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气候变迁经济学模型研究成果
气候变迁问题的经济分析归根到底是一个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下，对采取行动的成本与避免损失的收益进行权衡取舍，以寻求最优决策的过程。气候变化的综合评价主要有以下两类方法(Toth,1995)。
3.2.1 成本—效益分析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CBA)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方法。气候变迁CBA模型，也称综合评价模型，可以由损失模型、适应性模型和减排成本模型三个基本模块经适当连接和集成构成。温室气体是典型的“累积型污染物”，影响气候变迁的不是年排放流量，而是在大气中的累积量。因此，这是一个优化控制问题，最优决策结果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系列最优点构成的最优排放路径或最优减排水平。
3.2.2 碳预算法
碳预算法又称成本有效性法，与CBA法的最大区别在于最优减排水平不是由权衡成本和效益决定的，而是为了减少发生巨大不可逆损失的风险，在综合考虑政治、科学和伦理因素基础上人为确定的。此时，经济分析的任务只是寻求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来完成给定的减排目标。
上述两种方法相比，前者更重视追求效率目标，优化结果倾向于较低的减排目标；后者比较强调风险最小化和公平原则，确定的近期减排目标相对较高。在现实中往往不得不采用谈判的方式确定减排目标，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CBA法仍在经济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目前，大多数模型普遍采用经过折现的净现值方法作为决策标准，折现率的选择成为影响模型长期优化结果最重要的参数。折现率包含了代际公平的含义，具有深刻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是经济学本身不能解决又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此争论颇多。一类观点主张采用正常的社会折现率，另一类观点则主张采用低折现率，甚至零折现率，以体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平等，但其隐含储蓄率和投资率高速增长的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折现，而在于可持续性。理查德·霍瓦兹(Richard B. Howarth)和帕特里夏·莫纳汉(Patricia A. Monahan)从代际公平的伦理学角度，提出了与一般持续性概念反向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持续性原则”，即当代人为后代人的利益所采取的减排温室气体的行动不应显著降低今天的生活质量。由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公平的不同理解，有关折现率的争论也许永远也没有答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实用的方法是通过进行不同折现率情况下的敏感性分析，给出多种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综合评价模型的发展趋势是考虑更多因素和更多不同选择，如除CO2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去除或储存CO2的可能性、多种不同适应性措施，以及气候脆弱性和适应水平的地区差异性等，以更全面地反映气候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复杂的反馈和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人类福利的影响。除折现率问题外，还有不少与决策标准有关的问题存在争议，值得进一步研究，具体如下。
(1) 不确定性下的行动原则。不确定性是所有经济分析模型面临的共性问题。对待不确定性下的人类行动，一部分人持“保险”的观点，认为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为避免未来可能损失而购买保险；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不确定性不是推进减排措施的理由，而是推迟行动以等待获得更多信息的重要依据，因为减排温室气体的风险过大而不宜投资。
(2) 小概率极端事件。在谨慎预防小概率极端事件上，有两类不同的决策理论：期望效用法和最大最小法。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eal)是较早应用期望效用法研究气候变迁不确定性的学者。他将大气作为一种可耗竭但存量未知的资源，认为人们减排温室气体的行动取决于回避风险的意愿和对气候灾难的预见。史蒂芬·佩克(Stephen Peck)和托马斯·特斯伯格(Tomas J. Teisberg)应用希尔的观点以及威廉·诺德豪(Willam D. Nordhaus)的专家调查结果对未来排放构想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未来人类温室气体排放仍会增长到一个较高水平。与此不同，最大最小法关注的是在最坏情况下(即较早发生气候灾难)的效益最大化。艾娃玛利亚·克洛泽(Evamaria Krause)等人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允许最大温升变化率为每10年0.1℃，总温升为2.5℃，那么2015年应在1985年基础上减排20%,2050年减排75%。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前者过分依赖专家对概率分布的主观判断，后者忽视了灾难发生概率和行动成本。
(3) 不可逆性。查尔斯·斯科达德(Charles D. Kolstad)分析了“保险”和“等等看”两种观点，提出在减排行动和气候变迁损失两侧都存在不可逆性，占主导地位的一侧决定了模型结果的趋向。他应用DICE模型进行研究，假设投资成为沉没成本，资金成本因素将起主导作用，因为气候变迁的长期性使损失侧的不可逆性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十分有限，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折现率。
(4) 学习问题与信息的价值。学习是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佩克和特斯伯格应用模型分析了随时间推移进一步获取知识(即自发学习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认为，对气候变迁损失科学知识的价值与变暖程度方面的几乎相同。而在气候变迁损失的经济评价方面，对损失函数斜率的知识比CO2浓度倍增的后果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