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

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众说纷纭：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经济学》中说：“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潜在的国民产量，或者潜在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生产可能边缘随着时间而外推。”刘易斯（W. A. Lewis）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说：经济增长是“按人口平均的产出的增长”。库兹涅茨则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形态的调整。”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内，经济主体合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国民收入或国民产量在价值形态或物质形态的增加，表现为总收入或总产量的增加或人均收入或人均产量的增加。

然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增长的方式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斯密到卢卡斯，许多经济学家为经济增长现象的研究付出了努力，相关理论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细数起来已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增长研究的起源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被公认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亚当·斯密（1776）明确指出，国民财富就是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总量，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一是要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二要增加生产工人的总数。斯密认为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因此，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斯密则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可能度（其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他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同时，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增长的重要条件。随着资本的积累，工资将提高，人口随之增长并保证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因此，一旦经济增长启动，增长的趋势就会继续。

大卫·李嘉图（1817）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9世纪产业革命高潮时期，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工业迅速增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李嘉图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与亚当·斯密显然不同，他赞同斯密对国民财富形成原因的分析，但他主要探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分析财富增长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新的经济理论，是为了寻找能让经济持续增长且不与人口增长形成两难困境的路径。

李嘉图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利润和对外贸易。利润的大小决定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扩大就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使国民财富增加。所以他认为资本积累越多，国民财富增长越快。因而，利润是投资的源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但为了应对人口增长率随财富增长而增长、技术进步难以抵消土地收益递减的困境，李嘉图认为，当一国经济处于开放的条件下，借助于国际贸易，也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增加财富和人口。他指出，国际贸易有三大益处：对外贸易可以使本国的自然禀赋被最合理地利用；对外贸易可以提高利润率，有利于本国的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可以使本国买到廉价、丰富、多样的物品。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是：首先，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也提出了经典的理论，例如分工、贸易；最后，资本积累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为后人对增长原因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2．丹尼森的实证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深化

从增长的逻辑来解读，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所探讨的范围均属于对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分析，这些分析是基于最根本性必要条件的探索，它为后续的增长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研究框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索洛（R. M. Solow, 1956、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共同创造了经济增长，劳动和资本是增长的最基本前提要素，而生产率是增长的助推要素。在此理论基础上，丹尼森（E. F. Denison）基于相应的统计数据开展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其首创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具体化。丹尼森把劳动、资本（包括土地）和生产率细化为7个亚类：

① 就业人数；

② 工时（包括非全日工作的人在内的工时数）的年龄以及性别构成；

③ 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

④ 资本（包括土地）存量的大小；

⑤ 资源配置的改善，即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比重的减少；

⑥ 规模经济实现的程度；

⑦ 知识（包括技术与管理的知识）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

其中，前三项为劳动投入量，第四项为资本投入量，后三项是单位投入的产出，即全要素生产率。

丹尼森跟踪研究了美国1929—1982年间的经济发展历程，并将这一历程分成若干有经济事实为限制条件的经济阶段，仔细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丹尼森在进行一系列的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后指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知识进步、劳动、规模效应、资源配置的改善、资本等。他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29—1969年》中指出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程度最大，达到30%，其次是劳动，而资本的影响仅有10%。丹尼森等人的一系列实证结果从实际核算角度证明了知识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也解释了“二战”后科学与管理技术飞速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

丹尼森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经济为什么增长以及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丹尼森的探索为我们理解增长现象提供了直观的量化手段，利用它可以测度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这就为我们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和途径提供了良好的介入根据。

3．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现代研究起源

“新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罗默（Paul M. Romer）提出了生产四要素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一个要素。他认为，第一，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效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的四要素是：

① 资本；

② 非技术劳力；

③ 人力资本；

④ 新思想。

这四个要素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源。其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罗默认为，在不同的经济活动阶段，人类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是不同的，在依赖物质世界阶段，财富的创造和递增依赖各种物质，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中，则是知识。前者是效益递减的，而后者是越用越多（例如创造性的想法、技术发明等），是效益递增的。因而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罗默以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求解均衡增长方程，得出结论：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下，投资收益率是递增的，投资会越来越快，经济增长率也就随之提高。

卢卡斯（Robert E. Lucas）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1992）认为，两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在于各国生产商品时投入人力资本的大小，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部效应，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可能无限扩大，又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其增量与存量成正比，这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高，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也限制了落后国家物质资本的流入和经济增长。从这点上讲，发展中国家应扩大经济开放度，通过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间接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

