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文章阅读中的接收效应_文章学通论-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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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章阅读中的接收效应

一、受体的能动效应

受体指文章的接收对象，概念比“读者”大。当文章通过语音传播时，“听众”也算是受体。文章的阅读与接收，因人、因事、因文，有较大的差异。有强制接收与祈使接收，有被动接收与主动接收，有实用接收与消遣接收，有承袭接收与创造接收，有认同接收与批判接收，等等，故不能一概而论。

受体的能动效应，主要就文学而言。作品与读者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不能简单地说谁决定谁。只不过在政治中心时代这种关系被割裂，作者不是按读者口味创作而是按政策模式创作而已。按政策模式创作的作品，读者也没有多少能动的接收效应。

阅读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作者、读者之间互为主客体。从传输意义看，作者是施动者而读者是受动者；从接收意义看，读者成了主动者、评判者，而作者与作品成了被接收者、被评判者。载体和受体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辐射式关系，即没有固定的接收对象，谁想接收谁接收。新闻、文学一般是这样。另一种是有对应式关系，有固定的、特有的接收对象。书信多为一对一式传接关系，公文多为一层对一层的传接关系。课本、教参的接收对象是师生。有些刊物的接收对象，分年龄段和专业，以体现其特色。我们可以从接收效应上分出三类文章：第一类是“自在之物”的文章，内容不因读者接收而变动。这类多为实用文章和科技类文章。第二类是内涵清楚，但接收中存在轻微的理解差距的文章，主要为论辩类、杂说类及文科论文等文章。第三类是文学作品，读者阅读中存在理解和阐释的差异性，多样性。

“自在之物”，意味着存在客观性内容。因其内容客观，阅读就是对文本的复制和还原，事实上是被动接收。因为没有能动接收、运用“想象”加以创造的空间和余地，无法将读者个人的性格、气质、修养、情趣之类加入内容。对此而言，只有正解与误解的区别，没有多解与发掘的可能。因为文本没有“空白”，倘若有“空白”的话，则是文本的失败。发生误解现象，要么是文本自身表意不清，要么是读者理解不对。读者虽有期待，但期待与文本无关，内容不以期待为转移。读后，可以有自己的态度，但自己的态度不能对文本内容构成任何的“潜能现实化”。

论辩类、杂说类及文科论文等，内容中主、客因素相杂。这些文章，不需要去填补空白，只需要推敲订正——由阅读主体认定其是非曲直。读者不能离开文本的规定性而发挥想象，创造内容，因其“空间”有限，可扩展的余地十分有限。差异是有的，不过仅是语言功能有限的差异和理解浮动方面的差异，不存在形象开发的问题。但这类文章也有可释放性，可挖掘性。只是原则上只提供阐释的契机，不提供阐释的自由，有“浮动”的弹性而不留“变形”的余地，能再引申而不能再创造，不能按自身的需要去改造文本。过分的、牵强附会的挖掘，则造成不良后果。

文学作品内容是主观性的。除了纪实文学外，其他文学都由虚构而成，出于主观情致。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并不指纪实文学，而指虚构的文学，即所谓的纯文学。纪实文学的比重并不大。纯文学就是指非纪实的、非边缘的、不交叉的文学。纯文学是非指称性的陈述，即不指向外部存在的真实，在现实或历史中找不到它所指的具体对象。它不能脱离观察者而独立存在。作品是主体接收意识的“关联物”，整个接收在“对话”中完成。读者通过感知和反映，以固有的潜能参与其中，实现文本的内容增殖。文学的形象、价值，随着时空条件与接收意识而延伸和变化。因为文学形象是虚构出来的，是主体化的物态化产品形式，更多地需要从情感的视角去看待、认识和把握。这样一来，非具体指称性的语言不免是模糊语言。这就是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说的：“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要把这种模糊语言所载运的形象体系完全清晰化，是不可能的。读文学作品的人，恰恰是以情感和兴趣对接作品中的情感和兴趣。这样就好像飘忽不定的行云，映照到流动不居的河水里，变动的图像世界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认识、理解和判断构成了精神世界的五彩缤纷。社会时尚、价值观念的变动，使作品的地位、影响、效果发生流迁。这就是“变形”。作为审美意义的对象，事实上无法用语言描写而获得作品内涵的全息性和确定性。

