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板桥生平（上）

一、时代风云

板桥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的上升时期。明末战火所造成的社会创伤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激烈的民族矛盾已有所缓和。城市的手工商业又恢复到明末的发展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明代最发达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所发展。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一书中，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清代中叶以来手工商业的发展：

第一，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和革新。如织缎之都南京，织缎之机的构造，“其精密细致，为海内所取资”[10]。江苏的棉纺业采用“一手三纱，以脚运轮”[11]的脚踏纺车，取代了以往两手拈一纱的手车。特别是四川的井盐业，采用了福建人林启公发明的“置枧”（即运用竹管输送卤水）技术后，非常合理地解决了把从井内汲出的卤水输送到火井地方熬煮的运输问题，改变了以往靠人力、畜力驮送的运输方式[12]，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

第二，分工更为细密，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产品种类更多。在江西景德镇制陶业中，或按产品类别分工，每个窑户只生产某种瓷器；或按生产过程分工，有“陶泥工、挖坯工（俗呼做坯）、印坯工（俗呼拍模）、旋坯工（俗呼利坯）……”[13]等十三余种。

第三，手工业的机具和工人数增长。乾隆年间，“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14]。而云南的铜矿矿厂的工人数，大厂“以数万计，小厂以数千计”[15]。

第四，产品市场扩大，销路遍及全国，有些产品销往国外。南京的绸缎，“北趋京师，东并辽沈，西北走晋绛，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七闽，溯淮泗，道汝洛”，且输往日本、南洋。而广东铁器遍天下，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称。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其制陶“工匠来八方”，其陶器“器成走天下”[16]。

伴随着手工商业的发展，清代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所发展。尽管封建政府仍然用强大的行政手段压抑手工商业的发展，但相对明代而言，政府在手工商业中的势力在慢慢地后退。康熙前期曾限定民间织机数目，每户不许超过百张，且每张织机要纳税“五十金”之多。迫于当时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形势，江宁织造曹寅奏免额税，由此，民间织机数目大增。在明代，官营手工业非常普遍，而在清代，官营手工业只局限在铸造兵器和钱币方面。即使是一些官营手工业行业中，劳动力再也不是带有徭役性质的军户、匠户、坑冶户，而大多是雇来的工人。明代官营的坑矿很多，清代则极少，大多是大商人聚资开采。政府助资是为了便于控制产品。迫于民生日用需要的压力，清政府在有关开矿还是禁矿的问题上，曾经反反复复地讨论，一些开明官吏也主张开矿禁，发展工商业，最终，于乾隆二年开放矿禁。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正在扰乱着“康乾盛世”的宁静。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极力笼络大批士人之心。还在清朝刚刚入关之际，就对孔子礼遇有加，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人加以种种特权。康熙南巡时，过曲阜，谒孔庙，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优礼有加，让他们的后代世袭五经博士。1670年康熙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并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将儒家的学说变成政治、道德的律令，通过政治的力量加以推广。康熙又特别推崇程朱理学，将朱熹放在孔子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变成十一哲。又组织人编纂《朱子全书》，把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从顺治皇帝开始，便有御注儒家经典，如御注《孝经》。康熙时，这类御注经典更多，如御注《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等。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由清政府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对板桥在世时的清代学术、文化界有较大的影响。该书由陈梦雷主编，荟萃群书，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汇编成书，共分六编、三十二典，全书共一万卷。至于板桥身后乾隆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几乎网罗了当时绝大部分士人，其对时代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令士人眩晕的时代，因而也是使大批士人丧失反抗意志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反清士人也逐渐死去，幸存者也垂垂老矣。康熙四十三年（1695年），板桥方才两岁，思想家、史学家，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著作——《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逝世，享年八十六岁。而在这年，大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却已死去三年，而顾炎武（1613—1682）、傅山（1607—1684）、吕留良（1692—1683）等则已死去十多年了。在艺术界，虽然八大山人（已七十岁）还在世，石涛（已五十四岁）正处于人生的壮年，但统治艺术界的则是代表清朝官方审美趣味的“四王”：王时敏（1596—1677）、王鉴（1598—1686）、王翚（1632—1717）、王原祁（1642—1715）等人的艺术，在技巧上自然亦有其历史价值，但其艺术在内容方面却缺乏创新。他们用模仿、复古代替艺术家本人的艺术创造，从而扼杀了艺术的生命力。他们的艺术比较适应北京的贵族、皇亲国戚们的审美情趣，而与时代的最新风气不相适应。

