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

1．老龄化的界定

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按国际通行的标准界定，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银发浪潮”呼啸而至，老龄化问题引起举世关注。1999年是联合国的第一个国际老人年，其主题被确定为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当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强调开展国际老人年的“国家后续行动”的重要性——因为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不同，需要确定具体的对策，以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美好目标。

2002年，联合国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召开了第二次世界老龄问题大会，通过了《2002年国际老龄问题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再次强调，要“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促进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发展”。同时郑重宣布：“我们在这个行动计划中，责成包括国家和国际的各级机构采取行动，并对以下三个方面给予优先：老年人与发展；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保证有切实可行的支持环境。”

联合国在世纪之交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第二次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世界正经历着一个史无前例的人口转变，从现在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从大约 6 亿增加到 20亿左右。今后不到 50年，全世界将会第一次出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人口。更为重要的是，在老年人口的增长中，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最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据预测，50 年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老年人口将是现在的4倍。”

“银发浪潮”席卷全球，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20 世纪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7%,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10%，正式迈进了老龄化国家的门槛。改革开放以来的60年间，我国不仅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而且仅用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实现了许多发达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步入了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的行列，也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也提前迎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1999年，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 1.62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

2016年4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以2015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大陆6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 22696 万人，占 16.52%;15～59岁人口为 92471 万人，占 67.66%;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2182 万人，占16.15%，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4674万人，占 10.47%。同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下降 0.08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比重下降 2.81 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1.60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势。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7%”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所谓联合国老龄社会标准是指根据 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我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进入老年，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鉴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以及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是我国人口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死亡率的率先大幅度下降和三次出生高峰，完成了人口转变，基本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这为 21 世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蓄积了巨大的潜在能量。

（1）蓄势待发阶段（1949—2000年）

这一阶段以1979年为界限，又可分为人口结构年轻化阶段和启动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

① 人口结构年轻化阶段（1949—1979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60年，两次人口的出生高峰和死亡率迅速地下降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到目前为止，新中国所经历过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中有两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60年间，而且这两次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增加规模最大。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1950—1959年（其中1950—1954年间的平均出生率高达67‰以上），年均出生人口数为2064万人，为人口规模实现“由缓到快”增长提供了基础。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1962—1975年，一般认为是由于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和年龄推移形成的，年均出生人口规模达到2586万人，其中1966年更是达到2959万人，是新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这两次人口出生高峰累计使新中国的总人口增加了近4亿。这两次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也直接导致了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956年的4.41%降低到1964年的6.56%，老龄化程度下降了0.85个百分点。人口年龄中位数也从1950年的26.9岁下降到1970年的19.7岁。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这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为60年以后的人口老龄化积蓄了能量。

除高生育率造成的新生人口增加对人口结构年轻化的促进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降低死亡率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根据人口转变的基本规律，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阶段的：死亡率下降初期主要是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年轻化，死亡率下降后期才会促进人口老龄化。从我国人口死亡率来看，194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是20.0‰，到1962年迅速降低到10.0‰（三年自然灾害期除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则降低至6‰～7‰的低水平并保持至今。同期的婴儿死亡率从200‰左右下降到50‰上下。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不足50岁增加到62岁。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当时我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现实。

总之，在高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降低的双重作用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一个年轻化过程，同时为60年后人口老龄化的迅速爆发蓄积了巨大能量。

② 启动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1979—2000年）。改革开放以来生育率迅速降低并最终保持低水平和平均寿命延长，启动了人口老龄化进程。改革开放60多年这段时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迅速升高的时期，老龄化水平从初期的7.5%左右上升到如今的12.04%。其间，1999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6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0%，标志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

根据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生育率的转变通常要晚于死亡率的转变，生育率最终稳定在低水平是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生育率下降并稳定在低水平上可以加速人口老龄化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死亡率水平一直稳定在6‰～7‰的低水平，婴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目前为21‰，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达到76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由于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仅用10年时间就从70年代初期的5.8%降到80年代初期的2.5%左右。但是，由于人口惯性规律，80年代形成了第三次出生高峰，年均出生人口规模为2225万人，9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数量依然保持2097万人。在1992年，生育率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并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徘徊，开启了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出生人口数维持在1600多万的较低水平。

