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从熊彼特创新概念到当代创意时代的来临

大约100年前，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以其大才提出了经济创新理论，关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商业创新，关注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创新理论，并对其后的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代明等所言，他“把创新这一‘上天恩赐之物’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非凡的洞察力、开创性及独树一帜吸引了大批经济学人跟进，衍生出长波理论、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系统创新等相关经济理论”。其中，创新的概念也随着研究的进行而出现了发展。熊彼特区分了创新和发明，把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内容包含五个方面（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在熊彼特的继承者那里，创新有了新的内涵，“如今已被用于表达人类所有的创造性行为：不仅有企业（家）创新、技术创新，还有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科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教育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等”。然而，这日渐丰富的创新的内涵始终因循着熊彼特的思路，创新始终是一个“经济概念”，这一切创新理论最终都指向经济系统的物质生产活动。

然而，当代经济实践领域的创新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①创新和变化越来越与两个世界（虚拟的世界、实体的世界）的张力紧密关联。网络社会的崛起逐渐架构起一个虚拟的世界，数字的、抽象的虚拟世界与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感性的、直观的实体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和对比，冲击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大数据、3D打印机等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产生分离或联系的新东西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心灵，使得创新远超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范畴。②创新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相互冲击也改变了创新的概念范畴。大哲学家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指出了社会演进过程中我们所一贯认为自然而然、毫无疑义的价值，意义和伦理道德的尺度都受到剧烈的冲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经济和社会正以巨大的流变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在这样一个深层意义上，在超越了经济领域的社会巨变、社会转折面前，创新迎来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内涵。③创新是“太阳下面每天都有新事物”。在这样一种变化和创新的节奏之中有欢欣鼓舞，有担惊受怕，也有无所适从的郁闷。政府越来越措手不及，社会现有的制度、规则和机构越来越跟不上变化的节奏，人们既享受了满足和快乐，又深深地感到忧患和慌张。④在全球范围内，巨变和历史转折的节奏使得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地翻新，变化的速率和尺度不断地升级使得大国领导也束手无策、瞠目结舌。这样一来，创新必然与国家、城市政府的态度相关联，识变、应变、策变成为各级机构积极寻求的能力。⑤全球财富、资本和发展的机会越来越集中到最富创造力的群体周围，个人、群体、企业、城市，乃至国家都被卷进了以创造力为基础的竞争之中，以至于出现了《创意阶层的崛起》这样的力作，创意大师针对现实的变化提出了重要的新思想：创意阶层取代企业成为下一轮城市经济的核心。

这样一个变化节奏和尺度都非同寻常的时代，也给创新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困惑。①当代的特点要求创新之中的古代属性之外，还要更多精神的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以契合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联动模式，以链接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的人的生存境遇。②创新不再只是少数人或群体的任务，它关涉创新的国家和城市战略、创新的人员素质要求、创新的体系化（创新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独冥思，新创意到新产品的转化更快，现代创新的应用更快，更成体系）、人机关系的处理（是拉美特里讲的“人是机器”，还是福特主义的人附属于机器，成为机械化生产流程的机械环节）等。③创新要紧紧扣住经济发展和财富效应，创新需要用财富、资本效益加以检验。比尔·盖茨、马云和“改变世界”的乔布斯都以其创新的大才，组织了创新的体系并接受了市场的检验，成为成功的创新模范。④创新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进行考虑，不然将会得此失彼，得到今天失去未来。也无怪乎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在其大作《城市文明》（Cities Cirilization）中充满惋惜地称，历史上的大城市迅速崛起之后的一二十年便又迅速地走向衰退，文明之花的凋零一如其开放一样快到让人措手不及。因此，创新还必须要跳出个体和私向化的狭隘视野，超越个体利益的短视化和急功近利，必须从国家、城市，从社会化的宏大视野进行考虑。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创意时代的来临需要我们对创新和创意型城市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创意型城市”源于对财富变迁的追问

创意型城市是一个“处方”式的概念，是学者和创意大师们为城市复兴开出的“处方”，对其的理解需要追溯到其背后的“问题”和“诊断”。论文的选题不仅是源于对“创意型城市”理论的关注，更是源于对其背后追问的关注：城市财富的时空变迁原因是什么？

财富的时空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的不平等；二是时间维度的变迁。为什么有的城市繁荣昌盛，有的城市却破败贫穷？为什么曾经落后的小城市会逐步发展，而曾经繁荣的大城市会趋于萧条乃至破产？城市复兴、城市更新、城市永葆繁荣的根基何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贫富不一，特定区域贫富状况的历史变迁，甚至可以上溯到财富观念形成之前。在财富的问题上，地球从来不是平的。正如张雄教授所深刻指出的：财富的本质就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人与人之间的微观层面上有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宏观层面上有之，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中观层面上也有之。

财富的时空变迁历来是关注的焦点，有关财富的原因以及财富变迁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到城市理论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Cit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到哈佛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1998），再到马里奥·波利斯（Mario P o lès e）的《富城市，穷城市：城市繁荣与衰落的秘密》（The Wealth&Poverty of Regions,2009），财富问题的学术传统不可谓不悠久。

如今，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单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当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时，人们研究财富问题的关注点逐渐聚焦在城市这一中观层面上。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信息技术的突破进展，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联系空前地紧密。运输成本、交通成本迅速降低，加之通信技术的革命导致了距离的消失（the death of distance），甚至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传统区域经济学和区位理论所关注的位置、距离等因素，在新经济的条件下，正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正逐步淡化，城市之间的自然经济群落也逐渐凸显其重要性，城市财富的变迁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纵向行政区划所定义的城市正趋于式微，而作为经济主体和单元的城市越来越凸显；政治的城市越来越为经济的城市所代替。

三、创意型城市：关乎经济繁荣与人性解放

创意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践方案不断涌现，形成了众多的研究路径和理解思路。这诸多的工作既丰富了“创意型城市”的内涵，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要理解创意型城市的概念，我们需要回归到问题的源头，梳理清楚创意型城市的概念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提出的。论文关心创意型城市理论所关心的问题，深信创意型城市理论所相信的创意的力量和城市的重要地位。有感于创意型城市内涵丰富却略带混乱的研究现状，一方面梳理创意型城市理论的众多研究路径；另一方面回归到问题的本源进行经济哲学的追问，希望能够得到清晰的创意型城市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导向。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创新能力更是城市繁荣昌盛的重要保障，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决定着城市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创意型城市的概念。他们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伪装的机会；每一项劣势都埋藏着一股潜在的力量；每一点滴的暗藏资源都可以造就实在的经济成就。而创意型城市刚好是能够将这所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无敌法宝。

笔者深信创意型城市的无限可能性：相信在创意型城市，经济生产力能够爆发原子裂变式增长；人类的存在能够逐渐回归自然和舒畅的状态。正是在这样一个信念的鼓励下，笔者才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艰难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