应该说，康熙时代又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历史以其自身的客观性顽强地展示着自身的力量。在学术方面，理学虽被清政府大力提倡，但经过明末清初的批判之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始终难以再成为显学。有清一代，可以说没有一个像样的理学家。与官方理学（或曰宋学）相对的是汉学。与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相比，早期汉学家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人，他们并不激烈地反对理学，在现实生活中也多与清政府亲近、合作，但他们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批评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他们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学术批判精神，则是与官方所倡导的权威主义相对立的。在康熙大力提倡理学，极力推崇朱熹的时候，毛奇龄却极力指责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中的名物训诂的错误，作《四书改错》，这明显有挑战权威的意思。阎、胡二人分别在《周易》《尚书》的考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考辨出理学家们视为孔门心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于《伪古文尚书》，这对理学家们所谓的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板桥同时的汉学大师惠栋及其弟子钱大昕等人，继承顾炎武的考据学术传统，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推求经典原意，提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显然亦与官方的权威主义相对立。与板桥同时稍后的另一位汉学大师，皖派创始人戴震，晚年利用注经形式，对理学展开了猛烈地批判。

在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江南一带，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在野艺术家们，以其饱满的艺术生命力在吸引着广大的市民。而明末在野思想家的反专制思想以各种变相的温和形式表现出来。在康熙朝，封疆大吏李光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家中进步倾向的开明人士。他虽然一方面帮助康熙皇帝大肆推行程朱理学，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一人横行于天下”，要求“使二千年相沿之秦酷一旦尽”，主张政治要为民众服务，要求司牧“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重提“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李光地的思想，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渗透到封建统治内部的表现（参见许苏民《李光地传论》）。而康熙本人虽然是封建君主，坚决镇压反清复明的各种势力，制造如戴名世案等大型的“文字狱”，但他在某些方面亦表现出较开明的态度，提倡科学研究，注意培养科学人才，对一些反清之士采取了比较宽大的态度，用怀柔政策来收买人心，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社会上的德高望重之士。这些历史的点滴进步虽如萤光星火之昏暗，但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迸射出的新的亮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会发展为燎原之火，最终埋葬古老的封建帝国。

在艺术界，远离北方政治中心的扬州，开始涌动新的艺术流派，以“四僧”——朱耷、石涛、髡残、弘仁为代表的画派，正在影响着南方的年轻画家。特别是以八大山人和石涛和尚为首的画家，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以新锐的生气在影响着“扬州画派”。他们注重对现实的体悟，重视个人的感情抒发，以表情达性为艺术的宗旨，开创了新的艺术境界。陈洪绶（1599—1671）的人物画，对清初的复古主义画风和“四王”所垄断的画坛，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充满了生机，其画中的秃鹫傲视一切，表达了亡国破家者的不屈个性。石涛的绘画理论与实践，对其后的“扬州画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心师造化”、注重实践，“搜尽奇峰打草稿”，要求画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他本人在艺术创作中总结出了“一画”理论，又在“一画”理论的指导之下，创造出了大量富有生活气息，又饱含艺术家个人情思的作品，对当时及后来的“扬州画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像在南京的“金陵八家”等，也以各自的乡土风景，为南中国的画坛增添了活力。郑板桥之前的这些富有个性色彩的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创作实践在抗拒着巨大的习惯势力，为郑板桥的艺术创新清扫了道路。

二、童年

1693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半夜子时，在中国江苏兴化县县城东门外古板桥一带的一个下层士人家里，一个活泼的小生命诞生了，这便是后来的郑板桥。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在当时的兴化县城里，郑氏有三支，一为“铁郑”，一为“糖郑”，一为“板桥郑”。板桥喜爱自己这支的名称，故号“郑板桥”，又号理庵。板桥降生之日，在民间正是“雪婆婆生日”，长大之后的板桥刻有“雪婆婆同日生”的印章，以此纪念自己不同寻常的生日。