与古典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经济系统的中心部分，是内生的，是可以复制的，技术的整体增长同投入的资源成正比；知识具有可持续性，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新增长理论虽然有诸多分支体系，各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也各异，但无一例外地重视知识、分工、专业化的作用，这就跳出了物质资源生产模式下收益递减的禁锢，成功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原因。

4．新制度增长理论

新制度增长理论是从制度经济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充分的解释，强调制度所产生的激励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诺斯、戴维斯、奥尔森及李约瑟等，他们认为制度和技术都是经济内部的增长因素，制度变迁是经济与社会演进的基本核心之一。新制度增长理论将现有制度与新制度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差别称为“外部利润”。外部利润导致制度创新，认为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因为技术性因素本身就是增长，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经济结果。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可见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制度框架、交易习惯、法律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而政府在决定如何让经济与市场良好运行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游戏规则”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政府经济职能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运转高效的制度框架。政府创建的机构必须能降低测量和执行交易的成本。正式规则必须能明确界定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一个经济体的非正式制度必须能够促进供求双方信任并尊重法律法规，同时执法要客观公正。制度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市场运作形成良性循环，市场的良好运作又能能促进经济实现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一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出水平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

5．分工、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增长研究的一种尝试

尽管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增长的研究里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也同样面临一些问题，例如资本的加总问题、人力资本的衡量问题。若对这些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则必须依赖于微观角度的经济增长学说。基于此，杨小凯、博兰德（Jeff Borland）在斯密和艾伦·杨格（Allyn Young）关于“分工是经济增长源泉”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博兰德-杨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其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他们认为，劳动分工的演进可以用每一个“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个人在交易中的“交易额度提高”来代表，那么每个“消费—生产者”最重要的决策就是选择专业化的水平，而所有“消费—生产者”做出的决策的总结果内生决定了劳动分工的水平。每个“消费—生产者”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是由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和交易费用的差额决定的，当差额为正时，专业化加深，劳动分工随之扩张，生产率增加，分工演进过程得以继续。当市场规模伴随分工扩张而扩张到交易费用因交易频度增加进而导致差额缩小直至为零时，经济就进入内在经济和动态竞争的均衡状态。但由于“实践学习效应”的存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会循环下去。

依据博兰德-杨模式可知，“消费—生产者”为了提高个人的收益增长率，其必然做出加深专业化的选择，任何一次加深专业化的选择都促进了分工深化，分工愈是深化，生产的迂回度就会增加，生产迂回度的增加就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的出现，所有个人生产率的增加就使得总体经济自然地内生增长，也就是说，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内生地产生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分工，新的分工结果表现出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率部门则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而社会进步又会刺激下一轮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现象的循环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在完成这一螺旋式上升过程的同时，总体社会经济增长也就内生地自我复制、自我实现。

博兰德-杨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利用劳动分工思想合理地将技术进步、递增报酬内生化，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完全有可能在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仅因为分工潜力的存在而实现增长。这种基于分工思想的内生增长模式尽管目前仍缺乏实证的支持和验证，但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却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一是在当前时期，利用劳动和资本继续大幅度地投入增加来实现产出增加的可能性显著缩小，而利用分工深化、专业化加深的迂回生产方式来提高生产率进而使得产出增加成为最大可能；二是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竞争，而竞争则是保持创新的直接驱动力，而创新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素质，更高的投入要素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充要条件；三是分工经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必需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当一个个体或一个产业从事某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时，它必然要与其他个体或产业之间形成相互联系和交换关系。彼此间的相互协调、合作以及迂回生产链条的不断加长，将产生生产最终产品的效率不断提高的效果，这也就是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网络效应。这种在专业化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网络效应，其效果就是产生了递增报酬，进而导致了总体经济的增长。

回顾整个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从斯密最初认识到劳动力和资本积累对增长的作用开始，后来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是在此框架内分析，稍有不同的是将这两种要素进行了“分片”研究。即使把知识单列为一种要素的新增长理论，也仍然难以脱离其必要的载体：劳动和资本。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即不同的经济活动主题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去激发，而推动增长的根本要素永远是资本和劳动力，只是它们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主题时代转换成了不同表现形式和个体特征，例如斯密时代就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普通劳动力投入来保持经济增长；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就需要含有技术和知识的资本（例如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设备或生产工艺流程）和人力资本（例如掌握高技术的人群）。一言以蔽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选择相对于当时经济水平是比较优势的增长因素来推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