关于接收效应问题，并非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独家的发明。我国古代的文论早已发现了接收的差异。“诗无达训”, “诗无达诂”是古人的惯用语。《文心雕龙》中提到“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的因人而异的现象。叶适谈到人们对庄子的接收情况：“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 （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六。王夫之《诗绎》中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便涉及读者能动接受的问题。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在《词辨》中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细琢其意，“有寄托”指的是内容有固定的比附之意；而“无寄托”是指内容没有唯一、固定的比附之意，也就是隐约空灵的作品。这种“无寄托”的格调，恰恰与西方接收美学中所讲的文本的“召唤结构”，设计“隐在的读者”之类的观点不谋而合。作品的意向越是隐蔽，不确定性越大和空白越多，就越能造就“隐在读者”，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文学灌注了人的情感和思想，因此在欣赏中，体现出复杂、精致、神秘的特点。特别是一些空灵、浪漫、神奇的文学作品，解读的空间十分广阔，人们在理解中会出现很大的差异。《红楼梦》的成功就在于造就“隐在读者”。鲁迅就此问题写道：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集外集拾遗· 〈绛洞花主〉小引》。

相反的例子就是《红灯记》，几乎没有什么“召唤结构”和“隐在读者”。从这个角度看，主题的鲜明，容易造成作品的单调、枯燥和乏味。在文学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从根本上说，就是题材的客观意义” 蔡仪：《文学概论》,2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这是一种机械刻板的论调，对文学是有害的。我们从下面图示可以看出，作者眼中之“物”（对象体），到笔中之“物”（形象体），再到读者接收之“物”（读象体），已是几经“变形”，不可能是原生“物”的复显了。

在承认读者参与作品创造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强调文本内容相对稳定、自足的一面。尽管读者参与创造的可能不可排除，然而“参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金圣叹《读西厢记法》认为“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意在说明读解的共同性。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这是强调文本对读者的影响。解码就是通过破解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从中提取出文本中的内容。相当于把运输工具上的货物卸载下来。作者和受体之间，通过文字，进行着互为主体的对话。事实上，文本中所反映的事态内容基本上是确定的，读者理解的差别也不会太大。真正大的理解差距，在所含旨趣和感受评判之中。文本内容指作品描写的物象、人物、情节和环境，所含旨趣指作品中蕴涵的情感内涵、象征意味、美学旨趣等。阅读任何一篇作品，首先需要弄清文本内容。文本的内容是不受作者意图和读者理解而独立存在的。《红楼梦》中的景观，人物名称及相互关系，情节的发展，大大小小的事件，这都是作品中的文本内容，它是清楚的，定格的，不容说错的。把林黛玉说成贾宝玉的堂妹，那便是对作品的错解而不是多解。但对于大观园风风雨雨体现了什么，通灵宝玉象征着什么，贾府的衰落反映了什么，就不是文本内容所能说清楚的，也不是读者能达到共识的。主体随意化的解读同样不可取。比如《红楼梦》写到的四大家族——以贾家为线索——以大观园贵族生活为主线——以宝黛爱情为中轴——宝黛背逆传统——爱情成为悲剧，这一系列主线，谁也不会混同于“官逼民反”的《水浒传》。

