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中华民国（1912—1949）

受到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鼓舞，以及出于对大清朝廷不断战败并无力进行改革的失望，中国人暗地里准备推翻清朝政府。武昌起义以及随后出现的其他起义从1911年10月10日开始陆续爆发，清政府很快倒台。191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建立，其奠基人孙中山担任总统。

之后不久，孙中山被迫将政府移交给北洋军阀司令袁世凯。袁世凯最终取消了国家和各省议会。1915年，他自称成为中国的皇帝。面对来自公众的强烈反对以及军队可能发生的兵变，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退位，不久之后去世。袁世凯的前任官员张勋进行了另一次无效的尝试，以期恢复君主政体，这次失败引发了军阀混战。

1919年，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凡尔赛公约》强加给中国的条款，五四运动爆发，但很快发展成为了针对中国国内现状的一次社会运动。新儒家价值观受到质疑，许多价值观受到知识分子的改造。外国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主流所接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南方广东省建立了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他提出要使用这支军队将分崩离析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在1925年国民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共产党也受邀参加。在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指挥官蒋介石掌控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北伐战争，并成功收编了南方与华中的大部分军阀。蒋介石之后开始与北方军阀勾结并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他毫不留情地打击和围剿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及其领导者。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于1934年开始了跨越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在中国西北的延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担心其军官兵变，蒋介石同意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进行合作来对抗日本人，接下来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投降，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2.3.1 中华民国到中日战争前的经济成就（1912—1937）

有些历史学家将中华民国描绘为停滞、混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可能是缺乏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事实其实正相反，除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外，中华民国的经济非常具有活力。

有人对中华民国早期的经济成就进行了一些估计。这些估计给出的人均GDP从较小的正增长到中等增长不等，大约为每年1.2%。张（Zhang）的计算（1969）则以一个更为准确的图形对不同时期进行了细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范围经济衰退，因此忽略了1920—1922这段时间。表2-2总结了主要研究成果的统计数据。

从表2-2的汇总来看，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以下将总结文献中所给出的中国经济实际的定性变化。

农业部门：这一部门的增长与其他部门相比较小，但无论如何足以养活那个时期每年接近1%的人口增长。Yeh（1965）与罗斯基（1989）的估计分别为0.8%和1.4%～1.7%。这期间农业收入有所上升证明生产力的增长。

工业和运输部门：尽管规模很小，但它们在中国经济中是增长最快的部门，每年增长2%（Perkins,1975:117）。最成功的棉花与纺织品行业由于采用了西方技术而获益。由铁路和汽船为代表的现代运输形式开始形成。

金融部门：商业银行业务以及现代的金融市场在上海以及其他沿海城市开始繁荣兴旺，代替了旧有的传统体系（钱庄）。以银行信用、支票和银行票据制度为基础的现代货币体系代替了传统的白银和铜板货币。

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开始并存。现代与传统工业都在充分竞争，在各自的产品领域内各显神通。与清朝不同，“中华民国”时期外国技术的转让从未减少过。业务往来既有基于相互关系进行交易的传统方法也有法律合同的形式。外国技术与本土方法的融合随处可见。这些经济活动与日本明治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Rawski,1989）。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2.3.2 中华民国时期的制度变化

推翻清朝相对来说迅速而自然。令人惊奇的是，1911年爆发的革命在半年内就完成了。孙中山的那些训练中的民兵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一些军官和士兵、强盗以及所有地区的地下武装。那是一场不是由农民或工人支持的革命。清政府基本是从内部，从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开始被粉碎的。

推翻清朝后遗留下的许多地方利益集团继续得以生存。中国各地的军阀们跳出来抢夺清朝留下的战利品。这期间正式制度十分薄弱且分散。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合并，这些军阀的行为更像是固定的强盗而非周期性的强盗，奥尔森（Olson）（2000）这样区别他们，“与目标十分短视的周期性强盗相反，固定的强盗不会过度盘剥平民，否则这些平民可能会迁离而降低景气度，甚至揭竿而起。与短视的周期性强盗的不同还包括，固定的强盗甚至会在更加长期的公共财产上进行投资，以改善其子民的经济福利，从而达到最理想的盘剥”。军阀们相互之间也在进行争斗，为提高其相对于其他军阀的地位，他们也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东北沿海地区的繁荣以及贸易就为袁世凯所掌控的北洋军队提供了支持。广东省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外贸也为孙中山北伐提供了资金帮助。

随着税收逐渐干涸，国家创办的工业及基础设施都十分不足。1932—1936年，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很小，大约为GDP的3%（Rawski,1989:15）。而国家支出的大约40%用在了军事上，用于经济发展的部分就很小了。大多数的发展都是由私人部门和外国公司完成的。国家的破碎还阻碍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与人口流动。破碎的中国所造成的领土变化也推高了投资的成本。因此，中国经济一直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与清代早期高度集中的制度相比，中华民国时期的正式制度如图2-1中的点A所表示的那样，是高度分散的。

2.3.3 五四运动

虽然中国的正式制度已经失去了掌控力，但非正式制度的革命则在稳步发展。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不断获得动力，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个例证。有两个因素值得重视。第一，与正式制度的情况类似，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正如预料的那样是对外部威胁的一种反应。第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是相当实质性的。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包括：一个自由的、实用的写作风格代替了传统的文学风格；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个人自由与权利得到维护；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对科学与技术抱有积极的态度；对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等外来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一些旧的儒家礼节、社会的皇帝等级结构以及雇佣双方相互的忠诚等，即使没有完全抛弃，也都不再受到重视。然而，集体主义道德规范、家庭关系、尊重老者和朋友、公民基本道德、教育的价值、工作伦理道德以及节俭等，都未受到影响。中国正在朝着自由主义而非社会遵从的方向前进。其过程更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而非是对新儒家价值体系的彻底破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大半的旧价值观已经被消除或改变为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但并不否认正式制度的改革是天翻地覆的。

在整个民国时期，新旧价值观之间的角力一直持续着。通过当时对中国到底应该采用君主立宪制、民选总统或共产党来治国的争论，我们能够瞥见原有旧价值观周期性的复活。但是，新的社会价值观占了上风。正是公众对君主立宪制治国的强烈反对，才使袁世凯及其嫡系恢复帝制的行动破产。

2.3.41945—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

蒋介石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三民主义民主思想转化为了军事独裁制度。运动早期的革命宣言被党派斗争和贪腐所消弭。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更糟糕的是，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求助于通胀财政。在1937—1949年，通胀上升了2000倍（Pepper,1986:741）。经过四年的战争，共产党人最终打败了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