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思路与视角

总体而言，我们研究对外开放与我国TFP增长的关系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在三个层面展开。三条线路指：从单一对外开放形式(贸易开放或投资开放)到多种对外开放形式(贸易和投资开放)及多种因素(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投资开放的技术溢出和国内R&D)；从人为事先设定的单一理论模型到引入模型的不确定性；从单一生产率变量(TFP增长率)到多个生产率变量(TFP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三个层面指经济整体、省际层面和行业层面。

在贸易开放与我国TFP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的文献倾向于从商品流动方向的角度讨论进口贸易和/或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合贸易品的技术密度与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进行的研究相对缺乏。同时，少有文献结合进出口商品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和分布研究国际贸易对TFP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再者，按照Grossman和Helpman(1991)原创性的理论，技术溢出影响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影响生产率增长，但国内较少发现贸易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我们从现有文献的这三个缺陷出发研究贸易的技术溢出对我国TFP增长的影响。

在FDI(流入)与我国TFP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尽管已有的文献较多，但绝大多数研究以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为因变量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认为以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为因变量是不合理的。因为外国投资者往往选择当地规模和品牌影响力大、研发能力和生产率水平高的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合资或购并，这样，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剩余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必然是下降的。以其作为因变量必然低估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因此我们以地区经济整体的生产率(TFP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为因变量。与此同时，已有的研究多数没有考虑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的生产率效应。我们认为对于经济转型国家而言，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一方面制度变迁本身就是影响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忽略这一因素可能会高估包括FDI在内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这一大的制度背景下，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既受制于经济发展中制度的缺失，也受益于制度的不断完善。FDI进入有利于市场制度改革和完善，市场制度完善有利于竞争和FDI技术溢出作用的发挥，这两者都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因此引入制度变量，区分制度变迁和FDI及其互动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当前的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均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TFP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国际技术溢出与国内R&D。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新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学者们仅仅从自己所在的学科领域出发探讨影响生产率的某些方面，如贸易的技术溢出、FDI的技术溢出、国内R&D等，强调的因素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第5章，我们将这几类因素都纳入TFP增长模型，全面、系统地考察各类因素在我国TFP增长中的作用。

最后，依据实证分析中“模型不确定性及其研究结论不稳健问题”的最新理论进展，生产率增长率模型具有不确定性，人为事先设定模型的解释变量及其形式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产生系统性偏差。因此，我们借鉴Sala-i-Martin(2004)首创的经典贝叶斯平均估计(BACE)方法，引入模型的不确定性，在上万次回归的基础上，依据各解释变量的包含概率及其他稳健性指标，对众多影响TFP增长的因素按其重要性进行分类和排序，并从发挥对外开放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以加速技术进步的视角，对我国及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