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生育率快速下降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开启了快速人口老龄化的闸门，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1982—2007 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水平由 4.96%升至 7.92%，其中的 27.11%来自生育率下降的贡献，18.67%归因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人口惯性作用（即年龄结构）的影响最大，对人口老龄化水平升高的贡献率为 56.06%；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极其微弱地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2）高速发展阶段（2001—2100年）

任何一个时间节点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既往和现时、生育和死亡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往60年所积累的人口老龄化的能量将全面爆发，21世纪前6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根据人口学专家预测，21 世纪我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未来将更加突出。

根据我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人，占比超过人口总数的15%。按照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从2001—2100年的 100年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重度老龄化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01—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时期。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6.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606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67%。

第二时期（2021—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开始进入老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6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26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6亿人，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60%以上，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达6.66亿人，占总人口数的24.6%,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时期（2051—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时期。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6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时期，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6亿～4亿人，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61%左右，80岁及以上的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6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预测，未来6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将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规模庞大

首先，就绝对规模来讲，21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印度的老年人口将超过我国。人口可划分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类，在这一人口结构中，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1991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跨过 1亿人大关，2016年已超过2亿人，据预测2025年将超过 6亿人，2066年将超过4亿人。这几个阶段老龄人口每增加 1 亿所需要的时间分别为 26 年、12 年和 11 年。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比届时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的老龄人口多 1 亿人，比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多6700多万人，相当于届时的第三人口大国美国的总人口。这种老年人口规模的发展态势在世界上任何人口大国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2）增长迅速

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980—199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变，与世界发达国家比，速度十分惊人。而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

以日本为例，直到1970年，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7%。而美欧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20世纪就达到这一标准了。但是，从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7%上升到14%所需时间而言，日本却比美欧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快。1970年以后，日本仅用了24年时间，在1994年达到14%的比重；而法国为114年（1865—1979年）；瑞典用了82年（1890—1972年）；美国目前仍然没有达到，预计需要69年。我国从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6.96%，发展到2008年的8.6%，近年来的加速发展将使我国有可能在20年内达到这一水平。

老年人口增长迅速集中表现在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人口学认为，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人增长到目前的1600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人。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概率高，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一般来讲，刚刚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会显著增加医疗、照料等方面的需求。老龄人口中的高龄人口因属于高失能人群，生活依赖性强，他们是老年人口中真正需要家庭和社会照料的对象。在整个21世纪，我国面临的高龄人口压力将是世界上最重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规模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2016年，我国80岁以上老年人规模大约为2600万人，到 2020年将超过6000万人。到21世纪中叶，我国高龄人口将占全世界高龄人口总量的 25%。此外，高龄人口还将是老龄人口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到2052年，我国高龄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11%增长到26%。21世纪上半叶，高龄人口将以年均 4.02%的增长率增加，是同期老年人口增长率的 1.68倍。

（6）性别比低

我们注意到，女性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大。据2000年普查数据，65岁以上人口总性别比为89.57，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性别比在迅速下降。以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65～69岁年龄段性别比分别为101.9和102.96，而后持续下降。2005年80岁以上女性人口为700万，比男性多200多万人。中龄老人（70～79岁老人）及高龄老人（80 岁以上）的性别结构都是女性人口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的增高，女性人口远高于男性，高龄老人中男性有47.90%有配偶，而女性只有18.20%有配偶，高龄妇女的丧偶率远远高于男性。

（4）地区差异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市老年人口已达687.62万人，占总人口的27.1%；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人，占总人口的62.7%。2016年年底北京老年人口为279.6万人，占总人口的21.2%。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人，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60%，大大超过目前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东部上海在1979年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化行列，和最迟2012年进入人口老年化行列的西部宁夏比较，时间跨度长达66年。

（5）城乡倒置

理论上讲，老龄化最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因此正常情况下生育率水平高的农村地区理应有着相对低的老龄化水平。但在我国，由于存在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2008年年底有22542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劳动年龄人口，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农村老龄化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城镇的老龄化水平。在21世纪的前4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始终高于城镇。