阅读的过程，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不宜只强调其中的哪一面。一方面读者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评价作品；另一方面作品也以自身的内容来影响读者。这种互动，符合常规的认知图式建构。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告诉人们，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一种认知结构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心理图式，遇到新事物，主体就用这种图式同化它，用现成的图式去解释。但当图式无法同化外界事物时，认知机制就会设法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形成新的认知图式。读者的已有的心理图式，被形象地称为“接收屏幕”。面对同一文本，人们的看法不同，就因为接收屏幕不同。在读者用已有的心理图式解读的同时，文本内容达到原有图式无法同化的程度时，又反过来导致认知结构的调整和重新建构，这时文本内容进入读者的认知结构，成为心理图式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文章对读者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界，接收美学的出现，打破了本体论批评的界限，把作者与读者、文本与接收相联系，丰富了文章理论的内容。但问题在于，接收效应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把接收学的出现看做是“文本的毁灭”，那将是文学的“毁灭”。

二、接收中的错位现象

现代解释学认为，对文学作品来说，解释者能够发现作者意识不到的东西，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应当说，解释学有它的合理之处。作品在反映浑圆的生活现象时，作者自己对一些现象后的事理可能懵然不知，解释者从中分析出来，这并不奇怪。

问题还有另一现象，就是文学读解中存在的错位现象。这里说的错位，不指由于接收主体的认知差异而出现的理解多样性问题，而指未能准确理解文本内容或牵强附会曲解内容之类的现象。在鉴赏水平有限、涉世未深的阅读群体中，读解错位现象难以避免。此外，心怀敌意或有反感情绪的人，思想倾向保守的人，性格内向的人，想象力贫乏的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自己不喜欢的读物。特别是当原有思想规范解体、新的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时，这种曲解现象会更为突出。

我们可以把通常遇到的文学读解错位现象概括为下述三种：

第一种现象是：流于被动接收，缺乏能动消化。被动接收，指的是缺乏主体意识的阅读。其表现为，面对浩瀚的文学作品，阅读主体的意识被外在时潮、他人爱好、影视喧嚣所左右，没有自我选择的能力。读书过程中，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没有弄清作品的思想内涵，以致出现生搬硬套、机械模仿之类的现象。

被动接收是一种死读，能动消化是一种活读。古人讲读书，称活读为“善读”，死读为“不善读”。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善破其卷而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疾瘤。”善于吸收和融化，书籍就会给读者无穷的精神滋养；而不善于吸收和融化，死读书，读死书，书反而成了人的绊脚石。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读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诸如“浮浅阅读”、“随波逐流”、“机械模仿”等现象，就是被动接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浅读”造成了浅尝辄止，平面循环。如读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只是求热闹，寻好玩，没有登其堂而入其室，自然难以理解其深邃的艺术内涵和思想精髓。尤其是在现代高科技信息背景下，“造星”和“追星”两种风潮结伴而行。追星族缺乏自我意识，在盲目崇拜、追赶时潮的思想骚动中寻求精神寄托。一些动机不纯的写手，正利用这种虚浮心态来招摇撞骗。众所周知，文学作品从来不以作者的外貌论优劣。然而“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小女人散文”等怪现象，硬是把文学同作者的性别、外貌扯到一起，作为“促销”、“造星”的一种附加因素。不少涉世不深的青年，被无形的外在偶像操控、支配、捉弄而不自觉。于是神魂颠倒，理性失落，良莠不分，甚至机械地模仿崇拜对象的所作所为，其结果往往是误入歧途。

第二种现象是：寻求观感刺激，漠视审美体验。鲁迅将通俗文学的功能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娱心”；一方面是“劝善”。令人遗憾的是，传统通俗文学的这两大功能，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扭曲和变形。劝善的功能被淡化，“娱心”的功能被曲裂为观感刺激。

面对观感刺激的浊流，仅仅把责任归咎于创作者，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庸俗作品的泛滥，是低俗创作、商业炒作与低俗阅读共谋、合伙的产物。庸俗作品投合庸俗口味，庸俗口味造就庸俗作品，形成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恶性效应。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社会的、经济的原因。经济转型，商潮弥漫，既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又极大地刺激了人的各种消费欲望。在这种背景下，文学也被染上了现实功利化的色调。特别是在年轻的读者层中，讲究“好玩”和“过瘾”就成了文学作品阅读、收视的热门话题。“过把瘾就死”的口号虽不是普遍的社会心态，但却与就业、竞争重压下的社会心理相合拍。不少青年人面对冷酷的现实，渴望、追求、理想受到重重限制而屡屡落空时，便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寻找“感官刺激”,“模拟乐感”，以求欲望得到“自代满足”。

