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优势学说：集聚优势理论

以往的主要优势学说从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要素禀赋、后发地位、竞争态势等不同视角对优势进行了诠释，并基于此提出了经济发展和赶超视角下认识和利用各种优势的不同主张。这些研究对于丰富人们对“优势”问题的认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上述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仍主要停留在如何培育和发挥自身各方面优势，对于“开放式经济环境下如何认识和利用全球各方面优势”这一问题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为此，本人于2000年首次提出相关理念，并于2002年正式提出了“集聚优势”的观点（早期称为“优势集聚”），将优势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集聚”的视域。

集聚优势认为，传统的“优势”研究往往关注并强调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并非简单取决于自身固有的、静态的要素禀赋和生产比较优势，而是取决于其在全球集聚各方面优势的能力。

至今，集聚优势研究已走过十余年历程，按照时间顺序、研究重点和思路的变化，笔者以《集聚优势》的出版时间大致为界，将研究分为两个阶段：2002—2006年期间为第一阶段（早期阶段）;200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下面对集聚优势研究的过往成果进行评述。

一、集聚优势理论产生的大背景——全球化

全球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例如，普拉卡什和哈特（Prakash and Hart,1999）认为，全球化包含经济和非经济的诸多方面，但经济的全球化比非经济的全球化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导致要素、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银行（2000）在一份报告中将全球化定义为“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思想和自然人的全球流动”。我国一些学者严格区分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例如，李琮（2000）认为，全球化要比经济全球化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信息、产品、服务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包括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交织与融合；而且还包括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交流，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在全球范围的沟通和相互影响”。

尽管学者们对全球化的定义有所差异，但它们都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价值链的全球整合，制度、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相互影响。

全球化并非当前现象。欧·鲁尔克和威廉森（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详细介绍了19世纪以来大西洋周边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资本流动和贸易发展。他们指出，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运输技术的发展、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兴起，全球化就开始迅速发展。罗德里克（Roderick,2004）也指出，从许多指标看，世界经济在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甚至呈现出比当今更强的一体化。米什金（Mishkin,2007）对全球化进行了分阶段讨论，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1870—1914年）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断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标志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开始恢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后，全球化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这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普拉卡什和哈特（Prakash and Hart,2000）研究了不同阶段下经济全球化的不同特征。他们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化主要体现在较高的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资本流动水平。两次世界大战使全球化经历了衰退。战后的1950年到1970年年末，贸易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因素，经济的跨国界联系朝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当今的全球化有独特的动力机制。普拉卡什和哈特（Prakash and Hart, 1999）指出，当代全球化由四个因素发起并推动，它们是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制度的全球蔓延、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国际竞争。其中，技术是必要条件。“技术进步使企业不再受地区限制，并有能力分解增值链，从而将生产的各个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地理区域；信息流动的数字化削弱了时空限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远距离实时交流；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商品、服务的流动更快、更廉价，大大便利了国际贸易。因此，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人为的政策性产物，而是无可争辩的技术推动新型经济。”此外，弗里德曼（Friedman,2006）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生动地阐述了“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Web的出现和网景上市，工作流软件，上传，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内包，搜索服务软件，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

总之，世界已不可避免地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全球化下各个国家、区域紧密联系与合作，共同分享和运作全世界的各种要素条件。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下的命运迥异。有的国家能合理利用全球化集聚各方优势以实现快速发展，而有些国家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离散了优势，走向衰落。

二、第一阶段（2002—2006年）的研究

在早期阶段，本人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一定的开创性探索，提出了集聚优势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并尝试将该思想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方面的研究中。

理论研究方面，自于永达（2002）提出“集聚优势”这一理论框架之后，滕光进（2003）、高佃恭（2003）分别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两个角度，对集聚优势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2005年，于永达、于君博在《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中发表文章，运用集聚优势理论阐释了亚洲经济起飞国家在宏观及微观层面构筑国家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外资吸引能力的经验（于永达，于君博，2005a）。这是集聚优势理论早期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之后，于永达和于君博（2005b）、于永达（2005,2006）发表文章，从集聚优势战略、集聚优势模型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其后（2006年），于永达与荣飞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荣飞，于永达，2006；于永达，荣飞，2006a,2006b,2006c,2006d），力图搭建集聚优势的理论体系。