2010年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5.60%，比城镇高出4.67 个百分点。预计至2020 年，农村老龄化水平将提前突破20%，高出城镇5个百分点；至2060年全国老龄化速度达到最快时，农村和城镇老龄化程度将分别达到 29%和 22%，差距也将达到最大值，相差 7 个百分点。另外，达到20%和60%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时间，农村比城镇分别早 16 年和 19 年。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资源分配较少，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农村应对老龄社会的能力更弱，而农村又必然率先迎接人口老龄化大潮的冲击，使得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更为复杂。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可能会达到触目惊心的60%甚至更高。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6）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将是我国老龄社会的显著特征。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这些国家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00美元，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属于“未富先老”，目前位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各种挑战的种种基础都还比较薄弱。

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表明，老龄问题影响深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就我国当前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来说，人口转变进程显然已经超前，应对老龄社会存在如下不足。首先，我国当前应对老龄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以60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0%为标准，我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当时人均GDP为840美元，即便是去除人民币被低估的因素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也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人均经济指标依然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5倍。考虑到城乡老龄化的倒挂现象，农村的养老形势令人担忧。最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早在老龄社会之前或初期就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政策和制度准备严重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进程。总之，“先老”已经不可逆转，“未富”尚可补救。

（7）社会变迁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有三个特点，亦即在老龄化进程中还有与其同步发展的“少子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流动”三种社会变迁的大趋势，这些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形成的张力对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服务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社会变迁趋势一：少子化。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少子化”的特征非常突出。“少子老龄化”描绘的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相反的发展趋势，就是在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的同时出生率则在下降。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又同时作用于社会系统的同一个节点上，这就更加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因为坚决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0年的66.4‰和25.8‰下降到1999年的15.2‰和8.77‰，总的生育率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这里说的“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是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当净人口再生产率为1.00时，恰好等于更替水平。“五普”统计资料表明：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 26%，比起 1990 年“四普”时下降了将近5%。而据国家计生委的报告，中国在 1980年至 2000年 20年间少生了 2.5 亿个（一说是6亿个）孩子。这一升一降之间，更促使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少子化”的特征使社会抚养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而需受供养的老人却在增加。“五普”的数据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大概占 65%左右，老年人口占 10%，两者相比是 6.5∶1，也就是 6个半人养 1个老人。而到了 2020年，据专家估算，会达到4～5个劳动年龄人口养 1位老人。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意味着中国实施6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而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距离2016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还不到两年时间。国务院曾经组织开展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 15 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生育率已降至 1.18的低水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适当提高生育率，应对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认为：“现在调整人口政策已经迟了，但总比不调整要好。”客观上，全面放开二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老龄化进程，但是由于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都比较低的缘故，即使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甚至今后全面放开了计划生育，可能也生不了多少人，少子化的社会变迁趋势不会改变。

社会变迁趋势二：家庭规模小型化。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个与老龄化密切相关但方向相反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家庭规模小型化。

根据《老年人口统计资料汇编》（萧振禹主编，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1956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我国户均人口为4.60，第二次人口普查为4.29，第三次人口普查为4.46，第四次人口普查为6.97，第五次人口普查为6.44,2005年实施的1%抽样调查为6.16。由此分析不难发现，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基本上是稳定的；再到80年代初则有所上升；但是从80年代开始，差不多平均每隔10年就减少0.5。如果分城乡计算，“五普”的数据是，城镇户均人口规模为6.10人，农村户均人口规模为6.65人。目前中国4人以下的小家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76%以上。2005年1%抽样调查的数据是，城镇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数为2.97人，比“五普”时又减少了0.16人；农村为6.27人，比“五普”时又减少了0.68人。

另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6代户的比例始终是稳定的，保持在不到两成的水平。1代户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1代户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差不多增加了1成。与此同时，同样在80年代保持稳定的2代户在20世纪90年代则减少了1成。

家庭规模小型化还表现在“空巢”老年家庭数量不断增加。伴随着稳定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家庭平均规模已缩小到6.16 人/户。0～60 岁独生子女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8亿，占同龄人口的29.6%。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空巢”时间提前，“空巢”更容易发生。目前，城市“空巢”老人占 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49.7%，农村亦达68.6%。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又造成了大批农村留守老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家庭类型核心化以及家庭成员流动化，加剧了城乡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重性。