这样一来，文学艺术的综合功能被挤压，呈现出价值收缩、枯萎的局面，甚至在一些场合被肢解、分化而变味。于是，从通俗文学到流行音乐，美感简化为“观感”，艺术鉴赏中的“动心”、“动情”裂变为“动欲”、“动性”，美好的理想境界成为远离现实的虚拟和空幻，语言表达也向玩世不恭的油滑、戏谑方向倾斜，失去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风格。在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中，写手们有意无意地消解、抽空文学的崇高性、神圣性和真善美内涵。有人还把放逐理想，远离美学，消解庄严，嘲弄神圣，作为时髦的写作情调来加以卖弄、炫耀。

众所周知，追求低俗的感官刺激，有违文学艺术的整体功用和本质职能。美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决不为消遣、快感意义上的“欲望替代”所能涵盖。文学的本质职能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当然，文学艺术不拒绝观感娱乐，但娱乐内容只有在健康、高雅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有益的。“观感解放”不能成为格调低下的遮羞布。人的观感只有在被压抑、被禁锢的背景下，才有解放的必要。把文学艺术等同于感官刺激，无疑否定了审美文化的深层内涵，把人降到低等动物的层面。

人们常说，文可治愚，诗可医俗。显然，这种说法就高雅的文章、诗歌而言。低劣的文、诗，非但不能治愚医俗，反而成为人格堕落的“陷阱”。这一点，我国古人早已有清醒的认识。早在周代，《丹书》中即有“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的说法。意思是说，正义战胜欲望的话，就顺利；而欲望战胜了正义的话，就要遭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宜正其文”的命题，并举出季札赞扬“好乐无荒”（爱好娱乐而不淫乱）有深远含义和批评“伊其相谑”（男女相混而调笑）为亡国之兆的例证，进而指出“艳歌婉娈，怨志佚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即把文学艺术的雅正与否，与社会风气的好坏、国家民族的兴亡联系到一起。由此可见古代思想家、文论家的用意之深远。

第三种现象是：截取肢体碎片，疏于融会贯通。消遣性阅读中，片段截取的现象较为常见。其表现为，不究其思想内涵，只凭感性，截取一个片段，将其作为消遣、玩味的对象。如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只沉浸于刀光剑影的拼杀和儿女情长的缠绵之中，不去读解其中深刻的儒、道、佛思想内涵。当然，这与阅读者的文化程度、鉴赏水平相关，同时也涉及一个作者如何正确处理作品主题思想与细节描写的问题。但截取肢体，留意碎片，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读者自身。

片段式阅读不求贯通，重过程而不重结果。“在过程，不在结果”的说法，对于参加一项体育比赛，应当说是合理的。但对于文学阅读，只看过程，不看结果的倾向，则不可取。事实上，即使《金瓶梅》这样品味不高的作品，也没有为淫夫荡妇安排出一个美好结局。西门庆以猎艳、损人开始，以折寿、丧命结束。据此，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有这样的话：“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看来，这些说法至少有合理的一面。当今，如何鉴赏文学作品，如何引导青年人正确理解作品，领悟主题思想，整体融会贯通，防止支离破碎的截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读者的偏执、极端情绪，同样会造成对作品的误读。流行文学中出现的偏执与极端，实质上来源于阅读心理的扭曲与偏位。“酷话”（暴力语言）、“秽话”（肮脏语言）、“笑话”（逗趣语言）等语言现象火暴起来，并非偶然。它产生在特定的因果链条中，是过去“一边倒”思想反弹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假、大、空文学语言的极致，造成了三十多年文学艺术的极度贫乏和苍白，也造成了人们普遍的反感情绪。随着改革开放，文学传播空前自由，从单一政治模式中脱离出来的新的通俗文学，又在商品风潮中滑入另一种极端。有一种意见认为，反规范话语的出现，是对旧规则的反叛。问题在于，过分的反叛会走向另一极端。其实，“酷话”、“秽话”、“笑话”同“大话”、“假话”、“空话”一样，会给社会文化生态的平衡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固然，对旧有秩序的反叛是革新的动力，但这不意味任何形式的反叛都是革新的动力。用一种极端代替另一种极端，用一种低俗反叛一种僵化，在结束旧的束缚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