对于板桥的父母来说，小板桥的降生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对板桥的母亲来说，来到郑家，生了男孩，无疑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安慰。她完成了一个女人为夫家延嗣的神圣使命，这是在农业文化的框架下女人最为重要的使命。然而，这“雪婆婆生日”对于板桥来说，似乎又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它象征着这个世界将以冰冷的态度来迎接这一生命。这个小生命与雪婆婆同日生，固然也会携带着白雪的纯真品质，可在一个到处充满着污泥浊水的世界，这白雪能与之相融吗？这白雪又能覆盖这肮脏的世界吗？也许，白雪给人的将不仅是对美的追忆，也有对美的渴望，对美和纯真向往的冲动。当这种渴望与冲动，渐渐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之流，那就会像暴风雨一样，把这世界冲刷得一时干净。

“雪婆婆生日”，对板桥来说可能是一种生命的偶然的巧合，然而这种巧合却在他日后渐渐长大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长大之后，他为纪念自己的生日，为了表达某种难以言说的对生命的感悟，冒着艺术界“不典”的讥诮，刻下了“雪婆婆同日生”的印章。板桥的时代，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学术界与艺术界均弥漫着一股复古主义思潮。板桥以“雪婆婆同日生”为印章，正要表达一种不同流俗，愿与民间俗文学亲近的艺术价值取向。面对世人的“不典”之诮，板桥以辩证、发展的艺术思想回答了这一责难。板桥说道：“古之谚语，今之典；今之谚语，后之典。”他就是要从民间文学的土壤里汲取人生和艺术的力量，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盖亚，要从大地母亲的身体中汲取力量一样。

然而，社会对板桥是冷淡的，甚至冷淡得有点残酷。在板桥三岁那年，巨大的人生不幸降临到板桥幼小的生命中——板桥的生身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操持家务过度而太早地撒手人寰，离板桥而去。这就如严霜寒风猛扫幼小的树苗，使还不懂人事的小板桥尝到了人间的痛苦。当母亲已经僵直地躺在床上时，小板桥却还不知母亲已离人世：“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父亲为了既能照顾幼小的板桥，又能安心地在外地教馆，只好再娶。而像板桥父亲这样一个以教馆为生的下层士人，经历了丧妻、娶妻这样一番折腾之后，家庭开支更会日渐捉襟见肘，时或有不食之虞，亦属常见。《七歌》诗中，板桥心酸地写道：“无端涕泗横栏干，思我后母心想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时缺一升半升米，儿怒饭少相触抵。伏地啼呼面垢污，母取衣衫为湔洗。”

相对于千百万个贫穷的农家子弟来说，板桥的童年在不幸之中还有幸运。他不仅有一个善良的后母，还有一个十分善良的乳母费氏，她为板桥的生活尽了最大的努力。板桥中进士后，回忆这段生活时，颇动真情，写下了《乳母诗》。该诗的序说道：“乳母费氏，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燮四岁（应是虚岁）失母，育于费氏。”“时值岁饥，费氏自食于外，服劳于内。每晨起，负燮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间有鱼飧瓜果，必先食燮，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这位下层劳动妇女忠厚、质朴、先人后己的美好品质，给板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了进士后的郑板桥曾经感叹，即使日后有皇家千万钟俸禄，也不如乳母费氏的薄饼在手温暖、幸福：“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大约也正是受费氏的这种高贵品质的影响，板桥一直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孤儿、童养媳抱有深刻的同情，写下了《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等大胆揭露现实黑暗的诗篇。

