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边界

一 边界工作：一种自我区分的社会机制

由于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性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已成为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作为分析这一现象的理论资源，被学者们频频运用到新闻研究中来。这一问题的提出基于以下三点现实：第一，受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新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新闻业的透明性和参与性程度日益提高，来自行业内外的威胁或挑战频繁出现，新闻从业者必须正视和回应这些挑战。第二，在快速变化的新媒体环境中，新闻业自身也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新闻生产的主体、时间与空间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闻专业知识就是在各种新闻实践和叙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这正是新闻业建立自身权威的基础。第三，新闻从业者试图在他们的日常新闻工作和他们对拥有新闻专业知识的要求之间建立关系，特别是在面对行业内外的挑战时，通过内部不断的反思和自省来构筑适当的新闻边界，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边界工作概念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即在一个新的媒介生态中，新闻职业群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在边界竞争中维护自身的职业地位。

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即“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 ‘非科学’的社会边界”。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吉尔因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着重讨论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他通过三个案例具体展示了科学共同体的边界工作：第一个案例是物理学家廷德尔（Tyndall）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科学、宗教和工程技术之间所做的区分。廷德尔被称为“科学发言人”，当他在公众演讲和通俗写作中试图说明科学不是宗教时，经验性和有用性是关键特征；而当他试图表明科学不同于工程技术时，抽象的和纯粹的理论性又成为科学的关键特征。第二个案例是19世纪早期发生在爱丁堡的颅相学和解剖学关于科学地位的争论。爱丁堡的解剖学家提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估一个知识主张，用这种方式来捍卫他们的权威性；颅相学者则说科学主张可以被任何人来确证，从而为颅相学争取“科学的”合法性。案例表明，不同的学者对科学的边界会有不同的阐释，进而引发争议。第三个案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82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科学交流与国家安全的政策报告，质疑是否应当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干预科学交流。该案例说明，当目的是反对政府控制科学交流时，应用和基础科学的界限被清晰地划出；而当企图提醒资助者，即便是基础研究通过转化为应用知识也可以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贡献时，这条边界则被有意模糊了。

这三个案例分别代表着科学家进行边界工作的三种类型：① 扩张（Expansion），即通过强调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优劣对比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进入被其他专业或职业占据的领域。② 驱逐（Expulsion），通过对竞争者贴上“假冒的”“越轨的”“业余的”等标签将其界定为局外人而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③ 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将责任归咎于外来的替罪羊而使内部成员免于责任，阻止国家、资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预。通过不同类型的边界工作，科学家在科学与种种非科学之间建构出边界，对于他们追逐职业目标，比如获得知识权威和职业机会以及保护科研自主性不受政治的干预等很有帮助，同时也阻碍了“伪科学家”获得这些资源。吉尔因认为，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从科学是什么、不是什么两方面来回答何为科学这个问题帮助塑造了科学的现代定义。科学家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界定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

边界工作描述的是一个界定、攻击并强化不同知识领域之间边界线的过程。温奇（Winch）认为它是一种布鲁默（Blumer）所说的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缺乏定义性概念所具有的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但却提供了从何处能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因此，尽管已有研究大量集中在对科学边界的讨论，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它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尤其是对知识社会学和研究知识生产者来说，边界是个十分有用的概念。正如吉尔因等人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的，边界工作修辞能够满足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重要需求：首先，边界通过将专业人士的服务与外部人提供的看似相同但实际不同的服务区别开来，为专业服务创造了需求；其次，边界有助于专业内部人士将那些宣称能够提供相似服务的外部人驱逐出专业服务的领域。两种方式都是实现专业垄断的关键步骤，边界可以用来防范潜在的外部竞争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边界工作修辞应被视作所有专业和学科都适用的一种自然生存的反应，对知识的界定和专业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扩展到邻近的其他专业，因此，边界不得不在竞争和争议中重新界定和绘制。几乎所有的专业都在从事边界工作，它是一个社会行为主体试图界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态位置的文化过程，通过不同的行为逻辑以区分内部和外部。目前，绝大多数现有关于边界工作的社会学研究都将边界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区分的机制。

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路径，目前对边界工作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科学边界的研究中。在将边界工作的概念引入分析新闻业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概念的适用性问题。从表面上看，与吉尔因等人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刘思达研究的律师群体相比，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还很低，缺少认证、教育、协会等外在的称其为一门“专业”的条件，新闻业似乎还不足以为自身构筑明确的边界。而且，近年来技术变迁大大丰富了既有的媒介生态，涌现出不少新兴的媒介平台，使得新闻职业群体的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但这样一种混杂的职业生态并未阻止学者们将边界工作的概念用来分析新闻业，反而恰恰是这种现状，使得确定和维持边界对于当下的新闻业来说格外重要。从实践层面来看，新闻业界已经在从事着大量的边界工作，比如对越轨新闻组织和记者的贬斥，对博客、推特、维基百科等新媒体技术的吸纳等。从理论层面来看，新闻业虽然并不像医学、法律等公认的代表性专业一样，具有明确的特质可以将其与邻近的职业区别开来，但其对管辖权的要求与其他专业并无二致。阿伯特（Abbott）将专业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即专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性控制权。管辖权往往具有排他性，一个专业控制了某项工作，其他专业就不能再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正是由于管辖权的排他性，一个专业的管辖权变化就必然与其他专业的管辖权变化相联系，一个专业的管辖权扩张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专业的管辖权收缩，这就是所谓的管辖权冲突。在专业社会学的研究脉络里，边界工作是管辖权冲突的一种更具一般性的表现形式，其关注点在于动态的互动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管辖权解决方式。由于专业边界总是处在张力的挑战和转化中，吉尔因尤其强调这种边界的建构和协商性质。也正因为这一变动不居的特点，边界才能成为管辖权冲突发生的地点。新闻业同样在实践中提出管辖权要求，只不过所针对的是有关事实的收集和传播的特定领域。已有研究指出，新闻记者通过对新闻客观性的崇尚部分地获得了这种权力，由此赋予了记者传播事实的垄断地位，与其他的传播主体形成了区别。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与客观性类似，专业规范、事实核查等同样被塑造为新闻边界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