此外，误读中还包括对作品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现象。毛诗小序称《关雎》的主旨是“后妃之德”, 《左传》称《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的大义是“讥失教也”，都是出于主观臆断，与文本内容没有多少关系。这是一种无意的曲解。另如《西游记》中唐僧形象，被商品时代的某些人所曲解。在“食利者”的眼里，唐僧是没出息的窝囊废。取经的行为，对讲“实惠”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理解的。于是，有人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虔诚善良者，最容易被妖魔鬼怪吃掉（唐僧）；紧箍咒，专戴在能人头上（孙悟空）；好吃懒做的，得到的实惠最多（猪八戒）；重担，都压在诚实可靠的人身上（沙和尚）。甚至有些人写网络小说，唐僧形象被颠覆得不成样子。实际上，《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几乎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他屡遭妖欺而不悔，正是出于宁肯自己冒险、也不放弃救人机会的慈悲情怀。这也正是那些本领超凡的孙悟空等人甘愿屈膝为徒的内在缘由。只有立足佛家的救世情怀，才能理解唐僧形象的内涵。

由此可见，讨论文学问题，不能只重视文本结构和内容，还要重视读者群体；不能只重视读者正常的接收，还要重视阅读中出现的错位现象。当然，文学读解中的价值错位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整体文化肌体的健全，也有待于社会读者群体文化鉴赏能力的提高。

三、影响接收的心理效应

对于作者来说，不能只考虑“写”的问题，还需要考虑“读”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平常说的“要有读者意识”。特别是对于一些写作给特定读者圈的文章，就要考虑读者层的年龄、学历、职业、地域、专业等多重因素，具有阅读口味的定向性和特定内容的针对性。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了“差异原理”，即接收者既不喜欢作者提供的图式与自己熟悉的“图式”相雷同，也不喜欢两种“图式”完全无关。这一原理，对文章写作者来说，是富有启发性的。写给特定读者圈的文章，一方面要让这些读者能理解，能接收；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的陌生度，以产生“陌生效应”，为他们提供新的精神营养。

从读者的角度看，接收中存在心理效应问题。读解中的心理效应是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的一个问题。这里说的效应，不指由于接收主体的认知差异而出现的理解多样性问题，而指不自觉的心理因素导致未能准确地理解文章内容的问题。

人脑在接收外界信息时，自觉不自觉地对信息进行着选择取舍，甚至加工改造，提炼重组。现代神经学证明，人的感官能对进入视听神经的信息进行过滤、检测，使得到的信息与自然信息有了区别。有鉴于此，心理学上把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外界事物的反映称之为表象，认为这种表象只能是对原物的近似的摹写。这种现象，是受生理功能的局限而形成的。

下面几种接收中的心理现象，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首因效应

这就是人们平常说的“先入为主”。在一般情况下，先接收的信息或先获得的印象往往在人们头脑中占有优势地位，以致成为认知与评价的根据。形象地说，方形先入，会变成唯一标准，于是，会出现以方来衡量圆的现象。以后接收到的新信息，如与首因有出入或有冲突时，就不容易被接收，或者遭到排斥。《汉书·息夫躬传》中有这样的话：“唯陛下观览古今，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这话就是请求皇上全面听取众多意见，择善而从，不要被首因效应所迷惑。它表现出消除首因效应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