个案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所研究的具体个案中，抽出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或提出一些具有更深理论意义的研究题目，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路。实际上，研究者所关注的不仅是事实本身的界定，而且是事实反映出的、经过抽象后的、值得回答的问题。事实本身的独特性、地方性、变动性等特质无碍于社会研究的普遍意义，即“事实的独特性”和“问题的一般性”并不矛盾（张静，2001:67-83）。所以，笔者并不奢望通过本项研究而认识整个中国或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具体状况，而是希望尽量地发掘个案研究所具的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生长机制的概括意义，尝试去发掘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解释框架，尽可能提出“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穿透力的类型概念（type concept）”（李路路、王修晓、苗大雷，2009）。

本书开展研究使用的资料，主要是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来获得的一手资料，包括正式的约定访谈、参观，也包括非正式的、随生活环境和事件自然进行的各种观察、旁听、闲谈。在调研期间，课题组对四个街镇的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保障科、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志愿者工作室等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与居民展开了60余次深入访谈；同时，课题组还多次深入相关部门组织的活动现场参与观察事件环境与人物言行举止，这些都为课题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资料的另一部分来源于问卷调查。课题组在四个街镇16个居民区共发放问卷780份，回收问卷755份，有效问卷747份。问卷发放采取偶遇抽样的方式，即在小区的公共活动空间遇到居民就发放。虽然使用非概率抽样方法抽取样本的代表性相对较差，但考虑到问卷题目大多涉及居民区参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状况，如果受访者中很多没有参加过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那么问卷可能会遭遇未应答题较多、相关数据偏少的尴尬。而在社区公共空间里采取偶遇方式所抽取的居民较大可能是社区参与的活跃分子，这可以使问卷调查的对象更具有针对性。因为本书旨在探究居民参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影响因素及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机制，而不是要从总体上系统地、客观地、精准地描述每个社区中居民参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全面状况。恰恰是那些社区公共空间中的活跃分子的社区经验，可以向课题组提供关于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参与的丰富且微妙的资料，有助于课题组深入探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机制。当然，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较差，下文在使用相关数据时，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而不做推论性统计分析，避免以偏概全。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还用到一些上海其他社区中社会组织发展及居民参与的资料。那些资料主要来自于课题组成员在近三年里主持开展或参与的其他相关课题，如上海决策课题《本市居委会等社会基层组织权责问题调研》《上海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的路径研究》《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跟踪研究》、松江区软科学项目《社会治理视野下完善松江区城乡社区居民自治机制研究》、Y街道课题《Y街道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