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灾害脆弱性

2.1.1 灾害脆弱性研究概述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始终是国际社会、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早期，在“灾害超自然(super nature)和纯自然(naturalness)认识论”的影响下，自然灾害被认为是“上帝的行动(act of god)”或纯粹自然事件的结果。到了20世纪20年代，灾害学界盛行“致灾因子论”：致灾因子(如洪水、风暴和地震、干旱、核事故、有害化学品排放等)的强度和频率决定灾情的大小，理论与实践中均根据灾害事件的“阈值”来刻画灾害的等级。“致灾因子论”只是从自然灾害产生的机理和规律上去寻求减灾的途径，忽视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可以缩小或放大灾情的问题，理论与实践中均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3]。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将“脆弱性”引入灾害学领域。1976年，奥基夫(O'Keefe)等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题为《揭开自然灾害的“自然”面纱》(Taking the Naturalness out of Nature Disasters)的论文[14]，提出了“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脆弱性是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的观点。就像泼赖安达(Pelanda) (1981)指出的那样[15]，“灾害是社会经济脆弱性的表现”“是一种或多种致灾因子冲击的结果，其影响已经超过了社会经济的应对能力”。

20世纪90年代，灾害学研究逐步将防灾、减灾实践向综合化方向发展。肯尼斯·休伊特(Kenneth Hewitt)(1997)认为，所有灾害的产生都是致灾因子、(承灾体)脆弱性和适应性、灾害干扰、(承灾体)社会经济的应对和调整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预防灾害的发生、减轻灾害的损失就需要综合分析相关因素的影响，有效发挥相关政策措施的作用，以便提高承灾体应对灾害和自身调整的能力[16]。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强度、损失不断攀升，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所以旨在服务于区域防灾减灾的灾害研究，尤其是灾害脆弱性的研究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联合国2005年在日本兵库县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兵库宣言》提出[17]:“必须通过减低社会的脆弱度来降低灾害风险水平。”

另外，围绕着如何实现灾害脆弱性的量化评估，多种有代表性的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被提出、改进并应用，丰富了灾害脆弱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助推着灾害研究范式的转型：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18]。

2.1.2 灾害脆弱性的概念

在灾害脆弱性的研究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学者(机构)给出了不同的脆弱性定义。

蒂默曼(Timmerman)(1981)认为脆弱性是一种度，也就是系统对灾害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变化的响应程度[19]。道(Dow)(1992)指出，脆弱性就是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应对自然灾害事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处的情形[20]。布莱基(Blaikie)等(1994)提出，自然灾害背景下的脆弱性是个人或群体的一种特征，其衡量标准是人们预测、处置、抵御和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的能力[21]。这一关于脆弱性的定义被红十字会和新月国际联合会所认可，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人为灾害的脆弱性[22]，“脆弱性是个人或群体的一种性质，其衡量标准是人们预测、处置、抵御和从灾害(自然或人为)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沃明顿(Warmington) (1995)将脆弱性定义为影响人们对危险进行准备、抵御和反应能力的一种状况或状况的集合[23]。卡特(Cutter)(1996)认为，脆弱性是人或群体因为暴露于致灾因子而受到影响的可能性，脆弱性是致灾因子和社会体系相互作用的产物[24]。萨帕塔(Zapata)和卡瓦列罗斯(Caballeros)(2000)认为，脆弱性是指由于强烈的外部扰动事件和暴露组分的易损性所造成的生命、财产及环境发生损害的可能性[25]。坎农(Cannon)等(2002)认为，脆弱性是用来描述具有不同准备、适应和恢复水平的人们遭受特定危害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可能性的类型和不同危害对他们的影响程度[26]。特纳二世(Turner II) (2003)认为，脆弱性是系统、子系统或系统组分因暴露在灾害下可能经历的损害程度[27]。卡特(Cutter)等(2003)将脆弱性定义为潜在的损失，并进一步提出脆弱性研究应包括暴露于灾害下的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和区域脆弱性[28]。奥布赖恩(O'Brien)等(2004)认为，脆弱性是用来解释灾害发生后和灾害发生前损失程度差异的原因[29]。2009年修订的国际减灾战略(ISDR)将脆弱性定义为[22]:“社区、系统或资产易于受到某种致灾因子损害的性质和处境。”

刘毅等(2010)将自然灾害的区域脆弱性界定为[30]：在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区域承灾体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自然灾害的扰动或压力作用之下所可能遭受的损害程度。于瑛英(2011)认为[31]，脆弱性是指人类社会各个系统(承灾体)对某种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发生时易受攻击程度、敏感程度、应对能力以及恢复能力的总和。商彦蕊(2013)在分析诸多学科领域对脆弱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2]，把脆弱性概括为：系统(自然系统、人类系统、人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等)易于遭受伤害和破坏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由一种或一系列条件决定，呈负向影响着人们对灾害的准备、承受和反应能力。

概括上述关于灾害脆弱性的概念，不难看出灾害脆弱性是孕灾环境与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2.1.3 灾害脆弱性的内涵

脆弱性被引入灾害学研究领域后，其内涵不断扩充、深化，由此演变成为一个涵盖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词语[33]，其构成涉及诸多要素，如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应对(能力)、恢复(能力)等。学者们对上述要素与脆弱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尽相同，有较大的争议与分歧，甚至存在着激烈的交锋。

乔治(George)(1989)认为，脆弱性是暴露、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三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4]。博勒(Bohle H.G.)(2001)认为，脆弱性可以分为内部脆弱性和外部脆弱性，内部脆弱性是指系统对外部扰动或冲击的应对能力，而外部脆弱性是指系统对外部扰动或冲击的暴露[35]。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工作者(2003)认为，脆弱性主要由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或弹性)组成[36]。卡特(Cutter)等(1996,2003)认为，脆弱性可以有3种理解：其一是作为暴露的脆弱性，即使人或地区陷入危险的自然条件；其二是作为社会弹性的脆弱性，这是对经济社会抵御灾害能力的衡量；其三是暴露与社会弹性在特定地区结合起来的脆弱性[24],[28]。再比如，佩林(Pelling)(2003)把人类(包括个体)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性、抵抗力和恢复力[37]。国内学者苏桂武、高庆华(2003)认为，脆弱性可以从暴露性、敏感性、弹性和恢复能力等四个角度进行描述[38]。王静爱等(2006)认为，脆弱性仅指承灾体承受和抵抗致灾因子而产生不同程度损失的能力，包括敏感性、暴露性、易损性等，不包括恢复性[39]。由此可以看出，上述学者都将暴露性作为灾害脆弱性的构成要素，但是反对者也不乏其人。

加洛潘(Gallopín G.C.)(2003,2006)认为，暴露并不是脆弱性的构成要素，脆弱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和压力时显现出来的属性，因此脆弱性由系统面对外界扰动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构成[40],[41]。国内不少学者对暴露性也持否定观点。尹占娥博士(2009)认为，自然灾害脆弱性是承灾体本身在灾害发生后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无论灾害发生与否都会存在；相比而言，暴露性是致灾因子与承灾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承灾体暴露于自然灾害风险下的状况，与致灾因子作用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等有关，并不是承灾体本身的属性，因此暴露性不属于脆弱性的构成要素[42]。石勇等(2011)在肯定尹占娥博士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脆弱性包括敏感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其中敏感性强调承灾体本身属性，应对能力主要表现在灾害发生的过程中，恢复力是灾害发生之后表现出来的属性[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