在集聚优势的早期理论研究中，不少采用了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分析框架。例如，于永达（2005）应用这一框架分析了集聚优势的成本—收益问题，于永达、荣飞（2006b）应用这一框架对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于永达、荣飞（2006）构建了基于这三大优势的指标体系。

2006年出版的《集聚优势》是早期研究的集成之作。该书讨论了集聚优势的时代背景、学科基础，提出了初步的分析框架，并应用中关村、硅谷、新加坡等案例对集聚优势思想进行了初步实证。

应用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使用了早期形成的理论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例如，于永达、田德容（2004）应用区域发展集聚优势的思想探讨了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指出应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优势战略，提高区域以及城市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于永达、程步一（2005）以分工理论和集聚优势理论为指导，对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新的概括，并尝试将政府的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和集聚优势模型相联系；于永达、钱海峰（2005）从FDI的视角，探索了集聚优势战略、FDI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于永达、荣飞（2005）从制度问题切入，具体分析了中国实施渐进式发展战略过程中的制度优势集聚，并对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提出了建议；于永达、张彬（2006）从美国技术人才引进中的移民政策问题入手，应用了集聚优势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于永达、李迪生（2006）则应用集聚优势的思想对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探究。这些研究既发展了集聚优势说本身，又提升了集聚优势说的实践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三、第二阶段（2007年至今）的研究

在第二阶段，集聚优势的思想进一步成熟，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和社会实验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理论研究方面，从区域发展的角度，于永达（2007）在论述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全面总结了简单发挥传统比较优势所产生的问题，进而提出广东发挥集聚优势打造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路和方法。继而，于永达、荣飞（2009c）又依托福建科学发展问题，进一步论述了集聚优势的必要性、集聚优势的重点目标，并探讨了提升集聚优势能力的初步思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于永达、荣飞（2009a）研究了开放条件下集聚优势与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经济赶超的关系。这些研究指出，制定和实施跨越静态比较优势的、集聚优势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并通过集聚优势的方法实现战略目标，是经济体实现快速发展和赶超的重要途径。从模型论证的角度，于永达、周晶（2008）在于永达（2005）和于永达、荣飞（2006）的基础上，引入了“集聚因子”的概念，探索了政府主导下的集聚优势初级阶段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于永达、战伟萍（2011年）探讨了领导者（市委书记）在集聚优势中的能力提升问题，2012年上半年，于永达、龚辰针对集聚优势要素结构、集聚优势路径进行了研究。于永达、王浩（2012）在中国资源能源集聚优势战略研究方面又有重要突破。

在经验研究方面，于永达、荣飞（2009）依托集聚优势的分析框架，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案例分析。该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经济奇迹”，并实现较好的产业升级效果，集聚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于永达、荣飞（2009d）还对我国区域发展中政策的集聚优势导向性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应用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应用于永达、荣飞等形成的更加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探讨实际问题。于永达、金标（2007）借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分析认为，此举正是集聚优势发展战略的体现；高建勋（2007）应用集聚优势框架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困境，提出了政府通过集聚优势促进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政策建议；谭炳才（2008）认为，集聚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广州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广州集聚优势的重点以及打造集聚优势平台和载体的基本思路；于永达、王浩、荣飞（2009）通过对英国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要素进行了综合评判并提出政策建议；于永达、王智辉（2009）应用集聚优势思想对“资源诅咒”现象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重新解释，提出了通过实行集聚优势战略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于永达、荣飞、王浩（2009b）应用集聚优势的观点探讨了我国土地的科学利用问题。此外，于永达、李沛（2008），于永达、朱晓萌（2008），于永达、周泉（2009），于永达、周晶（2009）等也借助了集聚优势的部分观点，分别对投资基金发展、医药制造产业发展、农产品市场开放、海外油气资源开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社会实验方面，随着集聚优势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不少地区开始认可这一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当地发展。例如，自2007年起，集聚优势的思想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之后，集聚优势又作为基本原则中的一条，写入2008年7月2日颁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广东省政府有关方面的领导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广东从比较优势道路转向集聚优势道路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后文的案例部分还将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