童年的特殊遭遇，培养了板桥的同情心。他在为官之后能时时记住故人，不像有些士人一考中了进士，立刻变脸不认人。在《历览三首》（其一）诗中，板桥批评了“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的浅薄世俗之徒，对西晋文学家潘岳给予极大的嘲讽：“劝君莫作闲居赋，潘岳终须负老亲。”[17]这种关心旧人的品德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板桥性格中所蕴含的人民性因素，恰恰是他日后在官场上与肮脏、腐化的生活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板桥的这种人生走向，与现代大诗人艾青十分相似。艾青早年育养于农家，大偃河就是他的保姆。长大之后的艾青，始终与他的地主家庭格格不入，最终走上了叛逆家庭的道路，成为人民的诗人。艾青饱含深情，写下了《大偃河——我的保姆》长诗，表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浓厚感情。而板桥的《乳母诗》，与艾青《大偃河——我的保姆》一诗所表达的对人民的感情，有着历史的血脉关联。

大约是因为幼小失去母亲的缘故，板桥从小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宠爱。后母郝氏无子，对板桥如亲生子一般；而叔父对板桥也是厚爱有加，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父亲的职责。《七歌》诗中，板桥这样写道：“三歌兮歌彷徨，北风猎猎吹我裳。有叔有叔偏爱侄，护短论长潜覆匿。倦书逃药无事无，藏怀负背趋而逸。布衾单薄如空橐，败絮零星兼恶卧。纵横溲溺漫不省，就湿移干叔夜醒。”后母、费氏、叔父三人的这种关心，甚至是溺爱，养成了板桥日后个性强烈的一面：不服人管束，不愿服输，能与人竞，亦自与“心竞”。这是板桥早年人生不幸中的大幸。

童年的板桥虽然遭受巨大的人生不幸，但他的家庭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教育、培养。板桥的外祖父汪氏在文学上给板桥以很大的影响，其父在学问、人品方面对板桥管束更严。从十二岁到十六岁，其父均将板桥带在自己身边学习。父亲虽未中举，但其所授之徒多有成就。板桥对其父的成就、人品以及对自己的影响做了这样的描述：“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为士先，教授生徒数百辈，皆成就。板桥幼随其父学，无他师也。”

在板桥少年成长历程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其乡的陆种园先生。陆种园，名震，字仲子，又字仲园。其人“少负才气，傲睨狂放，不为龊龊小谨”。他淡于名利，讨厌制艺，专攻古文辞及行草书，家贫好饮，又好急人所急。立身甚严的立庵先生，深知仲园的才学，让十六岁的板桥师从仲园。本来性情放达的板桥，受陆仲园的影响后就更为狂傲了。在日后板桥付梓的词钞中，他特别地点出其师陆种园先生，并刊刻种园先生的两首词于自己的词中，以示纪念，由此可见陆仲园对板桥的影响极深。在“自序”中，板桥说道：“陆种园先生，邑中前辈。燮幼从之学词，故刊刻二首，以见一斑。”在《李约社诗集序》中，板桥对陆种园的诗、词均很推崇，并深为同邑中与种园同辈的三位先生（另二位为徐白斋、李约社）对艺术的精严不苟精神所感动。这三位先生在海棠花盛开之际，“命酒为欢”，且“三公论诗，虽毫黍尺寸不相假也”。同邑三公对艺术的精严精神，对少年郑板桥日后的艺术创作无疑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板桥在刊刻自己的作品时精益求精，与早年所受的艺术熏陶密切相关。

少年时代的郑板桥，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物。他不仅有陆种园这样的极富个性的老师熏陶，还有一批慷慨激昂的同辈朋友相激。《板桥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道：徐宗于、陆白义辈，常常在一起纵论古今，言谈兵事，“谈文古庙中，破廊败叶飕飕，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骑石狮子脊背上，论兵起舞，纵言天下事”。师辈的风范，同辈的相激，使板桥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颇为意气风发。但这对他日后涉世却也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在“唯把黄金通显要”的钱权结合的时代里，一个出生于贫寒士人家庭的青年，又不愿俯仰随人，其命运不能不崎岖曲折。伴随着结婚、成家，再加上老父的逝世，家庭重担的压迫，进入“而立之年”的郑板桥，便真正尝到了人间的辛酸，世态的炎凉。