社会变迁趋势三：人口流动。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中，另一个与老龄化密切相关的发展趋势是人口流动的增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从城市开始的，早在1979年，上海就已经跨进了老龄化的门槛。北京和天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到老龄化城市行列中来的。此后，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大连、杭州、宁波、无锡等也陆续加入到老龄化城市的队伍中来。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地区或城市进入老龄社会后，很快就会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大中城市中并没有明显的表现。研究表明，这实际上得益于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流动而造就的各大中城市的“人口机械增长”。

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当今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是老龄化的国家，国际和国内的事实证明，人口老龄化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如“人口红利”。但是，从深层次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快终将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劳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60年来，我国的发展道路是利用庞大劳动力比较资源优势进行的工业外贸发展模式，这一策略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庞大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并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使社会总抚养比很低，我国得以集中财力、物力与人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然而，随着快速的老龄化，抚养比的迅速提高，经济投资必然下降，劳动力因为短缺也会使成本有很大提高。中国将逐步丧失过去赖以成功的优势。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有效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更新停滞，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生产的经济总量降低，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由于现阶段我国大多数省份还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面临的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不足。但是从2026年开始，随着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抑制作用较大，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成为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决定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上。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警告，如哈瑞·丹特指出，在2008—2020（或2026）年的这一轮全球性大萧条中，中国可能将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政府需要找到短期吸引外来移民、长期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方法，以克服其人口统计学趋势的不利影响。否则，当21世纪20年代全球性复苏开始之时，中国人口结构方面的劣势将会凸显。

（2）社会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费用的支出和管理成本，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压力。以辽宁省为例，由于辽宁省是最先进入计划经济体制和最后一个退出计划经济体制的省份，加之改革开放后，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第4位退到第8位，经济发展缓慢。同时，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增加了医疗费用及养老金的支出，为满足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兴建了大量的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场所等，加重了管理成本。因此，负担日益沉重，经济压力剧增，老龄事业的发展落后于老龄事业的需求。

老龄化还逐步加重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人口数量得到逐步控制。随着20世纪80年代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80后”不仅面临着就业、住房的压力，也在为父母的养老问题而发愁。尤其是在“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中，“80后”面临的赡养父母的压力远远大于“70后”和“60后”。“80后”年轻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不论从精力、财力、人力还是心理上，都将面临严重压力。根据《中国青年报》发布的一项关于“80后”的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6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加重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

人口老龄化还带来了医疗体系的压力。全社会医疗开支猛增，这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必然趋势。老龄化与高龄化也会带来总体的国民死亡率增长，2008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7.06‰，而在1981年，死亡率为6.66‰，这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真实反映。这将带来双重压力，其一，医疗资源与开支会更多地流向危重老年病患，压缩其他医疗开支；其二，对老年病患的看护工作需要大量的医务护工，这将使本已显得短缺的劳动力资源更加紧张。

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亏空风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初衷是确立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但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在由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制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过程中出现了基金缺口，以及弥补缺口导致的个人账户“空账”，其原因在于新制度实施前已退休的人员没有缴费，新制度实施前已工作过若干年的在岗人员的既往工作期间也没有缴费，于是导致个人账户“空账”的风险。中国科学院拉美经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曾经撰文指出：据估算，我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6万亿元。有专家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如果不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未来60年时间里，我国城市养老金“空账”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表1-1显示了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负担的影响。

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以至于不得不大幅延长退休年龄。目前延迟退休的方案正在制订中。实际上，延迟退休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其实质是将社会养老的责任由企业更多地承担，势必加重企业负担。

（6）社会问题凸显

人口老龄化还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这要求我们必须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去面对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空巢”家庭、“留守”老人问题。传统上，作为照顾老人日常生活主力的女性已大规模地进入劳动市场，这使女性为老人提供的照顾越来越少。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不少子女要么忙于打拼事业，无暇顾及老人的生活；要么待业在家，成为“啃老族”。城市子女工作的流动性和农村劳动力外出谋生造成了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