三、“唯余白眼到清贫”——落拓青壮年

从二十三岁起，板桥开始壮游，首选目标当然是北京。在当时的读书人眼里，北京象征着权力。板桥的这次壮游，当然也是想与京城的权贵攀结关系。然而，一介书生，一无他人举荐，二无特殊技艺，更无大把钱财，在京师权贵之地，要想有所作为，无异于白日做梦。板桥第一次壮游北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现存板桥早年的书法作品《小楷书欧阳修秋声赋》，正是创作于当年寓住北京瓮山之时。欧阳修的《秋声赋》中所表达的凄清惨淡的心情，恰与郑板桥当时旅居时的心情甚相符合。在《七歌》中，板桥刻画了自己落拓归来后的苦闷及其人生窘态：“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枯蓬吹断久无根，乡心未尽思田园。千里还家到反怯，入门忸怩妻无言。”按照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板桥二十四岁方考取秀才，那么，他在旅居北京之时，连秀才还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在人才荟萃的京城，当然不会得到权贵的重视。

大约亦与狂放不羁的性格有关，板桥在家乡亦不得志，甚至连秀才也不让考。在《刘柳村册子》中，板桥说他“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郑板桥，就接二连三地内外碰壁，使得他过早地对仕途产生了警惕心理。其早年创作的一些诗作就带有老庄的遁世情怀。其感受虽然还浅，但却种下了遁世的种子。

感伤、愤怒、不平，丝毫不能改变社会对自己的待遇，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为生计所迫，板桥不得不重蹈父亲的教馆生涯。二十六岁那年，板桥以灰暗的心情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的江村，做起了私塾先生。这种充当孩子王的生活，对于一个胸有大志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生活的放逐。板桥在诗中毫无保留地抒发了对这种生活的不满：“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教馆生活，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得到称心满意的回报：“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尤为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己心中的穷途之恨和矛盾状态：“萧骚易惹穷途恨，放荡深惭学俸钱。”这种“无锁无枷自在囚”的生活，表面上清闲自在，稍加思索便会顿起痛苦之感，它没有挑战，因而也就没有成就的愉快感。生性放达、胸有大志的郑板桥，是不甘心如此消磨人生的。他必须寻找舒展生命的替代品，发泄心中的郁郁之情。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板桥开始学画，“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时，他还大量地创作诗歌，练习书法，并干出那个时代失意士子的放荡行径：“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

孔子说“三十而立”，也许只是指精神上的初步独立而已。三十岁的郑板桥在经济上并未独立。就在这年，板桥的老父长辞人间。这对一个收入本已十分微薄的下层士人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家庭日用日渐难支，此时更见窘迫。板桥在穷极无奈之时，只好变卖父亲遗留的书籍，聊度几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仅靠举债度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对于一无所长的士人来说，又能怎么办呢？一筹莫展的郑板桥，此时差不多失去了自己的理性支撑力，有时他只好拿自己的孩子出气，然而打了孩子之后，板桥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在秋风苦雨的日子里，他只好命令全家晨眠晚起来打发这贫困潦倒的日子。《七歌》诗云：“五歌兮头发竖，丈夫意气闺房沮。我生二女复一儿，寒无絮络饥无縻。啼号触怒事鞭朴，心怜手软翻成悲。萧萧夜雨盈阶所，空床破帐寒秋水。清晨那得饼饵持，诱以贪眠罢早起。”

为生计所迫，板桥不得不离家去扬州碰碰运气。

扬州，在清代康熙年间乃是繁华之地，这里有全国的最大盐业市场。如果说北京看重的是权力，那么扬州看重的则是金钱、权力和社会声誉。这虽是一个商业城市，但却是十八世纪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商业城市，缺乏欧洲同时期城市的相对独立性。盐商们既要挥金如土，又要巴结权势。当然，这些盐商们在士人眼里看来，个个都是“盐呆子”。但他们大多都是中下层地主，又多多少少都有点文化。这些“盐呆子”们，也还想附庸风雅，在酒足饭饱之余也还要用书画来装点门面。他们可能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是需要名人来装点自己。因此，名声与社会身份便是他们取舍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这些最有能力来购买艺术品的“盐呆子”们，在审美情趣方面更注重“新奇”，与京城贵族的审美趣味颇有分别。这样的艺术消费群体也刺激着艺术创作以新以奇的面目出现。客观地说，这是一个颇能产生艺术巨人的地方。但此时此刻的扬州，对板桥来说，如同京城一样，仍然还是一个外在的“异化”存在，还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板桥的《扬州》诗（之四）便透露了个中的消息：“尽把黄金通显要，唯余白眼到清贫。”在权钱夹击的扬州社会里，四十岁之前的郑板桥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者。只是他没有被失败击倒，而是从失败中走了出来。二十年后板桥再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这段创痛颇深的生活经历，板桥到老亦未忘记。潍县辞官归隐扬州之后，板桥报复扬州的轻薄，重又刻下印章一枚：“二十年前旧板桥”。

仕途不顺，艺坛受挫，倔强的板桥犹如一头困狮。这头困狮还要遭受更大的心灵折磨。由于经济的拮据，家中的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不幸夭折。消息从家中传来，板桥痛不欲生，和泪带血地写下了《哭儿五首》，惭为人父，揪心扯肺，其中第五首云：“蜡烛烧残尚有灰，纸钱飘去作尘埃。浮图似有三生说，未了前因好再来。”此生未能尽为父之责，但愿来生再做父子，以偿今生之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儿子要报父母之恩，未有父亲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儿子的夭折，板桥的内心的自责是如何之深！

家庭的不幸，未能阻止板桥在人生上的精进。他在内心里发下大誓，不出人头地绝不回家。雍正三年（1725年）板桥再次出游北京，希望能转换人生际遇。这次与第一次稍有不同，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辛酸之后，他比第一次显得更为成熟。本来就性情放达的板桥，此时更显得狂放不羁。无处居住，便借慈仁寺暂且栖身，正好与禅师们日夜交往。而此时的禅师们正受狂禅风气的熏陶，亦颇放荡。板桥正好借此机会，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故常常口出狂言，品评人物，因此而得“狂名”。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板桥诗钞小传》云：“郑燮……壮岁客燕市，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羽林诸子弟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这一“狂名”，对于板桥来说并不是好事，这将影响他日后的仕进。晚年的板桥在《淮安舟中寄舍弟墨》中回忆此事，还表现出忏悔之意：“骂人是不好处”，“东坡以此受病，况板桥乎！”可见“狂名”对板桥来说，绝不是什么好的称谓。

第二次游历京师之地，除了结识了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为他日后进入官场结下了善缘之外，可以说仍是一无所获。从《燕京杂诗三首》及《花品·跋》等文字，均可以看出板桥这一时期的心情。“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这是不得志时的牢骚之语，不烧铅汞不逃禅、不要钱都是真的，而不爱乌纱则不完全是真。板桥出来谋生，求得一官半职正是心中之意，怎能不要乌纱呢！乌纱是要的，只是无路可求而已。百般无聊之中，板桥不免思念家乡：“偶因烦热便思家，千里江南道路赊。门外绿杨三十顷，西风吹满白莲花。”京师之地无聊、苦闷，禅寺生活清净、寂寞，对于此时的郑板桥来说，真是进退维谷。“碧纱窗外绿芭蕉，书破繁阴坐寂寥。”但此时亦不能回家，只好借读书来解闷。真可谓是借他人之杯，浇心中块垒。《花品·跋》中，板桥直接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愁苦心情：“仆江南逋客，塞北羁人。满目风尘，何知花月；连宵梦寐，似越关河。金尊檀板，入疏篱密竹之间；画船银筝，在绿若红蕖之外。疾迷特甚，惆怅绝多。偶得乌丝，遂抄《花品》。行间字里，一片乡情；墨际毫端，几多愁思。”这大约亦是在无为之中求有为吧。当然，板桥在京师落魄之际，亦悟出了点滴人生道理，对人生的遇与不遇有一种宿命论的感怀。这种宿命的思想很难说就是消极避世的，对于三十三岁的板桥来说，可以消消太大的火气，培养一种更为达观的情怀。在《题宋拓虞永兴破邪论序册》中，板桥肯定了虞世南的高尚人品。对虞世南隐遁与出仕的身世做出了同情的理解：“方炀帝征辽时，世南草檄，袁宝儿顾盼殿上，帝优之，命赋一诗而罢，终身不复见用。及太宗皇帝定天下，乃起从之。卓为学者宗师，可不谓神龙出没隐现，各得其时哉！士固有遇不遇，藉使开皇之末，仍然五季，天下土崩，无复圣天子出，虽终其身蓬室枢户，岂区区于仕进乎！”