同样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女，将不可避免地使空巢家庭成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形式。养老模式也必然继续发生变化，对儿女的依赖将越来越少，社会养老的普遍化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有关资料显示，2016年年末辽宁省共有“空巢老人”626.7万之多，占全省老年人口的41.4%，甚至很多农民工将年幼的孩子交付老人照顾，在得不到子女养护的状况下还要为其照看孩子，晚年生活无法保障。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很低，在丧失劳动能力后无基本生活来源，只能靠儿女赡养，而由于社会变革给新旧两代人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造成的代际隔阂，“重小轻老”现象严重。有调查显示，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不赡养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② “双独夫妻”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执行，我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4—2—1”或“4—2—2”家庭，这种结构之下，作为核心的“双独夫妻”，其家庭养老抚幼的责任非常大，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更有精神与心理上的，尤其当老人患病的时候，这将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怎样才能成为不被压垮的一代呢？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执行和生育意愿的持续低下，将产生更多的这类家庭。

③ 移民浪潮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老龄化进程也不一致。伴随超大城市集群的出现，这些地区的城市人口构成将继续变化，新城市移民比例将越来越大。如何处理好一个城市的巨大移民浪潮是值得研究的。此外，我国已经出现了非法入境的外国务工人员，不排除我国未来可能大量引进外来劳工的可能性。

④ 机构养老问题重重。首先，社会养老机构不足，养老供需矛盾突出。据辽宁省老龄委的统计，现在全省有56万老人选择养老机构养老，而目前各类养老机构拥有的总床位数是15.1万张，存在着41万的缺口。全省有70万老人选择居家养老（指“钟点服务”“日间照料”“托老所”“家庭养护”等），而目前从事此类服务的人员仅有2万多人，也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其次，支付能力与服务价格之间存在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事业按商品经济运营，形成产业化发展。这就造成老人的收入水平低，很难支付高昂的养老机构的服务价格，使本来就不足的养老机构存在闲置和空位状况；有的养老机构为了不亏本经营，只能降低各项支出，因而设施简陋，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服务项目内容单一，服务专业化水平低，这又无法满足老人多层次的生活需求，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再次，缺乏竞争，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支持力度和优惠政策不够，资源主要集中在公办养老机构中，形成垄断。最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差异。农村的机构养老服务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在养老机构的资金投入、人员素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方面都严重滞后，农村老人所享受的养老资源远远低于城市老人。

⑤ 催生新的社会阶层问题。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的老龄化发展将使得我国不得不开始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与土地兼并可能变得更加常见，也会催生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影响也将非常深远。

（4）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要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做出调整，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其物质和精神需求增长，市场机制将引导社会资源向开发老年人生活用品、保健产品、医疗设备以及老年大学、老年旅游等产业转移。社会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大。人口老龄化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并且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老年人需求多样性将给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由于其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有其自身需求和消费的特点。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老年人口的需求和消费特点也会对市场和产业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使原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再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因此从客观上要求由老年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老年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所有满足老年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根据国外老年护理的经验模式和老年养护需求，我们认为以下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① 满足老年人多种需求、各具特色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要形成提供老年人预防、保健、护理、理疗、康复训练和健康教育为一体的连续性综合性的服务，既重视医院提供的老年病人护理，还要重视建立托老所、老人公寓、家庭病床等服务机构与项目，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要开发不同养老护理机构类型，满足不同服务需求。

② 老年护理及特殊服务设施的开发研究和利用存在良好的发展空间。对于与老年人或老年病相关的研究课题，强化科研意识，使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开发成本低、效用高的老年护理设备器材为社区护理和家庭护理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显得日益迫切。

③ 开发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正是时机。目前，我国已跨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大量的老年人中必有相当数量者因疾病或衰老而需要护理。对全社会来说，将为此支付巨额的护理费用。如果一些老年人无力支付护理费用，其生存质量无疑将受到影响，这将偏离我国强调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宗旨。因此，应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事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并尽早筹划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将因病或衰老而需护理的有关费用由保险系统来支付的一种保险制度。保险人在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后，承担被保险人在医院、康复中心等专门护理机构或家中因接受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相关护理费用。

目前，老年护理需求日益增加，家庭护理功能弱化，虽然城镇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初步形成，并已初步建立起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它们并未将老年护理费用包含在保障范围之内。而目前的商业人寿和健康保险市场上，老年护理保险基本上仍是空白。因此，老年护理风险尚缺乏保险保障，正虚位以待。

对于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老龄化类似于一种富贵病，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会成为必然的趋势；但对我国而言，老龄化发生太快，以至于我们是未富先老，会出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养老争夺资源的情况。这些老龄化的影响很可能会出现或者已经出现，其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社会对此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离不开社会与公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