这种题跋文字，在雍正执政之初是十分危险的。板桥未能仕进，似乎是本朝天子的不圣明。人于穷途末路之时，伤时骂天，此乃“狂士”方敢如此。作于第二次在京之时的《沁园春·恨》，便极写人生的牢骚、不平：“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人生的不幸往往是接二连三的。在板桥壮志未酬之际，先失去了幼子，继而又失去了妻子。雍正九年，板桥原配夫人徐氏，因家庭贫寒，操持家务过度而不幸早逝。这对正集中精力追求功名的郑板桥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是年秋天，板桥创作了一系列的诗作，皆涉及夫人去世的事件。《客扬州不得之西村之作》诗云：“自别青山负夙期，偶来相近辄相思。河桥还欠年时酒，店壁还留醉后诗。落日无言秋屋冷，花枝有恨晓莺痴。野人话我平生事，手种垂杨十丈丝。”表达了对妻子的愧疚和对自己身世孤独的感伤。他中举后作《得南闱捷音》——“何处宁亲惟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和《韬光》诗——“我已无家不愿归”等，皆表达了板桥对原配夫人徐氏的深厚感情。《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第四、第七两首皆用典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悼念之情。第四首的三、四两句云：“近来张翰无心出，不待秋风始觉回。”第七首云：“船窗无事哺秋虫，容易年光又冷风。绣被无情团扇薄，任他霜打柿园红。”诗中“团扇薄”一语，乃借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怨歌行》诗，喻夫妻恩情中道而绝[18]，而张翰的故事，则实有所指。张翰，西晋时人，字季鹰。齐王司马召他为大司马东曹掾，他知道司马将败，借秋风起因思念家乡菰菜、莼羹、鲈鱼脍之故，赶紧离开朝中归吴。不久，司马果然被杀，张翰以此而免祸。板桥在此诗中用张翰的典故，实与雍正四年以来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接二连三的文字狱案有关：雍正四年正月，治允禩、允禟等罪，削籍离宗。九月，以“维民所止”的考试命题为由，兴起查嗣庭狱。雍正五年五月，查嗣庭一案刚刚了结，又拘禁大臣隆科多。雍正六年，又起曾静、张熙案；次年五月，再起吕留良案；六月，谢济世案起；七月，陆生案起；九月，雍正皇帝颁布《大义觉迷录》，从理论上消弭“夷夏之争”；十二月，杀陆生。雍正八年十月，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句兴文字狱，杀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从雍正四年到雍正八年，雍正皇帝连续不断地起兴文字狱，特别是吕留良案株连之广，更是骇人所闻！死去已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因其著作中有反清思想，结果其家人、宗属、门徒均受牵连。这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大案，在板桥心中不能不投下阴影。当然，板桥此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参透“科举”的意义。他还要去实现自己心中“兼济天下”、光耀祖宗的美梦，而更现实的追求则是为家庭谋取固定的经济收入。雍正九年冬，当板桥办完徐氏的丧事后，家里已真的是一贫如洗了。这年的除夕前一日，板桥只好上诗本县汪县宰，请求县宰大人帮助。诗中写道：“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结网纵勤河又冱，卖书无主岁偏阑。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贫穷、人生的不幸，没有将板桥击倒。雍正十年秋天，获得县宰支持的板桥去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举。从此，板桥的人生有了根本性的转机。就在此年秋天，板桥在杭州韬光庵修书，与其弟大谈“天道人事”的道理，从而证明“善有善报”的古训并不欺人，仿佛自己即将获“王侯将相”之位，甚至有点得意忘形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吐胸中积压了二十余年的郁闷。